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秋天，也是蒋介石自鸣得意的时期。桂系首领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已逃居香港，两广归依中央；冯玉祥、阎锡山争相求媚于蒋，西北军被分化；张学良听从蒋介石的指挥，东北军易帜归顺，真可谓万事如意。蒋介石认为在如此有利的形势下，是他彻底贯彻“削藩策”的大好时机。

在满眼秋色里，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从避暑的庐山飞抵南京，参加国民党中央为中山陵落成后为世人瞻仰的第一个隆重的纪念周——这是他生平最为百感交集也最为振奋而又无比荣耀的一天。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当时革命正处于艰苦奋斗的阶段，国民党还没有取得全国政权。由于条件所限，孙中山的遗体暂置于北京香山碧云寺的金刚宝塔中，没有安葬。为了以实际行动悼念孙中山，实现他手定的三大政策，完成北伐大业，国民党中央曾作出决定，每星期一的早晨，各级党部要做总理纪念周，恭读遗嘱，检查工作，以求改进，曾起到一定好的作用。蒋介石叛变革命后，践踏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但却把纪念周的形式沿袭下来，不过内容完全篡改了。除了照旧要对孙中山像敬礼，背诵遗嘱外，把检讨缺点变成了对“乱臣逆子”的训话。凡是蒋介石认为有碍于他的独裁统治的人和事，他都要拿到纪念周上去训斥一通。继而，他又把做纪念周的形式，推广到一切会议上去。无论开什么会，都要先向孙中山像施礼，背诵遗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然后才开会。如果有谁不搞这一套，就会被认为对孙中山的不忠诚。于是，在首都南京，“三多”泛滥成灾，即：纪念多、演说多、会议多。事无巨细，只要能够把蒋介石与孙中 山扯上关系的事，统统要纪念。

在国民党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前，已决定将孙中山的遗体运回南京安葬。这完全是合乎情理的。而蒋介石为了将 自己树为国民党最高领袖，这时是他最需要借助孙中山的威望的时候，当然不会放过这个大好机会。

南京政府为修中山陵拨专款五十万元，而实际费用已花了一千万元之巨。中山陵的建造，国民党当局确实煞费苦心，从陵地的选择到工程设计，都做了精心安排。陵墓坐落在紫金山之阳，依山傍湖，气势雄伟，工程浩大。奉安大殿的设计更是庄重威严，巍峨壮观。大殿有三门：正门首镌刻“民生”二字；左门刻“民族”；右门刻“民权”；标志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陵区周围原来就是一片秀丽优美的风景区，在造陵时又着力修葺美化，就更加显得气象非凡。

孙中山的遗体安葬日，先决定在1929年1月1日，但由于蒋介石硬要拼凑召开国民党“三全”大会而误期；遂又改定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四周年时 举行，但又因蒋桂争战，一再延误；5月间蒋介石打败了桂系，遂又决定6月1日为安葬日。

5月10日，由南京开出迎接专列，21日才到达北平。北平的移灵仪式隆重而浩繁地搞了4天，不仅出动了陆军、骑兵、空军，而且几乎倾北平全 城之众参加祭灵、送灵仪式。 25日午夜，灵柩在三十多万人的护送下，从香山抬往前门车站，步行近15个小时，两次鸣礼炮101响。到5月26日下午3时15分才将灵柩运上专列，4时35分专列在全市工厂的汽笛声及礼炮声中徐徐开动。从北平到南京，沿途各站，都要举行盛大的接送仪式。车到安徽蚌埠，蒋介石夫妇乘专车到此恭迎。然后，蒋介石的专车为先导，开往浦口。5月28日上午10时，灵车抵浦口，国民党中央出动陆海空三军，南京政府的大小官员及市民，倾城而出，在奉安总干事孔祥熙的指挥下，将灵柩移过长江，送至中央党部大厅。然后，又是3天公祭，蒋介石亲自守灵。

6月1日是安葬之日，奉安大典从午夜2时即开始。先在中央党部举行起棺仪式，然后，灵柩经过中央大道，沿途搭有二十余座牌楼，以松柏树枝、青白布铺地，送往中山陵。上午10时15分，由蒋介石主祭，举行安葬典礼，全市万人空巷参加葬礼。

报纸、电台，天天报道奉安盛况，全国各地大量发行各种纪念书刊。在这一系列的宣传中，蒋介石成了主要角色。

蒋介石还特请旅居欧洲的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回国参加了奉安。但在回国前，宋庆龄特意发表了“关于不参与国民党任何工作的声明”。奉安之后，她便居住上海，与蒋介石集团保持泾渭相分。

今天，出席纪念周的除国民党中央要员胡汉民、吴稚晖、孔祥熙、何应钦、宋子文之外，还有各部、厅、室的文武百官，而最招人眼目的是来自东 北军、西北军、晋军等派系的代表三百余人(他们是来参加第二次编遣会议的)——这是蒋介石有意的安排。

蒋介石带领大家向孙中山像致礼，背诵遗嘱，作忠诚宣誓。誓词云：“敬以至诚，宣誓于总理灵前：遵奉总理遗教，实行裁兵救国。对于本党之一切决议，竭诚奉行，不敢存丝毫偏私、假借、欺饰、中辍之弊。如有违犯，愿 受本党最严厉之处罚。谨誓。”

然后，蒋介石便施韬晦之计，授意何应钦宣布几位新任命的军政部和遣置部任职的人员名单，再由宋子文宣布给各军供应的军饷，以拢络、安抚到会的各路部将。最后，由蒋介石大讲特讲了一番编遣军事的重要意义之所在， 疾呼：“惟有编遣始能自救救国，否则拥兵自相残杀，徒取耻辱而已！”他把是否执行中央编遣决议，作为“革命与反革命”的标准。这样，摆在地方实力派面前的出路就只有一条，即：接受编遣，归依中央，就有饭吃有衣穿有钱花；否则，就是叛党逆军，坚决讨伐。

而这些各路代表们对蒋介石嗤嗤训责之声，早已司空见惯，他们像一群基督教徒看着犹大的钱袋一样，只对财政大臣宋子文拨给各自的军饷分外倾心。当得到了这种恩惠与安抚，他们喜形于色，满堂溢美之词：“复兴大兴， 皆委座神威，熟筹伟略，从此犁庭扫穴之功既成，天日之光重现 ”“企仰领袖丰功，益深感戴，措党国如磐石之安，登斯民于袄席之上 ”

这些极尽阿谀奉承吹牛拍马的虚浮之词，使蒋介石有些昏昏然。纪念周会结束后，他回到自己的并不豪华但很宽敞的办公室里坐定。咕咚咕咚喝了 半杯白开水，闭目养神片刻，又猛然从安乐椅里挺起来，在铺着猩红色的厚地毯上慢悠悠地踱步。

他把目光投向高挂在正面墙上的孙中山画像。先总理身着大元帅戎装庄严威仪地雄视着前方。

他的目光又移到孙中山手书的条幅上：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介石吾弟嘱书孙文

这是蒋介石政治上的一大资本，除了他之外，在国民党中，谁获得过大总统的这般信赖？谁曾享有过这等殊荣？

他与孙中山“安危须仗”、“甘苦共尝”的时代早已过去了。此时此刻，他面对画像和条幅，并无怀旧，充溢其胸的是一种桀骜不驯的情感：先总理 做不到的我做到了，中国，在我蒋中正的手里得到统一！

蒋介石这样想着，弄不清对孙先生是忠诚还是背叛，他才不管这些呢。 呃！什么叫忠诚？什么叫背叛？这完全是那些书生气十足的傻瓜蛋们在作茧 自缚，曹孟德是伟大的，他敢公开说出“宁要我负天下人，不要天下人负我” 的至理名言。

蒋介石生逢乱世，如鱼得水，虽然几经危难挫折，他都能化险为夷。在 北伐胜利之后，他曾捏着指头历数过国民党的元老、新秀，没有一个人能够 与他抗衡！没有一个人能够具有他那种治国安邦的雄才大略！

大总统深邃冷峻的目光，凝望着前方，对这位自诩为三民主义信徒的反共“英雄”，不理不睬。蒋介石久久地注视着他，忽然产生一种遥远感，犹 如注视着一个陌生人。

“联俄、联共、扶助农工 ”他每想到孙先生的三大政策，心中就产生一种苦腻而酸涩的亵渎感。他必须马上逃开，就像不愿让看到羞耻的隐疾， 就像烂眼子怕见强光照射一样，他不愿窥视自己心理的变异，他必须保证情绪的稳定、心灵的安宁、气质的高雅感和道义上的充分自信！

他踱到桌前，身子轻慢地躺进安乐椅上，让沉落下去的情绪回升到心安理得的宁谧之中。

身材瘦弱的侍从室主任、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陈布雷，脚步轻轻地走进来，声音轻轻地对他说：“主席，刚才郑介民从南宁来电说，汪精卫派薛岳带着不少美钞和港币到了南宁。我看俞作柏、李明瑞怕会因此变故 ” “娘希匹！汪兆铭(汪精卫别名，字季新)历来专经龌龊卑鄙之勾当！ ”蒋介石惊怒地从安乐椅上坐起来。

“他们这样搞，岂不是釜底抽薪吗？”陈布雷清瘦的面孔露出悲忧之色，玳瑁眼镜后面的两颗灰黯的光点凝滞不动，两只眼球怔怔地望着蒋介石。

这位被蒋介石倍加宠信的“文胆”，年近40岁的陈布雷曾任上海《天锋日报》、《商报》、《时事新报》主笔，1927年投靠蒋介石。他虽忠于蒋，但不媚须迎奉，且敢秉抒己见，故被幕僚谐称“文胆”。陈布雷知晓，蒋介 石并不是除了专横暴虐、歇斯底里式的骂几句“娘希匹”，耍一通脾气之外一无所长，也不是像有人所形容的一听到枪响就吓得往床下钻的胆小鬼，若是那样浅薄，他岂能服众？人们总耻笑他东征陈炯明时差一点被俘，的确是差一点被俘又差一点自杀(是他身边的勇士陈赓一把夺下他的手枪，背他逃离绝境)。而他当时是黄埔军校的校长，北伐军总司令，处在这样的地位，如果是怕死的话，完全没有必要像个突击连长那样亲临前线去冒险。

李宗仁与蒋介石虽曾拜交金兰，但并非密友，在蒋桂战争中打得你死我活。李宗仁在后来与陈布雷回首往事时，谈及他与蒋介石在北伐途中的一次经历：那是在攻打武昌城时，前线战况激烈，蒋总司令忽然约我一道赴城郭视察，我意为蒋氏未尝当过下级军官，没有亲上前线一尝炮火轰击的机会，深恐其在枪林弹雨下感到畏葸胆怯。我二人走到了城边，战火正烈，流弹在我们左右嗖嗖横飞，我默察蒋氏极为镇定，态度从容，颇具主帅风度，很使我佩服“畏垒(陈布雷字)，”

蒋介石呷了一口白开水，仿佛把满腔的怒火吞下了肚腹，同时他已想好了应变的计谋，语气舒缓地对陈布雷说，“你马上通知郑介民，要他速来见我。”

“是。”陈布雷应声欲走。

“嗯，再给李明瑞接通电话，我有话跟他说。”

“好，我这就去。”

南京至南宁没有直达通讯线路，需要经长沙、桂林几道转接，才能接通。但一刻钟后，南京至南宁的电话便接通了。——通晓主子胸臆的陈布雷此时最懂得，时间对蒋介石意味着什么。

蒋介石抓起话筒，先问了一声：“是裕生吧？”待听出对方确是李明瑞，也不容对方发话，便劈头盖脸地对汪精卫的改组派大骂一通：“娘希匹！汪兆铭其人早为总理之叛徒，为党国之败类，陈炯明之余孽，共党之走狗！ ”

他一手握着话筒，像操握着一门重炮，汹涌在胸腔里的怨恨仇火似一发发炮弹倾泻到千里外的八桂之地；他的另一只手一会叉腰，一会随着说话的声势攥起拳头，对着电话机身擂动着，就像擂着汪精卫，也像擂着李明瑞的头颅，那暴烈绝情的架势，似要把对方砸个粉碎！

“汪氏叛贼，结党营私，买空卖空，专以牺牲他人为惯技！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裕生弟等切勿受逆贼蛊惑唆使，以党国大业为重！” 他在电话中劝说李明瑞亲赴南京，“以息谣诼”。并威胁说，如李明瑞不从，则“吾为党国计，不得不以公忘私，以尽吾革命之天职。”他当然晓得，只要稳住了李明瑞，广西的事情就好办了。

“啪——”他把话筒撂了，绝不容对方申辩。如一阵飓风掠过海面之后，骤然复于平静。他瞥一眼像只爬上海滩晾风的小海龟似的电话机安详地盘桌边，点了点头，掏出手帕揩了揩嘴角，又擦了擦清癯的脸便浮现出一丝深邃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