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建设川陕苏区 “赤化全川”石刻
通江县沙溪乡景家塬一座海拔八百多米的高山上,有一大片裸露的岩石,岩石上刻有两幅巨型标语:“赤化全川”和“平分土地”。“赤化全川”每字高五米五,宽四米七,笔画宽七十厘米,深三十五厘米;“平分土地”每字高五米七,宽四米九,笔画宽六十厘米,深十厘米。这幅标语,每个字接近三十平方米,粗大的笔画内可卧下一个人,数十里外可以看到。
两幅巨型标语如同无声的呐喊,宣示着红军在四川的战斗的目的和革命宗旨。几十年的风雨过去了,这两幅巨型标语仍然在告诉我们,当年红军为之浴血奋斗的革命理想。这就是宣传的力量。
红四方面军之所以能够在很短时间里开创川陕革命根据地,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做到了“红军发展到哪里,党的宣传工作就到达哪里”。
要实现自己的革命理想,就要动员广大群众,要动员广大群众,就要开展有声有色的宣传活动,将共产党和红军的革命宗旨、目的、做法传达到每一个人心田。红四方面军入川后,宣传群众、唤醒工农,边打仗,边宣传,既是战斗队又是宣传队。中共川陕省委旗帜鲜明地提出:“在开展各项工作时,宣传工作要打先锋”,“党的宣传工作要成为开展斗争发展组织的导火索”。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号召全军“在进行革命战争,消灭国民党统治和帝国主义的坚决战争中,我们要百倍加紧宣传工作来夺取群众”。红军打到哪里,红旗插到哪里,党的宣传工作就做到哪里。川陕省第一次党代会通过的决议指出:“目前最迫切的是要扩大共产党的政治宣传,将共产党的政纲和主张,最浅近、最通俗、最明了、最生动的在各种斗争中去宣传、组织和煽动。”
苏区的宣传工作由川陕省委宣传部、省苏维埃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和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负责组织和领导。
宣传队分经常和临时两种,经常宣传队脱离生产,专任宣传;临时宣传队由各种革命组织临时组织。地方各机关、县以上设经常宣传队,十人为一队,每县设三到五队,设队长一人,大队长一人,受县苏维埃常委会指挥。各县宣传队又统一于省苏维埃常委会之下的宣传队总部。红军中设经常宣传队,每连三到五人为一小队,设队长一人,营设分队长一人,指挥三个连的小队合为一队。团政治处宣传科内设大队长一人,统一指挥。必要时可增加临时宣传队。
宣传对象除了苏区群众还包括敌军。从川陕省委到县委都专门成立了“白色士兵工作委员会”,专门负责开展争取白色士兵的工作,中共川陕省委和西北军区政治部专门编有《对白军士兵宣传大纲》和《对白军标语大纲》,宣传队员编写了许多诉说白军士兵痛苦、宣传参加红军好处、鼓动弃暗投明的通俗宣传品,在前沿阵地向白军士兵演唱或喊话,由于内容切合实际,表现形式生动活泼,相当于开辟了“第二战场”,不少白军士兵被打动而投奔红军。
在多种多样有声有色的宣传活动中,最有特色的是遍布川陕的红军石刻。石刻宣传是土地革命时期党的宣传文化工作的一大创举。红军石刻内容丰富,有石刻文献、石刻标语、石刻对联等。川陕苏区红军石刻以其刻写和保存数量最多、分布范围最广、单幅幅面最大、单幅字数最多,成为中国特有的革命历史文化资源,堪称世界一大文化奇观。
通、南、巴地区属于喀斯特地貌,石头资源丰富,当地也不乏书写标语和刻字的能工巧匠,加之国民党对苏区实行经济封锁,红军和苏维埃机关办公和宣传纸张十分缺乏,用粉笔、墨等材料书写的标语,保存不了几天就被雨水冲刷掉了,而刻在石头上的标语可以长期保留,于是用石头作宣传阵地的宣传模式很快应运而生。
1933年2月,红军解放通、南、巴等地后,红七十三师宣传队在通江县城对岸悬崖上,刻制了苏区较早的一幅巨型石刻标语“争取苏维埃中国!”这幅石刻标语高悬山崖,笔力苍劲,十分醒目。来出席川陕省第一次党代会和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的军队和地方代表看到这幅石刻标语备受鼓舞。徐向前、陈昌浩看到这幅标语后非常高兴,要求各军师的宣传队推广这种做法。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召集了一批专门以凿石为生的石匠,成立了一个“錾字队”,专门负责在石头上刻写标语。錾字队分布在城乡各地方,在野外、村庄、河岸、路旁、悬崖、陡坡、山墙、石壁、建筑物的门廊、石柱、旧的石碑、牌匾等各种地方刻写标语、口号,有的甚至将很长的文章也刻写下来。如六千多字的《中华全国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劳动法令(草案)》《川陕苏维埃政府布告》、三千多字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国共产党十大政纲》等。
从此以后,石刻标语宣传在苏区各地迅速兴起。川陕省委宣传部錾字队,方面军总部和各军、师政治部錾字队,刻写了大量石刻。据上世纪80年代普查,川陕苏区共有红军石刻四千多幅,其中通、南、巴三县有三千多幅,目前巴中市尚存红军石刻近一千幅。红军石刻的内容丰富,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生活、文化教育等方面无所不包。傅钟、宋光、刘瑞龙、廖承志、魏传统等川陕苏区的宣传文化名人,都亲自书写和组织刻写了大量颇具思想文化和艺术价值的红军石刻。
1983年,巴中市进行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在整修街道时发掘出来一批石刻,成为土地革命时期党的珍贵石刻政治法律文献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碑高二百一十六厘米,宽二百九十六厘米)、《中国共产党十大政纲》(碑高二百一十六厘米,宽二百七十厘米)、《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劳动法令(草案)》(碑高二百六十七厘米,宽四百二十九厘米,国家一级文物)、《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布告》(碑高二百三十厘米,宽二百二十厘米,国家二级文物)。据考证,这批石刻是1933年11月,川陕省委宣传部錾字队的成果,当时刻好后,分别竖立于川陕省委、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巴中特别市委机关附近的十字街口。西北军区政治部在今平昌县江口镇禹王宫墙壁上刻写的“拥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每字一百五十厘米见方,为标准魏碑体。红三十军政治部刻写在巴州区恩阳镇的“武装拥护苏联”,字宽二百五十五厘米、高一百七十一厘米,为标准行楷。
宣达战役后,红军解放达县城。红三十军军部进驻一家地主宅院。这是一套很大的宅邸,大门外有一座几米高石柱制成的宽敞门楼,红军錾字队在门柱两边刻上一副对仗工整、内容震撼人心的标语“斧头劈开新世界,镰刀割断旧乾坤”,两根石柱的内侧刻上“平分土地,阶级斗争”。现在,这幅标语已经成为珍贵的革命历史文物被保留下来。
通江沙溪的“赤化全川”石刻,堪称红军石刻“标语王”。“赤化全川”这幅标语还有一段故事。1934年农历三月,红四方面军总部錾字队在通江沙溪的岩壁上准备刻一幅“国民党是帝国主义的走狗”的标语,刚刻好“国民”二字时,恰逢川陕省委宣传部长刘瑞龙一行来此视察,刘瑞龙觉得这幅标语气魄不大,便建议錾字队改刻“赤化全川”四个字,而且要求尽可能刻大些。“赤化全川”这句话源自1933年12月23日中共川陕省第三次党员代表大会的总结:“赤化全川”的任务很迫切地摆在你们的面前。
“赤化全川”言简意赅,鲜明地表现了红军在四川的战斗目的,极富号召力。根据刘瑞龙的提议,由巴中恩阳一位姓张的小学教员书写,二十多名石匠费时月余才将这幅标语錾刻完工。“赤化全川”每个字足有三十平方米大小,深深的笔画道里卧下一人还绰绰有余。在中国石刻中,此字的大小,当属中国第一。“赤化全川”雄踞高山之巅,笔力遒劲,鬼斧神工,几十里外就能看见,具有极大的震撼力。敌人对这幅标语极为痛恨,想把它破坏掉,但石刻标语身处深山悬崖,要将其破坏掉绝非易事,始终未能得逞,最后只得将其用石灰水刷成与山岩相同的颜色。
“赤化全川”巨型石刻标语大气磅礴,犹如巨人登高呼喊,震撼人心,在那个血与火的革命战争年代,这些力透顽石穿越时空的革命真理,屹立于天地之间,以旷世巨卷的宏伟气势使敌人惊恐战栗,让人民群众备受鼓舞。历经近八十年风雨沧桑,“赤化全川”依然昂然屹立,万人景仰,成为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
1983年,国家主席李先念为“南江红军石刻标语陈列园”题名,老红军魏传统题词:
南江之石,标语千古。
回首巴山,永歌斯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