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刚刚回京时，头发篷松大脑门的青年阿拉法特来到了中国

（尽管阿拉法特出生在开罗，但巴勒斯坦在地理上不属于非洲，可是阿拉法特首次访华是在周恩来访问北非的影响下进行的，巴勒斯坦问题也与北非阿拉伯国家密切相关，因而笔者也写了这一章。）

一九六四年三月下旬，刚刚返京的周恩来在忙于准备访非之行的长篇总结报告时，有两个巴勒斯坦青年人也来到了北京。其中一个矮个子，头发篷松、脑门宽大、说话也特别多的，他就是今天大名鼎鼎的阿拉法特。另一个是他的战友哈利勒？瓦齐尔。

这两个青年人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在主人的引导下瞻仰了人民革命烈士纪念碑。阿拉法特说：新中国是前赴后继牺牲了好几代人才建立起来的哟。

在走过了金水桥，在仰看天安门城楼上挂着的毛泽东画像时，阿拉法特说：我在阿尔及利亚听好些朋友谈起毛泽东，毛泽东给了阿尔及利亚战士们武器，毛泽东还说枪杆子里出政权，毛泽东的书里还教人打游击战。

吸引阿拉法特克服困难、千里迢迢来中国的，就是他认为并向往也象中国一样经过武装革命斗争建立起自己的国家。

他是出生于开罗的巴勒斯坦人，具有很强烈的民族主义感情。他的父母从加沙迁徙了开罗，认为是英国人暗地驱逐造成的。他十八岁那年就参与了从埃及私运枪支弹药的活动，以武装巴勒斯坦人，并参加过在加沙与犹太人的激战。他在秘密而紧张的战斗中结识了哈利勒？瓦齐尔，两人都主张用武装斗争解救巴勒斯坦，观点相同，旋即成为知己。俩人都是充满献身精神的热血青年，极力主张不断对以色列采取军事行动。哈利勒？瓦齐尔以组织体育俱乐部为籍口，成立了一个突击小组，秘密进行军事训练，用地雷、炸药袭击以色列巡逻车和军车。有一次在进行秘密袭击活动时，他们制造的铁盒式土地雷被查获，瓦齐尔进了埃及人的监狱。阿拉法特经过在开罗的上层人士中的斡旋，瓦齐尔获得了释放。

一九五六年秋冬苏彝士运河战争中，阿拉法特自愿加入埃及部队服役，担任少尉，带领埃及第一支未爆弹处理队进入塞得港，直至战争结束后。此后，阿拉法特与瓦齐尔来到科威特相会，俩人共同感到不能陷入如何解放巴勒斯坦的哲理讨论，必须立即开始军事行动，用枪声表达巴勒斯坦人的愤怒。

一九五七年十月，他们建立了被称为“法塔赫”的第一个秘密小组。这个小组有五个成员，他们是其中的两人。但当时多数巴勒斯坦人认为自己进行武装斗争是十分荒唐可笑的；他们认为，军事行动必须酿成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之间的战争，阿拉伯在这场战争中赢得胜利，巴勒斯坦解放运动就自然取胜了。为了在思想上唤醒巴勒斯坦人，阿拉法特创办了一个地下出版物《我们的巴勒斯坦：生命的号角》。尽管该刊物遭到了埃及、叙利亚、约旦等国家的查禁，它还是在巴勒斯坦人中秘密流传得很广。法塔赫终于发展起来了，有了一定的影响。

一九六二年初，纳赛尔发表了一个声明，宣称他和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没有解放巴勒斯坦的计划，这使得那些把巴勒斯坦的解放寄托在他身上的巴勒斯坦民众被泼了一大盆冷水。

阿尔及利亚获得独立后，阿拉法特来到阿尔及尔，见到了本.贝拉总统。本.贝拉同意援助巴勒斯坦解放，允许法塔赫在阿尔及尔设立他的第一个正式办事处，对外称巴勒斯坦局，以结束它的孤立地位，同外界进行接触。阿拉法特在阿尔及尔了解了中国对阿尔及利亚革命的重要支持，特别是一九六三年底周恩来对北非数国的访问，使阿拉法特渴望访问中国。当时，在法塔赫的中央委员会，阿拉法特所极力主张的军事行动，被多数人认为是“不成熟的”。大多数人认为，真正的巴勒斯坦解放，须以执政的阿拉伯政权有同以色列战斗的意愿为前题。双方无休无止的讨论，搞得互相都很疲惫，但是谁也说服不了谁。这使阿拉法特十分苦恼，他要换个环境，他要获得支持，他把希望寄托在中国。在阿尔及尔经过联络，他和瓦齐尔被邀请访问中国。他们是经过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以后，辗转跋涉来到北京的。

第一个可能是刚从非洲回来的周恩来太忙了，第二个可能是当时在地下状况的法塔赫的影响还不够大，第三个可能是阿拉法特在当时的法塔赫十人领导集团中还名次靠后没能崭露头角，造成这次阿拉法特访问中国时没能见到周恩来。

海外的几种有关阿拉法特的传记都谈到了他首次访问中国的情景。其中一本有如下记述——

……一九六四年初，这个机会来了，他（阿拉法特）和瓦齐尔被邀请访问中国。三月下旬，在春光明媚的北京，他们见到了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终于建立人民共和国的中国领导人。阿拉法特向中国领导人阐明了他们决定通过革命的武装斗争和游击战争解放巴勒斯坦的军事战略。他兴味盎然地讲述着，等待着来自这个他敬仰的国家的英明决策者们的赞扬。然而回答出人意料。中国领导人坦率地告诉他们，仅凭游击战争是不能解放巴勒斯坦的。阿拉法特猛然感受到一种失望，他觉得向中国请求武器援助的要求肯定落空了。但中国又一次出人意料，竟慷慨地答应了。只是把时机定在依靠他们自己的努力开始斗争之后。几个星期之后，他们如愿以偿。这使得在中央委员会的表决中，阿拉法特的军事行动计划第一次获得了多数委员的支持。

阿拉法特首次访问中国，尽管此次没有见到毛泽东，也没有见到周恩来，但他在中国获得的支持，并且得到了武器，使他此后在巴解组织中央委员会中得到了多数的支持。

舒凯里对周恩来说，也许总理阁下已经把这事忘了……

阿拉法特首次访华离京两个月后，一九六四年五月份，巴勒斯坦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东耶路撒冷举行，四百多名代表出席，通过了巴勒斯坦国民宪章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基本宪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正式成立。不久，巴解组织又组建了巴勒斯坦解放军。

一九六五年三月中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艾哈迈德.舒凯里访问中国。三月十八日下午六时三十分，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了由舒凯里率领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团。

握手之后，舒凯里微笑着对周恩来说：“十年前，我同总理阁下在万隆见过。”

周恩来素以记忆力惊人著称，他所见过的人，无论对方是政府要员或者只是助手、服务人员，他大都能记得，经常在多年后重逢，还能说出对方的姓名。此次，他望着这个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负责人，想起了什么，稍有诧异地微点着头笑说：“是的，我们是在万隆会议期间讨论过巴勒斯坦问题……”

舒凯里说：“我想起了在万隆会议的严重关头，会议在闭幕前夕面临着破裂的危险。当时，如果不是阁下，至少有一个题目会使会议失败，这就是巴勒斯坦问题。有一些与会国家的领袖反对将这一问题列入议程。九个阿拉伯国家宣告，如不列入，将立即退出会议。有一些很有势力的领袖也反对巴勒斯坦问题列入议程。也许总理阁下工作繁忙已经把这事忘了。当时，我是叙利亚代表团的副团长，我和团长一起访问了总理阁下。”

周恩来豁然而笑，不是周恩来记忆力不好，而是对方的身份变了。以前舒凯里是代表叙利亚，而现在是完全代表巴勒斯坦。

舒凯里继续说着：“那时，我们向总理阁下详细地叙述了巴勒斯坦问题，并且指出如果巴勒斯坦问题不在会议上讨论，那么万隆会议的前途有危险。之后，由于总理阁下利用了一切影响和力量，不仅使这个问题列入议程，并且在政治委员会会议上得到了充分的讨论。这是对阿拉伯世界和万隆会议作出了难忘的贡献。如果没有总理阁下的参与，会议是会失败的。所以应该把这一点载入史册。”

周恩来听了，很谦逊地说：“非常感谢舒凯里兄弟这一段异常过誉我和我们国家的话。这是我们国家、党和我个人应该为世界做的工作，是应尽的国际义务。万隆会议所以能够取得成就是大家的功劳，特别是苏加诺总统、当时的印尼总理沙斯特洛阿米佐约、阿联总统纳赛尔阁下，他们尽了很大的努力。我们一起有过很好的合作，才会使会议取得成就。每当提到万隆会议时，我总是想到这几位合作者。至于提到巴勒斯坦问题，正是由于舒凯里兄弟和叙利亚团长那时给我们作了解释，才使我们对此问题有了进一步和更清楚的了解。十年来，我们一直信守我们的诺言，不同以色列发生关系，一直支持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民恢复合法权利的斗争，尽管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以色列一直要同我们建交。”

周恩来访问之后，非洲及阿拉伯国家首脑摩肩接踵来到中国

周恩来访问非洲十国，尤其是周恩来在非洲宣布了中国处理同非洲及阿拉伯国家的五项原则，宣布了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在两个超级大国妄图称霸世界的时候，让非洲人民和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国的形象，听到了中国真诚而友好的声音。这同当时某些大国对非洲提供的援助和支持，形成了十分鲜明的对照。

周恩来回京数天后，三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出席了陈毅和夫人张茜答谢所访问的十一国而举行的宴会，并在宴会上谈了他访问这些国家的印象。这天，他还接见了肯尼亚、加纳、阿联、摩洛哥、伊拉克和叙利亚驻华使节。因为这次周恩来的非洲之行在世界上反映很强烈，在接见中，伊拉克驻华大使阿明情绪很热烈地向周恩来表示，伊拉克、叙利亚及其它阿拉伯国家都希望周总理去访问。

周恩来访非之后，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的交往骤增，来中国访问的非洲各国政府及各种民间代表团数不胜数，好些非洲国家与阿拉伯国家的首脑人物也纷纷来中国访问，要与中国人交朋友。在周恩来访问非洲之前的好几年内，仅有几内亚总统杜尔、加纳总统恩克鲁玛两个国家首脑人物访问北京，而在周恩来访非之后的仅仅一年内，即从一九六四年三月中旬至一九六五年三月中旬，就一下增加到五个国家首脑，而且他们都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这五个国家首脑是——

一九六四年五月，苏丹国家首脑、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主席、部长会议主席阿布德将军；

一九六四年六月，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总统萨拉勒；

一九六四年六月，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联合共和国第一副总统拉希迪.卡瓦瓦；

一九六四年九月，刚果（布拉柴维尔）共和国总统马桑巴—代巴；

一九六四年九月，马里总统莫迪博.凯塔；

一九六五年二月，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

产生了惊人巨变的新中国强烈地吸引着尼雷尔

在海外，人们称朱利叶斯.尼雷尔为“黑非洲的良知”。在达累斯萨拉姆，人们简单地称他为“姆瓦列马”。这个“姆瓦列马”在斯瓦希里语中是“导师”的意思。尼雷尔虽担任总统，每年只有六千美元的年薪，他出国访问不使用专机，经常乘搭民航班机，连头等舱都不坐，只坐经济舱。他虽是酋长的后裔，对于自己的部族扎纳基族人并不特别偏袒。他忧国忧民并关切全非洲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在非洲的国家元首中享有一个独特的受人尊敬的地位。

在实现了民族独立之后，尼雷尔整天苦思焦虑的几乎都是怎么把贫穷落后的坦桑尼亚建成一个经济上繁荣昌盛、政治上人人平等的国家。坦桑尼亚虽然富饶美丽，经济上却长期处于贫穷落后的状况之中。他所领导的国家被联合国列为世界上最穷的十二个国家之一，在独立前夕，人均收入仅有五十七美元。它只有一种出口作物——西沙尔麻。只有一百二十个大学生。

他说：“让别人上月球去吧，我们必须争取粮食自给。”

在西方殖民者入侵之前，这个地区还处于原始部落公社阶段，社会结构是氏族和部族组成的村社制。德国殖民者入侵后，对这里进行了疯狂的掠夺，使这里的经济残破不堪，生产力十分低下。英国取代德国在这里进行统治期间，保持了原始土地公有制的生产关系，加强了非洲传统的部落村社制度，使全国一半以上的农民被排斥在货币经济之外。独立前，全国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口是农民，没有大中型的现代工业。港口、电站、矿山及海边仅有的铁路等，都由外国殖民者操办。许多中小工业企业和商业都控制在欧洲人的手里，坦桑尼亚只有少数的农产品加工企业。欧洲人掌握了坦桑尼亚的经济命脉。

这样，发展中的新中国就强烈地吸引着尼雷尔。

他向往着毛泽东中国，这个幅员广阔、人口众多、也是贫穷落后的东方大国，在人民中国宣告成立后的短短十多年间所取得的惊人的巨变，贫穷落后的面貌正在改变。

他早就想亲自去中国看一看。他的好朋友杜尔总统去了，恩克鲁玛总统也去了，回来后都曾对他兴奋地谈起中国。他也正在酝酿着中国之行，这时传来了周恩来总理即将访问非洲多国，并要访问坦桑尼亚的消息，他当然很高兴，他期待着在自己的国家以东道主的身份接待周恩来。在周恩来开始非洲之行时，他曾经特别嘱咐自己的秘书，注意及时搜集各种报刊传媒对周恩来访非的报道。对周恩来在沿途所作的讲话，他反复看得很仔细，特别是周恩来关于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的讲话，更是掀动了他内心的波澜。他期待着与周恩来在达累斯萨拉姆的会面。后来传来消息说，周恩来临时决定推迟了对东非坦噶尼喀、乌干达和肯尼亚的访问，这未免使他觉得有点遗憾。

他在一九六三年就想去中国，但在这一年桑给巴尔独立，他致力于将坦噶尼喀与桑给巴尔联合，经过他坚持不懈的努力，坦噶尼喀与桑给巴尔终于在一九六四年四月间达成协议，两国于四月二十六日合并为一个主权国家，称坦桑尼亚共和国，他担任总统，兼武装部队总司令，卡瓦瓦担任第二副总统。六月间，卡瓦瓦副总统就先他而去中国访问，受到了热情的接待，不仅会见了周恩来、刘少奇，还见到了毛泽东。卡瓦瓦回到达累斯萨拉姆后，谈起访问新中国的感受，更令他向往不已；而且卡瓦瓦还转达了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请他在方便的时候访问中国的邀请。他决定在一九六五年开春访问中国。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坦桑第二副总统卡瓦瓦在达累斯萨拉姆正式约见中国驻坦大使何英告知，尼雷尔总统希望尽快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何英经请示国内后，一九六五年一月八日约见尼雷尔总统，表示中国领导人热烈欢迎他近期访华。

尼雷尔此次访华，他心头揣有一件思虑再三的事，就是希望中国帮助修建坦赞铁路。

为了坦赞铁路，很有民族自尊心的尼雷尔总统先作“投石问路”

坦赞铁路东起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西至赞比亚中部的卡皮里姆波希，同南部非洲的铁路网相连接。早在殖民统治时代，英国殖民当局就曾经想修建这条连接坦噶尼喀与赞比亚的铁路。三四十年代，就有了修建这条铁路的想法，但也是纸上谈兵而已。在殖民时代，邻国肯尼亚是英国的“大婆仔”，受到“偏爱”，发展很快，而坦噶尼喀却是“失宠”的殖民地，伦敦对它的发展向来不大注意。二次大战后，英国人的东非铁路海港公司曾经进行过勘探并提出考察报告，五十年代初，英国亚历山大？吉布合股公司也认为可以修建这条铁路，并提出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发展沿线地区”，否则不应修建。修建该线路目的是想连接当时的罗得西亚铁路（包括赞比亚和津巴布韦境内的铁路主干线）和东非铁路（坦噶尼喀、肯尼亚和乌干达境内的铁路），后来由于民族独立浪潮的高涨及经济投入过大，修建这条铁路的计划搁浅了。

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四年坦噶尼喀和赞比亚先后独立后，经两国总统尼雷尔和卡翁达磋商，修建这条铁路重新被提到议事日程。赞比亚是中南非的内陆国家，铜的蕴藏量极为丰富，有“铜矿之国”的称号。过去它出产的铜主要通过三条铁路线外运：经罗得西亚（即津巴布韦）至葡属莫桑比克的贝拉港或马普托港；经扎伊尔到葡属安哥拉的洛比托港；经罗得西亚、贝专纳（即博茨瓦纳）到南非各港口。一九六四年十月二十四日，卡翁达宣告了赞比亚独立，成立了赞比亚共和国。但独立后，上述三个外运港口仍然处在葡萄牙殖民者和白人种族主义统治之下，为了维护政治独立和经济独立，支持南部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赞比亚必须考虑开辟新的运输路线。坦噶尼喀独立时，仅有从达累斯萨拉姆至坦噶尼喀湖沿岸的“中央线”，南部交通极为落后，为了带动南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支持南部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坦桑尼亚也迫切需要增建新的铁路线。一九六四年间，坦、赞两国曾向世界银行、联合国组织和苏联、英国、加拿大分别提出了建筑这条铁路的想法，均未得到支持，理由是建这条铁路缺乏经济价值。

尼雷尔总统将这条铁路视作“生命线”，在四出求援、均遭拒绝后，修建这条铁路的决心仍未变，尼雷尔说：即使要靠自己的牺牲也要修建这条铁路！

此时，尼雷尔想起了向中国人求助。

对向中国求助，他也心有顾虑。一是，新中国虽说有了发展，但也还算穷国家，经济实力尚有限，中国自己的担子也很重，也有诸多问题要解决；二是，四处求援遭拒，颇使他的民族自尊心受到伤害。因此，尼雷尔准备访华向中国人提出修建这条铁路的问题，对于中国会不会答应，他心中无数，但是他内心抱着一冀希望。他担心自己贸然提出而遭到拒绝，会使处境很尴尬，他动了脑筋，在访华前，派自己的亲信商务合作部长巴布提前十余天访华到北京“投石问路”。

一九六五年二月八日，巴布率领坦政府贸易代表团到达北京。

二月九日，周恩来总理在中午接见了坦桑尼亚首任驻华大使赛义德？特瓦之后，当晚就接见了巴布部长。因为巴布是为即将到来的尼雷尔总统打前站的，周恩来首先跟其谈到中国的礼宾改革。周恩来说，我们正在打破礼宾形式的限制。现在的礼宾是从三种形式传下来的，一是君主国家的礼宾形式，二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平等待遇的礼宾形式，三是美国的礼宾形式，由自由随便发展为自高自大，傲慢凌人。周恩来说这三种都不好，我们还是要真正平等、兄弟般、相互尊重的亚洲国家的礼宾形式。还对巴布说，我们两国间的贸易要建立在平等、互利和互助的基础上，没有这三个原则不行。这时，巴布本想就此谈及坦赞铁路的问题，他稍作犹豫，又打消了向周总理直接谈这个问题的念头。

敏锐的周恩来感觉到巴布想有话要说而没说，在送走巴布后就留下了当时陪同的中国驻坦大使何英，让何英向巴布了解要谈什么具体问题。

二月十日，何英及有关部门人员与巴布会见，果然巴布就直接谈到了修建坦赞铁路的问题。何英在回忆文章《对援建坦赞铁路决策的回顾》一文中对当时巴布的谈话有所记述——

二月十日，我会见巴布，在谈到尼雷尔访华究竟要谈什么且体问题时，巴布表示尼雷尔总统非常希望修建坦桑尼亚——赞比亚铁路，可能会提出要求中国帮助修建。巴布说，去年，坦、赞政府曾一起向世界银行提出援助修建坦赞铁路的要求，但被婉拒；坦桑副总统卡瓦瓦访问苏联时，又要求苏联政府援建这条铁路但苏联政府毫不加考虑地就拒绝了，尼雷尔总统对此非常失望。在遭到各方拒绝后，他曾说过要靠自己的牺牲也要修成这条铁路。巴布认为，这条铁路的修建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有巨大意义。在遭到世行和苏联政府的拒绝后，估计尼雷尔不会直接了当而会婉转地向中国提出援建的要求。巴布建议，如果尼雷尔总统提出援建铁路，希望中国领导人不要立即作出否定的答复，可一般性的表示有兴趣，愿予研究。

何英在与巴布会见后，立即将巴布所说的话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根据中央的有关方针，授意外交部立即给中央写一个有关的请示报告。报告的主要内容就是介绍了坦、赞两国想修建这条连接东、中、南非的铁路；英国公司勘探考察的有关情况；修坦赞铁路不仅可以促进坦、赞两国民族经济的发展，还可以给予中部和南部非洲民族解放运动以大力支持。如中国承担援建坦赞铁路，还可以使非洲各国看到中国是真心实意地帮助他们，是他们真正的朋友。

由外交部而不是铁道部给中央打报告，要去外国修建铁路，这在中国外交史和中国交通史上真可是史无前例的。

周恩来紧急咨询各有关部门意见，便于毛泽东最后拍板

用被击落的美国军用飞机残片制作的镇纸条压着的这份的请示报告，在他那张褪色的大办公桌面上，已经放了快一天了。这是一份外交部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内容是建议中国承担援建东非的坦赞铁路。此刻夜深人静，在台灯的光照下，镇纸压着的这份报告特别显眼。他为思绪而兴奋着，几乎在天快亮的时候，才上床睡了一会。

他睡得很浅，天大亮的时候，他醒来。红墙外隐约传来了大街上游行队伍那强烈而愤怒的口号声。这天，北京市有近百万人走上街头，声讨美帝国主义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罪行。二月九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侵犯越南就是侵犯中国，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绝对不会置之不理。从二月九日开始，这已经是连续第五天的群众示威大游行了。

群众反美示威的口号声又使他的思维兴奋起来。他是倾向于中国要承担援建这条非洲铁路的。他将修建这条铁路与当时的国际形势和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以及斗争需要联系起来。

国家所面对的国际环境十分严峻，我们腹背受敌呵！

美国一直对中国进行经济上封锁、政治上孤立、军事上威胁，在肯尼迪遇刺而林登？约翰逊接任总统以来，把中国当作美国的主要敌手，把远东当作反共斗争的主要战场，美国对越南的侵略不断升级，美国已经派了两万军队在南越作战，制造了北部湾事件，大规模轰炸北越。一九六五年二月初，美国的轰炸升级，几乎天天出动大批飞机轰炸北越的铁路、公路、桥梁、仓库、军营、机场、工业地区和其它目标。美国还支持蒋介石加强了对东南沿海的骚扰和破坏，至一九六五年二月初的近半年来，我军民连续歼灭了七股美蒋特务共一百九十六人，缴获和击沉武装特务船只八艘。美国还极力支持日本佐藤政府执行敌视中国的政策。与此同时，苏联在中国边境地区大量增兵，不断制造事端，并在前不久在我国新疆策动了伊宁暴乱事件，还煽动我国过万居民非法越境进入苏联。尽管赫鲁晓夫倒台了，经过他去年底去莫斯科摸底及最近与路经北京的柯西金总理数次会谈，了解到苏联新领导反华的政策并没有变。印度也乘机在中印边界对我进行挑衅，甚至发动武装进攻。周恩来深为忧虑，感到我国外交上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打破美苏对中国的南北夹攻，打破封锁，走出去广交朋友，特别是加强同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

二次大战后，非洲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特别是六十年代以来，更是席卷了整个非洲大陆，一大批国家获得了独立。他经过前不久对非洲十国的访问，亲身感受的非洲大陆在觉醒，目睹殖民主义体系在土崩瓦解，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势力受到极大的打击，形势发展对我有利。这些刚获独立的民族国家，刚挣脱殖民统治的枷锁，经济极为困难，急需发展民族经济，从经济上摆脱殖民主义的控制，以实现完全的独立。那些尚未获得独立的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如火如荼。他们都需要支援和帮助。帝国主义国家不会真心帮助他们，苏联要不就不帮助，要不就心怀不诚，包含着称霸的目的。非洲正是中国外交开展工作的广阔天地。

修建这条铁路涉及的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对中国都十分友好。坦桑尼亚独立较早，是东非较早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尼雷尔总统为人也比较正直，支持民族解放斗争比较坚决。他计划开发南部地区，发展民族经济，扩大政治影响，同时提高个人威望，所以对修建这条铁路决心很大。赞比亚在去年（一九六四年）刚获独立，在独立的第二天就宣布与中国建交。赞比亚是个内陆国家，没有自己的出海口，原有的供出海用的铁路独立后相继被封锁和半封锁，只剩下一条通往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的土路，且逢雨季不能通行，致使年产的五十五万吨铜难运出来，也急需修建一条铁路。因此修坦赞铁路就成了坦赞两国的迫切愿望。……

周恩来是从战略高度来考虑准备同意援件建这条铁路的，还需要中央决定，毛泽东最后拍板。

他桌面这份外交部呈上来的报告是一份紧急报告。再过几天，也就是一九六五年二月十七日，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首次访华抵达北京之前，中央要决定是否考虑承建这条远在非洲的铁路。这可不是像批准向非洲派一两个医疗队、或者援建一两个茶厂、烟厂、体育馆场那么简单，它将耗资数亿美元，离国土是如此遥远，在炎热的赤道附近施工会像有的专家说的工程会是难以想象的艰巨……。

对外交部的建议，周恩来进行了慎重的研究。首先是我们能不能够修建这条铁路？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自己在崇山峻岭中中修建了工程难度很高的成渝铁路，当时西方有的专家断言其结果是，中国人只能将钢材扔在西南高原的大山里变成一堆废铁。他们的预言落了空。周恩来心中坚信，中国人是有能力在非洲修建好这条铁路的。为此，在一次国务院的会议后，周恩来总理将主管的外经委主任方毅留了下来。周恩来首先征询方毅的意见。他对方毅说，坦赞铁路对坦桑尼亚和赞比亚来说，不仅具有经济上的意义，更重要的还具有军事上和政治上的意义。这两个姐妹国家还被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及其追随者包围着，他们共同认识到没有周围国家的独立解放，就不会有他们自己的真正的独立解放。而这条把他们连接起来的钢铁运输线，却可以使他们摆脱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的控制、讹诈，还可以使他们把世界反帝、反殖国家为支援非洲民族解放事业所提供的生活物资和军事物资运送到非洲南部、中部和西部谋求解放的自由战士手中。坦赞这条铁路必须修建，这是毫无疑义的。至于由谁了修，可以是中国，也可以是其他国家。如果中国同意修建，肯定会引起西方一些国家的恐慌，他们有可能被迫接受承建任务，也许是一个国家，也许是几个国家共同承担。这里的关键问题是中国必须是真心实意地同意帮助修建，而不是虚情假意的政治游戏。

周恩来还说，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知道中国是一个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还需要别人的帮助，而需要帮助的人却解囊帮助别人，这不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为朋友两肋插刀”嘛！人世间穷人帮穷人是出于真心实意，不会有什么企图，被帮助者会受惠不忘；富人帮穷人，即使没有企图，也会使人感到是恩赐或施舍，被帮助者不会受之坦然。人与人之间是这样，国与国之间何尝不是如此！我们这种无私的援助定会赢得更多的友谊。坦赞铁路一旦建成，所造成的影响是无法估计的，也不是若干中小项目所能比拟的。当然，我们绝不能利用坦赞铁路来沽名钓誉、树碑立传或是追名逐利。

听了周总理一番话，方毅表示说：“总理，不管有什么困难，我们也要帮助修建坦赞铁路。”

之后，周恩来又找铁道部长吕正操来征询意见。周恩来问：“如果我们把中国的铁路建设者派往非洲，帮助非洲国家修建铁路，能不能完成任务？”

吕正操是位将军部长，回答得很爽脆：“总理，我部下的铁路建设队伍都是开得动、过得硬的硬骨头工程队伍，别说是非洲了，就是天涯海角也敢去！如果真要帮助非洲朋友修建铁路，我这个铁道部长决不搞本位主义，一定要把最好的设计队伍和施工派出去！”

之后，周恩来在外交部的请示报告上作了如下批示——

为援助非洲新独立的国家和支持非洲民族解放斗争，如果尼雷尔总统访华时提出援建坦赞铁路问题，我意应同意。

毛泽东、刘少奇在这份报告上均圈阅表示同意。

尼雷尔说，在你们回答之前，我都不敢呼吸了

尼雷尔确实民族自尊心很强，他刚到北京后，头两天几次有机会都没有向中国领导人提出修建坦赞铁路的事情。他是一九六五年二月十七日上午飞抵北京的。在首都机场受到刘少奇主席和夫人、周恩来总理和夫人、陈毅副总理和夫人的热烈欢迎，他看见在北京受到如次隆重的接待，这是他去其他国家访问所从未遇到过的，他很受感动。

他在北京计划逗留四天。第一天，十七日下午，他在周恩来总理陪同下，在天安门广场向革命烈士纪念碑献了花之后，参观了中国革命博物馆。周恩来结合着历史文物，向他介绍中国革命的历程。晚上，刘少奇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尼雷尔总统，会见后刘少奇举行宴会招待尼雷尔。这一天，尼雷尔没有提出援建铁路问题。

第二天，十八日。上午，尼雷尔在陈毅副总理陪同下参观了北京棉纺厂。下午，刘少奇和周恩来前往钓鱼台国宾馆回访尼雷尔总统。这时，尼雷尔在北京访问的行程已经过半，第三天就是毛泽东接见了。第四天他就要飞往南京访问了。

在十八日下午，会谈进行了一段时间了，尼雷尔还是谈别的问题。早有准备的刘少奇问尼雷尔：总统阁下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吗？

尼雷尔这才介绍了修建坦赞铁路的打算和遇到的问题。他说：“修建坦赞铁路不仅可以打破帝国主义想使坦赞重新成为别人殖民地的阴谋，而且可以开发南部地区，改变经济恶性循环问题。你们可能想不到修成这条铁路有多么重要，它等于爆炸一颗原子弹。我坦率地向你们提出，使你们了解这一点，请你们考虑怎么办。如果你们可以考虑的话，我们将感到很高兴；如果你们有困难的话，我们完全可以理解。”

他说完这段话后，脸色显得有些紧张。

刘少奇当即对他说：“我们可以考虑，但需要较长时间，第一步是进行勘探。”

周恩来又接着说：“马里总统曾向刘主席提出，要求我们帮修一条从马里到阿尔及利亚的公路，它比你们要修的铁路长得多，战略上也很重要，我们答应了。东非的铁路，西非的公路，都是有战略意义的，对非洲人民解放是很重要的。我们了解它的重要意义。问题是修成这条铁路需要较长的时间。”

尼雷尔完全没有想到中国领导人的答复如此干脆、明确。他很激动地说：“这是非常好的消息。当我提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的心跳得多么厉害呀！在你们回答我以前，我连呼吸都不敢呼吸了！”

刘少奇说：“帝国主义不干的事，我们干，我们帮助你们修。”

周恩来说：“铁路建成后，主权是属于你们和赞比亚的，我们还要教给你们技术。”

尼雷尔高兴地说：“我兴奋得不能喘气了！”

十九日下午四时，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尼雷尔。毛泽东对他说：“中国人民见到非洲的朋友很高兴。我们很高兴，因为是互相帮助，不是谁要剥削谁，都是自己人。我们不想打你们什么主意，你们也不想打我们什么主意。我们都不是帝国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国家是不怀好心的。”

在谈到援建坦赞铁路时，毛泽东说：“你们有困难，我们也有困难，但你们的困难和我们的不同，我们宁可不修铁路也要帮你们修建这条铁路。”

毛泽东的话使尼雷尔十分感动。

关于援建坦赞铁路的原则协议就这样达成了。在二十日下午签字的中坦两国会谈纪要是这样写的——

……中国还同意援建坦桑尼亚——赞比亚铁路工程，并包括对沿线煤矿的勘探。中国总理说明援建铁路和灌溉工程要较长的时间，并要求双方暂不对外公布。

美国报纸惊呼：西方国家在非洲遇到的最强烈的外交挑战

在尼雷尔总统访华结束两个多月后，坦桑尼亚对外宣布了中国承诺援件坦赞铁路的消息。西方国家对此极为震动，真有点像尼雷尔在北京说的，修建这条铁路等于爆炸一颗原子弹。

五六十年代以来，在非洲民族解放运动浪潮中，一个个非洲国家宣布独立，西方殖民统治在崩溃。当欧洲的殖民势力极不甘心地从非洲大陆步步败退时，美国意识到非洲大陆地位重要，正在加强对非洲的控制，在策划推翻了卢蒙巴政权后，美国已经侵入了刚果作为据点控制非洲。

美英两大国对中国援建坦赞铁路的反应最为强烈。美国报纸攻击坦桑尼亚“正在被中国共产党用作颠覆基地”，并且造谣胡说尼雷尔在北京做了一桩交易，同意从人口膨胀的中国接受二千万中国人去定居作为回报，惊呼“这将是西方国家在非洲遇到的最强烈的外交挑战”。美国驻坦桑尼亚大使竟然对尼雷尔说，只要你把中国人赶出去，美国就同意帮助修建坦赞铁路。

英国《每日电讯报》在头版发表题为《中国对非洲的野心》的社论，称中国援建这条铁路是为了“给中国渗入非洲的计划增加吸引力”。英国和加拿大假惺惺表示同意拿出十六万多英镑对修建坦赞铁路的可行性进行联合勘察。

由于受到西方世界的压力和攻击，尼雷尔对接受中国援建坦赞铁路曾一度产生踌躇。周恩来在接到驻坦赞大使何英的有关情况报告后，决定于一九六五年六月回访坦桑尼亚。

周恩来乘中国民航的专机远航东非，结束了租用外国飞机的历史

机身上那五星红旗的标志鲜明地在非洲的阳光下闪耀。

这次周恩来飞往非洲在飞机上感到很舒畅，乘坐的是中国民航自己的飞机。这是中国民航首次远距离、跨洲界的飞行。这是周恩来期待已久的事情！乘坐的这架专机是四个发动机的伊尔-18。在北京登机的时候，周恩来对机组人员亲切地说：这是建国后中国民航飞得最远的一次，我跟你们一起来实践。在飞经巴格达、开罗、喀土穆停留加油时，这些国家的总理来机场迎送，周恩来在寒喧的言谈中都不无自豪感地谈到：我们这次是乘坐自己的飞机飞往达累斯萨拉姆了。

周恩来多次对有关的领导说到：中国民航要飞出去。六十年代初，国家领导人访问印尼、缅甸、巴基斯坦等邻近国家，已经开始乘坐自己民航的专机。但远航欧非大陆，还是租用外国的飞机。两个多月前，一九六五年三月下旬，周恩来在去罗马利亚参加罗工人党第一书记乔治乌？德治的葬礼，还是租用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飞机，途中他对陪同的中国民航总局的领导人语重心长地说：“中国民航不飞出去就打不开局面，一定要飞出去，才能打开局面！”

周恩来同意了这次飞往坦桑尼亚乘坐中国民航的专机。中国民航进行了周密细致的准备。先派机组试飞这条航线，搜集所需的各种飞行资料，熟悉沿途经过的十二个国家、地区机场位置、导航台位置和频率、气象资料，以及这些国家、地区所规定的禁区、空中走廊等。

对中国机组来说，出国远飞的试航中，感到语言障碍也会给飞行安全造成威胁。机组人员虽说经过了英语培训，但也只是粗通一点，掌握的词汇有限，离随心运用的程度相差甚远。有时，难免出点差错，会将“东施”误听作“西施”。在试飞降落十分繁忙的开罗机场时，本该已到机场上空的中国飞机降落，可是无线电里传来地面指挥的声音：

“保持高度右转弯。”

这是让我们这架中国飞机在机场上空兜圈子，给另一架飞机让路。但我们机上的一位通讯员因看见我们飞机前面没有其他飞机，就想当然翻译成了：

“可以降落左转弯。”

幸好机长叫地面重复了一遍，才纠正肯定为：

“保持高度右转弯。”

不然，两架飞机抢一条跑道，后果将难以设想。

试飞回来，进行了总结，民航总局的领导对发现的问题采取了有关的措施。

这次中国民航远飞非洲大陆，出动了三个最优秀的机组同行，大家轮换着飞行，始终保持旺盛的精力，途中处理了好几次险情。在首次远航中，保证了周恩来总理和中国政府代表团的安全。

据当时担任机组领队、后任武汉空军副司令员的张瑞霭回忆：“这次飞行，结束了总理出访租用外国飞机的历史。无论是周恩来总理及代表团，还是我们机组人员，都有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都有要庆贺一番的冲动。”

尼雷尔说：我可以动员这么多人上街，但不能下命令让这么多人带着笑脸

六月四日上午，周恩来乘坐的专机飞抵达累斯萨拉姆。尼雷尔总统、卡塞姆副总统、卡瓦瓦副总统等领导人都到机场热烈欢迎。从机场到市里的街道两旁，身穿各色民族服装的群众手持小旗、鲜花。周恩来的车队进入市中心最繁华宽敞的独立大街，更是簇拥着载歌载舞的群众，好些人真诚、热情地呼喊着：“中国！中国！”将鲜花扔向周恩来乘着的轿车。场面甚是动人。

在车上，面对着这盛大的热烈欢迎场面，尼雷尔笑着对周恩来说：“总理阁下，我作为总统，可以动员那么多人上街欢迎你；但是，我不能下命令，让这么多人每人都带着笑脸来欢迎你。”

尼雷尔组织如此盛大的欢迎场面，是对他在北京受到的热烈欢迎的回应。周恩来对尼雷尔总统、政府和人民的真诚欢迎很为感动。周恩来在与尼雷尔会谈时，曾主动提出，希望坦桑尼亚大多数还没有去过中国的部长都能去访问，说：“百闻不如一见。”

周恩来说：西方不修，中国一定修，总统就掌握了一张王牌

达累斯萨拉姆没有春夏秋冬四季，一年之中只有热季和凉季。周恩来到来的六月初，正好是一年中凉季的开始。六月六日下午五时，在西边高原的晚霞映照下，来自印度洋的凉爽而湿润的季风吹拂着，周恩来当天飞去桑给巴尔访问回来后，与尼雷尔在总统府里举行的第三轮会谈，商讨的就是有关修建坦赞铁路的有关问题。

尼雷尔表示，中国虽是个大国，但经济并不发达，人民生活并不富裕，如果有可能，坦赞铁路还是由西方发达国家来援建，他将努力寻求这种可能性。

周恩来即有针对性地向尼雷尔交底说，坦赞铁路无论是由中国援建还是由西方国家援建，都可以，问题是必须尽快修起来。西方不修，中国一定修，这样总统就掌握了一张王牌，可以和西方讨价还价。周恩来还说，我们将于今年八、九月间先派综合考察组来，先勘察坦桑尼亚境内段，除考察铁路干线外，还要勘测沿线的煤矿、铁矿、水文等。

尼雷尔听了周恩来坦诚的谈话，这就放了心。

周恩来在访问坦桑尼亚期间，还去中国使馆看望了中国在坦工作的同志们。他在中国驻坦使馆的领导和专家组长会议上作了重要指示。他强调说，我们要多考虑使坦桑在经济上搞得更好些。要尊重对方，不要犯大国沙文主义。我们的工作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当然具体工作难免犯一些错误，但只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戒骄戒躁，谦虚谨慎，及时总结经验，接受教训。

尼雷尔老母亲也来机场送行，周恩来秘密委托尼雷尔向美国传话

六月八日上午，周恩来和尼雷尔总统在国家大厦签署中国和坦桑尼亚联合公报。然后，周恩来前往机场，尼雷尔总统、卡塞姆第一副总统、卡瓦瓦第二副总统、国民议会议长姆克瓦瓦等都来到飞机舷梯旁欢送。连尼雷尔总统的老母亲、夫人也到机场送行。

在离开达累斯萨拉姆之前，周恩来得到消息说，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访问美国之行推迟，周恩来原来委托他向美国领导人转达的关于中国不主动挑起反美战争、但对战争有所准备等四句话未能转达。由于尼雷尔总统最近将访问美国，因而周恩来在离开坦桑尼亚之前，又秘密委托尼雷尔向美国领导人转达这四句话。

没有一个国家象赞比亚那样以铜为生命……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象赞比亚那样以铜为生命。

赞比亚是非洲中部靠南的一个内陆高原国家，幅员即使按照非洲标准来说也是辽阔的，其面积要比法国、比利时和荷兰的面积总和还要大得多，而在一九六四年宣布独立的时候，人口只有三百五十万。而且其大部分地区还处在非货币经济状态之中。分布在北部高原靠近扎伊尔的铜矿，形成了一条宽六十五公里，长二百二十多公里的著名“铜带”。这个人口如此少的国家的铜的蕴藏量为九亿吨，是西方世界蕴藏量的四分之一。在独立前的六十年代初，铜矿的产值就占了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的一半左右。铜是政府巨额收入的来源，达到平均每人近三十英镑。赞比亚在独立前叫北罗得西亚。在一九六三年就有资料说明：“北罗得西亚公布的现在认为有价值的铜蕴藏量，在世界铜总蕴藏量中所占的比重，相当于科威特的石油蕴藏量在世界石油总蕴藏量中所占的比重。”

漫步在首都卢萨卡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见铜的标志，听到有关铜的美好传说。铜器店在街头随处可见，店内工艺精美的青铜、黄铜雕刻及其它铜制品，琳琅满目，美不胜收。东郊的国民议会大厦，屋顶全部由金光灿烂的铜瓦覆盖，外墙由铜皮包饰，堪称为“铜墙”。总统的豪华轿车铜光闪闪。国宾馆宴会厅的天花板是铜镶嵌的，周围墙壁上的灯具也都是铜制品。居民家庭中的茶具、酒具、炊具以及其它日常生活用品，无一不是铜制的。

这一带地区也是人类发源地之一。在本世纪三十年代采矿时偶然发现的罗德西亚人头盖骨，说明在五万年以前，生活在这里的人已经会用多种石器和使用火。在赞比亚北部山区的洞穴石壁上，所发现的神秘而潦草的几何图形的岩画，经科学的碳15断代法测定这些画至少出现在公元五千年前。在距今一千多年前的村庄遗迹里，考古学家也发现了贝壳和铜制的装饰品。在一千一百多年前，这一带已经在采矿炼铜，人们已经在使用铜锭交换布匹、陶器等用具，铜丝制作的装饰品是值钱的物品。在欧洲人入侵之前，赞比亚已经有很大的矿区，其矿井和坑道的规模甚至使初来的欧洲人大为惊奇。

在古代的这里的部族中，除了酋长之外，最有地位的人就要算巫师和“化铜的”冶炼师了。铜矿挖掘出来，经妇女儿童拿去河里冲洗干净，就交给冶炼师化铜。冶炼师的身份充满神秘和禁忌，例如在冶炼的前一天晚上，就不能同妻子有性生活，否则炼出的金属就不会变硬。冶炼的秘密通常是在部族的一个氏族中世代相传，进行冶炼时要举行隆重的仪式。

先是砍一种坚硬而结实的穆本加树，经三天火烧成优质木炭。于是，在一条小河边让巫师挑选一块的空地，冶炼师用巫医调制的树皮浆来润湿脸和手，然后在空地当中挖一个浅坑准备盛放熔化了的铜水。在浅坑上铺上木炭，再堆上干柴，化铜的炉子就砌在这堆柴的附近。炉子是用蚁山土砌的。砌炉子被当作一件极为秘密的工作，是不许旁人观看的，由冶炼师独自进行。砌完后，在炉子的鼓风管接口上套上一个羚羊皮做的手拉风箱。

一切准备就绪，酋长、巫师们就带领人们围聚在一起作祷告，巫师们用树皮和香草作仪式。仪式告一段落，就点火了。当火焰喷出来时，就把矿石倾倒进炉子里。周围的群众唱着歌、跳着舞，赤裸着身子的人们在灼热的炉子旁伴着歌声很有节奏地拉风箱。从炉顶喷出的火焰很快就变颜色了，先变绿色，后变为金黄色经过一个多小时，铜水开始流出来。

这时，冶炼师大声发出信号，青年们就跑上去扒开炉子，将泥土和炉灰搬开，让熔化了的铜水露出来。这是大家最兴奋的时刻了！歌唱得更欢，舞跳得更有劲。自古以来大家都认为出铜水，是酋长召唤来山神力量的体现。

铜水凝固后，第二天又用来捣碎，放在另一种炉子里加以精炼。赞比亚的冶炼师把产品铸成锭和条两种主要形式。铜锭交给工匠们加工成装饰品、铜丝、子弹和锄头。铜条用来作中非洲的流通货币，大小从三十厘米长二十磅重至一米长一百磅重不等。一根最大的铜条可以买到一个漂亮的姑娘。冶炼师和矿工们由于付出了劳动，各分得产品的五分之一，剩下的都归头人和酋长。

欧洲殖民者入侵后，西方的公司控制了这一带的铜矿生产和贸易。

十九世纪中期，世界铜的年产量还不到十万吨。二十世纪初，世界铜的年产量骤然增至一百万吨，到赞比亚独立的时候，已经超过四百万吨。在赞比亚，由铜矿生产刺激起来的铁路运输，是在二十世纪初的殖民统治年代里发展起来的。

一九五三年九月三日，英国把北罗得西亚、南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强行拼凑为“中非联邦”。在亚非民族独立浪潮的冲击下，由于中非三国人民的强烈反对，英国殖民者被迫于一九六三年底宣布解散“中非联邦”。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二日，北罗得西亚实行“内部自治”，十月二十四日宣告独立，改名为赞比亚共和国。

当时，赞比亚的东西邻是葡萄牙侵占的莫三鼻给和安哥拉，南部是史密斯白人种族义者统治的罗得西亚和南非沃斯特种族主义政权占领下的西南非洲（纳米比亚），它处在三面包围之中，只有东邻的坦桑尼亚是友好的民族主义国家。赞比亚独立后，英美帝国主义一直通过罗得西亚、南非反动当局以及葡属殖民地不断向赞比亚进行军事挑衅、政治颠覆和经济封锁。赞比亚产的铜已经不能通过经过这些国家的铁路外运出海。

赞比亚的经济命脉受到严重威胁，怎么办？

卡翁达总统来到北京却不开口……

有人说，大凡在五六十年代争取到独立的非洲国家，其开国元首都有三个共同点。一是早年到欧美留学，开阔了眼界，长了见识；二是在殖民统治者的监狱里坐牢获者遭到流放；三是演说家，都有雄辩的口才，讲话极能打动人心。

赞比亚首任总统肯尼思.达威德.卡翁达，却只有上述后两个共同点。他蹲过英国殖民者设在卢萨卡的中央监狱，后来还被流放到北方省。他极具辩才，演说很富感染力，他不主张使用武力革命，而经常在自己国家的各省长途跋山涉水作旅行演说，发动群众，争取民族独立。一九六四年十月二十四日，在首都卢萨卡市郊的独立体育场举行隆重的独立庆典，他对应邀来的四十多个国家贵宾所作的演讲就极其精彩。有人开玩笑说这与赞比亚人天生的大嘴巴有关，两万五千年以前留下的骨骼表明赞比亚人的祖先嘴巴大，脖子粗而短，眉毛下没有突出的骨架。卡翁达在外貌上确有这些特征。

但是卡翁达不是土生的赞比亚本地部族人，而是在十七世纪时从西边越过卢瓦普拉河迁徙来的奔巴族人。卡翁达没能象杜尔、恩克鲁玛、尼雷尔或是肯雅塔一样，很早就出去留洋，他是在国内的穆纳利中学读书，当过小学教师、中学总务主任、小学校长等职。他四十年代在科珀贝尔特开始参加争取民族独立的政治活动。一九四九年，二十五岁时，他放弃了在木富利腊的小学校长职务，回到钦萨利一边种地、一边从事政治活动。一九五〇年三月，他将当地人的非洲人福利会改组为非洲人民大会党的一个支部，并当选为书记。于是，他将田地交给妻子贝蒂照料，骑上自行车遍访周围的村庄，弹着吉他，招来听众，然后唱自己创作的政治歌曲。他的职业政治生涯就是这样开始的。在独立前，卡翁达就对中国十分友好，每次到达累斯萨拉姆，都会与中国驻坦噶尼喀大使何英见面，还到过中国使馆作客。

独立后的赞比亚奉行不结盟的对外政策，在独立后的第二天卡翁达就宣布同中国建交。尽管台湾派了外交官到卢萨卡来多方进行活动，美国方面还对赞比亚施加了压力，卡翁达决定只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不理睬台湾而只与中国建交。赞比亚独立后，卡翁达考虑到经济上的独立和发展才能使自己的国家示现真正而完全的独立，修建铁路的问题是卡翁达优先着重考虑的问题。其实在本世纪初叶有了铁路，才使赞比亚的农业耕作和商品农业的发战有了可能，农民们在铁路沿线种玉米、养牛和种植西沙尔麻。当然，修建坦赞铁路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为了保证作为财政收入支柱的铜的出口。有了坦赞铁路，赞比亚还可以参加东非国家的共同市场。有关专家告诉卡翁达，估计建设坦赞铁路需要四年，费用初估为六千万英镑。在修建坦赞铁路的问题上，卡翁达的态度不如尼雷尔积极。但卡翁达在找了英国、法国、日本等西方国家碰钉子之后，才转向了中国。

在当时，在美国、苏联两大国都敌视中国的情况下，要接受中国的援助是要有相当的政治勇气的。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卡翁达首先派副总统卡曼加到北京访问，进行试探摸底。他得知中国与坦桑尼亚已就修建这条铁路达成原则协议，下面需要同赞比亚达成协议。

一九六七年六月下旬，卡翁达正式访问中国。在与周恩来总理会谈时，卡翁达出于民族自尊心，在谈判中一直未开口提出修建坦赞铁路的问题，周恩来早已知道对方的想法和心理，就在会谈中主动直接了当地提出修建铁路问题。当时参与会谈的何英在回忆文章《对援建坦赞铁路决策的回顾》中，作了记述——

在与周恩来会谈时，卡翁达出于自尊，未主动提出援建铁路的要求，周总理体谅其自尊与困难，直接了当地提出了修建铁路问题，并反复询问有关情况。卡翁达说：他访华之前已向中国和日、英、法三国私人公司提出要求，下个月坦、赞、肯、马四国要召开财政和交通运输部长会议，进行讨论，作最后决定，因此想先了解一下中国政府的意见和态度。

周总理表示，我们已与尼雷尔总统谈过多次，答应帮助修建，我们是把坦桑和赞比亚一起考虑的。只要两国总统下决心，我们愿意承担投资，并且将把有关的设备从海上运去。这是支持非洲的民族独立、反帝反殖的斗争，也是为了帮助你们发展民族经济、巩固民族独立。

卡翁达满意地表示：我不可能要求更多的了，在目前阶段，你们愿意帮助我们修，完全满足了我们现在的要求。

周总理进一步说：如果你们两位总统商定，下决心要修，愿意让中国帮助修的话，我们可以进一步去勘察。

毛泽东说：投资也只有一亿英镑，没有什么了不起嘛

这几天，由于在六月十七日我国爆炸第一颗氢弹成功，毛泽东处于一种十分兴奋的心情之中。

尽管这几天国内事情不少，广西的造反派竟然在柳州截拦载有援越军事物资的国际列车，这是给胡志明打美国佬的枪支弹药啊！财政部、外贸部、商业部的造反派竟然要召开打倒李先念的大会，随便将一个政治局委员说成是“叛徒头子”，这怎么行？江西、广西、河南、湖南、浙江等省的主要领导干部都受到冲击……；但是，氢弹爆炸成功这件大事，又一次轰动全世界，使他连续兴奋了好几天，他叫身边的人连连给他念世界各地传来的反应：

——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说：中国在通向完全核地位的道路上前进的速度，又一次使西方专家们大为惊诧。它的第一颗氢弹爆炸的实现，比预计的早了六个月到一年的时间……

——美国《纽约时报》说：在北京疯狂的造反红色风暴中，传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的消息，不能不使白宫对这个世界的安宁深觉忧虑……

——英国《每日简报》说：在朗读毛主席语录，和用浆糊抹英国外交人员以及互相戴纸制高帽的同时，中国人却有时间在核弹事业中从原子弹发展到氢弹，其速度要比任何其他初搞核弹的国家都要快……

他兴奋地连觉都睡不着，护士长给他服的安眠药加了量，使他才能入睡。

六月二十四日上午，他醒来后又问：又有什么新的反应情况吗？

秘书给他念的材料中，意大利报刊上的一则小故事和卡翁达总统昨天在会谈中向周恩来祝贺我国氢弹爆炸成功，使他很感兴趣。小故事说在中国氢弹爆炸当天，一个塔斯社记者给柯西金报告此消息。柯西金瞪园眼睛望着这位记者。记者又说：“总理同志，这次爆炸是在新疆进行的，这是反毛派控制的省份，……反毛派会让炸弹爆炸吗？”柯西金眼睛瞪得更大，终于气愤地开了腔：“记者同志，你为什么如此惊慌，你信任我们塔斯社吗？”

毛泽东听了开心地大笑起来，并称赞了欧洲人的幽默感。卡翁达认为中国的核爆炸成功是对世界和平的一个巨大贡献，毛泽东说，非洲的朋友与柯西金的反应显然不同，是很高兴的。

当天下午六时四十分，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卡翁达总统，俩人的手紧紧握了许久。在谈到修建坦赞铁路时，毛泽东详细地问起现有由殖民主义与白人种族主义势力控制的三条出海铁路的情况。

毛泽东问：西边通大西洋那条有多长？

卡翁达说：从卢萨卡到安哥拉的洛比托港，全长二千公里以上。

毛泽东问：东南边那一条呐？

卡翁达说：从卢卡萨往东南到印度洋岸的莫桑比克贝拉港，长度有二千公里左右。

毛泽东又问：南边经南非出海那条呐？

卡翁达说：这条铁路往南到南非开普敦或伊丽莎白港，长度要在三千公里以上。

毛泽东又问：我们要修的这条铁路有多长？

卡翁达说：修至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港，全长约一千七百多公里。

毛泽东说：你们修建这条铁路只有一千七百公里，投资也只有一亿英镑，没有什么了不起嘛。

卡翁达听了十分感动，一再表示感谢，并说，我们只有帮助其他地区的自由战士，使他们获得独立，才能报答中国的帮助。

毛泽东接着说：这不是什么报答。先独立的国家有义务帮助后独立的国家。你们独立才两年半，还有很多困难，你们也帮助了未独立的国家。我们独立已有十八年了，更应该帮助他们。全世界如果不解放，中国这个国家就不能最后解放自己，你们也不可能最后解放自己。

在卡翁达总统访华后，中国援建坦赞铁路的准备工作加快了。

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晚上，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由坦桑尼亚财政部长贾马勒、赞比亚国务部长索科率领的坦赞联合经济代表团；当晚，中国、坦桑尼亚、赞比亚三国政府代表团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政府、赞比亚共和国政府关于修建坦桑尼亚—赞比亚铁路的协定》。协定规定分三个步骤开展工作：（一）中国政府派出必要数量的专家赴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就铁路工程进行考察，其费用由中国负担。（二）中国政府派出必要数量的专家和技术人员，对铁路工程进行勘测，根据考察、勘测的结果，由中国方面进行设计。（三）根据设计结果，由中国政府派遣必要数量的专家和技术人员，帮助坦桑尼亚政府和赞比亚政府组织施工。

一九六七年秋天，中国援建坦赞铁路这件大事最后确定下来。

哈马舍尔德的专机神秘失事栽落在加丹加的丛林里……

至今非洲有人谈起这段刚果独立的现代史时，还迷信而带着神秘感地说，刚果民族英雄卢蒙巴死后不到一年，瑞典籍的联合国秘书长达戈？哈马舍尔德就神秘丧命在刚果的丛林里，而不是在瑞典、纽约或是刚果以外的任何地方，这是一种人世间的不可知的力量对他的报应。刚果人说，哈马舍尔德是来刚果给卢蒙巴陪葬的。

一九六一年九月十七日，哈马舍尔德所乘坐的联合国专机于当地时间下午四时五十一分从利奥波德维尔机场起飞，往西南方向飞往北罗德西亚边境的恩多拉市，他是飞去那里与冲伯会见谈判停火的。由于联合国驻加丹加部队与冲伯的宪兵武装的战斗还在进行，为了安全起见，他将飞行的目的实行保密，他还让飞机不要直飞恩多拉，避开加丹加绕了一个大圈子，以免受到加丹加宪兵队的战斗机拦截。飞机起飞不久，他就让机长在飞行中实行无线电静默，以防不侧。

飞机在傍晚的时候飞过赤道线，不知道这位被称为“世界大管家”的秘书长，有没有闲适的心情在飞机上欣赏非洲热带高原上极为壮观的落日。卢蒙巴之死使他受到了众多亚非国家的责难，已经使他觉得焦头烂额。

卢蒙巴没有意识到，刚果从独立那天起，就成为美国苏联两大国争夺的焦点。就象非洲谚语所说的，两头大象打架，受害的首先是草坪。哈马舍尔德虽说摆出一副客观、公允的面孔，实际上是受美国的操纵。当时的联合国秘书处基本上处于美国和西方集团的控制之下。这个班子有六个人，每天都要为刚果问题碰头开会，地点一般都是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大楼第三十八层秘书长的私人餐厅里。这些人一边吃饭一边讨论远在刚果问题。事关刚果生死存亡的事情，大都是在这张餐桌上决定的。当时联合国的工作人员都戏称这个领导班子为“刚果俱乐部”。负责特别政治事务的副秘书长、美国人拉尔夫.本奇在刚果独立前就到了利奥波德维尔，作为秘书长的代表参加了刚果独立庆典。刚果士兵开始骚乱后，哈马舍尔德就指示本奇留在刚果。这个纯西方人组成的刚果问题决策班子，决不是偶然形成的，而是哈马舍尔德的精心安排。为了防止苏联或亚非民族国家的人员接触关于刚果问题的秘密，哈马舍尔德还下令专门设置了一套供上述六人使用的密码系统，供他们在纽约和刚果之间使用。

联合国军刚进入刚果时，天真的刚果人民把联合国军当作“解放军”来欢迎，他们载歌载舞，夹道迎接，还将鲜花和香蕉扔给军车上的联合国军士兵。刚果人民很快就失望了，联合国军非但没有赶走比利时入侵部队，反而将枪口对准刚果士兵，要缴他们的械。联合国军一批批进入刚果，比利时部队非但没有撤走，反而肆无忌惮不断攻城掠地，扩大占领范围。卢蒙巴气愤极了，声言要请苏联出兵，这样卢蒙巴与哈马舍尔德的冲突就激化了。

七月二十一日，联合国安理会在美国操纵下又通过了一个关于刚果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并不直接批评比利时在加丹加搞的分裂活动，苏联也没有使用否决权。卢蒙巴对决议内容很不满，不理解哈马舍尔德和美国、英国、法国等西方国家为什么包庇、纵容比利时，处处为比利时开脱罪责。于是，卢蒙巴决定亲自去美国一次，要去说服哈马舍尔德和联合国，告诉他们刚果的事实真相。他也要去针对西方报纸大肆攻击他是共产主义者进行解释，刚果只要在联合国帮助下渡过这场危机，刚果将严格恪守中立，不会投入苏联怀抱。卢蒙巴乘坐恩克鲁玛提供的加纳专机飞抵纽约。哈马舍尔德并没有被卢蒙巴所说服，俩人经过三次长时间的争吵，几乎吵翻了脸。

联合国之行使卢蒙巴认识到哈马舍尔德主要是为西方的利益服务的，对联合国的期望最后破灭了。在离开美国之后，卢蒙巴决定接受苏联政府的军事援助。而哈马舍尔德从此觉得，卢蒙巴这个人鲁莽、固执、不妥协，“不可救药”，也决心要搞掉卢蒙巴。

哈马舍尔德说：“卢蒙巴要玩火，就让他去玩吧，最终他会玩火自焚。”

七月二十八日，哈马舍尔德到达利奥波德维尔，籍口不干涉刚果内政，拒绝了刚果政府的要求，坚持不派联合国军进入比利时操纵下在搞分裂的加丹加省。本来哈马舍尔德这次来刚果，是要会晤卢蒙巴继续讨论刚果问题。他经过与卢蒙巴的代表基赞加副总理几次冲突，关系恶化了。哈马舍尔德恼怒了，不等卢蒙巴从国外回来见面，在八月六日就离开利奥波德维尔回联合国，走的时候没有给基赞加副总理打招呼。

哈马舍尔德与卢蒙巴的关系日趋恶化，连哈马舍尔德在八月中旬再来刚果时，俩人也没有见面。后来哈马舍尔德来刚果，就不与刚果中央政府打交通，却频频与冲伯集团接触，这正合冲伯的意愿。

后来刚果的形势发展，我们在上面的章节中已经作了叙述。在后来卡萨武布总统与卢蒙巴总理矛盾加剧时，十月份，联合国发生了刚果席位归谁之争。联合国在美国的操纵下将刚果在联大的席位让卡萨武布所占据，哈马舍尔德表面上说两句无可柰何的话，实际上是给予默认了。卡萨武布从纽约回到刚果，就毫无顾忌地下令逮捕卢蒙巴。联合国实际上成了逮捕卢蒙巴的同谋。可以说，卢蒙巴被捕及惨遭杀害，是在美国、比利时和哈马舍尔德的眼皮底下进行的，得到了他们的纵容和默许。哈马舍尔德在卢蒙巴之死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卢蒙巴遇害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及哈马舍尔德的策略和态度也发生了转变。原来他们最担心的就是卢蒙巴继续掌权，他们在刚果唯一的目的，就是搞掉卢蒙巴，从而使刚果摆脱“共产主义赤化”的危险。在卢蒙巴从肉体上被除掉后，又搞跨了在斯坦利维尔的基赞加政府，从而彻底铲除了在刚果的“共产主义威胁”。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一日，美国及西方国家居然出人意料之外地接受了一项亚非国家的提出的决议：为防止刚果内战爆发，联合国在必要时可以使用武力；将在刚果境内的所有比利时人、外国军事、准军事人员、政治顾问和雇佣军赶出刚果，并成立中立的调查委员会，对卢蒙巴及其战友之死进行调查。

在联合国操纵下的亲西方的阿杜拉政府成立后，八月二十八日，在美国授意下，联合国军开始对冲伯的加丹加省发动了首次进攻，企图用武力赶走冲伯所雇佣的数千名白人顾问、军官和士兵。但他们遇到了加丹加宪兵和白人雇佣军的顽强抵抗，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九月，联合国又调集了大量兵力到加丹加，制定了代号为“摩尔特”的军事行动计划，准备逮捕冲伯及其政府部长们，结束加丹加的分裂。九月十三日凌晨四时，“摩尔特”计划开始在伊利沙白实施，因事前走漏了风声，联合国军遭到占据战略要地的加丹加宪兵队和白人雇佣军的顽强抵抗。虽说联合国军占领了政府机关、警察局和宪兵队总部等战略要地，但冲伯和许多部长在英国驻加丹加总领事的帮助下逃往北罗德西亚。

第二天，冲伯组织加丹加宪兵和白人雇佣军进行反攻，炮轰联合国军阵地，并用飞机进行轰炸。联合国军装备落后，几乎处于无力还手的地步。在伊利沙白以外的地方，整连整连的联合国军被冲伯的军队缴了械。此时，英国和比利时向哈马舍尔德施加了极大压力，威胁要停止缴纳联合国会费。

最后，哈马舍尔德被迫向冲伯和英国、比利时妥协，与冲伯谈判停火问题。俩人约好九月十七日在北罗德西亚靠近加丹加的恩多拉市会晤。

当晚十时左右，哈马舍尔德乘坐的飞机飞临恩多拉上空正准备降落时，一头栽到了离恩多拉十多公里的丛林里。一声巨响，丛林里冒出了浓烟。哈马舍尔德及机上人员全部丧命。

去会晤的哈马舍尔德只准备在恩多拉仅过一夜，因此上飞机前只随身携带了一个手提箱。事后在飞机残骸里找到了这只手提箱。手提箱里除了日常洗漱用品外，还有几本书：袖珍版联合国宪章，英文版的圣经《新约》和《诗篇》，德语诗人里尔克的两本诗集，法国小说家季奥诺的小说《诺亚》，德国犹太哲学家布贝尔的著作《我和你》的英文版本，一张纽约地图，还有一本便笺簿和当天上午刚收到的信函。在九月十二日离开纽约之前，他曾写信给出版商答应在两个月内拿出《我和你》的瑞典文译稿。

蒙博托废黜卡萨武布，结束刚果动乱

在刚果独立后数年间这复杂、曲折的动乱局面中，约瑟夫？蒙博托手握军权而几经尝试后，他悄然鸷伏，积蓄力量，对刚果政坛的最高位窥视已久，等待着时机，至一九六五年底，他觉得该出面结束这乱糟糟的刚果政局了。十一月二十四日，蒙博托发动政变，一夜之间派出军队占领了总统府、总理府、警察局、电台、邮局等要害单位，一举废黜了窝囊无能的卡萨武布总统，在电台宣布由其行使共和国总统的宪法权利，同时并宣布成立非常时期的政府，由其亲信穆朗巴上校出任总理。

刚果历史上一个政治强人正式登场了。

在刚独立后的刚果政府中，卢蒙巴以总理身份兼国防部长，在卢蒙巴的推荐下，维克多？伦杜拉被任命为国民军总司令，军衔为少将；原来在卢蒙巴身边担任总理府国务秘书的蒙博托被任命为国民军总参谋长，军衔为上校，低于伦杜拉。他们俩人原来均在刚果治安部队任过职，伦杜拉早在二次大战期间就在治安部队中任助理医师，独立前是加丹加省的雅多维尔市黑人区区长。来自赤道省的蒙博托在治安部队服役七年，当过军队的仓库管理员、会计和秘书，一九五九年时他曾去比利时留学一年，学习新闻和公共关系，回国后当过记者、编辑，甚为懂得待人处事。在刚独立的时候，他是算作卢蒙巴班子的人的。他也一再说过卢蒙巴是他的恩师。

当独立初期卢蒙巴为赶走比利时入侵者、粉碎冲伯的分裂活动而四处奔波，伦杜拉将军指挥着刚果国民军为讨伐冲伯等分裂分子作战时，蒙博托掌握着首都部队的军权。反对卢蒙巴的卡萨武布及美国方面都觉得伦独拉将军太忠心耿耿了，因而看中了蒙博托，都在蒙博托身上下了功夫。当过会计的蒙博托有他自己早已形成的价值观，为此美国使馆曾花掉数额相当可观的美元。卢蒙巴发觉自己的参谋长与美国佬过从甚密，象讨论寻求苏联援助、讨伐加丹加等这类重大问题的决策时，就没有让他充分参与。这就导致了蒙博托的不满。因而在卡萨武布想发动政变推翻卢蒙巴而来找蒙博托的时候，蒙博托向卡萨武布保证：首都军队将保持中立，不介入政治。这其实就是将天平倾斜向卡萨武布。

谨小慎微、优柔寡断的卡萨武布的政变在卢蒙巴的反击下没有成功。卡萨武布曾经要蒙博托去逮捕卢蒙巴。蒙博托带兵来到了总理府，一见到恩师卢蒙巴，他就有点胆怯，不敢下手了。卢蒙巴对他做工作，要他掉转枪口，去逮捕卡萨武布。蒙博托一声不吭，带着士兵走了，也没有去抓卡萨武布。从这时起，他心里冒出一个想法：与其让他们这样闹下去，不如自己取而代之！这就产生了一九六〇年九月十四日由蒙博托发动的政变。

政变后，卢蒙巴和蒙博托作了一次长谈，希望蒙博托以国家利益为重，站在自己一边，以便结束刚果的混乱局面，但说服没有见效。于是，卢蒙巴公开发表声明，严厉谴责蒙博托的政变，谴责“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蒙博托上校已被帝国主义分子所收买”。这个声明，起了相反的效果，把蒙博托进一步推到政敌卡萨武布那边去了。蒙博托的这次政变是他发动的第一次政变，导致了卢蒙巴的出走、遇害，也导致了阿杜拉政府在联合国的操纵下产生。蒙博托的政变使他一下子就成了西方世界的红人，但他还没有成为刚果的最高领导者。这次政变实际上成了他后来那次成为总统的政变的演习。

历史很快就又给蒙博托提供了机遇——

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六日，在哈马舍尔德丧生后的一个多星期之后，联合国和冲伯达成临时停火协定，联合国军从所占领的地方撤离，“摩尔特”军事行动以失败告终。冲伯又以胜利者的姿态得意洋洋地回到伊利沙白维尔。他得意忘形地说：只有一百七十万人的加丹加打败了由九十九个国家组成的、有二十一亿人口的联合国。

此次停火并没有维持多久，加丹加宪兵队频繁骚扰、袭击联合国军。美国操纵的联合国军当然咽不下这口气。经过一个多月准备，联合国军又卷土重来。从十一月起，联合国从刚果各地调集了更多的部队，还采购了数十架先进的战斗机和轰炸机，还运来了许多大炮、装甲车、坦克等重型武器装备部队。十二月五日，在飞机和重炮猛轰伊利沙白维尔之后，重新武装起来的联合国军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经两个星期的激战，终于完全控制了该市。冲伯被迫屈服，与阿杜拉签订了协议，承认中央政府的权威，放弃了加丹加的独立，仍然担任加丹加省长。协议签订后，冲伯并不完全执行，他采用拖延战术，极力阻挠中央政府对加丹加行使权利，拒绝解散加丹加的宪兵队。联合国当然不容冲伯耍花招，新上任不久的肯尼迪总统采用强硬态度，要全力干预刚果问题。一九六二年十二月，联合国军向伊利沙白维尔发动第四次进攻，终于制服了加丹加宪兵队，占领了伊利沙白维尔，冲伯被迫逃往国外，流亡至西班牙的巴塞罗纳。一九六三年一月，结束了加丹加省的分裂局面。

联合国这几年在刚果折腾，耗掉了巨额的经费，一些会员国拒绝分担这笔费用。因为卢蒙巴之死，使联合国军在非洲的名声狼籍，担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吴丹决定从刚果撤退联合国军。一九六四年六月三十日，联合国军最后一批部队从刚果撤走。靠联合国军支持而产生并方能维持下来的阿杜拉政府，在联合国军最后撤出的六月三十日宣布辞职。

在美国和比利时的鼓动下，卡萨武布总统又重新起用冲伯，冲伯从西班牙巴塞罗纳回到利奥波德维尔，当上了刚果政府的总理。对于直接杀害卢蒙巴的冲伯复出组阁担任总理，遭到非洲国家几乎一致的抵制。

在当年七月十七日至二十一日在开罗召开的非洲统一组织首脑会议上，除了乍得和马尔加什两国总统外，其他绝大多数与会国家都拒绝冲伯参加开会，不承认其政府。九月下旬，在开罗举行的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上，再次不允许冲伯参加开会。在此次会上，十多个有影响的非洲国家元首纳赛尔、本.贝拉、莫迪博.凯塔、塞古.杜尔、恩克鲁玛、尼雷尔、肯雅塔、马桑巴—代巴等还达成一项秘密协议，决定用武力推翻冲伯政府，向继续与刚果中央政府进行武装斗争的刚果人民解放军提供军事援助。在基赞加政府被整跨以后，在卢蒙巴渡河被捕时逃脱的前国民教育部长皮埃尔.缪勒尔从埃及回到刚果，组织刚果人民解放军继续进行抵抗斗争。中国政府和人民也与上述这些非洲国家一起，对于卢蒙巴战友缪勒尔领导的武装斗争给予了道义和物质上的支持。

由于冲伯如此不得人心，促使卡萨武布在内外的压力下，遂于一九六五年十月利用总统职权强行解散了冲伯政府，任命冲伯在加丹加时的外交部长埃瓦里斯特.坎巴组阁，但坎巴组织的政府在十一月十四日的议会表决中未能获得通过。卡萨武布与议会之间再次出现僵局，卡萨武布再次指派坎巴组阁。

这时已经担任国民军总司令的蒙博托觉得时机来了，乘机发动政变，废黜了卡萨武布而自任总统，称其共和国为“第二共和国”，将首都利奥波德维尔改名金萨沙。冲伯于一九六六年月初再次流亡西班牙。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三日，冲伯被蒙博托的军事法庭缺席判处死刑。

蒙博托还有另一个潜在的对手就是还在坚持武装斗争的缪勒尔。缪勒尔是非洲团结党的创始人之一，一九六二年曾到北京访问。他领导的西线武装斗争失败后，避难逃至金萨沙对面的刚果首都布拉柴维尔。一九六八年四月间，蒙博托颁布了一次大赦令。九月，经刚果（布）政府斡旋，扎伊尔外交部长邦博科去布拉柴维尔签字，保证缪勒尔回国后的安全。虽说当时蒙博托还在北非访问，但这此重大问题上，邦博科不经请示蒙博托是不敢作主的。缪勒尔就被诱骗渡河回到了首都金萨沙，还受到外交部长邦博科的会见和款待。此时，正在摩洛哥访问的蒙博托一回到国内，就立即将缪勒尔逮捕，作为“战争罪犯”予以审判。十月八日，缪勒尔被判处死刑，翌日即被枪决。此做法受到世界进步舆论的强烈谴责。

鉴于非洲国家首脑会议将卢蒙巴树为全非的英雄，冲伯内阁所不为大部分非洲国家接受的情况，蒙博托执政后，就努力将自己打扮成卢蒙巴事业的“继承人”。一九六九年二月，蒙博托将在埃及流亡八年的卢蒙巴夫人鲍兰和三个孩子接回金萨沙。不久，蒙博托向刚果全国宣布卢蒙巴为刚果民族英雄，将金萨沙市的一条主要大街命名为帕特里斯.卢蒙巴大道，还在这条大道上修建了一个巨型的卢蒙巴纪念碑。对此，扎伊尔舆论大加宣扬，称蒙博托是卢蒙巴的“真正继承人”。但是，蒙博托这些言行主要是往自己脸上贴金，籍此改变自己的形象，以捞取政治资本，巩固自己的统治。实际上，蒙博托仍然害怕卢蒙巴在扎伊尔的影响，在蒙博托执政期间，扎伊尔官方舆论很少提到卢蒙巴，也不举行纪念卢蒙巴的全国性活动。每逢卢蒙巴逝世周年日，只有沙巴省省长去“卢蒙巴祠堂”表示一下悼念。而隔着刚果河对面的刚果首都布拉柴维尔，却总是隆重地举行各种纪念活动，这同金萨沙街头冷清矗立的卢蒙巴纪念碑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蒙博托在政治上完全控制了刚果的局势，在经济上也实行了一连串改革措施，至一九六九年底的时候，蒙博托的政权已经巩固了。

冲伯乘坐的飞往罗马的客机在地中海上空被劫持

一九六七年七月的一天，一架客机从西班牙东北部美丽迷人的海滨城市巴塞罗纳的机场腾空而起，往东穿越地中海的上空飞往意大利的名城罗马。天空和大海都显得瓦兰瓦兰。搭乘这架国际航班飞机的多是各国游客，当飞机在万米高空中平稳飞行的时候，有的游客在欣赏窗外地中海的景色，有的已经合眼休息或是养神。突然间，几名持枪男子跳出来控制了不同的舱位，宣布他们劫持了这架飞机，只有按他们的意图去做，他们无意伤害机组人员和机上的乘客。他们命令飞机改变航向，拐弯往南飞往阿尔及利亚境内的机场着陆。

面对着枪口，为了解保证飞机和乘客的安全，机长只好让飞机向南飞往阿尔及利亚。经过用无线电与阿尔及尔机场联系，很快就得到了同意降落的答复。一个多小时后，飞机安全降落在阿尔及尔机场。

与通常劫机不同的是，该机的劫机者并没有与地面警方的对峙，亦未向警方交涉，并不提出诸如避难、要钱之类的任何要求。机舱门一开，两个劫机者就用枪口对着坐在一个角落的中年黑人男子。这个黑人又矮又胖，神色极为紧张，被劫机者揪了出来，挣扎了一会也没用，只好跟着劫机者下了飞机。飞机在加油后，很快就获准起飞，飞往原目的地罗马。

这个被押下飞机的黑人，就是声名狼籍的杀害卢蒙巴及其战友的凶手莫伊兹？冲伯。

这是一次经过精心策划的追捕行动。说来话长，早在一九六〇年八月初，卢蒙巴在去美国回来后先后访问了突尼斯、摩洛哥、几内亚、加纳、利比里亚和多哥等六个非洲独立国家，各国都表示了对卢蒙巴的欢迎和支持。在突尼斯，卢蒙巴除了会见了布尔吉巴总统，还会见了在那里的阿尔及利亚临时革命政府的领导人布迈丁等。当时阿尔及利亚正在进行抗法战争，为了表示对刚果解放斗争的支持，阿尔及利亚领导人将一位名叫谢尔盖.米歇尔的年青人派给卢蒙巴作他的新闻秘书。米歇尔精明强干，会几种语言，后来一直跟随着卢蒙巴，忠心耿耿，工作勤奋。因为米歇尔出生在法国，却有俄国血统，虽说是个马克思主义者，却并非亲苏派，对苏联有不同的看法。西方宣传机器却将米歇尔说成是“苏联政府派来的顾问”，将此当作卢蒙巴投靠苏联、刚果在“赤化”的证据，其实这只是捕风捉影、弓杯蛇影而已。阿尔及利亚在一九六二年七月独立后，其领导人本？贝拉、布迈丁，与其他主要非洲独立国家领导人都对卢蒙巴遇害极为愤慨。据说是谢尔盖？米歇尔的朋友们精心策划了这次行动。在冲伯出任总理时，因为戒备森严，无法下手。一九六六年初，冲伯再次逃亡西班牙，时机来了，他们为此成立了一个专门的行动小组，追踪来到巴塞罗纳，寻到了冲伯在市郊隐居的别墅，对其行踪进行了严密的监控。平时很少外出的冲伯也许是住烦了，也许是去意大利有事，买了去罗马的机票。他们等了许久，终于等到了下手的机会。

冲伯刚被劫持者押下舷梯，不是飞机劫持者遭逮捕，而是冲伯遭到阿尔及利亚警方逮捕。他被投入阿尔及利亚的监狱。不久，阿尔及尔的法庭开庭，由阿尔及利亚政府以“非洲叛徒”的罪名，对冲伯提出起诉，法庭判处冲伯终身监禁。两年后，一九六九年六月，冲伯因心脏病突发，死在监狱中，时年五十岁。

与卢蒙巴有关的另一个人物卡萨武布的命运要比冲伯稍好一点。

卡萨武布被蒙博托废黜后，念及近几年他俩之间的合作关系，蒙博托没有对他采取非常措施。卡萨武布就回到了老家下刚果地区。下刚果地区居住着刚果一个较大的部族巴刚果人。卡萨武布是巴刚果人，年轻时毕业于神学院，但他对神丝乎并不那么相信，毕业后他没有从事神职工作，而是当了一名教师。由于他是当时巴刚果人里学历最高的，因而在巴刚果人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居住在金萨沙以西至大西洋岸边这一狭长地区的巴刚果人，早在十六世纪就建立了煊赫一时的中央刚果王国，只是后来在葡萄牙殖民者的武力侵略下灭亡。卡萨武布对巴刚果人的辉煌历史和民族传统的热爱酷爱到了入迷的程度。他的理想是是将所有的巴刚果人团结起来，恢复昔日的中央刚果王国。但卡萨武布要求的刚果独立，并不是整个刚果的独立，而是下刚果地区的独立，至于其他地区怎么样，他似乎并不什么关心。卢蒙巴比他高一个层次的地方，在于卢蒙巴能够跳出部族的局限，以全刚果的眼光来思考和处理问题。这也是他俩经常产生矛盾的重要原因之一。

卡萨武布退出政坛赋闲在老家，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四日，因脑溢血而在博马的家里死去。

近些年在刚果传来一个说法，说卡萨武布是中国人的后裔。在十九世纪末年与二十世纪初，比利时殖民者看中了华人劳工吃苦耐劳，在中国的汕头、琼州、澳门等地先后招募过三批华人劳工去刚果修建铁路。那时修建铁路极为艰苦，有记载说，当时的铁路“是建筑在坟墓之上的，是在哀乐声中缓慢地向前延伸的”。大量的黑人和华工死亡。在刚果的华工历经磨难，有一些人企图逃跑回国，也有的幸存者定居下来，与当地黑人妇女结婚。据说，卡萨武布就是这样的华工的后裔。他本人在世时并不知道自己的身世有这种说法。

“罗马尼亚渠道”传来了蒙博托的信息

一九七二年的春天是周恩来最忙的春天。在高度兴奋、繁忙和紧张中送走了美国总统尼克松之后，借用某西方记者的话来说，“关闭已久的‘中国门’实际上已经随着美国总统访华的卫星电视向全球转播而打开了”。

在尼克松走后的三、四月间，在北京的外国观察家只要稍微细心一点，就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罗马尼亚要连续向北京派出两个高级别的政府代表团？

这一年，在尼克松走后，世界各国领导人、政府高官及各方著名人士，纷至沓来，与前相比，数倍剧增，而且遍及世界五大洲各地已经建交或者尚未建交的国家。中南海紫禁城里，各种各样的贵宾你走了他来，好不热闹呵。就以美国为例，尼克松走后仅三、四月两个月内，美国就有多批代表团访问北京，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和夫人、共和党领袖斯科特和夫人及率领的代表团，美国“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友好访华团和埃德加.斯诺的夫人洛伊斯.惠勒.斯诺。在病重之中的毛泽东，在会见了尼克松之后，身体日见好转，但他只是接见最重要的客人；所有稍为重要一点的客人，都希望见到魅力无穷的周恩来，周恩来也乐意会见或者接见他们。

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九日晚上七时许，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罗马尼亚国务委员会副主席波德纳拉希率领的政府代表团；相比之下，一个来月之前由罗马尼亚部长会议副主席勒杜列斯库率领的政府代表团访华时，就只是获得了周恩来的接见。周恩来为什么对后一个相同级别的代表团如此重视？

因为后一个代表团任务特殊，是访问非洲刚刚归国不久的齐奥塞斯库总统专程派来北京转达来自非洲的重要信息的。

在促成尼克松访华的重大事件中，布加勒斯特曾经传来过尼克松总统的重要秘密信息。那是一九六九年八月初，尼克松总统访问布加勒斯特的时候，曾经这么告诉齐奥塞斯库：“我想在我的任期内，改善美国同中国的关系，能否请您从中斡旋，向中国领导人转达我的意愿？”

毛泽东、周恩来都极为重视罗马尼亚人传递过来的这一重要信息。后来周恩来把它称为“罗马尼亚渠道”。如今，尼克松访华不久，“罗马尼亚渠道”又传来了新的信息。

这一年三月间，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访问非洲数国。在他访问扎伊尔的时候，受到了蒙博托总统格外热情的接待。两人在会见时，上个月尼克松总统对中国所作的一周访问无疑也是他俩的话题之一，齐奥塞斯库很告兴地告诉蒙博托：现在已经无需保密了，三年前尼克松访罗托他秘密捎话给周恩来时，在罗马利亚只有两三个人知道。

蒙博托听了甚为高兴，这正触及了使他苦恼的事。何不请齐奥塞斯库再向中国领导人传一次话呐？

原来，进入七十年代以来，世界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部分非洲国家都已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去年十月二十六届联大恢复了中国的合法席位，上个月连美国总统都去北京访问讨论改善中美两国关系的问题，中国在世界上、在非洲的影响越来越大，蒙博托越来越感到扎伊尔不承认中国、不改善同中国的关系是不行了。同时，这些年来，蒙博托的民族主义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已经意识到过去的依赖美国的倾向，已经影响到扎伊尔和他的形象。他在多种场合反复声明扎伊尔不是西方国家的附庸，他本人也不是美国的代理人，他强调扎伊尔奉行“积极中立”、“不左不右”的对外政策，“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都发展友好关系”。

蒙博托正有意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又很有苦衷。在整个六十年代，因为卢蒙巴之死、基赞加政府、缪勒尔爱国武装等问题，蒙博托与中国是冤家对头。在对华问题上，他追随美国，敌视中国，反对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蒙博托曾是蒋介石在非洲的“忠实可靠的朋友之一”。一九七一年七月，蒙搏托曾亲自应邀去台湾活动了一个星期。为了拉拢蒙博托，台湾向扎伊尔派出了近百人的农耕队，帮助蒙博托修建恩塞莱总统庄园，并为扎伊尔培训保安人员。蒙博托的主要安全顾问都在台湾受过训。曾有非洲的一些国家领导人劝他要与中国友好、建交，他考虑到自己与中国矛盾已深，恐怕一时难以实现建交。但是，尼克松访华的冲击波也使他受到冲击，连尼克松这个中国人的死对头都能到北京去改善关系，他当然也可以去。在加上中国进入了联合国，国际地位大为提高；中国人在非洲朋友很多，在对中国的问题上他在非洲显然是很孤立的。

于是，他也想改变对华政策，而苦于没有中间传话人，他就趁此机会请到访的齐奥塞斯库总统向中国领导人转达他要同中国建立友好关系的愿望。

齐奥塞斯库回到布加勒斯特后，立即派出罗马尼亚国务委员会副主席波德纳拉希专程访问北京，奉命向周恩来总理转达蒙博托总统的这一愿望。

蒙博托的高级顾问在外交场合悄悄接近中国外交官

在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中断多年后，一九六九年十二月间，在华沙举行的一次南斯拉夫时装展览会上，曾经发生过美国驻美大使主动追逐中国外交官的著名的戏剧化插曲，由此导致了转折性的第一百三十四次中美华沙会谈的举行。

想不到两年半以后，国际外交领域里这样的戏剧化插曲又在科纳克里重演。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四日晚上，几内亚总统府的礼堂里灯火通明，正准备演出着民族歌舞，欢迎访问几内亚的蒙博托总统。几内亚的民族歌舞的世界上享有很高的声誉，杜尔总统喜欢用经过改造、揉进了现代争取独立与革命内容的民族歌舞款待来访的外国领导人。周恩来就曾对这些节目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还指示国内邀请几内亚著名的歌舞团去中国演出。

这晚，驻科纳克里的各国外交使节都应邀出席文艺晚会。因为中国与扎伊尔已无外交关系，中国驻几大使韩克华没有出席，只派了使馆参赞康晓出席晚会。演出开始前，有一些礼仪的讲话与应酬。这时，有一个扎伊尔外交官悄悄地走到康晓面前，自我介绍他是随同蒙博托总统访几的总统顾问莫科洛.瓦.姆庞博。他向康晓要求会晤韩克华大使，目的是“商谈一件大事”。康晓参赞也没有回避，当时即向他表示明日再谈。

原来，蒙博托总统这次访问几内亚，其目的之一就是打算同中国驻几大使进行接触，以试探同中国发展关系的可能性。齐奥塞斯库向北京传话后，一直没有什么动静。蒙博托有点着急了，这次访问几内亚要请杜尔总统从中说情。而这位莫科洛在刚果是个重要人物，当时是总统政治和对外安全事务顾问，富有外交经验，近年来一直参与扎伊尔的“秘密外交”工作，对在卢蒙巴事件后的蒙博托政权为非洲主要国家所接受曾经立下不小的功劳。此人很受蒙博托所器重，是扎伊尔公认的“基辛格”式的人物。

康晓当晚回到使馆后，当即向韩克华大使作了汇报。经请示国内，决定邀请莫科洛到中国使馆与韩大使会见。对俩人的会见情况，赵永和在《中国同扎伊尔关系正常化的回顾》一文中作了有关的记述——

二十五日晚，莫科洛来到我驻几内亚大使馆，并会见了韩克华大使。莫科洛谈话伊始便表明扎伊尔要同中国发展关系的愿望，说“在世界形势有了新发展的情况下，扎伊尔不能无视人民中国”，但又说“一旦人民中国采取主动，我们就可以联系”。韩大使阐述了我国坚决反对“两个中国”及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一切国家发展友好关系的一贯立场。最后，莫科洛表示“我们的交谈是私人性质的”，“我是作为总统的私人顾问而采取主动的”。

二十六日晚，莫科洛再次来到我驻几内亚使馆告韩大使，蒙博托总统一字不减地接受韩大使所讲的有关中、扎关系的一切原则，包括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的条件，但总统主要关心的是不干涉扎内政。韩大使再次阐述我国一贯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从不干涉别国内政，过去和现在都是这样做的，将来还要这样做。对两国过去存在的问题，韩大使说：“我们双方各有看法。但是，我们主张向前看，对过去的不同看法不应妨碍我们今天发展两国关系。”“扎伊尔政府愿与中国复交，我们表示欢迎，我们认为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恢复中、扎关系是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的。”

莫科洛表示这次是授权同韩大使接触，至于何时何地同中国政府代表进行正式谈判，等候他的信息。

韩克华当晚即将这次双方谈话内容，向国内报告。由于蒙博托已经连续向中国方面表示希望改善和发展中扎两国关系，此次又表示一字不改地完全接受中国方面提出的一切原则，为表示中方的诚意，国内指示韩克华大使：在蒙博托总统离开科纳克里回国时，可以到机场送行。

六月二十七日，蒙博托总统乘专机离开几内亚，杜尔总统到机场送行。韩克华大使也前往机场送行，杜尔总统特意向蒙博托介绍：“这是中国驻我国大使韩克华先生。”

蒙博托很高兴，紧抓着韩大使的手握了较长时间，双方寒喧了几句。

在蒙博托登机之后，杜尔总统对韩克华说：“蒙博托总统从访问几内亚的第一天起，就和我谈到与中国建交的可能性。还请我从中促成这件事。”

六月二十八日，蒙博托返抵金萨沙，在机场刚下飞机就向扎伊尔电视台记者发表谈话说：“在我离开科纳克里时，人民中国的大使亲自到机场为我送行，他同我长时间握手和谈话。我们互相致意。这说明人民中国知道扎伊尔共和国代表了什么！”蒙博托是想借此机会公开说明中国政府改变了对他的看法，承认扎伊尔，主动作出与与扎伊尔发展关系的表示。

蒙博托回国一个月后，韩克华大使接到金萨沙飞往科纳克里的班机机长送交的一封信。这封信是莫科洛写来的。信中说：为便于联系，他愿在巴黎同中国方面的代表继续接触。

扎伊尔的“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

林彪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草原后，周恩来苦撑危局，主持政治局工作。一九七二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关系得到改善，田中角荣访华，中日邦交正常化，国内经济也有了好转，应该是周恩来心请愉快之时，但是，他病倒了，累垮了，超乎寻常的繁重的工作担子损害了他的建康。这年五月中旬，确诊发现患有膀胱癌，入秋以来，周恩来连续发现便血增多，十一月初，经组织专家会诊，医生写报答给中央建议周恩来“宜特别注意休息”。

就是在这段时候，扎伊尔的“基辛格”莫科洛，也象美国基辛格博士一样，来北京进行秘密访问。十一月七日，莫科洛到达北京。他访华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同中国进行复交谈判。莫科洛是很想见到周恩来的。中央没有安排周恩来接见莫科洛，而由代理外交部长姬鹏飞予以会见。莫科洛对姬鹏飞解释说，他的使命是秘密的，这不是扎伊尔怕美国，也不是怕苏联。

莫科洛下榻在东交民巷的宾馆里。双方的复交谈判，由莫科洛同何英副外长进行。一九六〇年中国承认刚果卢蒙巴政府和卢蒙巴被害后的基赞加政府时，何英时任外交部西亚非洲司司长，参与了决策的过程。在莫科洛到京之前，何英曾经同姬鹏飞部长去看望周恩来总理，听取了周恩来关于双方向前看，相互谅解，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恢复和建立新关系的有关指示。

在莫科洛到京之前，何英回顾了周恩来处理承认卢蒙巴政府、卢蒙巴被害及承认基赞加政府等问题时，他经常当面聆听周恩来的具体指示，亲身体会到周恩来对正在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非洲人民的深切感情。他为谈判作了认真而细致的准备，对于在会谈中讨论两国关系史上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再次作了回顾。

十一月七日，莫科洛在会谈中就提出了“扎伊尔政府唯一的要求是中国不干涉扎伊尔内政”的问题。这个问题涉及中、扎关系史上存在的主要历史问题。对方提出问题的方式，表露了其意图很明显，在于否定中国对基赞加合法政府和缪勒尔等爱国武装力量反帝反殖斗争的支持，

对此，何英早有准备，就在会谈中着重阐述了中国一贯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同非洲各国的关系，回顾了中国同扎伊尔关系的历史，指出承认卢蒙巴政府和卢蒙巴被害后的基赞加政府，并同基赞加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完全是为了支持扎伊尔人民的反帝反殖斗争。中国撤回使节后，缪勒尔等爱国人士举起卢蒙巴的旗帜，继续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冲伯的斗争，中国也支持了，这仍是为了支持由卢蒙巴开创的反帝反殖斗争事业。这些都是过去的事情了。现在，非洲的情况有了发展变化，扎伊尔的情况也有了发展变化。我们主张向前看，回顾过去是为了双方互相谅解，而不是挑起分歧。现在我们两国完全可以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恢复和建立新的关系，这是符合我们中、扎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利益的。

十一月八日，莫科洛又提出了要中国政府对蒙博托现政权表态的问题。对方的用意是要我们肯定蒙博托政权是卢蒙巴政府的继续。

对蒙博托现政权的看法，何英表示中国方面注意到扎伊尔政府奉行的和平中立和不结盟政策，我们表示尊重和支持；对近些年来扎伊尔同邻国改善关系和支持非洲民族独立解放运动，反对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以及强调发扬民族传统、提倡民族自尊精神等表示赞赏。何英特别提到对蒙博托总统提出的“非洲是非洲人的非洲”的主张表示欣赏。

经过两天的会谈，莫科洛对何英副外长的答复和解释表示满意。何英还拿出了一份中方提出的复交公报稿子，经协商，初步达成了协议。公报只提“恢复两国外交关系”。关于台湾问题，双方达成口头默契：扎伊尔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扎两国复交后，扎伊尔立即断绝同台湾当局的“外交关系”，不容许其农耕队挂“台湾农耕队”的牌子。中国方面将派遣农业科技人员去扎伊尔顶替这个农耕队。

本来协议已经达成，事隔一天，莫科洛对其已同意的中、扎复交公报稿中“恢复”二字提出了异议。于是，何英副外长应邀到莫科洛下榻的宾馆同其进行商谈。

莫科洛说，刚果（扎伊尔）当时有两个政府，金萨沙蒙博托政府是正统合法的，斯坦利维尔的基赞加政府是不合法的，是个分裂分子的政府。因此，所有与基赞加政府建交的国家，要同扎伊尔现政府发展外交关系都是建交，而不是复交；在上述情况下用复交，就是对扎伊尔内部事务的干涉。

何英对莫科洛强调说，在卢蒙巴不能行使总理职权以及被杀后，基赞加作为卢蒙巴政府副总理组成政府，是卢蒙巴合法政府的继承者。当时还有二十二个国家，包括重要的非洲国家如阿联、加纳、几内亚等国都承认了基赞加合法政府，与它建立了外交关系。这是历史事实，不容抹杀。对基赞加合法政府的承认，决不意味着对扎伊尔内部事务的干预。

最后，双方达成妥协，将“恢复外交关系”改为“两国关系正常化”，草签了中、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联合公报，并就联合公报正式签署和发表的时间达成协议。十一月二十六日是扎伊尔国庆，经扎方要求双方达成协议在扎伊尔国庆节的一个星期前，在巴黎正式签署此联合公报；在扎国庆节的前一天，即十一月二十五日在两国首都同时发表联合公报。双方还商定了在联合公报正式发表前，扎伊尔有关方面召见“台湾大使”，通知他和农耕队尽快撤走。

翌日，这位刚果的“基辛格”结束了他秘密的访华之行，何英副外长去机场为其送行。但他在数天后刚刚回到金萨沙，与金萨沙隔河相望的布拉柴维尔市的中国驻刚果（布）使馆，就向国内电告：蒙博托总统对已草签的联合公报有修改意见。

蒙博托又生波折要求修改联合公报，莫科洛急忙渡过扎伊尔河

十一月十四日上午，刚刚访华回到金萨沙没两天的莫科洛就又急匆匆地出现在扎伊尔河（刚果河）的轮渡上。他又要到有中国使馆的邻国刚果（布）去找中国大使。这时是雨季，河面显得更宽。

在非洲中部有两个刚果。这两个国家以非洲第二大河刚果河（扎伊尔河）为界，河北边的是刚果（布拉柴维尔），简称刚果（布）；河南边的过去叫刚果（利奥波德维尔），现叫刚果（金萨沙），简称刚果（金）。在蒙博托时代叫扎伊尔（金萨沙）。两国的首都布拉柴维尔与金萨沙也在刚果河下游隔河相望。两个城市之间的河面宽阔，长年水量丰富，河水湍急，相互间有轮渡相连。刚果（布）原为法属殖民地，一九六〇年八月十五日宣布独立，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二日同中国建交。建交以来，与中国关系友好，一直主张在联合国驱逐蒋帮及恢复中国的合法权利。中国驻刚果（布）使馆是离金萨沙最近的中国使馆。

莫科洛渡过刚果河后，来到中国使馆，会见王雨田大使。莫科洛向王大使转达了蒙博托总统对已草签的联合公报有两条修改意见：一、将两国关系“正常化”改为“决定互相承认”和“建交外交关系”；二、要求中国全面支持蒙博托自一九六五年上台以来执行的内外政策。

王雨田听了，觉得表明蒙博托仍在肯定是他的政权而不是基赞加政府是卢蒙巴合法政府的继承者。蒙博托的意见不符合当时扎伊尔的事实。若否定基赞加政府的合法性，即等于说中国同基赞加政府建交是错误的。这是个原则问题，中国不可能接受。因此，王雨田对莫科洛表示说，中、扎两国关系正常化公报是双方经过协商取得的一致意见，也是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和满意的。在会谈中，中国政府已充分阐述了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双方一致认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发展我们两国关系的基础，这一点已写进“联合公报”。

王雨田还说，对扎伊尔政府所奉行的内外政策，姬鹏飞外长和何英副外长在北京的会谈中都作了肯定的评价，中国政府一向是说话算数的和负责的。在发展两国关系中，双方应互相信任，相互谅解，向前看。如扎伊尔方面坚持要修改，因时间太紧，按原定计划签字和公布就来不及了，只好以后由双方驻刚果（布）使馆继续商谈。王雨田实际上是委婉地表示了在原则问题上，中国政府难以作出让步。

当时距离扎伊尔国庆日只有不到两个星期了。莫科洛听了王雨田一番话之后，进行了认真的思索，然后表示，在原公报上签字没有问题，但需报告蒙博托总统。

在会见结束前，莫科洛还提出扎伊尔政府邀请王雨田大使参加当月二十六日扎伊尔国庆观礼活动。

几天后，十一月十九日，乔冠华副外长和扎伊尔外交国务秘书伊农加在巴黎分别代表各自政府正式签署了中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联合公报，“决定子自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起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并于“二十五日在两国首都同时发表”。二十二日，莫科洛再次渡河来到中国驻刚果（布）使馆与王雨田见面。王雨田告诉莫科洛，中国政府接受扎伊尔政府的邀请，决定派他参加二十六日扎伊尔国庆观礼活动。莫波洛说到时将派专人过河来接。

二十五日，出现了新的情况。蒙博托这天在金萨沙市的群众大会上宣布中、扎联合公报时，并就此事在用林加拉语发表的讲话中攻击中国。这是有违双方已经达成的协议的。因此，当扎伊尔来人接王雨田过河去金萨沙时，王雨田托故婉拒了。

在婉拒出席观礼后，蒙博托再邀王雨田访问金萨沙

真升飞机盘旋在刚果河畔的金萨沙市的上空，他可以从空中不仅很清楚地鸟瞰该市的容貌，还可以望见河对面自己使馆所在的刚果（布）首都布拉柴维尔的市容。坐在飞机上，一眼可以饱览两国首都的景致，这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这两个首都都是花木繁茂、景色美丽的热带城市。河那边，布拉柴维尔城市布局井然，其主要街道的房屋造型多呈欧洲风格，又有简洁、明快、开敞的热带建筑特点。河这边金萨沙的铜色楼顶的矿贸公司大厦、流线型的扎伊尔银行大厦和议会大厦国家宫等高层建筑各具神采，卢蒙巴大道中那高耸的卢蒙巴纪念碑在太阳下闪着光……

这是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四日，在扎伊尔国庆过了一个星期后，没有出席这次国庆观礼的中国驻刚果（布）大使王雨田，应邀过河对扎伊尔进行的访问。蒙博托总统在河畔恩加利埃马山上的总统府接见并设午宴招待，还特别亲自安排王大使乘直升飞机鸟瞰首都市容。

在正式宣布中、扎两国关系正常化联合公报之前，扎伊尔外交部召见了台湾驻扎“大使”，通知他和台湾农耕队尽快撤走。

王大使本来是作了准备，要应邀来出席十一月二十六日的扎伊尔国庆观礼活动的。但二十五日那天，蒙博托在宣布中、扎两国关系正常化联合公报时，用本地语讲话时攻击了中国。蒙博托在讲话中强调了同中国复交和互不干涉内政的重要性，但污蔑中国曾支持扎的“叛乱”，使扎伊尔人民“流血”，在扎伊尔内部“制造混乱”。当晚，扎伊尔电台在综述发表蒙博托讲话的时候，却抹掉了其中指责中国的部分。蒙博托讲这番话的目的是要向公众交待一下，为什么要改变对中国政策，为自己的政策转弯找一个台阶下；但在讲话中对中国进行指责，是不友好的做法，违背了双方已经达成的协议。因此，第二天扎伊尔派人到布拉柴维尔接王大使时，他籍故婉言拒绝了。

蒙博托本来有自己的打算，待中国大使来出席观礼时，想提出尽快访问中国的要求，他要到中国去亲眼看一看，希望中国政府能予以同意并发出邀请。蒙博托见中国大使没有来出席其国庆观礼，在国庆数日后，派莫科洛过河来探询。

王雨田对莫科洛说，我不能接受蒙博托对中国的指责，中、伊双方在复交谈判中都表示了要向前看，回顾过去不是为了挑起分歧，而是为了取得相互谅解，双方应以相互信任和合作精神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两国关系。

莫科洛作了解释，说明扎伊尔政府重视不干涉内政问题，重申扎伊尔愿向前看；莫科洛还提出蒙博托总统希望一九七三年一月间就访华的要求，希望中国政府能同意。

蒙博托提出访华的时间要求是很紧的，立即向国内报告。国内很快就答复，邀请蒙博托总统与下一年一月中旬访华。

十二月十四日，蒙博托总统邀请王雨田大使到金萨沙进行一天的访问。王雨田向蒙博托转达了董必武代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问候以及中国政府正式邀请他于翌年元月中旬访华。

蒙博托听了非常高兴，当即接受邀请并表示感谢。他对王雨田说，台湾“大使”在扎伊尔的主要任务是使扎伊尔人民相信人民中国是一个“搞颠覆不讲友谊的国家”，相信中国大使来了就会以行动证明中国是一个和平共处的国家。

王雨田告诉蒙博托，他下个月也将奉调离任回国，很愿意在北京欢迎总统阁下。

蒙博托说：我喜欢毛主席坦率的性格……

戴豹皮帽子、持乌头黑檀木手杖的蒙博托总统从专机的舷梯上走下来，周恩来总理到机场迎接，并陪同蒙博托乘红旗车前往钓鱼台国宾馆。蒙博托率领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来中国访问，其人数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访问北京的非洲国家元首所率的团。予定在中国访问十天。蒙博托是一九七三年一月十日下午抵京的。

蒙博托坐进周恩来的车子后，大约因为不能不想起这些年来为卢蒙巴问题而与中国别扭的历史，心中十分感慨，他对周恩来讲了这样的第一句话：

“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我来这里是把扎伊尔人民的和平情谊和善意带给你们。”

在车上，蒙博托告诉周恩来：埃塞俄比亚海尔？塞拉西皇帝、坦桑尼亚尼雷尔总统都曾以自己的切身体会对他说，中国是非洲真正的朋友，几次劝他和中国恢复外交关系。

在其所下榻的十八号楼前下车时，蒙博托曾问：“去年尼克松总统也是住这儿吗？”

周恩来说：“尽管尼克松总统比你先到这儿，但金萨沙要比华盛顿先驱逐了台湾当局的所谓‘大使’。”

蒙博托住下后，即于下午五时三十分在钓鱼台十八号楼同周恩来进行了第一次会谈。周恩来对比蒙博托说，两国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但这不妨碍我们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平等、友好、合作关系。我们注意和研究了你上台后扎伊尔的一些变革。你们走的这个道路还是可以发展的。你们取得了成绩，统一了国家。我们注意阁下同非洲各国改进关系，反对南非种族歧视，支持南非人民解放运动。对此，我们很钦佩。

蒙博托对中国曾支持扎伊尔爱国武装斗争和他对中国曾持敌视态度解释为“双方之间的误会”，反复表示“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现在要把它一笔勾消”，“我们在这里共同庆祝我们的友谊”，强调此次来访“不是为了算旧帐，而是来增进相互了解，在新基础上发展新的友谊”。

当晚九时，蒙博托拜访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进行了第二次会谈。周恩来表示欣赏蒙博托在中、扎关系正常化问题上有魄力，并告诉蒙博托，毛主席欣赏他果断、看准了就办。还指出，中、扎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使我们能够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友好关系。地处非洲中心的扎伊尔和亚洲东方的中国结成友好关系，这对亚非人民团结会起影响。

一月十二日下午五时，周恩来与蒙博托在钓鱼台十八号楼进行了第三次会谈。周恩来表示赞赏蒙博托关于非洲是非洲人的非洲的提法，并指出扎伊尔是扎伊尔人的扎伊尔，这意味着一个国家的事务只能由本国人民自己解决，而不容许外国干涉。周恩来还表示，由于两国关系正常化，扎伊尔同台湾当局断交，使扎伊尔在某些方面蒙受了损失，中国将会进行补偿，提供一些扎伊尔所需要的东西。我们一定要比台湾搞得更好，这才能考验中、扎人民的友谊是真诚的。

一月十三日下午五时三十分，毛泽东在中南海的书房里会见了蒙博托。

蒙博托身材匀称挺拔，尽管鼻梁上架着一副宽边玳瑁眼镜，仍显出军人风度十足。他身穿着一种类似中山装而叫做阿巴科斯（意即：打倒西装）的民族服装，仍然头戴豹皮帽子，手执乌头黑檀木手杖。毛泽东这位颇具特色的客人很感兴趣，上下打量着他。谈话就从显示威严的豹皮帽和象征权力的檀木手杖开始。

在寒喧几句之后，毛泽东赞扬蒙博托说：“我觉得你这个人办事爽快”，“处理台湾这件事快得很”，“你到中国来，比哪一个都快，只有几个星期，一个半月嘛”，“说来就来啦，我们欢迎”。

双方都很坦率地就实质问题，单刀直入地交谈。

毛泽东：“你来了嘛，卢蒙巴，他没有来过北京。”

蒙博托：“对。他还没有来得及。”

毛泽东：“我们是支持他的。我们还支持几个，有基赞加、缪勒尔，就是不支持你！”

蒙博托：“我知道，还有一些人和他们在一起的。”

毛泽东毫不隐讳：“我们给他们钱和武器。就是他们不会打，打不赢啊，被你打得呜呼哀哉了，那我有啥办法啊！听说你打仗很勇敢嘛。”

据说蒙博托的部队去以色列进行伞兵海上跳伞训练，他头一个从飞机上跳下去。他亲自率领军队去进攻爱国武装力量，开始部队一触即溃；在十分危急时，蒙博托连帽子也未戴，手执冲锋枪带头冲锋陷阵，溃败官兵见主帅带头冲锋，也纷纷掉头冲向前去，结果反败为胜。

蒙博托很得意，称他那时同士兵生活在一起，打仗时身先士卒，而爱国武装力量的领导人只知在城里玩女人，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这时，毛泽东话锋一转，指出当时不仅中国反对蒙博托，非洲进步国家都反对他，他在非洲处境孤立，这是历史，不容抹杀。

蒙博托也很坦率，对此供认不讳，并表示：“过去使我们分裂的事情一笔勾消了。”

毛泽东说：“历史还是历史。现在两国合作了，你讲和平共处，我也没法子反对了。”

两人的几句话就把十年的问题谈清楚了。坦诚相见，实事求是，使双方的距离一下子就缩短了。

与毛泽东会见出来，蒙博托很高兴。他很钦佩毛泽东，他对陪同接见的周恩来说：“我很欣赏毛主席讲老实话，喜欢毛主席坦率的性格。”

蒙博托从此非常崇拜毛泽东。他提出要把儿子送来中国接受民族主义教育。他把这次同毛泽东的会晤的照片放大后，一直挂在总统府的客厅里。毛泽东去世后，他下令扎伊尔全国下半旗志哀三天。

宫达非出使刚果，参加金萨沙十万群众的集会

蒙博托会见毛泽东后，突然向周恩来总理提出：“希望中国大使和我一起去扎伊尔。”

周恩来已决定当时任驻伊拉克大使宫达非出任驻扎伊尔大使，宫达非曾在摩洛哥担任使馆政务参赞，外交部非洲司副司长。周恩来告诉蒙博托，中国派往扎伊尔的大使还在国外执行任务。

蒙博托说：“我预定27日返回金萨沙，28日举行人民集会，届时将谈中国问题。如果大使能够到达，我29日就可接受他的国书。”

外长恩古扎也说：“我于27日回到金萨沙后，一放下行李就接见中国大使。第二天大使即可作为我的客人参加金萨沙的群众集会。”

于是，周恩来让外交部当晚急电尚在巴格达的宫达非，指示他立即结束在伊拉克的工作，务必于本月27日以前赶到金萨沙，作为中国驻扎伊尔的大使赴任。宫达非都来不及回国，由董必武代主席签署的国书由信使从北京送往巴格达。

通过蒙博托访华，中扎双方签订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和贸易协定，中国向扎伊尔提供两亿元人民币无息贷款，同意向扎伊尔派出农业技术人员和医疗队，与扎伊尔建立了空、海运输联系。

一月二十七日，首次访华园满成功的蒙博托回到金萨沙，他很兴奋和高兴。第二天，举行了一个十万人的群众大会，宫达非作为中国大使坐在大会的贵宾席上。宫达非已是第三位进扎伊尔（刚果）的中国使节。蒙博托在群众大会上作了两个多钟头的讲话。他热情洋溢地赞扬中国，介绍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联系扎伊尔本身的不足提出要向中国学习；中国提供给扎伊尔的一亿美元贷款，是无息的，这在扎伊尔是空前的。他说中国曾深受外国统治之苦，所以它帮助别人是真诚的。

这一年十月十四日，蒙博托总统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再次热情赞扬中国的无私援助；同时，批评了西方国家对扎伊尔的掠夺和剥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