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军与红七军恶战一场，好像挨了当头一棒，撤回了云南，使蒋介石“一石二鸟”的计划破产了。红七军遂又开进恩隆县平马镇进行整训，同时挂起了右江工农民主政府的牌子，积极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红军战士、赤卫队员和当地的老百姓当时最爱唱的就是这首《工农革命歌》：谁是革命主力军，我们工农兵，工农和士兵，原来都是一家人。

广西出生的苏区历史学家迪安娜·洛林(Diana Lary)根据回忆写的一个片断这样说到：当时苏区的语言不反对马克思、列宁，甚至对西方政治思维的基本概念都不了解。诸如“自由”或“平等”这样的词也需要用哑剧来表演。第一个动作：一个男人手搭在另一个人肩上行走；第二个动作：把手放下，这就是解放、自由。又一个动作：一个人从另一个人手里取东西；第二个动作：俩人共分东西，这就是民主、平等。什么是租税、军队、地主，当然不需要用上面那种方式来说明。对于红色政权和土地革命的问题也不需要这样解释。他们分了逃亡地主的土地给没有土地的穷人种，并减少税收，税证和地契被烧掉。这时这支部队已拥有七八千人，控制了十一二个县，红色政权从百色等城镇的商业税中得到足够的收入。红七军希望通过每次战斗扩大根据地，但由于土地改革不彻底，以及军队中主要是汉人，在这个少数民族地区做件事并不容易，地主军往往趁红军不在之机袭击地方革命政权。

据红七军老战士莫文骅(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回忆：滇军撤回云南，桂系再次被老蒋挫伤后苟延残喘，红七军便趁机大力经营右江革命根据地。为提高军队政治素质，巩固革命成果和适应形势的发展，红七军军部在平马举办了“右江党政干部训练班”，为期三个月。参加训练班的学员是营、团以上干部和来自东兰、果德(平果)、奉议(田阳)、恩隆等县的领导人共五六十人。为这个训练班讲课的有邓小平、张云逸、雷经天、韦拔群等党政军领导同志。

莫文骅说，那时邓小平约二十六七岁，剃个光头，赤着脚，常穿半新半旧的白色汗衫和半新半旧的灰布裤子。他讲授的内容有工农民主政权问题、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帝国主义等。他讲课能够照顾到学员的不同文化程度，深入浅出，讲得形象、生动，通俗易懂，密切联系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他在阐述如何利用国内外阶级矛盾，壮大自己的道理时指出，各帝国主义国家为瓜分世界，争夺地盘，引起冲突，打了起来，这样，各殖民地国家的人民就可以趁机开展革命活动，不断削弱帝国主义势力，争取解放、独立、民主和自由。同样，国内各派军阀混战，也有利于发展革命力量。他以滇军带两万人马沿右江直下夹击红军攻打南宁时，红七军采取的战略战术为例来说明问题。

莫文骅说，记得小平讲到土地革命问题时指出：当前农村的土地集中在地主豪绅手里，而广大贫苦农民没有土地，或只有很少土地，这是农民一切痛苦的根源。目前革命的主要内容是深入土地革命，实现耕者有其田。他十分赞扬韦拔群在东兰县焚烧契约、农民不再给地主豪绅交租还债，创建共耕社的行动。

莫文骅说，整训结束，根据地的土地革命也基本完成，广大贫苦农民分到了土地，许多翻身的农民纷纷要求参加红军，说只有参加红军才会有饭吃有衣穿。整训期间，就有几千农民青年报名参加了红军，这就使红军队伍由三个纵队扩大力四个纵队，全军发展到八千人。这时红军兵强马壮，跃跃欲试，为扩大根据地迎接新的战斗，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按邓小平的说法，此时是“红七军的极盛时期”。然而，“极盛时期”的红七军的前景并不令人乐观——随着一位由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委派的“钦差大臣”邓岗(又名邓拔奇、邓伯奇)的到来，一股强硬的来自中央的“左”倾路线为红七军的命运和前途蒙上了一层未可顶卜的阴影……

自1930年2月间邓斌向上海党中央汇报广西工作离沪回桂之后，由于种种原因，中央与广西红七军失去了联络。

4月，中央写给红七军前委一封信，信中称：“自小平同志去后(指邓 从上海又回广西——作者注)，中央没有得到你们的报告，仅从反动的报纸上得到你们一些消息。”

同月，中共广东省委给中央的报告称：“前天广西左、右江已有交通员来，隔绝很久的消息，到现在才得以恢复。但可惜他们带来的两件报告因缮 写技术不好，致糊涂不清，只知其大概。”

到了6月，中共广东省委因经费缺乏等困难，还未打通与广西红七军的交通联络。

6月16日，中央给军委南方办事处并转红七军前委发了一封指示信(即写有不许李明瑞入党并强令驱逐其离开红七军的那封信)，信中称：“关于七军问题，自小平同志回七军后，中央即未曾得到报告，自退出龙州、百色后除龙州部分失败情形有同志 到沪报告外，关于从百色退出的大部分的行踪，中央都不甚明了，近日上海有西文报纸载说已到柳州附近，但详情亦不知道。”

在这封信中，党中央重申了“立三路线”的观点，认为“世界革命有首先在中国爆发的极大可能”，要求“革命首先在一省或重要几省之内胜利”，在南中国要争取广东的胜利，“坚决地进攻敌人的柳州、桂林，向着广东的西北江发展”。同时批评红七军前委对于李明瑞、俞作豫的态度是“非常错误而且危险的问题”，是“没有遵照中央正确指示的做法，故结果遭受机会主义的失败”！

可以看出，以“立三路线”为代表的中央因对广西红七军前委的一些做法不满，又因联络不上，情绪是多么的忧虑和焦急！

因此，在上海的党中央为了在广西更有保证地贯彻执行“立三路线”，特派邓岗前往广西。

邓岗，广西怀集(今属广东)人，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赴苏联学习， 1927年回国后，曾任中共广西地 委委员，广西特委委员、特委书记，参与领导过广东工农运动和恢复广西党组织的工作。1929年先后在广东、上海等地从事中共地下工作。

中央派邓岗去广西，是因为他对故乡颇熟悉。

1930年9月下旬，年方27岁的邓岗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来到红七军。

10月2日，红七军前委在平马召开前委扩大会议。

会上，邓岗传达了6月11日李立三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定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命令红七军离开右江地区， 向东发展，攻打柳州、桂林，在粤桂边界小北江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阻止粤桂军阀，使其不得有一兵一卒向北增援，保证以武汉为中心的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最后夺取广州，以完成南中国的革命。

“同志们，新的革命高潮已经到来啦！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总要求是：会师武汉，饮马长江！执行任务的战术是：集中攻坚，沿途创造地方暴动，以求取得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进而建立全国革命政权！ ”

邓岗极富演讲口才，他的这种极具权威、器宇轩昂、铿锵有力、极富鼓动性和情感效果的讲话，轰然唤起红七军将士们久盼甘霖的渴望和如火如荼的战斗激情！

邓小平曾回忆说，作为红七军的政委，当听到中央代表传达全国革命高潮到来的中央精神，心里的确很兴奋。但他又不能不冷静地考虑到，当时的广西已被李宗仁、白崇禧重新恢复了统治，红七军虽在右江地区开辟了根据地，壮大了队伍，但军力只有几千人，打百色都十分艰难，要想打下柳州、 桂林甚至广州这样的大城市，是根本没有把握的。

邓岗以钦差大臣的权威口吻宣讲了中央决议之后，遂将话锋一转，接着传达中央对红七军前委与中央长时间脱离联系的批评和对右江根据地土地革 命政策的批判：他说红七军前委“山高皇帝远，而一系列的军事行动则封闭、保守”，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这样搞下去很危险，很危险 他说右江特委所执行的土地政策是“右倾富农路线”，那些没有逃跑的地主、富农为什么也分有土地，应当毫不留情地彻底地剥夺他们的一切权力！

这样搞下去很危险，很危险！他说红七军对旧军队和旧军人的整训与改造极为不力，以致造成变节、反水、出卖同志、残害革命的种种案件，对此为什么还要对某些旧军人加以重用，抱有幻想(这当然是指李明瑞)？这样搞下去很危险，很危险！

面对党中央的新的战略部署和邓岗代表中央对红七军前委及右江特委严肃而尖锐的批评，不能不引起红七军前委书记兼政委的邓斌、右江特委书记兼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雷经天等人的沉恩和疑虑。尤其邓斌，更是忧心忡忡。对于革命形势和现阶段革命任务的不同看法，对于党内路线斗争的新动向，对于红七军这支年轻武装力量的前途命运的担忧，他无法预想，但不能不使他深刻地思考：革命新高潮已经到来，取得一 省或数省首先胜利，进而建立全国革命政权 这就是“立三路线”的战略布局：中央总书记虽然是向忠发，但有共产国际做坚强后台的李立三却握有生杀予夺的尚方宝剑，名义上是执行“立三路线”，实际上是推行共产国际的指示，这种指示成为中共必须绝对服从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圣旨。

邓斌心里十分清楚：上海立三中央对红七军的工作不满意，新的中央代表的到来，实际上也就是对他这个中央代表的罢免与否认。他是前委书记，会议当然由他主持，但会议的主要矛头是对着他来的。开会的第一天，气氛就处在极度紧张状态。如果不是桂系“剿共”大队与当地土匪勾结串通对红军驻地进行骚扰，使会议不得不几次休停几次派兵力去清扫，进而对会议的气氛起到某种调节作用，其紧张程度大有直线升级的趋势。

然而，与会者的精神并没有丝毫轻松。

这一夜，邓斌没有睡。愁多知夜长，他翻来覆去地思考邓岗在会上传达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决议和对红七军前委、右江特委的严肃尖锐的批评，进而联想到党内几次路线斗 争——这些斗争，总是在“左”和右的问题上争论不休，歧见颇深。迷茫和惶惑像一股浓墨般的油烟充塞在胸膈里，他感到憋闷，披衣起床，掏怀表一看，时针已指着凌晨两点。他便坐下来阅读文件，这是他忙以忘忧之法。

“笃、笃、笃”——有人敲门。 是雷经天。

“这真他妈的叫‘水深火热’啊！”雷经天一进门，满脸愤慨地大发牢骚，“他初来乍到，就威风八面！他凭什么对前委和特委评头论足，指手划脚？”

邓斌忙给他拉把椅子：“老雷，有话坐下说，坐下说。”

“我睡不着觉，也想不通！”雷经天一屁股坐在椅子上，点上一支烟，“吧嗒吧嗒”地猛吸两口说，“噢，与中央联络不上，怪得我们吗？自从你从上海汇报工作回来后，光我就派了三次交通员向广东省委和南方局报告情况，其中有两位同志被敌人抓捕，他们为保机密，把密件吃进肚里，宁肯被敌人活活折磨死，也不吐一个字！这些，他邓拔奇知道吗？广东省委和南方局知道吗？远在上海的中央知道吗？这些死去的同志若是有灵在世，当听到他邓拔奇满嘴胡话，他们会感受到多大冤屈？会作何等感想？”

“老雷，不要太激动嘛！我们可以向中央和中央派来的代表陈述我们的意见。”邓斌显然抑制着自己的情绪说，“对七军前委和特委工作中的失误和缺点，应当允许人家提出批评，我作为前委书记更应当首先检讨、承担责任，同时欢迎自己的同志提意见。”

“这要看他是善意还是别有用心。他作为钦差非但不体恤下情，反倒无端挑剔，横加指责，这无论如何令人难以膺服接受！”

“我想，这不仅仅是因为他是钦差，恐怕有大背景 ”邓斌深思沉吟道。

“这么说，我们就应该识时务了。”雷经天自嘲地一笑，“噢，识时务者为俊杰。话是不错的，可什么叫‘识时务’？怎样才算‘俊杰’？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见解。”

邓斌晓得，雷经天一向是豁达、宽厚之人，眼前已出现的党内斗争的严肃性和尖锐性对于宽厚豁达的雷经天来说，是多么艰难。他安慰说：“老雷， 明天还要继续开会，出于对党的事业和革命前途的高度责任感，我们完全有必要把各自不同的看法和意见摆出来，以求达到谅解和团结，对于个人的荣辱得失决不萦怀。”

“那好，明天，我雷经天要打‘雷’了！”

二人的交谈，显然是发自肺腑之言，但却不能使二人摆脱窘境：右江日夜流，客心悲未夹，安静的长夜反而愁多不能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