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主席博古一到志丹，就深人群众和当地干部之中，了解到山大沟深的志丹县交通不便，食盐、布匹、火柴等生活用品十分奇缺。比如，吃盐要冒着遭遇土匪劫掠的风险，去宁夏驮盐；而布匹和棉花更缺，一块棉被几个人盖，一件衣服谁出门谁穿。大多数人一年四季穿羊皮，冬天，羊毛朝里穿，天热了羊毛向外穿。过去县城里有逢五逢十的集市，由于多种原因消亡了。县城里没有一家能去白区进货的商店，而白区的商人又因为封锁不能进入苏区贸易。根据这些情况，在1936年7月8日，以博古名义发出布告，责成苏维埃国家银行西北分行设立营业部，进行布匹、食盐等生活用品的调运和批发，供给各个合作社，改善群众生活。

1936年7月13日的《红色中华》报上，也刊登了题为“苏维埃极力改善志丹群众生活”的具体办法。

苏维埃政府为着改善志丹县群众生活，使广大工农群众以自己的生产出来的东西，能充分换得日常的必用品，所以特号召广大群众进行下列工作，以解决困难。

一、在志丹市（原保安县城）恢复从前逢五、逢十的市集，并由苏维埃政府帮助设立消费合作社与志丹市机关消费合作社，经常出卖食盐、布匹等日用品，每天都有卖。

二、各区政府立即帮助群众设立区消费合作社，分销食盐布匹，大批供给群众。

三、国家银行西北分行设立营业部，批发食盐布匹等大宗货物，以供各个合作社。

四、粮食部设立粮食调济局农业品收买处，凡工农群众要出卖的土产品——粮食、豆、羊毛、羊皮等，都可随时拿到市面来出卖，如卖不出的由收买处一并收买。

五、凡买卖货物都要使用苏维埃政府发行之票币，严禁“白票”在市面流行。

志丹城集市恢复后，有的商人从延安运进少量商品进行试探，慢慢地来的商人多了，货物量也增加了。银行营业部就用苏区的出产品，与商人换得白区的布匹等日用必需品，以“配给制”的办法分给机关工作人员。对群众则限量平价出售（如每人只许买20支纱宽面布7尺，可做一件上衣的材料）。另外，政府组织运输队，到西征前线的庆阳一带驮运物资，进一步丰富了生活必需品种类，群众的生活所需困难得到了缓解。

为了推动苏区贸易流通，苏维埃国家银行印钞所在志丹城北二里路的沙道子村，用道林纸印刷“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钞票，面值为一元和二元，票面设计了“拿起武器，要求抗日”的图案，还配以拉丁化新文字“为民主共和国而斗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这些货币，在金融史上是非常独特的，可以说是政治性很明确的“抗币”。

北方比南方冷，冬雪季节的志丹更冷，西北银行行长林伯渠衣着单薄，住处没有门帘，冻得连手都伸不展，却把仅有的门帘等御寒用品批给了印钞所的同志。当时的中央机关生活很困难，一条毛巾或一支牙膏都算得上是奢侈品。

由于供给的人员增多，财政收入减少，不得不依靠发票子维持机关部队的最低需要。到国家银行离开志丹的时候，发行的货币（包括收回陕甘晋银行的票币）约有90万元，物价飞涨，纸币贬值，初到志丹时一元钱可以买一只羊，离开志丹时一元钱只能买到一副羊下水。尤其是西安事变之后，国共两党形成了抗战统一战线，苏区既可以用“苏币”，也可以使用国民党的“法币”。当东北军让出了延安、甘泉、合水、庆阳四县后，国家银行为了一到延安就能继续工作，在1936年12月31日连夜结好账务，整好东西，1937年1月1日早晨离开志丹，两天就到达了延安城。

由于“苏币”和“法币”兑换差别是6比1，为了不让持有“苏币”的群众受损失，银行营业部采取用商品回收所发行的苏维埃纸币。专门派干部到志丹，用牲口驮着日常用品到乡下去收兑，从而减少了“苏币”贬值后给群众带来的损失。

斯诺来红都志丹采访的时候，几次看到毛泽东随意地走在街道上，和当地群众交谈。虽然，毛泽东夜以继日地工作，但是喜欢在傍晚时分到城外、河边去，在散步中思考问题，经常和遇到的农民交谈，察访老百姓的冷暖，倾听民间对革命的看法和建议。

不久，毛泽东注意到了小院对面50多米的水井，经常站着一长溜排队打水的人，走过去一问，才知道这口水井是北宋驻守的官兵打成的，有八九百年的历史，老百姓都叫它“官井”。水质甘冽清甜，用官井的水做豆腐白嫩好吃，烧开的水放上几天都没有沉淀。但是由于中央机关的到来，人多吃水多，官井的水供不上了，排队在后面的人只能打上来半桶混浊的水。

毛泽东看到此情此景，对大家说：“这样的水，吃了要生病，要想办法解决啊。”

等待打水的当地人黄银匠说：“可能这个井的水眼被泥窒了，掏一掏大概水就旺了。”

毛泽东用手抚着黄银匠的肩膀：“你是当地人，了解这口井，我请你负责组织大家，把井掏一掏。好吗？能不能多安几个辘轳？打水就不用排长队了。”

得到毛主席的信任，黄银匠很荣幸。第二天就联络了一些群众和机关里的干部开始掏井。毛泽东中午看见了，也过来帮着绞辘轳，大家十分振奋，干劲更大。经过两三天的忙碌，从井里掏上来十几筐泥沙，向井下深挖了七八尺，给井底铺了一层小石子。果然井水就旺了。黄银匠又请来木工师父，就近取材，做了三个辘轳安在井上，从此四个辘轳同时打水，人们担水再不用排队了。

有一次，毛泽东和警卫员走到城外散步。正是秋天，原野一片金黄。有农民在唱民歌，是歌颂刘志丹的信天游，就站下来认真地听。

鸡娃子叫来狗娃子咬，

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

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蓝，

当红军的哥哥跟的是刘志丹。

……

毛泽东停了脚步，神情凝重地听完歌，问贺清华还有哪些歌颂刘志丹的歌？贺清华想了想，随口唱了《歌唱刘志丹》：

日头上来红艳艳，

南梁来了刘志丹。

老刘练兵又宣传，

要把世事颠倒颠。

民歌饱含着百姓对群众领袖刘志丹的赞美和热爱，在刘志丹的家乡听这样的歌，让毛泽东思绪万千，对警卫员说：“刘志丹在群众中的影响很大，很得人心。”就朝着唱歌的庄稼地走，看见几个农民在挖洋芋，笑盈盈的对农民说：“你们的民歌很好听，要好好歌颂刘志丹同志，他很了不起。”提起刘志丹，农民们活跃起来。

“刘志丹和我们穷苦农民好关系，打土豪、斗地主，分田地、分牛羊。穷人才过上了好光景。”

“刘志丹爱穷人，没架子，走到哪里都和群众打成一片。我们都叫他老刘。”

“好人不寿长。刘志丹牺牲得太早了……”

毛泽东长叹，说：“刘志丹是好同志，发动群众、团结群众、爱护群众，和他的战友创建了西北苏区。他呀，把党的利益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他的精神是不会磨灭的，我们要世世代代歌唱他。”

就此，毛泽东和农民攀谈起来，当知道进步绅士陈定邦先生患重病时，马上沉静下来，对身边的贺清华说：“陈老先生是位拥护革命的进步绅士呀，对革命有贡献。”

贺清华问：“主席您每天那样忙，你怎么会知道陈老先生？”

毛泽东微微一笑，说：“你忘了？我们中央红军离开吴起镇，路过保安城，当地苏维埃政府和群众隆重迎接我们。记得，陈老先生是高个子，代表群众在欢迎大会上讲了话，很有文采啊。”。

贺清华拍拍自己的脑门，说：“对对对。听当地人说陈老先生是文拔贡，在社会上威望很高，还是刘志丹的老师。陕北苏区很多干部，比如马锡五、曹力如、王子宜、刘景范都是他的学生。”

“是的。我一到保安，机关的同志告诉我，中央机关居住的石窑院，有些窑洞是陈老先生家的，听说我们要来，就主动让了出来。”毛泽东望着远山，继续说：“红大二科的同志在他家的村子办学，陈老先生又把窑洞和房子让出来，真是觉悟很高哇。”

听毛主席和警卫员夸奖陈定邦老先生，几个老乡也七嘴八舌地讲起来。刘志丹太白镇夺抢时，陈老先生提供了枪支和骡马。刘志丹创建了南梁游击队之后，陈老先生几次给予经费上的援助，他家还是红军的秘密接待站。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后，陈老先生主动把土地和牛马分配给周围的穷人，一些穷人过去借陈家的钱、粮食，欠的地租，陈老先生全都免除了。

“哈呀，那数额可不小啊，老先生大气，说免了就免了。那时候，陈家的光景也不行了，自耕自种，还缺劳力，让我们心里过意不去。”一个拢羊肚子手巾的老汉深情地说：“有些群众驮了些粮食给陈家，陈老先生就生气了，硬是让驮回去，还给我们讲道理，说，人人有地种、家家有粮吃，天下太平了，才是好社会。现在刘志丹领导大家闹翻身，我要拥护，你们也要拥护，大家都要拥护，让所有人都过上好日子。”

毛泽东认真的听老人说完，点头肯定，说：“刘志丹同志是群众的领袖，可惜在前线牺牲了。他的老师我们不能忘记。清华，明天你和景范县长联系一下，用我的生活补贴金，买些补品，代表我去看看陈老先生，好吗？”

贺清华急忙说：“主席，放心吧。我们一定把你的问候带给陈老先生。”

第二天，贺清华、保安县长刘景范及其他人员，带着毛泽东的嘱托和补品，步行到柳树坪，探望了陈定邦老先生。卧病不起的陈老先生听了来意，很感动，同时也表达了对毛主席的谢意。

第二年夏天，一个大雨滂沱的早晨，陈定邦老先生辞世而去，享年7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