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团结无产阶级革命群众，并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建立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和各级人民革命政权。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就是这样做的，到了川陕，红四方面军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地方党组织和基层革命政权。

在鄂豫皖苏区，最高领导机关为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1932年11月19日，在西征途中，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召开会议，根据红四方面军已经离开鄂豫皖和正在向西挺进的现实，决定将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改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以下简称“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或“西北军委”），张国焘任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任副主席，曾中生任参谋长。进入四川后，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是川陕苏区的最高领导机关。从此，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全面领导了川陕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的建设与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曾经先后有三个“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除了成立于1932年11月19日，以张国焘为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副主席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外，还有成立于1935年2月5日，以刘志丹为主席、谢子长（后为高岗）为副主席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以及成立于1935年11月3日，以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先后出现三个同名的领导机构，这是中国革命斗争特殊时期的产物。

川陕一带山大林密，既有高山也有小块的丘陵地带，农耕条件并不算很差，山里也有大量的飞禽走兽，和平条件下，这里也称得上物阜年丰。但由于反复的军阀混战，拉丁派款，战火蹂躏，苛捐杂税，外带地主恶霸、土匪、强盗烧杀抢掠，这里的人民处于极端贫困、极端痛苦的悲惨境地。老百姓整年过着“半年糠菜半年粮”的日子，年成好时，打的谷子除缴租外，尚能吃三四个月，其余的时间只有靠野菜度日，油盐则是想都不敢想的。如果遇到荒年，百姓只有以蕨根、葛藤、树皮、野草维持生计，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人吃人的惨剧。“三月杂粮三月糠，三月野菜三月荒”就是当地贫苦百姓的生活写照。由于贫穷，当地百姓多数衣不蔽体，一件棉衣、一床棉被往往几辈相传，十几岁的大姑娘因为没有衣服裤子穿而整日躲在床上。天冷了，没有被子盖，就钻进包谷壳堆里睡，俗称“冲壳子”。在这种赤贫地区闹革命，首先就要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土地是生计之本，要动员人民起来跟红军走，就要解决土地问题。

由于军阀土豪劣绅的残酷压榨，四川人民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从未停止。在中共陕西省委和四川省委的领导下，陕南、川北地区的党组织就已经走上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王维舟、李家俊领导农民和铁矿工人武装起义，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川东游击军。旷继勋领导了大石桥起义，南部升钟寺农民起义，万县、达州、梁山、开江一带的农民在当地党组织的领导下，纷纷开展抗捐、抗租、抗税、“吃大户”，反抗地主豪绅的斗争，这些斗争虽大都遭到了反动军阀的残酷镇压，但也培养了一批革命的骨干，建立了群众基础。四川的农民运动有如干柴，就等待革命运动的烈火。

正是因为如此，红军的到来便立即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全力配合，四川的穷苦百姓成为红军的天然同盟者。就连国民党的报刊在总结这段历史时也说：“缘通巴地万山重叠，道路崎岖，关隘险阻，从非用武之地。赤匪远来，不谙地势，苟非当地人民痛恨县长平素之剥削无度，迫而走险，引狼入室，否则该匪夷数千疲惫之兵，何敢深入险地？即使入之，若县长得人心，官民合作，坚壁清野，以逸待劳，该匪随狡悍异常，然主客势殊，又何至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

红四方面军进入川陕的目的就是要在敌人统治薄弱的地区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解民于倒悬，红军的战略口号是“赤化全川”。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建立根据地，深入地发动群众参加红军。在中共中央的明确要求下，当时各级党组织建立的革命根据地都统一称呼为“苏维埃”。

“苏维埃”是俄文совет（soviet）的音译，意思是“代表会议”。1905年俄国革命时由罢工工人组织起来的代表会议，简称“苏维埃”。十月革命以后，苏维埃成为俄国新型的政权的标志，城市和乡村的最基本生产单位都有苏维埃，苏维埃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不仅可以立法，还可以直接派生行政机构。苏联国时的全称即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苏维埃也是苏联议会的名称，苏联最高苏维埃由联盟院和民族院组成，联盟院按选区选举产生，民族院按加盟共和国等选举产生，行使苏联的立法权。

中国革命深受俄国革命的影响，“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中国共产党人积极向俄国共产党学习，以苏联为师，不光从共产党的组织制度上，连称呼上也学。中国共产党在上世纪30年代建立的革命根据地政权普遍都称为“苏维埃政府”，所以，当时革命根据地也简称“苏区”。但是，对于当时的中国农村而言，由于文化习俗的差异，“苏维埃”的意思实在难以理解，很多农民根本弄不清楚“苏维埃”是怎么回事，于是根据自己的理解来作各种解释。虽然在理解上有困难，但由于共产党建立的各级苏维埃政府都是代表广大劳动群众的，是全心全意为他们服务的，所以苏维埃政府很快为他们所接受。

红四方面军进川时，原想一步到位，直接成立“四川人民政府”，并以此组织形式来号召和组织人民群众。但西北军委的这种设想遭到中共中央来电的严厉批评，并明确指出，在各地建立的革命政权，只能称为“苏维埃政府”。根据中央的指令，西北军委在通江召开的会议上，确定入川后建立的革命政权称为苏维埃政府。所以川陕根据地以后也简称“川陕苏区”。

1932年12月17日，红七十三师二一七团作为红四方面军的先遣团，在团长洪美田带领下，经由天池寺、核桃树，越冰封雪盖的大巴山，12月18日上午进占通江两河口，在这里，部队击溃守敌一连，通江县政府和守军仓皇出逃。二一七团第二营留守两河口，主力继续前进。二一七团二营随即在两河口建立了四川第一个工农革命政权——两河口乡苏维埃政府。

1932年12月21日，西北军委经通江县北面的两河口、泥溪场进入苦草坝。在这里，发布了《红军入川十大纲领》，号召群众反对军阀和地主豪绅剥削，建立工农民主政府，并决定，建立川陕根据地。12月24日，红四方面军解放通江。

入川之初，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重要的军政机关几乎全都放在这里。

红四方面军入川五天后，12月29日，西北军委立即组织成立了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旷继勋任主席。川陕临时革命委员会的中心工作就是宣传、动员和组织群众起来参加革命，打土豪、分田地。随着红军横扫通、南、巴，建立各级政权成为西北军委的紧迫任务。建立政权，首先要建立党组织。

1933年2月7日，中国共产党川陕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通江县城召开。到会的地方及军队代表五百余人，会议历时一周。大会选举袁克服、曾中生、吴永康、郑义斋、傅钟等三十七人组成中国共产党川陕省委员会，袁克服任书记，组织部长余洪远，宣传部长刘瑞龙，妇女部长姚明善，秘书长吴永康。

袁克服，湖北省黄安人，1927年参加黄麻起义，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黄安县委委员，总工会主席、县军事指挥部指挥长。1931年红四方面军成立时，任红四军十二师三十四团政委。曾当选为鄂豫皖省委委员，共青团鄂豫皖省委书记，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团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袁克服被授予少将军衔。

余洪远，陕西西乡人。1932年参加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四方面军第十师政治部宣传员，中共巴中县委书记，川陕省委组织部部长，川陕省保卫局局长，省政府副主席。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余洪远被授予少将军衔。

刘瑞龙，江苏南通人。1927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3月到川陕革命根据地，曾任陕南红二十九军政治部主任，后任中共川陕省委宣传部部长，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政务院农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中共中央华东局农业办公室主任等职。

第一届川陕省党代会的中心议题是创建川陕边根据地。大会通过了《目前的政治形势与中国共产党川陕省党的任务》《发展党的组织与扩大红军》，作出立即召开“川陕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等重要决定。大会决定充分发动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广泛开展分配土地的斗争，彻底打垮封建统治势力。大会号召川陕人民立即掀起参军热潮，扩大红军，壮大武装力量，积极准备粉碎敌人的围攻。会议决定将《川北穷人》改办为省委机关报，组建中共川陕省委党校，培训党的干部队伍。从此，红四方面军前敌委员会领导地方党的任务，正式转交给中共川陕省委。川陕省委与各地方党委和基层党组织从此肩负起巩固和发展川陕苏区的重担。在中共川陕省委统一领导下，川陕苏区的工会、贫农团、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少先队、童子团等各种群众团体组织也迅速建立和发展。

川陕省委和川陕苏维埃政府成立后，立即全力以赴地开展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政权建设。余洪远在《力量的源泉，胜利的保证——川陕革命根据地党的建设》文中回忆：

川陕省委建立后……省委决定立即派出一批干部到各县去开展工作。当时我和何绪荣、冷持斋三人被派往巴中。临行之前，省委书记袁克服同志交给我们三项任务：第一是建党建政，要求在两个月内，把巴中的县委、区委和县、区政府建立起来，有组织地开展工作；第二是积极地扩大红军，准备打仗；第三是尽快组织工作队，发动群众，分配土地。当时感到最困难的就是缺乏干部。我们三人研究，由我到红十一师、十二师去要求部队支援。部队立即答应，除原派出的工作队外，再增加六百多名干部、战士，专门负责帮助巴中县的建党、建政工作。具体分工是：十一师负责完成得胜山、曾口场、江口场、兰草渡等区的组建任务；十二师负责杨柏河、清江渡、巴中城郊、恩阳河等区的组建任务……

在部队的协助下，我们经过两个星期的紧张工作，于三月初召开了巴中县第一次党代表大会……选举余洪远、何绪荣、冷持斋、汤世付……等三十余人组成中共巴中县委员会。由余洪远任县委书记……汤世付任县政府主席……

1933年6月23日，中共川陕省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在通江县新场坝照山坪召开，到会代表二百四十八人，代表一百余名党员。会议听取了曾中生代表省委所作的政治报告。根据反“三路围攻”胜利后的新形势和党中央指示，大会作出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案》的决议，通过了《组织问题决议案》《斗争纲领》和《红军与地方武装决议案》。决议案对发展党的组织，提高党员的质量，建立健全党的支部，培养与提拔干部，加强党员干部的理论学习等项工作都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和具体的要求。

1933年12月，刘湘向苏区发起“六路围攻”，为配合红四方面军粉碎敌人的进攻，川陕省委于1933年12月11日在巴中召开了第三次党代会，此时全苏区二十余个县已有党员三万多名，一千多名代表参加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进一步动员起来，党政军民全力投入反“六路围攻”。

在反“六路围攻”取得全面胜利后，1934年10月19日，川陕省委在巴中县城云屏书院召开第四次党员代表大会。大会总结了反“六路围攻”胜利的经验，讨论了粉碎“川陕会剿”的紧迫任务，通过了《开展游击战争的决议》，制定了发展和扩大地方武装的计划。会议改选了省委，由周纯全担任省委书记，周纯全代表省委作《川陕第四次全省党员代表大会总结》。

离开鄂豫皖根据地后，千里征途中，红四方面军饱尝失去根据地的痛苦和困难，饭没处吃，给养没处筹，部队没处住，伤员没处养，红军没人补，信息没人通，事实说明，根据地是部队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正因为如此，红四方面军对于帮助地方建党建政高度重视，总政委陈昌浩亲自抓这项工作，除了自己亲自参加基层党组织和政权建设外，还要求各级部队的主要领导高度重视和参与这项工作。根据总政治部的要求，红七十三师政委张广才、红十一师政委李先念等一大批军师级高级领导都亲自参加工作队，带队到基层帮助和指导地方开展建党建政工作。红四方面军各部队接合部队驻地情况，对口帮助各地开展建党建政工作：红四方面军总部直属机关帮助建立赤江县委；红十一师帮助建立巴中党组织；红七十三师帮助建立南江、红江的党组织；红四方面军总医院帮助建立赤北的党组织。截至1933年3月底，这五个县全部成立了县委县政府。

建党建政工作中，最为缺乏的是干部。当时的县委、县政府建设多是由部队帮助建成，各级领导干部也都是由部队的干部战士担任。但部队的干部战士都是要回到部队去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川陕省委、省苏维埃立即动员各级党校大力开展干部培训工作。《中国共产党川陕省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组织问题决议案》明确规定，每个党员必须加紧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知识，对于新党员要有计划地进行训练，通过小组会议，读书读报，公开演讲和开办识字班等途径，提高党员的理论水平和文化水平。

1933年7月，中共川陕省委党校成立于通江，首任校长陈开，后由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继任。省委党校主要培养县、区委干部。有的县委也开办有党校，如巴中县委就率先开办。余洪远回忆：

县委决定：立即开办党员积极分子训练班，大力培训当地干部。先后办了两期，第一期从七个区抽调党员和非党群众积极分子共五十多人参加，组成了临时支部负责领导学习。课程主要有五门：一是党的基本知识；二是发展党的组织，建党、建团、建政；三是扩大红军，组织地方武装；四是学习土地法大纲，怎样分配土地；五是如何做好群众工作……学习二十五天就毕业了……第二期，共参加二百多人，全是党团员，学期一月，课程除原五门外，另加财政工作、粮食问题。学员毕业后，除少数留县委、县政府机关外，主要分到基层开展工作。

……

此外，当时省委还设立了党校和彭杨军政学校（以革命烈士澎湃、杨殷的名字命名的）党校主要培训基层党支部成员……彭杨学校主要为军队培养连排干部……

……川陕根据地党组织的发展是相当快的，有时红军打下一个地方，要求十天半月，甚至一个星期，就把党的组织建立起来。因此，发展组织的方式和手续都较简单，首先召开各种群众大会，广泛宣传党的主张，说明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替劳苦大众谋利益的，要求入党的人经过审查，就举行入党宣誓。

虽然发展党员很快，但条件也很严格。当时入党条件强调三个方面：

政治条件——阶级成分好，雇工、贫农等劳动阶级才能入党，地主、富农等剥削阶级绝对没有资格。

思想条件——对共产党有初步的认识，自愿为之献出一切。《十大政纲》要背熟，隔一两天就来人考查，看你记住没有。

工作表现——工作积极、作战勇敢。平时，共产党员要找能在群众中带头的分子，战时，谁个有决心消灭敌人，谁个在火线上勇敢的谁就可以加入党。

支部考查和入党宣誓极其严格庄重。支部考查有谈话考查、给任务考查和火线考查等方式。长赤县朱公乡苏维埃主席吴华传，负责保管全乡打土豪劣绅收缴的铜圆、银圆和鸦片，缴获太多，多得用背篼装。吴华传严守纪律，悉心保管，没拿一点回家。一天，红军工作队徐科长突然问他：“缴了多少银圆和鸦片？”吴华传如数一一说了。徐科长一清点，分两不少。随后，吴华传光荣入党，不久担任了镇子区区委书记。

林自亲是南江县翻坝乡的贫苦农民，红军解放南江，林自亲表现积极，跟着红七十三师工作队到处贴标语、打粮食、捉反动派。成立乡苏维埃时，被选举为苏维埃主席，以后又被选举为南江县苏维埃主席，他听说红军是共产党派来的，专门打反动军阀，解放穷人，便找到七十三师驻翻坝乡工作队长苏荣华。经过对他的了解，一天晚上，苏荣华向林自亲详细讲解了共产党的主张，林自亲再次表示了加入共产党的强烈愿望。几天后苏荣华告述林自亲：“你被批准入党了，要保守党的秘密，连老婆都不能说。”

在通、南、巴苏区，千千万万个和熊国炳、吴华传、林自亲一样的贫苦农民就这样跨进了党组织的大门，开始了自己崭新的人生。

革命战争年代，天天都是血与火的斗争，残酷的斗争环境要求党组织具有高度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而实现这些靠的就是组织纪律，铁的纪律就是胜利的保证。川陕省委对党的组织纪律要求极为严格，川陕省委印发的《党员须知》规定：

1.党的纪律是铁的纪律，对任何同志不稍宽籍。

2.党的纪律是含有教育性的处罚，要使同志自觉的去纠正和克服他的错误。

3.党的最高纪律是开除党籍。开除党籍，就是表示他的政治生活破产。

4.党内没有血的纪律。

为适应战争环境，提高党的战斗力，中共川陕省党组织规定了党员必须遵守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群众纪律、战场纪律、经济纪律、保密纪律、工作纪律。

政治纪律：始终相信党，高度统一，反对分裂；

组织纪律：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绝对执行党的决议；

群众纪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战场纪律：身先士卒，冲锋在前，退却在后；

经济纪律：廉洁奉公，严禁贪污；

保密纪律：严守秘密，要命也不能向任何人包括父母、妻子说出党内秘密；

工作纪律：忠于职守，再艰巨的任务也要按时完成。

党员违犯纪律，就要受到处分与制裁，当时的实际情形是：“初犯受教育，二次剥点皮，再犯头落地。”川陕省第二次党代会《组织问题决议案》中严厉指出：

党员对上级决议应该绝对执行，党在苏区内，应该实行纪律军事化，在苏区的每个党员对各方面工作要负严重的责任，如临阵脱逃，泄漏秘密和违犯党的路线与不执行党的决议，或在红军中或在苏区内进行小组织的活动，都要受到党严重的纪律制裁……党员屡犯错误，离开党的路线，不能改正者，当受纪律的严重制裁，实行清洗出党。

如果说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是战斗力的倍增器，那么如同水桶外面的铁箍，铁的纪律就是胜利的保障。在非常时期，川陕各级党组织执行纪律的确极为严厉。宣汉县凤鸣乡游击队队长陈大林对敌斗争英勇果敢，土豪劣绅听到他的名字就闻风丧胆，但陈大林没能抵御住金钱的诱惑，当看到打土豪没收的鸦片和银圆堆放在自己身边时，穷苦一辈子的他动了心，他将一部分鸦片和银圆占为己有。事发以后，尽管他追悔莫及，但仍被处以极刑。客观地看，当时严酷的环境使得执行党的纪律时有偏激过火的一面，但另一方面也显示出苏区党的纪律之崇高和威严，让任何人不敢藐视。在强敌和困难面前，川陕苏区的发展和红四方面军的节节胜利，最有力地说明了，钢铁的纪律练就了钢铁的队伍和钢铁的意志，大批优秀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英勇斗争、积极工作、埋头苦干、勤劳朴素，成为根据地建设和军队建设的骨干力量。

在加强党组织建设的同时，川陕苏区的政权建设也同步进行。

共产党是有着崇高政治目标的政治组织，政权建设要从法治的基础上实现党的各项目标。中共川陕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川陕省苏维埃组织法》。组织法总则开宗明义地宣布：

川陕省苏维埃是川陕工农兵的代表会议。这一政权，属于全川陕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群众。在中国共产党川陕省委领导之下，坚决执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颁布的一切法令和指示，保护工农劳苦群众利益，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地主、豪绅、资产阶级的统治，扩大革命战争，争取苏维埃政权在全川陕的首先胜利，直到全中国的胜利。

《川陕省苏维埃组织法》对各级苏维埃政权的组织系统和工作内容作了明确的规定和要求，对各级苏维埃政权机构的地位、人员配备、工资待遇、职权范围作了详细的规定。对各级苏维埃代表的产生办法、人选资格以及代表的权利作了明确的规定。

在苏维埃政权中，只有工人、农民、红军士兵以及一切劳苦大众有权选举代表，掌握政权的管理。军阀、官僚、地主豪绅、资本家、富农、僧侣及一切剥削的人和反革命分子没有选举代表参加政权和政治上的自由权利。

组织法对政权机构的设置极为详尽，如县苏维埃的组成包括县军区指挥部、财政委员会、经济委员会、交通局、政治保卫局、革命法庭、土地委员会、劳工委员会、粮食委员会、文化委员会、内务委员会等机构，同时，每个机构都有明确具体的工作内容。如县苏维埃土地委员会的工作内容是：

1.检查各区分配土地是否按土地法令执行，立即进行查田……迅速分配土地；2.办理修塘、打堰、筑堤、开沟、水利灌溉等，研究土质的好坏，适宜种什么东西，计划运输肥料，解决农具的需要，开垦荒地等；3.执行省苏对土地问题的决议和指示。

在经济文化极其落后的贫困山区，敌人正在向我发动疯狂进攻背景下，刚刚成立一个月的红色政权就出台了《苏维埃组织法》，即使在今天来看，这部组织法也是主旨清楚、条文周详、任务明确、通俗易懂、便于执行。

根据组织法，1933年2月17日，川陕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通江召开，到会代表一百五十人。大会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为革命根据地的根本大法，这样就以法律的形式将革命取得的成果固定下来，而且明确地指出了革命将继续争取的方向。大会选举成立了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川陕省苏维埃下设财政、经济、外交、交通、土地、劳工、粮食、文化教育、内务、工农监察等委员会和政治保卫局、革命法庭、戒烟局等机构。带领红军翻越大巴山进入四川的贫苦农民熊国炳被选举为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主席。

但熊国炳的一生坎坷而艰难，令人扼腕。

带领红军翻越大巴山入川后，熊国炳就成为革命的积极分子，在熊家湾打土豪分田地，被选举为乡赤卫队队长和苏维埃主席。1933年2月，在筹备成立川陕省苏维埃时，已经转任通江县委书记的刘子才将熊国炳推荐给新任的川陕省委书记袁克服，经袁克服介绍，熊国炳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了川陕省苏维埃的筹备工作。1933年2月中旬，在通江召开的川陕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熊国炳以他亲身经历声讨和控诉国民党反动军阀、地主恶霸的滔天罪行，热情歌颂共产党红军为劳苦大众翻身求解放的功绩。他的发言朴实真诚，大大激发了参加会议的代表们的热情。经张国焘提议，参加会议的一百五十多名代表一致同意选举熊国炳为第一届川陕省苏维埃主席。这样，一个贫苦的农民登上了川陕地区革命的历史大舞台。

熊国炳是一个普通“泥腿杆子”，没有文化，也没有领导工作的经验，被革命的大潮推向川陕省政府的最高领导岗位，在新的工作面前，在大批红军将领和老领导面前，他有些惶恐和惶惑，甚至有点手足无措。但他以淳朴和炽热激情投入革命事业，他不会当领导，在实际工作中，真正起指挥作用的是红四方面军派来的秘书长黄超。但熊国炳勤勤恳恳，认真努力地干好交代给他的每一件事，从未懈怠，更未摆架子耍权威。红四方面军长征时，熊国炳负责部队的后勤物资供应，在红军西路军中，熊国炳担任后勤部总经理处处长，协助郑义斋开展工作。西路军失败后，根据安排，熊国炳带领两百多名后勤人员随左支队行动，后部队被敌人打散，熊国炳从敌群中杀出来，却落入一个深深的大雪坑昏死过去。不知过了多久，他苏醒过来，由于摔伤加上低温，他的左腿已经冻伤。熊国炳咬牙从雪坑中慢慢爬出，爬了半天后，遇到两名幸存战友。他们扶起熊国炳，找了点柴火点燃取暖。恰逢毕占云支队的参谋方震带领一些失散人员过来，见此情景，方震决定给熊国炳留下五名战士。第二天，这五名战士扶着熊国炳向西走，突然与马家军的搜山队遭遇，他因为自己腿受伤不能走，命令那五名战士快跑，为掩护他们，熊国炳身负重伤，被敌人俘虏。敌人没有了解到他的真实身份，看他这个样子以为他是一个伙夫，放松了对他的看管，他乘机逃出魔掌。身负重伤的熊国炳靠爬行乞讨艰难求生，在九家窑村，一位张姓老人收留了他，并用土法为他治好伤。伤好后，为不连累老人，熊国炳只身流落到了酒泉。此时马匪正在到处搜捕“赤匪首犯”徐向前、陈昌浩、熊国炳。形势十分险恶，熊国炳整日小心翼翼，到处躲藏。为求生，他到酒泉城内王家醋坊打短工，晚上蜷缩在王爷庙的角落里睡觉。这段时间，熊国炳多次试图离开酒泉寻找红军，但每次出去总是遇到敌人的岗哨关卡盘查而退回。熊国炳欲走不能，只好隐姓埋名继续躲藏。几年以后，他在酒泉安家直至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熊国炳自食其力，在酒泉农村劳动。由于与红军大部队和党组织长期失去联系，且因西路军的巴山儿女大部分都牺牲而自己苟活，熊国炳深感惭愧，自觉无脸见党组织，无脸见四川父老乡亲，就这样隐姓埋名二十多年。1960年，自然灾害导致全国饿肚子，这年10月，熊国炳家庭生活困难陷于绝境，家里没有粮食，饥饿导致旧伤复发，浑身浮肿，无钱医治，身体越来越差。有人知道了他的身世，劝他找组织，他说，自己脱离了党组织几十年，对不起红军，对不起党组织，宁肯自己吃点苦也不给组织找麻烦。在病、伤、饿的困境下，终与世长辞，死后即埋葬在酒泉市泉湖乡许家磨湾的沙漠里。红四方面军老战士、原成都军区副司令陈明义将军讲：“熊国炳是个工农干部，我接触过他，是个好同志，我们活着的人对他的死是过意不去的。解放后他没有任何特殊要求，这就看出他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品质是高尚的。”

1933年8月1日，川陕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巴中召开。会议通过《目前形势与川陕省苏维埃的任务》的决议，决议强调，要“健全各级苏维埃组织”，“发动广大工农群众审查和批评苏维埃工作”，“吸引斗争精神好，成分好，不怕得罪发财人的工农分子到各级苏维埃来。”

1933年10月，仪南、营渠、宣达战役胜利后，根据地得到了空前发展，建立了鼎盛时期川陕苏维埃政权，共有二道二十三县一市，一百六十多个区、九百多个乡、四千三百多个村。

按照《川陕省苏维埃组织法》规定，县工农兵大会选举产生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负责执行和监督工农兵代表大会作出的决议；执行委员会产生常委会，常委会产生主席，领导县苏维埃“一部二局七委一庭”，即县军区指挥部，政治保卫局，交通局，财政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土地委员会、粮食委员会、劳工委员会、内务委员会、文教委员会，革命法庭。

《苏维埃组织法及各种委员会的工作概要说明》还规定了各级苏维埃工作人员与工资的暂行条例：

1.县苏执委二十七人，常委会十一人……县苏常委十一人内须脱离生产，每人每月工资六元（伙食费均在内）……

2.区苏执委十三人，候补二人，常委七人……每月工资五元（伙食费在内）……

3.乡苏执委七人……工资每人每月四元（伙食在内）……

4.村苏设主席、土地委员、劳工委员，三人均需参加生产，不能起伙。

按照当时的体制，红四方面军属于野战军，直属西北军委管辖，川陕省苏维埃也建立了属于西北军区和川陕省军区管辖和指挥的为数众多的游击队、战斗连、独立团、独立师、赤卫军等地方武装组织，担负保卫苏区、维持治安、侦察敌情、训练军事、扩大红军、配合作战等任务。

地方武装组织的任务是：维护苏区治安、清剿反动武装和配合红军作战。

当时川陕有一些反动会道门组织，这些反动会道门成为敌人的爪牙和走狗，经常聚集会徒袭击根据地，制造惨案。通江有一伙反动会道门武装自称“盖天党”，常在沙溪、洪口一带进行抢劫、暗杀活动，先后杀害区乡村苏维埃干部四十余人，烧毁房屋数百间，还狂叫“打到王坪去，踏平总医院”。赤北县委决定拔掉这个毒瘤，为民除害，安定一方。1934年8月中旬，赤北县军区指挥部调集沙溪、洪口、钢溪三个区赤卫军配合川陕省保卫局警卫营、总医院警卫营，向盘踞在向阳寨的这伙土匪发起攻击。警卫营兵分四路，每路由一连赤卫军配合，经过三天三夜的围剿，全歼了这股土匪，击毙匪帮头子，保卫了苏区大后方及红军总医院的安全。

川陕苏区的地方武装经过无数次战斗考验，已经成为一支支训练有素、作战勇敢、纪律严明的武装队伍，在红四方面军不断战斗、减员、扩编的情况下，这些地方武装组织源源不断地被编入正规红军部队，成为红军发展壮大的重要兵力来源。据不完全统计，仅南江、长赤两县，从独立团、营、游击队等成批改编为红军部队的，就多达八千余人。

打土豪、分田地是动员和号召贫苦大众拥护苏维埃，参加红军的直接动力，也是建党建政的首要任务。入川后，在各级苏维埃尚未建立时，西北军委政治部就专门发布《关于土地问题的布告》：

川陕省父老兄弟姊妹们！

土地是穷人的劳苦雇工农民的命根子呀！地主豪绅富人占据了许多土地，自己不做庄稼，雇工农民每年缴纳租粮给他们，他们就坐着享福、有钱有势、压迫穷人，无所不为……

雇工农民要想解决自身痛苦，不但要取消苛捐杂税，还要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贫苦的工农……穷人向地主豪绅夺回土地，就是真正从十八层地狱里翻身了。

……

雇工、佃农、兵士，要分得田地，中农的土地，要不受人家并吞，不要还粮上税受剥削，自己耕种即归自己所有，就要起来拿着武器组织政权，来镇压旧的压迫者，土地才能归到被压迫者手里来。

土地归贫苦农民，粮食归穷人，八小时工作，政权归工农兵苏维埃。

为了动员广大贫苦百姓参加革命，西北军委从红四方面军各部抽调大量有基层工作经验的干部战士组成工作队深入农村，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分配和扩大红军工作，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编印了《怎样分配土地》的小册子，对“为什么要分配土地”、“怎样分配土地”、“农村阶级说明”、“土地问题解答”等方面内容，作了极为详尽的说明。

（一）为什么要分配土地？

封建的土地制度，是封建势力的根本基础，彻底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分配给无田的农民耕种，就是根本肃清封建势力，驱逐帝国主义……

（二）怎样分配法

目前平分一切土地应由乡为单位，按照人口和劳动力混合起来分配……首先把红军的土地分好，红军公田提出来，再把好坏远近的田地、山林、池塘、竹园等作一总的计算，兼配得好好的，按人口与劳动力混合划分……

（三）农村阶级说明

（1）打长工的是农村中的无产阶级——叫做雇农。

（2）自己有少数土地，卖短工，做小贩，或佃种人家的田地耕种，受人家的剥削与压迫，一年收入不够吃用，这是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叫做贫农。

（3）自己的田地，自耕自种，在政治上受豪绅地主的压迫、在经济上受苛捐杂税的剥削，他本身又不剥削人家，一年收入供给他全家人口需要恰恰够了，没有多余的叫做中农。或一年请几个短工或请一个放牛的，全年收入供给全家人需要所多无几，一年多上几石谷或出卖货物多一二百串钱，叫做富裕中农。

（4）自己有余土地租给别人耕种，他可收租，或种不完、雇人耕种剥削雇农，或自己种田又有多余的金钱放高利贷，或自己种田地又请人做生意……一年除供给自己家普通农民生活须要外有多的，这个多的由剥削而得来的，就叫做富农。

（5）自己把田地佃给人家耕种，专靠剥削人家生活，自己不劳动者的叫做地主。

中共川陕省委、省苏维埃成立以后，为推进苏区建设，发布了一系列决议、布告，如《中共川陕省委关于红五月工作的决议案》《川陕省总工会红五月工作计划决议案》《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布告》《加紧生产运动决议》《中共川陕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案》《中共川陕省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讨论的斗争纲领》《共青团川陕省委关于文化教育决议》《少共川陕省委关于青年文化教育决议》《川陕省军区指挥部条例》《西北军区赤卫军条例》《优待专门人才暂行条例》《川陕苏维埃税务条例草案》《川陕苏区商业条例》《优待红军条例》《妇女斗争纲领》《告商人书》《公粮条例》《正确执行税务条例》《川陕省革命法庭条例》《中共川陕省委关于白区工作决议案》等，这些政策、条例、法规、决议，涵盖了社会、政治、经济、法律、妇女、青年、教育等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在红色政权初创时能够做到如此系统和完整，在当时全国几大苏区里，尚属第一。

为了让这些制度政策人人皆知，随时可看，不怕风吹雨打的损坏，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和各军、师的政治部分别组织人将其刻在石头上。今天这些石刻已经成了极为珍贵的革命文物，珍藏在北京的军事博物馆和四川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里。

在川陕苏区存在的三年时间里，中共川陕省委和川陕苏维埃政府做了大量的工作，建设和巩固了根据地，培养和造就了大批党政干部，发展了根据地的农业、工业、教育、卫生、金融、工商等事业，动员了数万人参加红军，组织了二十多万人的运输队为红军运送给养和伤员，领导群众发展生产，保证了红四方面军八万多部队和大量地方部队以及党政机关的全部粮食供应。

中央对红四方面军创立川陕苏区深表嘉许，1933年8月，中共中央在致红四方面军的一封信中指出：

你们每一个胜利，都将加多整个革命战争胜利的机会。

这种惊人的胜利，给整个西北的革命运动，奠定了最强固的基础……

在土地革命时期，川陕根据地是与江西瑞金根据地齐名的大根据地之一。1934年，毛泽东在瑞金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说：

……由于红四方面军的远征，在辽远的中国西北部，开展了广泛的群众革命斗争，把苏维埃的种子广播到革命形势比较落后的区域中去了。红四方面军的英勇善战，在不足一年之内，已经在二十余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已经发展了十倍以上的红军队伍，号召了整个四川的工农劳动群众与白军兵士倾向于苏维埃革命，在中国西北部建立下苏维埃革命新的强有力的根据地。川陕苏区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个大区域，川陕苏区有地理上、富源上、战略上和社会条件上的许多优势，川陕苏区是扬子江南北两岸和中国南北两部间苏维埃革命发展的桥梁，川陕苏区在争取苏维埃新中国伟大战斗中具有非常巨大的作用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