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徐向前、陈昌浩决定撤走广、昭之围，不与胡宗南周旋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即接到正在川黔边境转战的中央发出的《中央军委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

就在广、昭战役发起的同一天，1月22日，中央政治局以及中央军委又致电四方面军：

为选择优良条件，争取更大发展前途计，决定我野战军转入川西，拟从泸州上游渡江，若无障碍，约二月中旬即可渡江北上，预计沿途将有许多激烈的战斗。这一战略方针的实现，与你们的行动有密切关系……我们建议：你们应以群众武装与独立师、团向东线积极活动，钳制刘敌，而集中红军全力向西进攻。因我军入川，刘湘已无对你们进攻可能，你们若进攻刘敌，亦少胜利把握，与我军配合作战距离较远，苏区发展方向亦较不利；西线则田部内讧，邓部将南调，杨、李、罗兵单力弱，胜利把握较多，与我军配合较近，苏区发展亦是有利的。故你们宜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兵力部署及攻击目标，宜以一部向营山之线为辅助方向；而以苍溪、阆中、南部之线为主要方向。在主要方向宜集中主力，从敌人堡垒间隙部及薄弱部突入敌后，在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敌人，于运动战中包围消灭之。若你们依战况发展，能进入西充、南充、蓬溪地带，则与我军之配合最为有利。

接到中央来电，西北军委在旺苍召集紧急会议，讨论如何执行中央来电。会上争论非常激烈，主要分歧是如果向西渡过嘉陵江，川陕根据地将难以保住。但接应中央红军和策应红二十五军事关全局。最后，决定调整部署，放弃攻打广昭，准备西渡嘉陵江，渡江之前，为打乱和迷惑敌人部署，先发动陕南战役。徐向前在《陕南战役》一文中写明了当时的战略意图：

中央发出这个电报时，红一方面军已离开遵义，向川黔边的赤水方向前进。形势紧迫，不容我们犹豫不决。我从前线匆忙赶回旺苍坝，出席总部举行的紧急会议，讨论这一牵动全局的作战方针问题。

中央要求红四方面军集中全力西渡嘉陵江，突入敌后，运动歼敌，策应红一方面军渡江北进。这就是说，红四方面军的主力，将离开川陕根据地，向嘉陵江以西发展。大家认为，如果不是中央红军的处境相当困难，中央不会作出这样的决定，因而西进策应中央红军作战，是头等重要的事。会议决定，第一，暂时停止与胡宗南的角逐。第二，由三十一军和总部工兵营，火速搜集造船材料，隐蔽造船，解决渡河工具问题。第三，适当收缩东线兵力，准备放弃城口、万源一带地区。第四，即以主力一部出击陕南，调动沿江敌人北向，为在苍溪、阆中一线渡江创造战机，并接应已经进入陕南商县一带的红二十五军。会上，也讨论了是否以主力南下，直接与中央红军打通。走哪条路好？需要多少兵力？能不能打到长江边？因力量有限，没有把握，只好作罢。

驻守陕南的……孙蔚如部怕胡宗南的势力入陕，侵占西北军地盘，曾和我们达成过互不侵犯默契，双方一度相安无事，并有些来往。但在敌六路围攻期间，他们屈服于蒋介石的压力，出兵攻打过我们。同时，任凭胡宗南的势力伸向川陕边，威胁我侧背，也使我们够恼火的。我们这次出于战略上的需要，出击陕南，顺便给孙蔚如点颜色看看，以示惩戒，是必要的。

陕南战役一石二鸟，除了接应中央红军外，同时还要策应正处于艰苦环境中的红二十五军徐海东部。

红四方面军大部队撤离鄂豫皖后，鄂豫皖根据地陷入极度困难境地。1934年11月，在中央红军准备实行战略转移的同时，中共中央两次指示鄂豫皖省委设法摆脱困境，开辟新的根据地。1934年11月11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决定，由省委委员高敬亭领导的部分武装改编成红二十八军，留在当地坚持游击战争。由程子华任军长、吴焕先任政委、徐海东任副军长的红二十五军共二千九百余人，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于11月16日从河南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向西转移。

红二十五军西进路线与当年红四方面军路线基本相同，国民党刘峙部一路尾追不放。红二十五军历尽千辛万苦，1934年底进入陕西境内，到达陕南商县、镇安、柞水、蓝田一带。为对付入陕的红二十五军，陕军孙蔚如部调动了十五个团的兵力布防于宁羌、勉县、南郑、褒城一带堵截，敌刘子潜部、萧子楚部、冯钦哉部、张飞生部从四面八方将二十五军团团围住，红二十五军处境危急。

根据中央的要求，旺苍坝军事会议决定：停止与胡宗南的角逐，适当收缩东线兵力，放弃城口、万源一带，集中主力在苍溪、阆中一带西渡嘉陵江，攻击江油、梓潼，向茂县、北川、汶川方向攻击前进，接应中央红军入川。为了调动敌人注意力，给敌人造成我军要东出汉中的假象，红四方面军一面作好西渡嘉陵江的准备，一面集结了十二个团的兵力，挥师向北，直指陕南。

1935年2月初，陕南战役打响。

战役的第一站是宁羌。宁羌位于陕西省西南、汉中西部，地跨川陕甘三省，是由川入陕的门户。宁羌守军为陕军孙蔚如部。打宁羌的目的是为了造成敌人以为我军要攻取汉中的错觉。

因为红四方面军曾与陕军孙蔚如部有过“互不侵犯”的秘密协定，战前，依照徐向前的指示，部队派人给宁羌守敌独立一旅二团团长杨竹荪送信，要他主动撤兵，勿作抵抗。但孙蔚如此时已经两面摇摆，他看到蒋军大举布置围攻，认为红军难过此劫，又想染指川陕，为蒋火中取栗，于是命杨竹荪坚守待援。

宁羌县城为秦岭大山中一小城，城池远没有广元、昭化那般坚固，陕军的战斗力、士气也不如敌中央军。2月3日，红四军十师主力向宁羌外围贺家梁、七星池、东山观发起攻击，战斗了一夜。第二天，敌人弃守贺家梁，退守城南小高地。红军接着猛攻东山观，杨竹荪率兵来援，但援兵还未到，东山观守敌已被全歼。杨竹荪急忙退回宁羌县城。谁知红八十八师一部已经封锁了宁羌西门和北门，截断了敌人的退路，红十师与八十八师分进合击，杨竹荪部抵抗了三四个小时，除三十多人漏网逃脱外，其余被全歼，敌团长杨竹荪被活捉。敌三十八军《战斗详报》详细记载了这次战斗经过：

三日下午四时许黄坝驿一带之匪倾全力向我贺家梁、七星池阵地猛袭，我二、三两连凭据碉楼及强固工事沉着应战，匪死亡甚众，终未得逞。激战至黎明，奈该匪愈集愈多有增无已，并用迫击炮轰击碉楼，以其密集队约两团之众，附有自动步枪多架，猛扑贺家梁阵地。我步炮连由城上阵地超越猛射，多中要害，第二连官兵奋勇血战，与匪肉搏十余次，毙匪百余名。卒因连长阵亡士兵伤亡过众，碉楼被毁，不得已乃放弃贺家梁退守城南小高地。是时匪以主力猛攻东山观，城西北两面亦被匪攻，杨团长以东山观关系宁城安危，仅驻一连，兵力薄弱，坚守不易，乃令第一连放弃五里铺退守西门，第三连放弃七里池增援东山观，并亲率五、六两连及特务排前往应援，欲死守东山观以保宁城。讵该匪乘我变换战线之隙，以全力猛扑东山观阵地，第四连遂陷于重围，连长受伤殒命，士兵伤亡过半，我杨团长所率援军方行至山腹，救援不及，东山观阵地遂致失陷。守城部队与杨团长所率官兵亦因众寡悬殊，力不能支，相继陷没。是役仅第一营营长石藻珍臂受重伤率官兵百余名突出重围，脱险者仅三十余人，星夜退至大安驿，其余官兵俱没，杨团长失踪，战斗于此告一结局（此据逃回官长所述）。

攻取宁羌后，2月5日，四军、九军、三十一军各一部从铁锁关、阳平关、宁羌向东北挺进，2月6日攻克大安驿。

眼看红军势如破竹，孙蔚如急了，急调三十八军十七师四十九旅王毅武部及独立第一旅一团在勉县以西的新铺湾构筑工事迎击红军。陕军四十九旅是杨虎城陕军里战斗力最强的一支部队，甲等编制，齐装满员，其实力与一个师相当。旅长王毅武为人刚愎残暴，骄横跋扈，治军极严，每逢恶战，王毅武便赤膊上身，手提鬼头大刀，一口饮下半瓶酒，然后赤红着双眼上阵搏杀，凡是遇到胆怯退却的官兵，他往往大喝一声，一刀劈倒。在他的威逼下，王毅武部的官兵也极能拼命，久而久之，王毅武在军阀中混得“王老虎”之称。这一次，孙蔚如将“王老虎”旅堵在红三十军八十八师前进路上。八十八师是红军中出了名的“铁军”，师长熊厚发二十岁出头，一把大刀舞开，十余个敌人无法近身。但这次王毅武遇到的不是师长熊厚发，而是八十八师政委郑维山。

郑维山，河南省新县人，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任红四方面军总部炮兵连、通迅队政治指导员，1933年春，反“三路围攻”结束后，十七岁的郑维山任红九军第八十一团政委，1934年，年仅十八岁的郑维山升任红二十七师政治委员。1934年11月，清江渡整编，红三十军将三个有荣誉称号的主力团即“能攻钢军”第二六三团、“夜老虎”第二六五团、“能守钢军”第二六八团编为第八十八师，熊厚发任师长，郑维山任政委。新编八十八师齐装满员，全师员额超过一万，成为红三十军的铁拳头。

这一次，八十八师从宁羌向勉县攻击前进，郑维山带领“夜老虎”二六八团在军部后面跟进。部队行进到青羊驿，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把郑维山找去，李先念劈头就问：“这回给你们一只老虎，你们吃不吃得下？”郑维山先是一愣，很快就明白了李先念的意思。红四方面军的战将，无一不是尸山血海中滚打出来的，郑维山虽然年轻，但早已在打大仗、打恶仗的环境中成长，听见枪炮声就浑身兴奋。如同武术行家，只愿意与高手过招，他也早闻陕军有个“王老虎”，今天军政委拿这个来诱自己，岂能随便放过？郑维山笑了：“我今天刚好带着夜老虎，就想和这个王老虎过过招，今天，这只老虎我吃定了。”看到郑维山来劲了，李先念和程世才满意地笑了，他们向郑维山详细交代了任务：王毅武旅已经占领前面的二郎山并已构筑了工事。我军的战斗部署是：三十军正面进攻，十师从侧翼配合。要求你们八十八师二六五团今晚攻占二郎山主阵地，待明日敌人反扑时，我主力投入战斗，争取在运动中歼灭王毅武旅。

领受任务后，二六五团当天中午就赶到二郎山脚下。郑维山和二六五团团长邹丰明、政委黄英祥来到二郎山旁的一个小山来看地形。望远镜里，二郎山阵地构筑得有模有样，布局严密，重点突出，交通壕四通八达，敌军士兵正在工事里来回运动。这么短的时间就能将工事修成这个样子，看来敌军平时的训练和战术素养不低。

2月7日夜，天气晴朗，天上繁星密布，秦岭的冬夜，寒风如同无数根钢针，针砭肌肤。经过细心调度安排，二六五团摸黑出动了，邹丰明带一营，黄英祥带二营，郑维山带领三营和师部通讯队留在后面作预备队。几千人的队伍在夜里行动，居然毫无声响。郑维山回忆：

打仗，我们并不生疏，可是今夜这一仗与往常不同，这是陕南战役的第一个硬仗，又是一场吃“老虎”，虽然我相信部队能够完成任务，同时也有些放心不下，生怕哪儿出了漏子而影响全局。……

正在我焦急不安的时候，突然，二郎山主峰上出现一团耀眼的火光，接着传来一声震天撼地的爆炸声和战士们的吼杀声，我们的偷袭成功了！……

不大一会儿，正面敌人被肃清，二郎山主峰吹响了胜利的号声，我把手一挥，带上通信队和三营朝二郎山主峰奔去。

我们刚跑到二郎山的半腰，隐约听到山那边传来一阵阵密集的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显然敌人在猛烈反扑……夜间作战敌人反扑来得这样快，势头这样猛，倒真的有几分“虎味”……于是我们便向主峰飞奔而上。

……不一会儿就接近到二郎山主峰，只见这里到处都是敌人的尸体、伤兵、枪支和大个头手榴弹。我们的两个突击营都跟踪追击下去，主峰上没留人控制。我刚要登上山顶，对面有一群人已上了山顶，一照面，他们立即持枪对着我，见此情景我判定来者是敌人……我身后的通信员抢到我前面。一梭子子弹打出去，把敌人领头的撂倒了。紧接着，通信队一阵猛打把敌人压了下去……

……

敌人反扑持续着。成连成营的向上推……这样持续打了近两小时，直打得阵地上硝烟滚滚，风吹不散。

……

半晌时，南山脚下响起了枪声，我知道这是师长熊厚发带主力赶到了……

“吹冲锋号”我大声命令。刹那间漫山遍野都响起了冲锋号声。呼的一下，三营从我身边杀出去了。这时山上山下数十面红旗迎风招展，杀声四起，我指战员猛虎般的冲入敌群。我在冲进中看到，黄英祥左手挥着驳壳枪，右手舞着大刀带队猛扑敌人。他身边有几个战士挥舞着鬼头刀，横砍竖劈硬是从人疙瘩的敌群中杀开一条血路……

敌人起初还能抵抗一阵子……时间不长，二六八团扎进敌人纵深，就把他们割开，冲乱，于是敌人全线动摇，纷纷夺路逃命。但是晚了，红军从四面八方围上来，又经过一阵子剧烈的短兵相接，不可一世的“王老虎旅”终于在二朗山下全部覆灭，只有王毅武只身落网，逃回褒城。

后来听说王毅武垂头丧气逃往西安，逢人就说：“兄弟虽是身经百战，可从来没打过这样的硬仗。红军，我算服了。”

2月7日，红三十军八十八师一举歼敌四十九旅全部和独立旅一个团，8日，占领勉县，围攻褒城，前锋直达南郑城郊，陕西重镇汉中一片惊慌。仅十天时间，红四方面军捷报频传，歼敌四个多团，缴获机枪五十多挺，步枪五千余支，俘获敌团长以下官兵四千余人。

陕南战役犹如捅了马蜂窝，从陕军到蒋介石的中央军全都乱成一锅粥。孙蔚如是陕南战役的首要打击目标。2月3日，红军开始攻击宁羌时，他就急电陕西省主席邵力子，报告宁羌陷落：“救应不及，全军与城陷没。”

2月7日，孙蔚如电告邵力子：“杨团在宁羌两个营，仅逃出三十人，杨团长阵亡。”

2月10日，再电邵力子：“匪以大部围攻勉县，激战两昼夜，众寡悬殊，且勉县无险，附城山形丛杂，致不能守，我军损失颇大。”

同日下午又电邵力子：“此次宁勉战事，应战各团伤亡殆尽，损失过三分之一，洵以众寡悬殊。”

除了陕军叫唤外，胡宗南也电告邵力子：“匪攻我褒城及南北地区。”

追剿红二十五军的敌刘峙部也电告邵力子，要加紧对“徐海东股匪”包围进剿，防止其与正在陕南的红军会合。

江西庐山。牯岭的别墅里，蒋介石正被全国的乱局搅得心烦意乱。北边，日寇不断进犯；南边，陈济棠、李宗仁咄咄逼人，以抗日相要挟，要率军北上逼宫；红军几路人马在贵州、四川闹得天翻地覆。蒋介石不怕乱，他的目标很清楚，所有的威胁都不如共产党的威胁大。只要把共产党解决了，其他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眼下，毛泽东率领的红军在贵州已经陷于绝境，王家烈、龙云、杨森、潘文华、刘湘外加中央军胡宗南、薛岳合起来几十万人马，还有长江、乌江、金沙江道道天险，看你毛泽东往哪里跑？四川的徐向前由刘湘、邓锡侯、田颂尧这帮四川军阀“围剿”，还有胡宗南在那里撑腰，量他徐向前也难成气候。现在的关键是不能让毛泽东与四川的徐向前合为一股。就在蒋介石为处理这些事情绞尽脑汁的时候，陕南军情战报不断汇集到他的办公桌上。

蒋介石两眼紧盯悬挂在墙上的军事地图。徐向前突然放弃攻击广元、昭化，转头打宁羌，占勉县，下褒城，目标所指究竟是哪里呢？他设想自己如果是徐向前，会想什么呢？沿褒城再向前就是陕西重镇汉中。汉中北面与甘肃的天水和陇南相接，东面就是西安，南面是红军的川陕根据地，汉中南面巴山，北卧秦岭，怀抱汉江，物产丰富，素有陕西“小江南”和“秦巴明珠”之称。比起穷山恶水的川西北，这里就可以算是天堂了，当年诸葛亮就是取得汉中，利用这里的地理形势，东拒孙权，北抗曹魏。蒋介石认定，徐向前也是如此打算，四川红军猛攻陕南，目标是要将根据地扩展至陕南汉中，进而由陕入甘。

2月7日，蒋介石电告孙蔚如：

匪陷宁羌，由陕窜甘已无疑意……除已电调西乡、镇巴、石泉、汉阴一带部队留必要之少数守城外，汉江以南各部队亦令即日向南郑集中，加厚防务，并限各担任守备部队迅速完成一切准备。

蒋介石急令驻守河南的刘峙速调驻豫的三十九师庞炳勋部开安康，六十师开汉中，胡宗南部丁德隆旅由广元、昭化调往陕南阳平关增援，川军邓锡侯部撤走射箭河以南的防线，调五个团的部队接替广、昭防务，湖北、陕西周围的各部也纷纷向陕甘南部移动。这些调动减少了敌军在嘉陵江一线的驻军，为红军西渡嘉陵江创造了条件，也减轻了中央红军与红二十五军的压力。

看到军用地图上代表蒋军的蓝色箭头向陕甘南部移动，徐向前笑了，声东击西的目的达到了。徐向前说：

……我们出击陕南的企图，不是打击杨虎城部而是吸引沿江敌人北向，以便我军从嘉陵江中段突破，接应中央红军，所以，这次战役行动颇有节制，不过是虚晃一枪罢了。假如我们实打实地要歼灭孙蔚如部，夺取汉中盆地……一路中出南郑，一路东出镇巴、西乡，合围汉中，“瓮中捉鳖”，那样，孙蔚如是吃不消的，汉中盆地难免落入红军手中。

虚晃一枪的目的达到，红四方面军遂于2月中旬停止进攻，回师川北，准备西渡嘉陵江策应中央红军入川。但中央红军那里情况再变。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分三路向赤水河以东地区推进。毛泽东在向土城镇行军途中，见这一带道路两边皆是山谷，便同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磋商，如果追兵孤军深入，红军可以在土城以东的青NFDA2坡利用有利地形，集中优势兵力，围歼川军郭勋祺师，保障下一步顺利北渡长江。经过讨论，红军总部决定以红三、五军团为主力在这里打一仗。

1月28日，战斗打响，经过连续几个小时激战，战斗处于胶着状态，敌人越打越多。从抓获的俘虏番号中发现，原来的情报有误，敌军不是四个团六千多人，而是六个团一万多人。而且，川军郭勋祺师的战斗力也被低估，就在红军与川军恶战不下时，川军的后续部队又迅速赶到，形势对红军逐渐不利。危险时分，陈赓、宋任穷率领军委纵队干部团上前增援才稳住了阵脚。这一仗没有歼灭土城附近的川军，自己反而受到不小的损失，更严重的是，红军的发展意图也被敌军判明。根据空中侦察，蒋介石判明了中央红军北渡长江的意图，派重兵加强了泸州附近长江沿岸防线，中央红军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计划受阻。

2月7日，新组成的中央书记处在扎西（今云南威信）开会，决定放弃原来准备在泸州上游北渡长江到川西北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计划。2月16日，朱德、周恩来、王稼祥三人联名致电二、六军团及四方面军领导通报了情况：

国焘徐陈项贺任萧王：

甲、我野战军原定渡过长江直接与红四方面军配合作战，赤化四川，及我野战军进入川黔边区继向西北前进时，川敌以十二个旅向我追击并沿江布防，曾于一月二十八日在土城附近与川敌郭、潘两旅作战未得手，滇敌集中主力亦在川滇边境防堵，使我野战军渡江计划不能实现，因此军委决定我野战军改在川黔滇边广大地区活动，争取在这一广大地区创造新的苏区根据地，以与二、六军团及四方面军呼应作战……

因在该地域作战不利，现我野战军已折向赤水河东乌江以北活动，并以黔西敌人为主要作战目标。

接到中央电报，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等紧急召开西北军委会议研究对策，经过反复考量，决定原定渡过嘉陵江西进的战役安排不变。徐向前在回忆陕南战役时写道：

既然土城受阻，中央红军根据当时的敌情、我力，临时改变一月二十二日的作战方针和行动计划，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红四方面军因受一月二十二日作战方针的牵动，已若箭在弦上，非进不可。在东线，刘湘的主力占领万源后，正向通江、巴中推进。西线的苍溪、阆中、仪陇、南部亦为田颂尧、罗廼琼部分别占领。川陕根据地的地盘越来越小。我们决定，仍以强渡嘉陵江，实现原定的川陕甘计划为主要目标，并密切注视中央红军的转战动向，伺机进行有力策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