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斌向党中央汇报了广西的工作，忙完了公务，便又不得不急忙去忙他的家事。

因为，在这个时候，他的个人生活遇到一件不幸的事——他的妻子张锡瑗难产。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此时，张锡瑗正住在上海宝隆医院里。分娩，这对一个将要做妈妈的女人来说既是痛苦的，更是幸福的。然而，谁也没有想 到，偏偏孩子难产！

好不容易，孩子总算生下来了，可是张锡瑗却因此得了产褥热(通称“月子病”。产妇在分娩期或产褥期中，由链球菌从生殖器官浸入体内所引起的 持续发高烧、下腹部疼痛流血脓、头痛、呕吐等)。虽是住在医院，但医疗条件很差。邓斌在医院以极其焦虑的心情日夜陪伴着妻子。

不幸的是，几天以后，张锡瑗就去世了。年仅24岁。 没过几天，生下的孩子因患“七天风”(即肺炎)也死了。这是一个女婴。

妻子和孩子的死，令邓斌十分悲痛，这对于他是怎样的一种打击啊！他久久地凝望着妻子那张青春的遗像，心里充溢着万般珍惜的亲情与追念。

那是1925年秋天，在十月革命的故乡——莫斯科中山大学，第一期大多来自中国的六百多名学员陆续入校学习。当时因遭到法国政府驱逐出境的赴 法勤工俭学中共旅欧支部成员的邓希贤(即邓小平)与同伴傅钟(后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任卓宣(曾任中共放欧支部书记，大革命失败后叛变，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等，奉命于1926年1月从巴黎经柏林来到莫斯科 入中山大学培训。

己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后又转入正式党员(1924年)的邓希贤被推选担任学员共青团团小组长。在他的团小组里，其中的一位是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而另有一位女性就是从国内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年轻的共产党员张锡瑗。

蒋经国是到莫斯科以后加入共青团(后在俄工作期间加入共产党)的，虽与邓希贤不同班，但却在邓负责的团小组过组织生活。蒋经国和邓希贤个子都不高，集合站队总是排在一起，肩挨着肩。有一次，同学们去郊外滑雪，蒋经国好奇地问邓希贤：你们干么老围着一条大围脖？邓希贤告诉他说：在法国勤工俭学的中国学生因生活所迫，常去当清洁工，尤其是捡马粪。因为干这一行挣钱多，捡一天马粪能打发一个星期的花销，最划得来。法国的清洁工都围那么一条白围巾，所以，我们每人都有这么一条围巾，以此作为对那段生活的记忆和对富民强国的矢志追求。蒋经国听罢，连连感慨：兄等含辛茹苦，寻求救国救民之道，可敬可敬！并表示：我此次来俄，便已打定主意，更坚决地把我的一切交给我所信仰的苏维埃，我愿绝对地受苏维埃的训练，为中国的民主革命胜利而斗争！

——生活和历史就是这样地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这两个当年同窗共学的朋友和同志，谁能料想到，五十年后，会成为台湾海峡两岸的实权人物和政治对手呢？

却说张锡瑗——这位年轻的女共产党员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年方19岁。她的原籍是当时的河北省房山县良乡镇，父亲张镜海在铁路供职，参加过“二七”工人大罢工，曾任良乡火车站站长。张锡瑗在直隶省第二女子师范学校读书，1924年作为骨干分子参加该校学生改革学校教育的学潮运动，并在该校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25年她到北京，认识了李大钊、赵世炎等共产党的早期领袖，同年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党领导下的国民会议促成会的活动，是不可多得的女革命活动家。是年秋天她被党组织送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这样，张锡瑗与邓希贤作为同学便认识了，而且彼此之间相当熟识。这是志同道合者的天造地设般的一种“情缘”。

中山大学从1925年秋一直办到1932年，曾有几千名中国人在这里学习，接受苏维埃的洗礼与熏陶。学校首先是培养政治工作者和革命者，时间有长有短，长则两年三年四年，短则年把或八九个月。虽然开始时国民党派出的学生差不多坐满了教室(一些由共产党派出的学生也是以国民党员的身份入校的)，但教材的重点仍然是马克思主义。教材有俄语、英语、法语和德语；有历史(中国史、俄国史、东方和西方革命运动史)；有政治经济学(主要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根据苏联有关著作编写的教材)；有列宁主义基础课(主要是斯大林的著作)；还有军事科学和军事训练。

当时，正值国共两党合作出现“摩擦”的嬗变期，以国民党“西山会议派”为代表的右翼分子提出“取消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此时率军东征的蒋介石(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兼黄埔军校校长)也要求周恩来交出在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名单，否则退出第一军，已表露出他旨在军队中排斥和清除共产党人的企图。由此，莫斯科中山大学也是中国党内斗争的一个场所——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那里的托派和反托派斗争的缘故。国民党派去的学生时常与共产党派去的学生进行辩论——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国共两党的合作能持多久？所有这一切又引起了苏联领导人之间的争论。

有史料说，1926年秋，托洛茨基和斯和大林同时来到中山大学作报告：

托洛茨基主张，停止共产党同国民党的合作。斯大林主张，应保持和发 展国共两党兄弟般的亲密合作。托洛茨基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已提上中国的日程，共产党要自己干。

斯大林认为，那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此必须同它的主要力量国民党合作。托洛茨基说，国民党好比老虎，中共将是一头雄狮；不是老虎吃掉狮子，就是狮子吃掉老虎。

斯大林说，中共还是一头幼狮，即使将来同国民党分道扬镳，各自雄踞一方，两分天下，要比现在就打个两败俱伤的好！

就这些问题的辩论，个子矮小的邓希贤以他善于雄辩的口才，阐述了在中国只有国共两党亲密无间的合作才能完成民主革命的伟大社会变革，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这个观点，一直贯穿邓在此问题上的主导思想，他提出 的“一国两制”的构想，就是一个杰出的典例)。由此他赢得了同学们对他的一种生动、形象、诙谐而幽默的称誉——“小钢炮”。

当时人们大概不曾想到，三十年后的1956年2月，他作为中共派出的一个重要代表团的成员，参加苏共“二十大”。继而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事件，展开了激烈 的中苏论战。在毛泽东授权邓小平直接指导和参与下，一连发起《九评》文章犹如一发发炮弹轰动了苏联，轰动了全世界，直到赫鲁晓夫垮台。正如邓小平所说：“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实行霸权主义是取得政权的马列主义党背 叛社会主义原则的最显著标志。”后来在中国，有一件事关全局的，就是邓小平以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为借鉴，在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指出和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包括“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 的错误时，没有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采取全盘否定的错误态度，而是相反， 实事求是地肯定了毛泽东的伟大历史功绩和崇高历史地位。同时也没有把“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错误的责任一切都推给毛泽东一个人，而是指出 中共中央集体、毛泽东以外的其他中共领导人也负有责任，包括他自己在内。并详细分析了产生这些错误的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特别是指出了导致这些 错误产生的更重要的因素，是受苏联高度集权体制的影响和中国长期历史上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残余影响造成的。

张锡瑗与邓希贤同在一个党小组，既是同学，又是战友，对国内国际一些热点问题的讨论，认识、观点都很一致。张锡瑗说一口漂亮的北京话，却 十分爱听邓希贤用地道的四川话抑扬顿挫绘声绘色的演说。当大家聚在一起谈论时，她就打趣他说：好，现在开始收听“四川广播电台”的播音吧。

俩人的感情虽很投贴，但还未发展到恋爱的程度。然而，俩人之间的关系，毕竟是起于斯时，始于斯地。

中山大学的学制是两年，邓希贤仅学了一年便奉命于1926年底回国了，进入冯玉祥部从事部队政治工作。张锡瑗继续在苏联学习。 邓希贤回国后不久，即遭遇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他随机应变从西安冯部逃到了武汉。党的“八七”会议后，他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改名叫邓小平。这时，他惊喜地遇到了一个人——就是刚从莫斯科回国的张锡瑗。张锡瑗于1927年秋天学成回国，即组织参加了保定的铁路工人罢工运动。这次罢工的筹划领导工作，自始至终是在良乡她的家中进行的，她的父亲张镜海是罢工的组织者。此次罢工后，张锡瑗被党组织调到武汉，正巧分 到中央的秘书处工作——在这里两位志同道合的老同学相遇必有一番喜悦。

张锡瑗说：看来，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我总是被你所领导了。

邓小平说：志同道合者，千里来相会，这叫缘分。

江精卫公然背叛革命后，其所谓的“国民革命政府”所在地武汉，已处于一片白色恐怖和血腥屠杀之中，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秘密状态，党中央机关从武汉迁往上海。 邓小平到了上海。 张锡瑗也到了上海。

迁往上海的中央各机关，工作人员约二百人，各机关之间禁止往来。中央设直属支部，支部书记由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妇委书记的邓颖超兼任。邓小平和张锡瑗皆在这个支部里。机关人员多以开设各式各样的铺子作掩护，邓小平就在中央机关楼下开一个杂货铺，卖香烟、肥皂、洋火等什物，张锡瑗也就成了这个杂货铺的女店员。根据周恩来的提倡：男同志大都装是有钱人的商主或老板，穿长袍，戴绅士帽；女同志梳髻子，穿旗袍，穿高跟鞋或绣花鞋，一看便是阔小姐阔太太的模样；住机关的同志，要扮夫妇，不要革命腔。张锡瑗长得很漂亮，白净的脸庞，很秀气，再加上一身阔气的妆扮，使她显得更加风姿绰约，楚楚动人。她的朋友很多，有不少人追求她，向她求爱，可她早已选准了自己的意中人。

1928年春天，一个平常却充满温馨的日子，邓小平和张锡瑗结婚了。

为庆祝这对感情笃深的革命情侣喜结良缘，中央机关的同志们特地在上海的广西中路一个叫聚丰园的四川餐馆办了几桌酒席。周恩来、邓颖超、李维汉、王若飞等在中央的大部分同志都参加了，共有三十多人。——在白色恐怖的上海滩上，在巡捕、特务乱窜的租界地，确有这一片难得的纯洁、美 好的人间真情存在其中，实属不易，也着实令人看之悦目，闻之清心。

邓小平和张锡瑗结婚后，曾经有大半年的时间与周恩来和邓颖超住在一 起。那是在公共租界的一幢房子里：周恩来和邓颖超住在楼上，邓小平和张 锡瑗住在楼下。有时邓小平陪同周恩来外出，张锡瑗就搬到楼上与邓颖超同住。

1929年8月，邓小平化名邓斌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赴广西工作，张锡 瑗已身怀六甲，肚腹日渐隆起。她深情地对丈夫说，要不是身子不方便，她真想陪丈夫一起去广西。因为她曾对他说过：无论你去到哪里，我也会到哪 里去，这叫缘分。

张锡瑗在良乡的家是一个大家庭，她有好几个弟弟和妹妹。大妹妹张锡瑞与她一起参加革命，一起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回国后去天津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不幸被敌人逮捕杀害。小妹妹叫张晓梅，原名叫张锡珍。邓小平和张锡瑗结婚后，就把张晓梅接到上海，介绍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安排于党中央职工部工作。邓小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有一个很要好的同学叫徐冰(本名邢西萍，1903年出生于一个富裕的工商业家庭，1924年在德国留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党中央秘书处翻译科的德文翻译。经邓小平介绍，徐冰和张晓梅在上海结婚。新中国成立后，徐冰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张晓梅任北京市妇女联合会主任。“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随着“刘、邓、陶”所谓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被“炮打”，无妄之灾从天而降，以江青、康生、陈伯达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下令要“炮打徐冰领导的统战部”，将徐冰逮捕，进行长期的监禁和摧残，徐冰于1972年3月含冤而死。张晓梅也没有摆脱“文革”冲击的噩运，在林彪、“四人帮”疯狂批判北京市市委书记 兼市长彭真、彻底砸烂旧市委的同时，张晓梅被罢官免职，遭到残酷地揪斗和迫害，于1968年4月含冤去世。直到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才为这一对革命夫妇平反昭雪。

化名邓斌的邓小平去广西后，身怀六甲的张锡瑗就由徐冰和张晓梅给予生活上的照顾和护理，并且有邓颖超、李培之(王若飞的夫人)、朱月倩(霍步青的夫人)等“大姐姐”们的关心和爱护，这使出门远行的邓小平感到放心和欣慰。他受中央汇报工作之命回到上海时，想的是与妻子重聚，迎接他的第一个孩子的诞生。却万万没想到，妻子因难产而丧命，孩子也死了。这突如其来的巨大不幸，使他遭受的悲痛是可想而知的。

但是，他不能沉湎于个人的悲痛之中，他甚至不能够在上海多停留些时光以掩埋妻儿，他必须马上启程回广西！中央已批准了他们的计划，广西那时不我待、瞬息万变的形势正在向他召唤，广西的部队和同志们正等着中央代表和他们的政委去布置去指挥！国破山河在， 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 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他默吟着杜甫的《春望》，以如此感伤而悲壮的离愁别情，告别了战斗在龙潭虎穴的战友，告别了上海，再度取道香港去广西。

他通过中共在香港的地下交通找到了正在香港建立秘密电台的特科人员李强，向李强询问到广西后如何与上海用无线电联络的有关事宜。李强告诉了他有关的呼号、密码等事项。

——1928年10月，周恩来指定张沈川、李强负责建立中共地下无线电台。在上海极司菲尔路(今梵皇渡路)福康里9号租了一幢三层楼房，安装发报机。经过一年的努力，到1929年10月试制成第一套收发报机，培训出第一批报务员，在上海建立了党的第一个秘密无线电台。它的第一本密码，是周恩来亲自编制的。这年12月，又在香港设立了第二个秘密无线电台。1930年1月，沪港开始通讯联络。嗣后中共中央同广西左、右江苏区的往来电报，都是由香港电台转发的。这年10月，在苏联学成的一批无线电台工作者相继归国，同在上海培训的报务人员一起，先后被派往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和湘鄂西苏区。1931年9月，中央苏区同上 海党中央开始直接通报。在天津也设立了分台。这些电台的建立，保证了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之间的通讯往来，也加强了中央对各苏区工作的指导，并使红军能及时了解敌情，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据李强回忆说，邓斌曾委托他安葬张锡瑗的事情，因为当时党内有些同志死后，都是由他负责去安葬的。比如中央政治局委员罗亦农被敌人杀害后和政治局委员苏兆征病逝后，都是由李强去掩埋的。1930年春天，李强回到上海，承中央军委之命，负责安葬张锡瑗。

李强说：“我们把张锡瑗埋葬在上海江湾的公墓。幕碑上写的名字是张周氏，立碑人用的也不是邓小平的真名，而是随便起的一个名字，这些都是地下工作的需要。但在公墓进行登记时用的是原名张锡瑗。当时埋葬这些同志多用假名，罗亦农用的是毕觉，苏兆征用的是姚维常。给张锡瑗送葬的，有邓颖超和她的妈妈，还有一位姑娘，我们安葬好了以后按当时的规矩祭奠了一下。后来我们才知道，同我们一起去的那个姑娘就是张锡瑗的妹妹张晓梅。”

1949年上海解放后，邓小平一进城就去江湾公墓查找张锡瑗的墓地。因为战乱，侵华日军曾在公墓那里动土修机场，许多烈士的墓地都找不到了。经李强凭当时对墓地方位的记忆，终于在他的帮助下找到了张锡瑗的墓。当邓小平和他在延安结为伉俪的夫人卓琳(浦琼英)一起前去查看时，发现墓地已被一场雨水淹没了。于是邓小平叫人把张锡瑗的遗骨取出来，放在一个小棺木中，和当时找到的苏兆征的遗骨一起，都存放在当年国民党励志社的那幢房子里。不久，邓小平就又离开上海，率军挥戈南下，挺进大西南，直到把蒋介石的最后一些残余赶出大陆。

张锡瑗和苏兆征的棺木，一直放在上海励志社的旧址里，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

——说来也是一种既奇怪又奇妙的安排，苏兆征、张锡瑗等革命烈士的遗骨，于1969年被革命群众安葬在上海烈士陵园。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最轰轰烈烈又最汹涌澎湃的时期，邓小平被当做全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已经打倒。而当时建立上海烈士陵园的人们，一定不知道张锡瑗是谁，看到她和苏兆征的棺木放在一起，也许误认为是苏兆征的夫人，或许误认为是和苏兆征一样被国民党杀害的革命英烈，所以就一起安葬，并受到人们的崇敬与瞻仰。如果他们知道这个张锡瑗就是已被倒的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邓小平的妻子，那非但不会将她安葬，而且还不知要怀着多么大的阶级仇恨来处置张锡瑗的遗骸以示对邓小平的彻底批判呢。也可能，在冥冥之中，真有什么力量，在那疯狂与混乱的岁月里，就这么鬼使神差地把张锡瑗的遗骸保护了下来。张锡瑗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时，曾和她的二十几位女同学一起在莫斯科郊外的一个疗养院照了一张合影像。像片中的张锡瑗，端庄秀丽的面容，修剪得极为整洁的齐耳短发，和女伴们站在一起的亲热姿态，都给人一种纯情、自然、落落大方的亲切感。谁能从照片上看出，这个女孩子般的年轻共产党员，已经几经革命斗争的锤炼而相当沉稳与娴熟呢？张锡瑗把这张照片寄给了她在国内的家人。直到1978年，上海龙华革命公墓才从她的亲人手中找到这张珍贵的照片——这也是张锡瑗在短短的24年的生涯中仅存的一张照片。现在，这张照片端端正正地镶嵌在上海龙华公墓张锡瑗烈士的墓碑上。张锡瑗和苏兆征、罗亦农、顾正红等革命烈士一起，安详地静卧在青松翠柏之中。

在人们的心目中，24岁的张锡瑗永远年轻，永不衰老。在她的周围，仿佛有一层既神秘又朦胧的光环，会引起人们许多的遐想和追念。邓小平曾对他的子女们感慨而沉思般他说：“张锡瑗是少有的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