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3月下旬，邓斌一行终于在众敌重围之中翻越都阳山，抵达韦拔 群的创业基地——东兰县。

东兰，地处右江盆地的最北端，与贵州省毗邻。这里群山逶迤，千峰万壑，郁郁苍苍，气势壮观。传说若干万年前，这里是一片蓝色的大海。浪漫的海潮摇撼着太阳这颗宇宙间骄傲的小星星，拍抚着从大海深处生长出来的珊瑚礁、海藻、贝类和鱼类；然后沉积、黏接，挤压成厚厚的石英砂岩；然后隆动、碰撞，上升成坦荡的岩石高原；然后用山洪切，用地震撕裂，用咆哮的岩浆和奔泻的瀑布浇铸冷却，用雷霆的刀闪电的刀风霜雪雨的刀挥挥洒洒地雕刻 终于，大自然就这样十分有把握地(远比人类的艺术大师把握大理石把握汉白玉把握金银铜铁锡等有着更奇妙的技巧、目的和审美意识) 塑造出这空前绝后的右江盆地和盆地上千姿百态挺拔矗立的群山。

但由于这里边远闭塞，交通不便，历代皆无重兵把守，故称洪荒蛮夷之地，因而这里的山川景色都较完好地保留着大自然风貌的原始韵致。韦拔群之所以能在此创一方天下，除了他个人的因素以外，不能不说与这里的地域条件不无关系。

步入东兰境内，目睹着旖旎的山川地貌，邓斌不禁欣慰地意识到：在此 建立革命根据地，确实再理想不过了。

又经几天的跋涉，邓斌和他的战士们到达东兰县武篆区——韦拔群第三纵队司令部机关驻地。

据当时在县妇联工作的黄美伦回忆——

那是4月初的一天，天飘着毛毛细雨。近掌灯的时候，一位精悍的年轻人，戴着竹笠帽，拄着拐棍，穿着草鞋，裤脚卷得高高的，后面跟着一位红 军战士，神采奕奕地来到我娘家的门口。

我娘家住在武篆区魁星楼旁边。当时，我虽然已跟拔哥的弟弟韦菁结了婚，又在县里搞妇女工作，可是见到这两个不认识的男同志，还是有点害羞， 不敢抬头看哩！

“你们找谁呀？”我低着脑袋，羞怯怯地问。

“找韦司令。”那战士抢先回答。

“你们贵姓？从哪个地方来？”我把眼皮稍微挑高一点，看见他们的草鞋、裤子和上衣都被泥水打湿了，知道他们一定走了很远很远的山路。

“我叫邓斌，从左江方面来。”精悍的年轻人一边擦着脸上的雨水，一边回答。他的声音亲切、和蔼，使我那忸怩而紧张的心情，一下子缓和多了。

我真不敢相信，站在我家门口的就是红七军的邓政委！我高兴地跑进屋里，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拔哥。

拔哥正在我哥哥黄书样的小房子里看书。我哥哥到果德县(今平果县) 工农民主政府工作去了，空着的房子比较安静，拔哥经常在里面看书(多是 一些从苏联翻译过来的革命理论书籍)、看文件和收集到的情报。他听说邓政委冒雨来了，喜出望外，立即放下书本出来迎接。“邓政委，辛苦了！”

“拔群同志。你好！” 他们俩人紧紧地握手，格外亲切。两双眼睛互相在对方的身上、脸上端详了很久很久。 邓政委跟拔哥握过手后，又转过来跟我握手。那时，我们壮族妇女还没有跟男同志握手的习惯，我不敢伸出手来，脸上涨得绯红。接着，他问我叫什么名字呀，做什么工作呀，慢慢地，我也感到不那么拘束了。

拔哥安排邓政委换了湿衣服，吃了晚饭，就坐在我们壮家的火盆边，说 个没完。他们谈的都是公事，我不好去打听，后来才知道，邓政委刚从中央 汇报工作回来。

第二天一早，拔哥便带邓政委上魁星楼去了。

魁星楼，是一座六角形塔式的楼房，一共四层，四丈多高。朱红的墙壁雕龙画凤，倒映在水中，把我们壮乡装点得更漂亮。以前，这里是人们祭祀 文魁星的地方。现在，神牌菩萨被搬掉了，变成了农协会和工农民主政府办 公的地方。平时，拔哥经常住在二楼上。这次，邓政委来到武篆，拔哥就在 二楼上增加一张竹床和一张旧的八仙桌，供邓政委办公和学习之用。从此，魁星楼上的灯光，经常亮至深夜。

邓政委到武篆后，一面设法同已向黔桂边行动的红七军主力取得联系，一面与拔哥一起进行土地革命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工作。 邓政委在魁星楼上经常和拔哥一起召开军政干部会议和党员领导骨干会议，研究制定有关土地革命的方针、政策。他向第三纵队的党员领导干部介绍了朱、毛红军在井冈山开展土地革命运动的经验，引导干部们进行热烈的 讨论。他还经常和拔哥一起下乡，宣传土地革命政策和布置工作。

为了加强党对土地革命运动的领导，培训骨干力量，军前委和右江工农民主政府在武篆旧州屯举办了一期干部训练班。学员有一百人左右，其中女学员十几人，我也是其中一个。邓政委亲自给我们讲课，主要是讲土地革命的方针、政策和工农民主政府的建设问题，有时也联系到妇女翻身解放的问题。他一口四川话，遇到我们听不懂的地方，就请拔哥做翻译。记得有一次，邓政委向我们女学员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过去妇女受苦受难，走路讲话都抬不起头来，现在为什么能和男人一起参加学习？”

这个问题提得好！

我做妇女工作以来，经常听到一些女伴们不是叹命苦、投错了胎，就是埋怨丈夫和公婆。我原来也是这样的想法，参加革命工作后，才逐步认识到 只有打倒封建统治阶级，我们妇女才有出头的日子。想到这里，我鼓起了勇气，大胆站起来发言，我把自己前后的思想认识说了一遍，不知道是不是答 得对路。心里怦怦直跳。

邓政委听了我的发言，没有说话，只是微微点头。他接着问：“你再讲一讲，革命给妇女带来什么好处？”

“读书明理，婚姻自主；男女平等，共掌政权；团结互助，铲除压迫 ” 我把过去在拔哥办的农讲所里学到的道理，一口气搬出了十条好处。

邓政委听后，高兴地笑了笑。这时，课堂气氛活跃起来，男女学员们都在七嘴八舌地评论我的发言。最后，邓政委联系我们武篆地区妇女的实际情况，从妇女过去受到的政权、神权、族权和夫权的压迫，说到妇女翻身解放的重大意义。他还赞扬了武篆妇女们的作用：组织妇女赤卫队、配合红军上山剿匪、护理伤病员、做军鞋、做米袋等等。同时，还指出今后妇女工作的方向。

在学习期间，我们每个学员都领到了两本油印教材：一本是《土地革命 的政策和口号》，另一本是《苏维埃的组织和任务》。这是邓政委在魁星楼上的桐油灯下亲自编写的。他写好后还叮嘱刻蜡版的同志说：“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文化水平低，有的才识几个字，所以你们刻写时，字体要写得端正，笔划要写得清楚，使大家容易认容易看懂。”

训练班结束后，我到太平区(今三石乡)检查妇女工作，正巧碰上我爱人韦菁也陪着邓政委到了那里。一见面，我主动伸出手去同邓政委握手。他 说起刚到我家时的情景，诙谐地说：“现在不害羞了吧！大有进步！”

有一天，他和拔哥、雷经天、陈洪涛等人一起去东里屯，参加那里的土改庆祝大会。我也跟在他们后面一起去了。一路上，大家有说有笑。当邓政 委听到拔哥家里带头烧毁田契时，高兴地称赞说：“拔哥做得对，给党员干部们做出了好样子！”

东里屯传来了欢乐的锣鼓声，我们加快了脚步。当我们步入会场时，首先佩戴上了红领带。那时，我们开群众大会，都要在衣领上系红布条。大会开始后，拔哥讲了话，邓政委也讲了话。他代表红七军前委向东里屯各族群众表示热烈祝贺，鼓励大家分到土地后要努力生 产，多打粮食，支援红军，巩固和扩大右江革命根据地，让更多的穷苦人耕者有其田，过上有饭吃有衣穿有房子住的好光景。

邓政委在武篆魁星楼住了两个月左右，我们经常看到楼上的灯光彻夜通明。

邓小平在回顾他在东兰工作和生活的那些日子时，总是怀有一种眷念的惬意。

他曾经追忆说，他在右江地区开展土地革命的一些做法，并非出自他的发明。是他在上海党中央工作时，从由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的报告和 红四军到上海的同志向中央进行的口头报告中学习的经验，并结合右江东兰 的实际加以补充和推广。

他说，右江一带，虽然在大革命时期已建立了较好的群众基础，各县约有千余党员，但由于各地领导干部的成分和水平不同，土地革命有的偏左， 有的偏右，只有东兰县的干部状况好，土地革命较深入。在进一步发动群众 进行土地革命时，提出了要纠正政权“新豪绅化”的富农倾向和“平分一切土地”的过左做法，制定了“平分”、“共耕”、“没收豪绅地主反革命土地分给贫苦农民”三个办法，以适应不同的地区和由农民群众自己选择。同时，针对右江地区苏维埃政权内部一些领导和党员腐化和新豪绅化的问题，提出在“重新分配土地”的口号下来改造、改组苏维埃。

他说，韦拔群同志是广西著名的农民领袖，工作的开展至为顺利。

1930年5月1日，右江苏维埃政府颁发了《土地法暂行条例》，宣布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给贫苦农民耕种。这就是在当时那样的白色恐怖之下，广大农民群众为什么支持红军、热爱红军的原因所在。共产党的天下，就是靠人民的支持和拥护打出来的。

倔强、敦厚而又机敏的壮族人的典型性格，使韦拔群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在长期与官府的力量过分悬殊的较量中，表现出他的超常的胆略和意志力量，他除了对自己民族的兄弟姐妹无限忠贞和至死不渝的坚定性外，搞农民运动的经验和与敌人进行决斗的节节胜利，使他赢得了壮族同胞的敬慕和拥戴。

然而，韦拔群并不以“农民领袖”自居，他曾向当时的邓政委由衷而又略带一丝自嘲的口吻感叹道：“拔群何颜称之为‘领袖’？东兰乃蛮夷之地，可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也 ”

是的，举世无匹的杰出人物毕竟是极少数。韦拔群对营造出东兰这块小小的“基地”，这片晴朗的天空，并不津津乐道，沾沾自喜。自红七军退出右江流域后，形势急转直下，红八军失败了，左江重又陷入敌手；右江革命根据地也随之遭受桂系军阀和反动民团的大规模的血腥“围剿”，一桩桩骇人听闻的惨案传到东兰，令韦拔群这个立志“拯救苦难民众于水火”的世子心如刀绞！他恨不得让万侧群山化作千军万马杀 出东兰，夺回百色，夺回右江，夺回整个广西！可是，东兰人口稀少，他的第三纵队虽已发展壮大了近两千兵力，但农民赤卫队却是某种意义上的“全民皆兵”——妇女、儿童和上了年纪的老人都参加进去了。

自从红七军第一、第二纵队由李明瑞和张云逸率领向黔桂边一带迂回活动，整个东兰、凤山的防守全由第三纵队和赤卫队来承担，既要随时对付桂系军阀派兵来进袭，又要同躲在暗处的土匪、恶霸势力斗。为此，韦拔群发动群众想了诸多绝招来抗击敌人的侵扰：

譬如在险峻的山间隘口布设“晴天霹雳火雷阵”，一旦敌人从山路前来，埋伏在山上的赤卫队就擂响牛皮鼓，把排放好的石头套上松油火圈，轰轰隆隆劈头盖脑砸下来，敌人被砸得烧得焦头烂额，伤的伤，亡的亡，丢盔弃甲夺路而逃。

譬如“呼风唤雨水龙阵”，一旦敌人从水路而来，就有当地的几位巫仙、神汉在码头或船头摆设卦台，坐其上招诀念咒，引诱吓唬敌人，那些趁机潜入水中的水手和孩子们抱起竹筒水枪向敌人喷射，用铁钎将敌船捣透沉没。

譬如“梅花陷饼阵”，是专门对付从平川大道袭来的敌骑兵和车马队的，仅此阵在两个月内就获战马二十余匹，马车十余辆，山炮六门，重机枪八挺。

恰在这时，邓斌跋山涉水从左江来到东兰，这使韦拔群不禁感到莫大欣慰。他和邓斌携手搞起东兰土地革命的热潮，又使他感到了一种原始的开辟鸿蒙般的豪迈激情沸腾起他的一腔热血！所有的希冀与热望都汇成一曲粗犷雄壮的战歌，像一支血的潜流和着战神的脉搏，从东兰大地深处流过。右江的穷苦百姓正望眼欲穿地期盼着红七军和他们的“拔哥”再次打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