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通过恢复中国席位时，非洲代表们在联合国大厦里载歌载舞

每年的九、十月都是联合国紧张繁忙的日子。在纽约东河河畔联合国大厦这座火柴盒式的三十八层摩天大楼里，在那座气宇不凡的会议大厅进出的各国外交官或工作人员，他们操着英语、法语、俄语、汉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等各种语言，甚至还有少数人才懂的非洲部族语言，他们有白色、黄色、黑色、棕色等人种，代表世界各大洲、各岛屿的各种民族。

一九七一年的九、十月，召开的是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联合国官员、联合国问题专家、各国驻联合国代表与观察家们，似乎都觉得这一年的繁忙只是一种通常性的翻忙，觉得这一年的辩论及通过的提案将会是一些事务性的，感觉不到这年联大会将有意义特别重大或是令人特别惊讶的重大事件发生。十月二十六日这天，二十六届联大一年一度地讨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有关提案，由于美国从中作梗，恢复中国合法席位并驱逐蒋介石集团的提案需要有三分之二的多数，尽管长期以来支持恢复中国合法权利的国家逐年增加，但是，一般人都没有预料到这一年的表决中支持的票数会超过三分之二。

表决的时候，在联合国宽敞的兰色黄色的会议大厅里，挤满了代表和观众，在后面数排旁听的观众席上，每年这种表决的时候都会有好些海外华侨来观看。气氛虽有些紧张，却十分平静，因为对这一年一度的表决几乎都习以为常了，要达到有的三分之二的支持票很不容易，还需努力，投支持票和投反对票的代表们都没有意识到今年会有奇迹发生。

事后的统计数字表明：非洲国家的支持票增加的最快。

在一九六一年的第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上，苏联提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得到36张赞成票，其中有9票来自非洲国家：埃及、埃塞俄比亚、加纳、几内亚、马里、摩洛哥、塞拉利昂和索马里。此后，在联大会议上支持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非法国家越来越多。

在一九六五年的第二十届联合国大会上，有十二个国家提交了恢复中国席位的提案，其中非洲国家六个：阿尔及利亚、刚果（布）、加纳、几内亚、马里和索马里，在表决时投赞成票的47个国家中有18个是非洲国家。

在第二十一届、第二十二届、第二十三届、第二十四届和第二十五届联大会议上，都有非洲国家提交类似的提案，特别是在一九七〇年的第二十五届联大会谈上，由阿尔及利亚等十八个国家（非洲占九个）提交的提案进行表决时，有51票赞成，超过了反对票数（49张），却因美国为首的部分国家认为改变中国代表权的建议是“重要问题”，需要有三分之二的多数赞成才能生效为由而没有成功。

在这次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上，有23个国家（非洲占11个国家）联合提交了提案，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认他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他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

激动人心的时刻出现了！

巨大的电动屏幕上计数的灯光数字变化表明：这23国提案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在表决中有26个非洲国家投了赞成票，它们是——

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

博茨瓦纳共和国；

布隆迪共和国；

喀麦隆联邦共和国；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

赤道几内亚共和国；

埃塞俄比亚帝国；

加纳共和国；

几内亚共和国；

肯尼亚共和国；

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

马里共和国；

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

摩洛哥王国；

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

刚果（布）人民共和国；

卢旺达共和国；

塞内加尔共和国；

塞拉利昂共和国；

索马里民主共和国；

苏丹民主共和国；

多哥共和国；

突尼斯共和国；

乌干达共和国；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赞比亚共和国。

表决结果一出来，还不等大会主席正式宣布，整个会议大厅里马上沸腾起来了，有人大声发笑，有人痛快地喊叫，有人兴奋得直拍桌子，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从大厅的四面八方响起来，汇合在一起，经久不息。非洲黑人代表特别欢欣，竟然在大厅里载歌载舞，大厅金黄色的圆屋顶下成了欢乐的海洋。只有美国等少数西方国家的代表及蒋介石的“代表”，显得颓丧和狼狈不堪。

在椭圆形办公室里看电视转播的尼克松脸都气歪了

在纽约的联合国会议大厅里就23国联合提案进行表决的时候，在华盛顿白宫美国总统那个椭圆形办公室里，尼克松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广播。他仿佛有什么预感，在关键时刻看得很专注而紧张。有一个能直接进这个办公室的助手走了进来，要向他请示工作，被他挥手示意赶了出去。

当他看到表决结果出来，大厅里的欢乐沸腾的场面，他恼怒地狠敲了一下沙发扶手，跳起来，跑过去将电视机关了。据目睹的工作人员回忆，他气得脑门的筋都鼓了起来，脸都气歪了。为了阻挠中国进入联合国，美国在这一年挖空心思提出了一个所谓“双重代表权”方案，其内容是让中国进入联合国，甚至可以取得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的资格，但是要保留蒋介石当局的席位。他的政府花了很大的力量去制订和提倡这个方案，这个提案是和强大的伙伴日本一起泡制的，美国驻联合国的代表布什与日本的代表一起，事前接触了一百多个国家的代表，估计要比支持中国的多几票。当时，联合国的报道材料，好些观察家的舆论，都倾向于这样的估计。结果怎么会是这样？这许多代表为什么口是心非？美国、日本搞的提案在这次联大根本没有获得表决的机会。除了提案遭到失败，还表明美国的指挥棒失灵了，这怎能不令他火上加火呐！

这天，美国白宫发言人齐格勒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尼克松总统为那个提案表决通过后在联大会场“欢腾、鼓掌、跳舞”的做法感到恼怒，甚至扬言要对投赞成票的国家进行报复，削减给它们的援助。

基辛格在北京说，中国至少要在明年尼克松访华以后才能进联合国

消息是北京时间十月二十六日凌晨传到北京的。这时，纽约正是下午时辰，二十三国提案刚刚获得通过，大厅还在狂欢的时候，联合国秘书长缅甸人吴丹当即打电报给中国代理外长姬鹏飞，要中国赶快派代表去纽约。这是一件大事，全世界都在关注，但中国方面没有准备是事实。既没有思想上的准备，也没有组织上的准备。当时，基辛格第二次访华尚在北京，为尼克松翌年春访华作准备工作，这也是一件大事，周恩来在短短几天内要与基辛格进行十次会谈，因对去联大的重大事宜中央政治局还要开会决定，给吴丹的明确的复电也就迟了。

吴丹急了，曾经一连给姬鹏飞代外长来了三封电报催促。因为吴丹碰到了一个很为难的问题，就是下一月安理会谁当主席的问题。当时大概是一个月换一次主席。主席的轮流是按国家名称第一个字母为准的。中国的简称是“C”，被蒋介石集团窃据使用了二十二年。如果再用一个“C”字代表，那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只有一个中国，过去那个是假的，是冒充的，现在真的中国来了。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使用全称，就是“P”字打头，在联大要是使用“P”字打头，下个月就轮到中国当主席了。

吴丹的第一封电报来的时候，是二十六日凌晨。正好是周恩来最忙的时候，从凌晨五点三十分开始，周恩来与基辛格博士进行第十轮会谈，最后要就尼克松总统访华联合公报草案达成初步协议，这就是后来震惊世界的“上海公报”。然后在此轮谈完之后，由乔冠华副外长送基辛格去机场。兰白色相间的“空军一号”专机已经在首都机场做好了起飞的准备。周恩来估计联大这个消息会使基辛格难堪，就没有把这个消息告诉他。而停在首都机场停机坪上的“空军一号”已经收到了这个消息，但电讯员认为基辛格博士马上就要登机起飞，认为没有必要立即设法送给在钓鱼台谈判的基辛格了。

这天上午九时，会谈结束，周恩来把基辛格送至钓鱼台五号楼的门口。在基辛格上车前，周恩来用英语对他说：“博士，欢迎你很快回来共享会谈的愉快。”

基辛格有点惊奇地笑了，这是周恩来第一次用英语说话。

这天早上周恩来心情十分愉快，这不仅是“上海公报”已初步达成协议，还有刚才在天亮前传来的中国进入联合国表决结果的消息。就在五号楼门口，在基辛格快要离开的时候，周恩来瞅空低声告诉了要送客人去机场的乔冠华。

在由钓鱼台驶往首都机场的红旗轿车里，乔冠华按柰不住心中的喜悦，有意识地和基辛格谈起中国的联大席位的话题。

乔冠华：“博士，我得到个消息，现在联大正对恢复我国席位进行表决。你看，今年联大我国能恢复席位吗？”

基辛格不假思索：“我看你们今年还进不了联大。”

乔冠华不动声色：“你估计我们什么时候能进去？”

基辛格十分肯定地说：“至少得明年以后，待尼克松总统访华后，你们就能进去了。”

乔冠华仰脸哈哈大笑，笑得十分豪爽：“我看不见得吧！”

毛主席说：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不去就脱离群众了

这天天快亮的时候，中国进联合国的消息也由有关部门紧急报到了中南海毛泽东的书房里。毛泽东吃了安眠药，刚刚入睡不久。这是长期在战争年代形成的习惯，晚上工作，白天睡觉。

这几天是基辛格第二次访华，从十月二十日起，周恩来与基辛格要会谈多次，讨论尼克松访华的具体安排和中美联合公报。会谈都是由毛泽东亲自掌握，他看了美方提出的公报稿子，没有同意，他认为美国人的公报稿子是在“放空炮”。后来，他同意了周恩来提出的双方“各说各的”方案。经过几个来回，至二十六日凌晨公报基本构架已确定，在周恩来与基辛格作最后一次会谈时，毛泽东放心的服了安眠药，就入睡了。据说基辛格第二次来访，他就很想见见这位博士，这位德国犹太人出身的美国大官；但按美方的说法，中国最高领导人要与尼克松总统会见后，才能见其他的美国官员。这天凌晨入睡前，他还在嘟囔美国人这种礼仪规定过时了。

当新华社的紧急情况报告送来之后，毛泽东身边的值班人员斟酌了好一会，觉得在没有周恩来或其他中央领导人特别嘱咐的情况下，还是不要急于叫醒服药熟睡了的毛泽东。这段时间，毛泽东身体不好，又太累了。

毛泽东临近中午睡醒了，得知了联大以压倒的多数通过了恢复中国席位的提案，很是高兴，还叫人了解更详细的情况。

下午，毛泽东给周恩来去电话，询问此事。

当时，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自己办公的地方开会，讨论联大问题。参加的是外交部党组与有关人员。主要是讨论派不派人出席正在纽约召开的二十六届联大？国民党的代表已经带着他的三个顾问，悄悄地收拾文件包离开了联大会场，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联大的席位已经空出来了，我们去不去？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已经发来正式电报，请中国迅速派代表团去出席联大，我们去不去？离开会还有五天，往西半球走，可以多赚十二个小时，就是三天半。全世纪都在看着我们，我们没有准备好。去不去？

在当时的特定情景下，“左”的阴云还笼罩在中国的土地上。那时候，对联合国这个机构的认识也不能不带上“左”的色彩。当时，一般人认为联合国是资产阶级讲坛，是受美苏两大国操纵的，认为这不是民主的讲坛，不能真正为受压迫民族和受压迫人民讲话的。当时，外交部党组经过讨论研究，决定不去，准备回一个电报给吴丹秘书长，感谢他的邀请，说我们也很高兴，并说早就应该恢复中国在联大的合法席位；但是，中国决定目前不派代表团去参加。

毛泽东来电话，周恩来汇报了讨论的情况，以及外交部党组的意见。

毛泽东明确指示：“要去。为什么不去？马上就组团去。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不去就脱离群众了。我国今年有两大胜利，一个是林彪倒台，另一个是恢复联大席位。”

周恩来说：“我们刚才曾经考虑先让熊向晖带人去摸一摸情况。”

毛泽东说：“派一个代表团去联大，让乔老爷当团长，熊向晖可以作代表或是副团长。开完了大会还可以回来嘛。”

毛泽东点将的“乔老爷”就是乔冠华。

当晚，周恩来去毛泽东书房开会，商定立即组团出席本届联合国大会事宜。在决定此事中，毛泽东形象生动而用“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这句话，高度慨括了非洲兄弟国家对中国的支持。他还在别的讲话中，说过“我们的非洲穷朋友很够朋友”之类幽默而含意深刻的话。

许多非洲国家将中国进入联合国当作自己的胜利

中国在二十六届联大恢复了合法席位消息传出，许多非洲国家的报纸、新闻社纷纷发表社论和评论表示祝贺。

十月二十七日，阿尔及利亚《圣战者日报》发表题为“世界史上的一天”的社论说：“这一胜利实际上超出了联合国的范围，而成为世界史上划时代的事件。”“在这个事件中，被战败的大国是美国。即使在最后一分钟，美国也不惜竭尽全力去阻挠正义的胜利。然而，不论是它直接玩弄或者间接玩弄的最后一些阴谋，在绝大多数人民面前，都成为图劳。这是联合国历史上破天荒的第一次，美国的压力没能使人们接受华盛顿的观点。同时，这也是我们时代的一个新标志。”

马里国家电台十月二十六日广播的一篇社论指出：这一胜利“不仅仅是中国的胜利，也是包括七亿中国人民在内的第三世界的胜利”。

赤道几内亚、几内亚、马里、毛里塔尼亚、刚果（布）、塞拉利昂、索马里、苏丹、赞比亚、布隆迪、喀麦隆、突尼斯、毛里求斯等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还先后发来贺电。有些非洲国家在通过表决后的第二天便约见了中国驻他们国家的大使表示祝贺。刚果总统恩古瓦比在接见中国驻刚果大使王雨田时说，这不仅是人民中国的胜利，也是所有进步国家的胜利，是人类和平与正义事业的胜利。

邓小平接过周恩来交付的外交事务担子的第一件事就是出席特别联大

现在恐怕很难以想象，有那一个大国政府首脑没有没有出席过联大会议！

周恩来总理，经过长期而艰辛的努力，在其任内终于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而作为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的新中国首任总理，他未能有机会出席联合国大会，未能在联合国的讲坛上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讲话，这不能不是一件十分遗憾的事。察其原因，在七十年代初中国刚进联合国那几年，是文化革命动乱后期的几年，从现在看来，不能不认为有“四人帮”干扰的政治和历史的因素是主要原因，但周恩来当时已累得身患绝症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一九七二年五月十八日，周恩来经专家会诊确诊患有膀胱癌。

同年十一月十一日，中南海门诊部卞志强、张佐良写报告给叶剑英、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详细汇报了自五月份确诊患癌以来周恩来的病情发展情况，并列出血压、脉搏、心电图和便血等检查数据。报告说；经组织专家会诊，一致认为“恩来同志的心脏病发展是必较重的”，“要及时严重注意”。报告建议周恩来“宜特别注意休息，增加睡眠，采取减轻工作和其它一些可行的办法”。叶剑英等阅后均同意报告所提意见，强调对周恩来的健康应加以保护。十二日，毛泽东阅报告后即批示：“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当时，周恩来的病情是国家的高度机密，即使在中央高层，也只限于少数人知道。

在这样的情况下，周恩来已经在考虑怎么让邓小平出来工作了。早在一九七〇八月庐山会议时，周恩来在庐山上就说过：“邓小平就在山下，本来这一次是可以上山来的……”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日，毛泽东在出席陈毅追悼会时就对陈毅夫人张茜说到邓小平，说邓小平问题的性质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这年十一月，在确认病情发展以后，周恩来加紧了设法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的活动。十二月十八日，他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致信纪登奎、汪东兴，信中在谈到让谭震林回来工作问题的同时，要纪、汪二人考虑一下邓小平要求做点工作的问题，说主席也参提过几次。十二月二十七日，纪登奎回信周恩来，提出：将谭调北京安排工作，邓仍任副总理，分配适当工作。周恩来考虑到四人帮的阻力，在阅信后表示：谭事可先办，邓事待请示主席后定。

一九七三年春，周恩来的病情又发展了，便血骤增，冠心病亦加重。三月九日，周恩来在向政治局请假两周作检查治疗的同时，致信毛泽东，汇报中央政治局几次讨论关于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情况，提出：政治局认为需要中央作出一个决定，一直发到县、团级党委，以便各级党委向党内外群众解释。并告：现在小平同志已回到北京。毛泽东阅后，在此件上批示“同意”。

这样，三月十日，周恩来在请假治病离开之前，落实办好了邓小平复出的中共中央文件《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然后，他才在邓颖超的陪同下去玉泉山作全面检查治疗。直至三月二十四日，病情已趋稳定，即从玉泉山返回中南海西花厅。

三月二十九日，周恩来约邓小平去毛泽东书房开会。当晚，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主持了政治局会议，议定：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有关重要政策问题，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两个星期之后，四月十二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宴会，欢迎西哈努克和夫人在视察柬埔寨解放区后来到北京，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身分出席宴会。这是邓小平自文化革命中被打倒之后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同中外人士见面。八月间，在中共党的十大上，邓小平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

十大以后，因中风与冠心病而躺在床上的毛泽东已经在考虑身后之事了，他觉得要对邓小平和担任党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作一次考察，就派王、邓两人一起离京去外地视察。他俩视察回京后，毛泽东问他们，他死后中国将会发生什么变化？王洪文回答说，中国将继承致力于坚持主席革命路线和在此基础上达到统一。邓小平则说，军阀混战将会再度出现，全国将会陷入混乱。毛泽东对邓的回答比较满意。

毛泽东相信邓小平的预言，在十二月底采取了行动，让全国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不久，邓小平被选入政治局，毛泽东还向军委建议让邓小平担任总参谋长。从一九七四年初开始，周恩来也把外交事务的日常工作交给邓小平处理了。

邓小平担当新角色之后面临的第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代表中国去联合国特别会议发言。为这件事，在一九七四年春天的中国政坛上竟惹起了一场颇大的政治风波。

为邓小平出国，江青大闹钓鱼台国宾馆，周恩来迟迟不肯住院

一九七四年三月间，周恩来的病已经很重了。三月十二日，他刚在玉泉山进行第二次膀胱检查与电灼术治疗。术后效果并不理想，肿瘤再次复发，并以大量血尿。本来他早就该住院了，此次复发，医生再劝他早点住院治疗。但他还强忍病痛，坚持一边治疗一边工作。三月二十四日晚上，人民大会堂宴会厅里灯火辉煌。周恩来正在此举行国宴，宴请来访刚到京的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

就是这个晚上，几乎在同时，在西城区的钓鱼台国宾馆里，江青把外交部的王海容、唐闻生召至她所住的楼里，横加指责，厉声呵斥。江青此次大发火，原因出自她刚刚看到送来的一份给政治局委员核阅的文件。

这是一份由外交部就中国出席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代表团团长人选问题的专题请示报告。周恩来批示同意了，毛泽东也亲笔圈阅了。只剩下最后一道手续：正式报请中央政治局批准。这样，由邓小平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该次大会似成定局。岂料，作为政治局委员的江青看了，怒火一下就爆发了。

本来她就对邓小平复出，而且执掌军队与政府的大权就极为恼火。邓小平是被她领导的“中央文革”小组早已打倒的“党内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竟然思灰复燃、卷土重来。邓小平复出这是毛泽东定的，她虽怒火在胸，却无可柰何。但是，她于心不甘，思来想去，最近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求见。但毛泽东在三天前（三月二十日）复信拒绝见她，还在信中把她批评了一番。毛泽东在信中对她说：“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

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她心里正窝着气，三月二十四日这天又看了外交部写的让邓小平出席联大特别会议的报告，她就更火了，要是让邓小平走向国际舞台，威望更高了，将来更难被整跨。这段时间积压的火就一起籍此爆发出来。她把王海容、唐闻生召来住处，狠骂了一通，强令她们立即撤回外交部这个报告。

王海容、唐闻生却毫不畏惧，从容相对，据理力争。

原来，一九七四年春，专门研究世界原料和发展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即将在纽约召开，这是一次表达发展中国家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发展民族经济、反对帝国主义经济掠夺、剥削的强烈愿望的重要国际会议。第三世界国家十分重视这次会议，许多国家元首都要出席这次会议。三月二十日，外交部就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团长人选问题专门行文请示毛泽东。毛泽东收阅后随即建议由邓小平当团长、同时由已连续三年出席联大的“识途老马”乔冠华担任邓小平的“参谋”。出于尊重中央政治局的考虑，毛泽东又对王海容、唐闻生表示：此事不要讲是他的意见，还是让外交部写报告正式提出为好。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王海容、唐闻生立即组织起草报告。

三月二十二日，外交部正式向中央呈送了关于出席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代表团人选的请示报告。

周恩来完全赞同毛泽东的方案。三月二十四日上午，周恩来在批示同意外交部请示报告的同时，考虑到叶剑英因高血压导致视网膜出血尚未痊愈，而王洪文又忙于指导“批林批孔”运动，他需要邓小平协助工作，因而他建议特别联大有三个星期的会期，邓小平只出席一个星期，在向大会发表讲话并与主要国家领导人会晤后，即启程回国。周恩来特别指出，将他的批示意见首先呈报毛主席，暂不送王洪文、康生，在毛主席批示后再送叶剑英、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李先念、邓小平等政治局委员核阅，最后退外交部办。

毛泽东在二十四日当天就圈阅了周恩来的批示意见。这样，下来就是送政治局的各委员核阅。江青一阅此件，就在钓鱼台大闹起来。

此时，周恩来的癌症已经日趋恶化，每天尿血几十毫升至一二百毫升，常要靠输血和其它治疗才能坚持工作。这时，为了力保邓小平率团出席特别联大，他觉得更不能去住院，拒绝了医生一再提出的住院治疗的意见。周恩来担忧的是，邓小平因挨整被迫长期离开领导岗位，贬在江西，基本处在与外界隔离的状态。如今他恢复工作不久，对当时外界的复杂情况了解尚欠充分，周恩来觉得自己一旦住进医院动了手术，离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国务院总理至关重要的领导岗位，江青那伙人会伺机出来发难，再整邓小平。到了那个时候，周自己将很难掌握情况、驾驭局势，帮不了他的忙，因而担心他再入困境。

周恩来苦思焦虑，毛泽东再次写信批评江青

得知江青出面发难，在钓鱼台闹事，周恩来心中极为焦虑。第二天（三月二十四日）下午，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尼雷尔总统结束后，为大局考虑，他曾向王洪文提议一同就出席联大特别会议的团长人选问题请示毛主席，由毛最后拍板。

可是，一经联系，重病中的毛泽东在接见尼雷尔后已经太累，不能面谈，毛泽东让秘书传话给周恩来、王洪文：关于邓小平出国一事，他是个人意见，如果政治局大家都不同意，那就算了。周恩来当即回答：将于明日向政治局传达，并对有关同志作工作。王洪文也作了一番表白：原先他并不清楚，既然毛主席这样说了，当照此办理。周恩来机敏地随即委托王洪文与张春桥、姚文元谈谈，做做工作。

与此同时，江青在面斥了王海容、唐闻生之后，还不甘休，又继续向她们两人施压。江青连续四次打电话给王、唐，非要逼迫她们撤回让邓小平率团去联大的报告。王、唐两人见江青气势汹汹，如此横蛮，十分担心二十六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是否会倒向江青一边，要是让江青得逞，后果不堪设想。王、唐两人想先了解一下毛泽东现在究竟持何态度，这是最关键的事。二十五日，王、唐两人拨通了中南海毛泽东住处的电话，请示了最关键的两条——

“毛主席是否仍主张邓小平率团与会？”

“我们是否可以将毛主席提议让邓小平当团长的意见说出去？”

接电话的是毛泽东的秘书，他让她俩稍候。他显然是去请示毛泽东。片刻，秘书回电话了。他除了复述向周恩来、王洪文传达的毛泽东的意见之外，还特别补充了一句：

“毛主席说，如果实在不行，也可以说明，让邓小平当团长是他提议的。”

一直为此惴惴不安的王、唐两人这才心中有了底。

三月二十六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举行会议，讨论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的问题。大家表情严肃冷峻，气氛凝重，两军壁垒分明，但四人帮这边因为有人得知毛泽东的意见，因而就采取了静默策略，先让肆无忌惮的江青出面发难。江青在会议中途命人召来了王海容、唐闻生。

王、唐一走进东大厅，尽管会场静然无声，她俩却感受到了火药味。她俩看见周恩来端坐着，面容消瘦苍白、神色倦怠，但剑眉紧蹙着。冷不防江青一声猛喝，打破了静场，几乎让这两个年轻女子吓了一跳。

“让邓小平率团出国与会，究竟是外交部的意见，还是毛主席的意见？”

王海容、唐闻生跟毛主席作翻译时间已经不短，与江青打交道也已不少，对今天的对阵已有预见，还作了准备。她俩立即冷静下来，毫无畏惧地坦然说出事情的来龙去脉——

“这份报告是外交部写的，但是……”

王、唐将派邓小平出国参加联大特别会议的情况具体一说，有的政治局委员原来对邓作团长与会有意见的也不再说了。江青一看，以势压不倒外交部这两个年轻人，就想对她俩来软的。江青将她俩叫到东大厅一边的小屋里，骤然间恶脸变成了笑脸：“小王、小唐，不是我江青反对邓小平去联合国开会，是中央军委要开会解决李德生的问题，邓小平必须参加。再好我们先要搞好根据地，国外的事相对来讲，是次要的……”

王、唐俩人随她编造理由说去，就是不吭声。

江青见不能使她俩松口撤回外交部的报告，和只好悻悻然地回到会场，继续纠缠不休。当大多数委员获悉毛泽东的意见后，纷纷表示赞同邓小平当团长去联合国开会。但是，江青还不罢休，江青气乎乎地说：毛主席是允许我保留意见的。当年发动文化大革命前，毛主席并不同意批判彭真、吴晗，就允许我保留意见。后来我组织了批《海瑞罢官》的文章，毛主席还是支持了我，这样才开始了文化大革命。

王、唐俩人亲身经历看见江青给周恩来制肘，设置障碍；为了让邓小平出任中国代表团团长的事，周恩来真是费尽了心思，还如此为难。她俩已经知道周恩来抱病在身，但还不知道他得的是绝症。她俩从东大厅出来后，经过简单商议，就抢先把会议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毛泽东悉知内情后，大为不快。三月二十七日凌晨，毛泽东写信给江青，告之：“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同时，毛泽东让秘书把信的内容打电话告诉了王、唐两人。江青收到毛泽东的批评信后，在当晚十二时复信给毛泽东，表示拥护毛泽东让邓小平率团出国的提议。

当晚，周恩来参加中央政治局主管批林批孔的七人小组会议，会上江青被迫同意邓小平带团出国参加特别联大。当晚会议结束后，周恩来致信给毛泽东，说：“大家一致拥护主席关于小平同志出国参加特别联大的决定。小平同志已于二十七日起减少国内工作，开始准备出国工作。”并告：“小平等同志出国安全，已从各方面加强布置。四月六日代表团离京时，准备举行盛大欢送，以壮行色。”

邓小平从西线乘中国专机去纽约

第六届特别联大预定四月上旬末在纽约召开，从三月二十日开始张罗，因江青等的作梗，在确定由邓小平率团出席的问题上，已经耗去了一个多星期，计算起来，至少不能迟于四月六日要从北京起程，周恩来只有一个多星期为代表团作准备工作，时间是够紧张了。准备工作的关键是两个：一个是专机长途飞行安全问题；一个是主持中央政治局审定中国在特别联大的主题发言稿，与确定与会的方针。这两个问题都得周恩来出面来主持准备工作。

毛泽东早就曾向周恩来嘱咐过，以后每届联大开会时，中国代表团团长都要坐专机。此次邓小平率团出席特别联大，是作为政府首脑率团出席，在当时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周恩来对邓小平此次去联大的安全问题，更是考虑得十分周全。

三月二十七、二十八日，周恩来在西花厅召集外交部、民航局有关负责人开会，研究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迎送礼仪和飞行安全等问题。周恩来提出：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联合国大会，我们要为他圆满成任务打通道路，增添光彩。为了确保邓小平乘坐的专机安全与及时到达纽约，周恩来指示民航机组安排东、西两线同时试飞。东线飞越太平洋、经夏威夷抵达美国西海岸，西线经法国巴黎飞越大西洋抵达美国东海岸。两条航线备好，届时如一条航线因故不能飞行，还可以走另一条航线。

周恩来与邓小平商量，决定以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作为邓小平在特别联大的主题发言稿，由乔冠华执笔起草。

这年二月二十二日下午二时至三时半，毛泽东在中南海的书房里会见了再次访华的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和夫人贝蒂？卡翁达。在这次会见中，毛泽东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观点。毛泽东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他又说：“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

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引起了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极大重视，在四月三日至五日间，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邓小平在第六届特别联大上将此思想向世界公布并全面阐述。但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借口“有病”，没有参加会议。会后，周恩来、邓小平联名写信给毛泽东，汇报发言稿讨论与修改情况。四日，毛泽东就此批示：“好，赞同。”五日，周恩来致信给邓小平、乔冠华，告之：外交部将毛泽东批示影印若干份，送中央政治局成员传阅后归档。

四月六日上午，一阵料峭春寒过后，风沙停了，首都机场上空从覆盖的阴云中露出了一片兰天。一架中国民航专机已经发动起来，正待起飞要经巴黎飞往纽约。经毛泽东批准，在机场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周恩来亲自前往机场与数千名群众一起，欢送邓小平一行启程。有西方记者如此报道：邓小平复出不久，就作为政府首脑人物出席联大会议，这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这是至今为止出席联大的中共最高级官员，大多数中共政治局委员都到机场欢送，甚至包括打倒他的对手”。

后来担任英国驻华大使的理查德？伊文思曾经这样分析那天拍摄下来的周恩来送邓小平的照片：“……照片上可以看出，两人的健康状况呈现出相当强烈的对比。邓只比周小六岁，脸圆圆的，肤色发亮。周是凹现的面颊，从鬓角到下巴长着深色的斑点。穿的衣服就像挂在衣架上一样。”

周恩来清瞿消瘦而苍白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四月十日这天，据联合国秘书处的官员说，因为“中国的一位大人物来到了联合国，今天要发表演说”，使得会场内外和观众席上挤满了代表和观众。

邓小平从中国代表团的席位上站了起来，健步走向讲台。会场顿时安静下来，所有的目光都在注视着他。他个子不高，身穿黑色中山装，精神抖擞，显得十分高兴。宽敞的联合国会议大厅里，响彻了他那带四川口音的中国话的声音，坚定、明朗、清晰、自信。他阐述了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的理论：

——两个超级大国是最大的国际剥削者和压迫者，是新的世界战争的策源地。

——处于超级大国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发达国家的情况是复杂的。它们当中的一些国家至今还同第三世界保持着不同形态的殖民主义关系；同时，所有这些发达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受着这个或者那个超级大国的控制、威胁和欺侮。

——广大的发展中国家，长期遭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它们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但都还面临着肃清殖民主义残余势力，发展民族经济，巩固民族独立的历史任务。这些国家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这些国家受的压迫深，反对压迫、谋求解放和发展的要求最强烈。它们在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斗争中，显示了无比巨大的威力，不断地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他们是推动世界历史车轮前进的革命动力，是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主要力量……

联合国大会召开时，一般不鼓掌，很少出现中断的场面。邓小平三十多分钟的讲话，中间被多次热烈掌声所打断。许多亚非拉国家的团长或常驻的外长向邓小平表示热烈祝贺，大会因此中断了好些时候，这在联合国历史上是少有的。

这时候，远在太平洋西岸的北京已经是后半夜。

渐渐天就快要亮了。在中南海西门旁那座叫西花厅的灰旧院屋里，周恩来被癌症的疼痛所折磨着，要吸氧和配以别的治疗才能减轻疼痛而入睡。他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他醒来的时候，已经不能像过去那样，自己伸手端起茶杯或者拧开收音机了。他手指已经极为乏力，走路、洗漱等活动都会使呼吸和脉搏加速。

身边的工作人员按时给他拧开收音机，早晨新闻联播里广播着邓小平在特别联大的发言的新闻，他听着听着，那清瞿消瘦而苍白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四月十九日，邓小平回到北京，周恩来与数千名群众又到机场热烈欢迎。邓小平回到家不久，就让秘书送了一袋名叫“魁桑”的法式棍子小面包到西花厅给周恩来品尝。这是他俩年轻时在法国勤工俭学都爱吃的食物。这是他特意在纽约用零用钱为周恩来买的。

一个余月之后，周恩来终于住进了北海公园西侧的三〇五医院。

但是，随着邓小平代表中国在特别联大阐述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和中国的外交政策，中非关系也掀开了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