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风暴前夜 朱德将计就计

第五路军总指挥朱培德对局势的微妙态度,与张发奎不相上下。他同蒋介石有矛盾,武汉政府刚刚委任他代替李烈钧担任江西省政府主席。革命势力在江西形成了尖锐的对立,朱培德想在这中间保持中立,“不反对革命,也不离开反革命”。

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共产党人朱德利用这种矛盾,在短短的几个月中,率领军官教育团,一会儿支持农运打土豪,一会儿与学生队伍上街宣传革命,一会儿又与工农纠察队一道,在南昌牛行车站缴了蒋介石宪兵团留守处的枪支,连该团副团长关鳞征也被活捉。

为此,蒋介石从南京发来急电,申斥朱培德。这下惹急了朱培德。但他又怕得罪武汉政府,加上朱德与他的袍泽之情分,一时抹不开面子,但暗地里,他一直在寻找两全之法。

朱培德手下的参谋长郑天龙,是个主意多端的人。他听朱培德说出心头之患,又听南昌市长王均说要解除朱德的职务,然后解散那个惹是生非的军官教育团,大呼不可不可。他有他的主意。朱培德洗耳恭听,听后不禁拍膝叫好。郑天龙的主意是叫朱德领兵去赣东剿匪。这是个“借刀杀人”的办法。赣东的“匪”有真有假,在朱培德眼里,那些暴动的农民也是“匪”。

如果朱德率兵前去,朱培德可以借军官团之手镇压当地的农民运动。倘若朱德违令拒绝前往,便可以违抗军令为由,解除朱德的职务。于是朱培德当即下了一道手令,派人给朱德送去。他满心欢喜地对郑天龙、王钧说:“让他们自己人去打自己人,我要看朱德怎么去对付那帮农会痞子。”

朱德接到手令,一看内容知道事情有变。马上派人去请党代表魏瑾钧、参谋长刘介眉(陈奇涵)、教官李正一等人来商量。会议开了近两个来小时,争论的结果是:坚决不去。

参谋长刘介眉说:“不去!我们不能把枪口对准农民兄弟!”

党代表魏瑾钧感到有些为难:“不去不好吧,这是违抗军令。硬顶是不行的,我看让朱团长向朱培德告个假,就说生病了,不能前去。”也有人说:“装生病?装得了今日,还装得了明日?他要是等团长病好了呢?”刚才争吵不休的会场顿时哑了音。

大家都抬头看着朱德。朱德已经有了主意:“去!赣东有什么去不得的?”

魏瑾钧急了:“老朱,这是个左右为难的事,你可要想好哇。”

“我想了几遍。”朱德摸着胡茬说,“剿匪这个事情,考验的是我们能不能明辨是非,能不能澄清曲直,能不能分清敌我,还要站稳立场。如果是一贯欺压人民剥削群众的反革命分子,我们就毫不留情予以打击。若是遇有权有势而有钱的人在咒骂他人时,则当多考虑之,多给予调查研究之。如系是阶级敌人诬陷穷人,则必予以惩罚而支援工农,支援穷人,我们为什么不去呢?”

军官教育团经过长途跋涉,顺利到达赣东府地临川县。部队一进入镇中,就听得一阵阵锣鼓喧天,鞭炮四起。县衙门前也是人头攒动,一派热闹景象。

朱德抬头望去,只见为首的是个老者,一身崭新的绸缎长袍马褂,映得一蓬花白胡须格外显眼。他上前一步,拱手作揖:“欢迎欢迎,朱团长率仁义之师来此穷乡僻壤为民剿匪,定是马到成功!”

朱德和他寒暄几句。从旁人嘴里,朱德才知这个名叫郑敬中的老者,不是别人,正是朱培德的参谋长郑天龙的老爹。

对于郑敬中,朱德早有耳闻。别看这个老家伙道貌岸然,其实是赣东大地有名的大土豪,不但杀人越货,横行乡里,而且还是个“人老心不老”的老色鬼,经常借故强占民女。当地老乡对他恨之入骨,但碍于他儿子在国民革命军,敢怒不敢言。现在蒋介石一叛变,他好像得到信号,也在乡里组织起地主武装,向农民协会进行反攻倒算。朱德不是第一次剿匪了,过去在滇军就干过,为此云南境内留有表彰他的功德碑。他知道什么是盗,什么是匪。

而现在,郑敬中已经押过来十几名“匪徒”,指挥手下人边打边骂:“你们想造反,好,让你们翻身,给我打!打,让你们翻个够!”这都是些农协会员。不但五花大绑,已经是遍体鳞伤了。

被绑的人个个不服,强起身子大骂:“郑老棺材,你别得意,阴间路上,我们等着你 ”

郑敬中催促手下:“活埋!快,别让他们信口雌黄!”

几十个团丁如狼似虎拥上去,将绑着的人朝挖好的土坑推去。朱德已看出蹊跷,挥手让部下上前制止。

郑敬中不解,忙过来讨教:“朱团长,你这是要……”

朱德也不正眼看他,只是说:“上面有命令,凡是抓住土匪,一概不许乱杀,全部押起来,报省府请功。”

“哦,是这样 ”郑敬中不情愿,也不好发作,只得听任朱德自行其事。

朱德了解了情况,于当晚将押解来的农协会员松了绑,安慰他们:“老表哥,你们可以回家了,我们来此打的是真土匪,不是穷弟兄。”

根据农友们提供的情况,此地确实有匪——附近的云山一带有股土匪武装,为首的叫马老七,作恶多端,不可不除。朱德整理了队伍,挥马前往匪患严重的山区。经过围歼,上匪头子马老七当场毙命。本来,朱德的部队开到赣东临川、贵溪、崇仁一带,群众也曾有过误解,此时消息传来,赣东一带的农民欢欣鼓舞。很快,被郑敬中扑灭的农会风暴又刮了起来。当愤怒的农民冲进郑家大院时,郑敬中吓得一骨碌跌下床,当即一命呜呼了。

剿匪胜利结束了。在部队奉命调回南昌时,朱德又派了教育团党部干事黎素任临川县长,留下排长冉国平担任临川农民自卫军的大队长,副官卓廉诗担任抚州县公安局长。

朱培德的参谋长郑天龙献计不成反而丧父,气得捶胸顿足,天天在朱培德面前说朱德的坏话,执意要除掉朱德。

可是,身为江西省主席、第五方面军总指挥的朱培德,顾虑仍多。作为地方实力派,他不愿意依附于任何一种政治势力。但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他又不能不寻找一个政治靠山。眼下,蒋介石虽然被武汉国民政府罢免了总司令的职务,然而,蒋的势力不仅坚挺,而且还在发展,这一点是他必须考虑的关键。当然,在反蒋问题上,他一时还不能违背武汉国民政府的意志。因此,他思忖再三,力图找到一个变通的办法,使他保留充分的回旋余地。

5月29日,朱培德通过第三军参谋长,向共产党人转述了他的意思:目前军队中军政人员之间发生了矛盾,请政治工作人员暂时离开江西,以避免出现不利的结果。同时,朱培德还发布告示,称:这次处置政治工作人员是为了适应环境,并无其他用意;他始终拥护国民政府,坚持打倒蒋介石;不许有人以共产党为名来告发,或以反共产党相危害。这就是朱培德采取的所谓“礼送”共产党员出境。

6月6日,数十名政治工作人员被迫离开江西。与此同时,朱培德以危害部队利益为借口,下令全省各民众团体停止活动。

此时,正在临川的朱德听到朱培德“礼送”共产党员离境的消息,立即致电朱培德,提出辞去公安局长一职。

6月中旬,朱德返回南昌。此时的南昌街头,犹如一潭死水,往日那种勃勃生气的景象早已荡然无存。沿街墙壁虽经雨水冲刷,只能隐约看 出上面涂写的“欢送共先生出境”、“制止过火的工农运动”等字迹。一回到教育团,朱德就得到了朱培德要解散军官教育团的消息。朱德和陈奇涵等经过商议,决定第一、二营学员 700多人提前毕业,第三营400余人留下继续学习。毕业的学员除一部分回原部队外,一部分被派至赣江流域各县和南浔铁路线上,做工会、农会工作,或担任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队的干部。

6月下旬一天,朱德来到高升巷朱培德的公馆,他要弄清朱培德的态度。

朱培德十分客气地接待了他。寒暄过后,朱德问起前一段发生的事情。朱培德面露难色地告诉朱德,面对目前的局面,他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如果政治工作人员不走,只有他走,否则,这支队伍是带不下去了。至于停止民众团体的活动,他解释说,这是由于部下反映强烈,出于无奈才作出此决定。对于朱培德的托辞,朱德无意与他争辩,只是劝告朱培德要三思而行。朱培德望着当年与他并誉为“模范二朱”的老同学,婉转地向朱德表示,希望他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暂时离开江西,免得有人拿他与民众团体的密切关系做文章。

朱德两臂交叉放在胸前,头贴附着椅子背后的墙壁,眼睛停止了转动,安然呆坐了一会儿,没有说什么。朱德很清楚朱培德此时的心态,他们毕竟有过令人难忘的同窗之谊,于是,他也就顺水推舟,说正好要去武汉办事,马上离开南昌。

第二天,朱培德把朱德送上开往九江的火车,随着一声汽笛,车轮缓缓动了起来,朱培德心里顿时踏实下来。

朱德到了九江,受到曾共患难的金汉鼎的欢迎。金汉鼎时任第九军军长兼九江警备司令,金汉鼎邀朱德上庐山小叙几日,又把他送上开往武汉的江轮。

时至7月,形势愈加严峻,宁汉合流已成定局。中共中央声明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邓演达愤然出洋,宋庆龄宣布脱离武汉国民政府。

15日,汪精卫集团提出“统一本党政策案”,公开叛变革命。至此,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