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盛夏酷暑中的上海。天刚蒙蒙亮，这座远东第一大都市的上空被铅灰色的阴云笼罩着。矗立在外滩的高楼大厦依然浸漫着斑斓的霓虹光彩。海关大楼的报时钟声每隔半个时辰就隆隆响起，缓慢而沉重的节奏已经拖过了半个世纪。斯时斯地，那些享有治外法权的外国租界、港口以及英国、美国、法国和日本的军舰、商船与穿梭不停的黄包车组成五花八门的景象：官僚资本，外国买办，国际骗子，地下鸦片烟馆，白俄侨民的娼妓，残暴的警察，青红帮，军火商，走私贩，地皮倒卖者，交易所老板，乞丐，童工，贫民窟……这一切足以窥见殖民地命运的最繁华也是最龌龊的特色。高楼大厦之上，是腰缠万贯的金融巨子；阻沟歧巷之中，是地痞流氓的栖身之地；这些见得人的和见不得人的，冠冕堂皇的和下三烂的，“正人君子”和魑魅魍魉，统统都麇集在一起，勾结在一起，缠绕在一起，表面上是十里洋场，黄金宝地，而骨子里却是污泥浊水，污秽腐烂已极！

上海曾经是北伐军革命的基地，现在已成了反动新军阀的势力范围。这里军警森严，特务猖獗，他们与外国巡捕房串通一气，到处搜捕异己，收买叛徒，大肆镇压进步的民主人 士和共产党人。这里每天都有人被捕被杀、砍头示众，死亡随时随地都在威胁和考验着中共地下党的战士。

地处闹市沪中区公共租界的云南路447号(天蟾舞台隔壁)，是中共中央的一个重要秘密机关。这是一幢二层楼房，楼下是一家“生黎医院”(中共地下联络点)；楼上则是周恩来亲自安排的由熊瑾玎、朱端缓夫妇以湖南土布土纱商人的名义租住，门上挂着“福兴字庄”的牌子，作为中央政治局开会和办公的地方。从1928年11月到1931年4月间，中央政治局会议差不多都在这里召开。离这里不远的浙江中路112号二楼，是中央军委的联络地点。

此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军事部长(中共“六大”后设立中央军事部，杨殷为部长，杨被捕后，周兼任之)周恩来，正在同楼下开杂货铺的老板邓小平作临行前的交谈。

在刚结束的会议上，经周恩来推荐并得到与会的向忠发、李立三等领导人的同意，决定派中央秘书长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到广西工作。此时的邓小平，年方25岁。

1927年“八七”会议后，邓小平随中央机关从武汉迁往上海，被任命担任党中央秘书长，协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作为掩护，他当过古董店的店员，又当过杂货铺的老板；作为中央秘书长，他与周恩来朝夕相处，遇事机智果断，处理事情得体，干得尤为出色。当中共南方局要求中央和军委速派代表领导广西党的工作时，周恩来便想到了身边的这位得力的助手。周恩来晓得，身边的邓小平已不是当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时的那个“油印博士”邓希贤了，也不是两年前从苏联刚刚学习回国的那个能说一口颇流利俄语的“多佐罗夫”了。在国内两年多的革命实践活动，特别是大革命失败后在艰难困苦和白色恐怖之中的革命活动，使他增加了不少的革命斗争经历；尤其是在担任了中央秘书长的职务后，他经常列席党中央的各种最高会议，有机会看到全国各地的工作报告，并参加了党的一些重大决策活动的技术性工作，这对于他增长斗争才干、丰富工作经验、提高领导水平，不啻是大有裨益。故此，周恩来在党的会议上力荐邓小平作为中央代表去广西工作。

周恩来对邓小平有一种特殊的喜爱和信任感，而邓小平则把周恩来看做他最敬重的兄长，有一种终生不渝的知遇之情。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二人就情同手足——那时的周恩来已经是一位具有斗争艺术和具有领导能力的青年团旅欧支部负责人；那时的邓小平是同伴里年纪最小也最活跃的分子，尽管圆圆的脸庞上尚未稚气全脱，但已开始显露出信心与刚毅。回国后二人又一直为了共同的事业在一起奋斗，直到后来在江西中央苏区，在长征路上，在革命战争中，在建国后的党和国家最高机关中；直到周恩来为党为国为人民鞠躬尽瘁，吐出最后一息，邓小平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中一直是周恩来的得力助手和忠诚战友。

此时，二人的目光投在桌子上的一张广西省的地图上：广西是中国的边远而多山的省份，西南与越南接壤，西北与云贵高原相连，东南与广东、湖南毗邻，军事上是一个退可守、进可攻的好地方。

“俞作柏、李明瑞主政广西后，很想有所作为给家乡人看，诚意地向我们发出邀请。”周恩来一边在地图上指划着，一边冷静地分析道，“广西是李、白、黄苦心经营多年的地盘，粤、滇、湘各系军阀几经与桂军交战，都未能打过去，蒋介石虽然利用‘以桂治桂’的手段赶走了李、白、黄，但这实际是给了他们一个养伤、喘息的机会，因为蒋介石还要对付冯玉祥和阎锡山，冯、阎的势力由西而东横亘中原腹地，他们为了各自的利益而窥伺时机刀戈相向。”

“这个机会很难得！”邓小平兴奋地说，“我们正好抓住这个机会在广西开创新苏区！”

“你到广西的任务是：一、积极争取俞作柏、李明瑞对我党的理解和支持，协助他们控制好局势；二、利用俞、李的掩护，发展党的组织，建立起一支由我党控制的军事武装；三、把我们的同志推荐到军政机关各部门中去工作，掌握时机，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创立新的苏区。”

邓小平认真倾听。他十分清楚肩头上的担子的重量。顷刻，一个温热的波浪打在心头，他看到周恩来那布满血丝的眼眸里涌聚着难以尽述的情感， 遐想之翼立即超越时空，在几年前欧洲多云的天空翱翔。那是一个秋雨暂歇 的黄昏，在巴黎的埃菲尔铁塔下，在凯旋门的石阶上，他们二人面前摆着两 杯温热的咖啡 但他不能在往昔的温情里沉湎太久，他现在正握着周恩来 递给他的一个热米团子，一边吃着一边俯视着地图。

“实际情况往往要比想像的复杂得多，”周恩来略有所思地感动了一下眉头，“我们要吸取广州暴动的教训。你到广西后，可根据那里的实际情况， 灵活机动。”

“对头，对头，这样我到广西就好办了。”邓小平连连称快，“我到那 里会及时与中央取得联系。”

周恩来会意地笑了笑：“南方局书记贺昌同志和广东省委传来消息说， 他们已派张云逸、陈豪人、龚鹤村、叶季壮、袁任远、宛旦平等同志陆续进 入俞作柏的省政府和李明瑞的军队中去工作。”

邓小平说：“有这么多同志前去，想必局面不难开展。” 周恩来微微地点着头，目光从地图上移开。他那机敏睿智的眼睛无时不在审视着时局的风云变幻：“蒋介石对广西是不会掉以轻心的，其他派系也会有所动作，李、白、黄不甘败北，定会以十倍的仇恨百倍的疯狂伺机再起 新苏区若不能在广西立足，你就拉队伍进入湘赣。”

说到这，二人的目光打个对视，默契的凝眸里蕴含了千言万语。 周恩来突然把话锋一转说：“从现在起，你的名字又要变一变了。在法国勤工俭学时，你的名字叫邓希贤；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你的俄文名 字叫多佐罗夫；武汉‘八七’会议后，你改名叫邓小平；现在你要去广西，名字又要改一改喽！”

邓小平感慨地说：“名字就是个符号，为了我们事业的成功，哪怕改几 十回、几百回名字又有何妨呢！”

周恩来思忖片刻，欣然地用手指蘸了一下茶杯里的水，在桌子上写出“邓 斌”两个字。

邓小平看了一眼，马上道：“这名字好，好！文武双全！”

周恩来深挚地说：“这叫量体裁衣，适而用之，大家对你寄以厚望啊！”

“胡公 ”邓小平声音有些颤哑，他不禁为之动容。

身处白色恐怖之下的上海从事秘密工作，周围的环境异常险恶。周恩来是众所周知的共产党领袖，是国民党千方百计追捕的目标。他在大革命时期 又担任公开的国共两党的领导工作，国民党内有许多人熟识他，处境更为危 险。周恩来在如此复杂的环境中，却以他的冷静和机智从容应付，不停地变 换姓名和住址。居住的地点，有时住一个月，有时只住三五天甚至一个晚上 就得转换，每换一处就改一次姓名。知道他住处的只有两三个人。由于社会 上认识他的人太多，他外出的时间严格限制在清晨五时至七时和晚上七时以 后，其余时间除特殊情况外都不出去。他对上海的街道布局进行过仔细的研 究，尽量少走大马路，多穿小弄堂，也不搭乘电车或到公共场所去。他通常 装扮成商人，后来又留起了大胡子，所以党内许多人叫他“胡公”。敌人尽 管把他作为极力搜索的重点目标，却始终无法发现他的踪迹。

“胡公，根据我的体型，叫小平最适合不过喽！”邓小平说。

“你去广西，就是要文武一齐上！”周恩来说。 毋庸置疑，此次赴广西，是邓小平在他投身中国革命这部极其漫长、曲折而又险象环生的连续剧中，扮演的第一个独立的角色。

对此，他充满信心。他微微上挑的嘴角里透露着一个年轻而坚定的信仰。 两年前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撰写的自传中写道：“我已打定主意，更 坚决地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从此以后，我愿意绝对地受 党的训练，听党的指挥，始终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斗争！”

今天，当他觉得对组织的信任应道声感谢时，一股热流正注入他的血液， 成为他的生命他的历史他的不朽的信仰！他知道再也用不着感谢了，他的生 命正虔诚地答复着这个感谢，回报着这个感谢。

临别前，一身严装革履的邓小平瞥了一眼换下来的那件青灰色棉绸长 袍，强忍着惜别的情感，微微一笑对周恩来说：“我当不成杂货铺的老板了 ”

周恩来抓住他的手，重重一握：“小平同志，不，邓斌同志，祝你成功！”

为了保持和中央的联络，周恩来还派了特科的龚饮冰与邓小平一道前往广西，并带着电报密码，负责机要工作。

翌日，风度翩翩、绅士派头十足的邓小平即动身赴香港“省亲”了。他告别了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告别了那个秘密的杂货铺，告别了他的已有身孕的妻子张锡瑗，在黄浦江码头登上了一艘去香港的英国客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