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从剿“匪”变成被剿，乘轿子退上军舰，选台湾另起炉灶。

（奉化，1949年4月下旬）

他坐在轿子上，随山路起伏而颠簸着。

天是阴沉沉的。他的脸也是阴沉沉的。这一年他已经是六十有二，光头上已经落满了白发，短短的；连胡子、眉毛也白了。他阴着脸许久不吭一声，他的儿子蒋经国也不作声。这三顶轿子、一行随员与卫士的队伍也没有谁个敢说话，气氛因阴凝静寂愈发显得格外沉重，只听得轿子晃动的响声，轿夫的喘气声，匆忙而杂乱的脚步声。他们刚才是乘着汽车，从武岭门出发离开溪口，往东赶往海边去的。蒋介石这个人，家乡观念很重，年年都要回溪口老家住几天，看望乡亲或是祭祖上坟。这一次，是他最后一次告别故乡了。

陈毅大军于四月二十一日强渡长江后，长驱直入，进逼沪杭；他这次是不得不背井离乡了。刚才启程前，他没有心思向乡间父老作最后的辞行，他只是带着蒋经国，在登车之前，默默地站立了许久，沉重地回望祖居，然后才上车出走。

自从一九四九年新年伊始，蒋介石宣布“引退”下野，于元月二十一日飞离南京明故宫机场，经杭州回到浙江奉化老家溪口镇。他回溪口后，海军“太康”号军舰已奉命几次停泊在离溪口四十多公里位于宁海县西庐乡团埋村的海岸边。是指小土山包旁的空地。团堧村这个地方，东西北三面环山，南面临海，是个颇隐蔽的天然小海湾。蒋介石安排军舰停在这个不通公路的偏僻小村边，当然是为了避人耳目、出走便当。

他的车队在公路上行驶了一个多钟头，中午时分，在一个叫西店的地方停了下来，换乘轿子直奔“太康”号。

这一天，是四月二十五日。蒋经国曾在当天的日记中记下了他们父子最后离别故乡前的心绪——

上午，随父亲辞别先祖母墓，再走上飞凤山顶，极目四望，溪山无语，虽未流泪，但悲痛之情，难以言宣。本想再到丰镐房探视一次，而心又有所不忍；又想向乡间父老辞行，心更有所不忍，盖看了他们，又无法携其同走，徒增依依之恋耳。

终于不告而别。天气阴沉，益增伤痛……且溪口为祖宗墓庐所在，今一旦抛别，其沉痛心情，更非笔墨所能形容于万一……

在蒋介石的政治生涯中，在如此落魄的状况中坐轿子，这还是少见少有的，蒋介石从发迹到独揽党、政、军大权，他的代步工具，从专机、专列到防弹小轿车，应有尽有。他的专机是美国进口的；他的专列，曾被称为“蓝钢皮”，外壳钢甲瓦蓝瓦蓝，质高而甲厚；小轿车先是德国造，后来又换了美国造的，造价都很高昂。这与中国历史上五千年来的历代皇帝相比，该是登峰造极了。可是，他还是特别喜欢坐轿子。曾经有个外国首脑问他有什么爱好，他不假思索地回答：喜欢游山玩水。他喜欢什么“仁者乐于山，智者乐于水”之类的古训。这游山玩水之乐，就是与乘坐轿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轿子是中国特有的代步工具，有竹轿、木轿，也有藤轿、湘轿、川轿、粤轿、皖轿等，各地的轿子部各有特色。听某个蒋介石的侍从说过，遍游名山大川的蒋介石特别欣赏被称为“滑杆”的四川轿子，也佩服川人轿夫的脚劲。他虽说最厌恶吸鸦片，闻到呛鼻的烟味就皱眉头骂人；而他对川人轿夫在上峨眉金顶路上歇脚打尖，拿出腰间的小烟枪吸几口鸦片烟却颇能容忍，没有发脾气。他在溪口家乡乘坐的是特制的藤轿。这种藤轿凉爽平滑，轿杆用精选的毛竹或栗木做成，轿边栏有藤条织就的图案，轿顶上撑着遮太阳的布篷。

所雇用的轿夫，都是受过训的侍从室的成员，大多是奉化家乡人，有八名年轻力壮的轿夫，轮流替换。他们闲时在溪口帮助总务和厨房做些勤杂碎活，栽花种菜，整草修屋，遇上要登山抬轿，就携带起轿子随先遣组先到预定地

守候。这次轿夫们为蒋介石出走离开溪口扛活，知道此番不是游山玩水，他们的心情也是忐忑不安。

这次乘轿出海，颇有点“流窜”的味道。他再强作镇定，颓丧的心态还是显露了出来。

历史已经给颠倒过去了！

十四年前，也就是一九三四年十月，他率领大军在江西对红军的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围剿得手，中央社作为特大喜讯以他的口吻报道，称“朱毛匪酋在瑞金溃败后，从赣南向湘粤桂边界一带流窜”。他曾经悬赏二十五万块光洋，要买毛泽东的那颗脑袋。其实，那时他情报不确，他并不知道当时他的围剿得手，是与毛泽东失去了对江西中央红军的指挥权很有关联的。

好些史家认为，蒋介石统治最巅峰的日子，就是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前夕追剿红军的时候。红军由蒋介石围剿前的三十万之众，至长征到达陕北时已锐减为不足三万人。在围追堵截被他称为“匪”的红军的同时，他在政治上以分化瓦解收买的惯用手法，对付国民党内使他极为头疼的各个派系。他将南粤王陈济棠的部下余汉谋和陈济棠的空军拉了过来，很快地解决了桂系发动的“两广事变”，并迫使他在中央的政敌汪精卫出国。一九三六年十月三十日，他在洛阳祝五十大寿，在全国大搞“祝寿献礼”，要各地捐献飞机、捐献学校，还到处修建“中正堂”、“介寿堂”等。此时，他真是踌躇满志，不可一世，他派张群和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进行多次接触，让驻东京的许世英大使和日有田外相商谈；在这同时，他调集了陈诚、钱大钧、陈调元、卫立煌、朱绍良、蒋作宾、蒋鼎文等一大批高级军政人员，云集西安古城，调遣了大部队围聚陕北，计有他的嫡系与精锐部队二百六十个团约三十多万大军，扩大了飞机场，集中了一百多架从意大利新购进的作战飞机，准备对红军全面进攻。他认为这是对红军进行的第六次围剿，也是最后一次围剿；他满以为经他亲自督师，顶多只需一个月的时间，朱毛红军将俯首就歼，到年终他可以班师凯旋了。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安内”功业可以圆满完成了。

事与愿违。一直使他至死仍耿痛在心的，是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破坏了他眼看就要完成的剿共大业。致使抗战大局形成后，红军不但得以生存下来，还藉以发展；他就常说，“中共借国难以自大”。至抗战胜利前后，他更是怨恨作为盟友的美国人，竟然听信中共的蛊惑，对他施加压力，要他与中共组成联合政府。他与毛泽东一九四五年秋是在重庆握过手，但是俩人到底坐不到一起。这场内战就不可避免了。他发动了内战，他失败了，迫不得已宣布第三次“下野”。

蒋介石回到奉化蛰居于溪口高妙台山间的别墅里，并非他自己宣布的“不视事，不理政”。下野之前，他已经委派亲信俞济时在溪口布置了警卫部队和安置了通讯网络。俞建立了电台七座，供蒋随意指挥，蒋虽下野，仍然是国民党总裁，·掌握着实际的权力。李宗仁名为代总统，实际上是一具傀儡，要不到钱，调不动兵，命令根本行不通。李宗仁曾经为表示开明下令台湾省主席陈诚立即释放关押在台的张学良，并指派了程思远赴台督办，但陈诚拒不执行，以“不知张关在何处”为藉口推脱敷衍了事。

蒋经国回忆父亲当年之所以决定引退，是考虑到下面三个因素：“甲，党政军积重难返，非退无法彻底整顿与改造；乙，打破半死不活之环境；丙，另起炉灶，重定基础。”

蒋介石所谓“另起炉灶，重定基础”，他看中了台湾，作为积蓄力量、东山再起的最后据点。台湾与大陆，相隔了一个海峡，这中国第一大岛四面环海，易守难攻，使国民党尚未受到损失的海空军能够据此发挥优势；台湾处于西太平洋交通要道，很容易与美国、日本等西方国家联络，以获得外援；而且，在抗战胜利后。与大陆相比，台湾相对安定，内战战火尚未燃及。因而，蒋下野前，平衡时局，虽然还想立足华东，稳定西南，再图中原，但他亦自知困难太大，且西南是桂系老家，即令保住了，桂系恐亦未必肯于听命。

他把目光放在了台湾。下野前夕他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三十日任命陈诚接替魏道明担任台湾省主席，蒋经国接替丘念台担任台湾省党部主委。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六日，又加委令陈诚兼任台湾省警备总司令。蒋经国虽被命为台湾省党部主委，但并未去赴任，在国民党统治摇摇欲坠的日子里，蒋经国感到事关危亡，须形影不离，随侍蒋介石左右。

那时，蒋介石要蒋经国办好两件事：第一件是暗中监造舟山的定海机场。定海只是舟山岛上一个普通的小市镇，蒋经国开始不明了父亲的意图，到了使用时，才恍然大悟。蒋经国在所著《风雨中的宁静》中有所记载：

记得父亲引退之后，交我办理的第一件事情，是希望空军总部，迅把定海机场建筑起来。那时，我们不大明白父亲的用意，只能遵照命令去做，父亲对这件事显得非常关心，差不多每星期都要问问，机场的工程已完成到何种程度。后来催得更紧，几乎三天一催，两天一催，直到机场全部竣工为止。到了淞沪弃守，才知道汤恩伯的部队，就是靠了定海基地起飞的空军掩护，才能安全地经过舟山撤退到台湾……

第二件事是蒋介石授意蒋经国督促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将南京政府库存的所有黄金、白银、外汇悉数运去台湾。这样做，既掐断了李宗仁政权的经济命脉，又对于稳定台湾经济发生重大影响。蒋经国自己后来也承认说：“政府在搬迁来台的初期，如果没有这批黄金来弥补财政和经济情形，早已不堪设想了。”

移运黄金至台湾，在当时是一件高度机密的事。在某一个深夜，他们经海军总司令密令军舰一艘，停泊在上海黄浦滩中央银行附近的码头边。警备总司令汤恩伯配合，在中央银行附近的街道临时戒严，一箱一箱的黄金，在夜色掩护下，悄悄运上了军舰，在天未破晓以前，军舰驶出吴淞口，以最快的速度，驶向基隆。两天以后，陈诚打电报到上海给俞鸿钩，称运去的黄金已妥藏在台湾银行的保险库里。这件事一直是机密，后来是由蒋介石在一九五八年的一次讲话中披露出来的。俞鸿钧一直得蒋介石重用，到台湾后，除了二度担任中央银行总裁，还于一九五三年出任台湾省政府主席，一九五四年又接任行政院长。

七十年代以来，经台湾报刊考证，蒋经国与俞鸿钩移运黄金白银去台不止一次。据当时担任中央银行秘书处秘书兼机要科主任的何善垣记述，何当时专办俞鸿钧交办事项。一九四九年一月，俞鸿钧任中央银行总裁时，奉蒋经国传达的“总裁密令”，运走一批黄金。李宗仁发现后，即将俞职罢免，另委财政部长刘攻芸代理中行总裁。俞卸职后，寓居香港。至四月间，蒋经国密电将俞召回上海。俞鸿钧在龙华机场下飞机以后，没有任何身份证件，连一张名片都没有，被卫兵认为可疑而扣留在机场，直至和汤恩伯通上电话，汤派专车到机场迎接。俞鸿钧在汤恩伯协助下，再次将剩余的库存黄金、美钞秘密搬上军舰，运往台湾。

蒋、俞到底从国库运走了多少黄金？台湾官方至今尚未公布过准确数字。现有几种说法——

当年为海关总税务司的李度叙述：一九四八年末，用海关缉私舰“装运了八十多吨黄金与一百二十多吨白银到台湾”。

国民党的文人陈孝威说是“黄金五十万两”。

曾参与转运工作的詹特芳说是“美金八千万元，黄金九十二万四千两、银元三千万元”。

李宗仁的秘书梁升俊提供的数字更大，他称南京失守时，“国库尚存有黄金二百八十万两，美钞五千余万元，经合署的棉花纱布出售总值不下黄金一千五百万元，还有价值巨大的有价证券，合计约美金两亿余元。”

尽管众说不一，但这笔金钞数目确实巨大。可见蒋介石已为在台湾“另起炉灶，重定基础”下了大本钱，这就表明他准备放弃大陆，不但李宗仁感觉到了，连美军顾问团也看出来了。

蒋介石下野前十数天，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长巴大维将军闻悉蒋有计划放弃大陆，经营台湾，甚为诧异。巴大维从军事的眼光上看，经平津及淮海战役，共军虽已增至二百万人以上，但蒋军亦立即作了调整补充，兵力仍号称三百五十万，虽装备尚缺，尚有半数可战之兵。此时西北及江南依然完整，蒋此时即作放弃大陆的准备，未免太早。巴大维将军还认为，“开罗会议虽有将台湾归还中国的协议，但在对日和约尚未签订之前，台湾主权谁属，还未有法律的根据。”台湾自古是中国领土，无须外人说三道四，但蒋介石打算据台湾为基地，巴大维从美国的利益来看，认为蒋之举动似有僭越之嫌。因而，巴大维将军曾请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向蒋介石提出口头抗议。司徒雷登尚在考虑之中，蒋已于一月二十一日正式宣布下野。

在蒋介石忙于准备往台湾的后路时，国共在北平的和谈破裂，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朱德下令解放军在长江全线渡江。这一天，溪口的七部电台频频给蒋介石传来不幸的消息：共军分三路突破了长江防线；江阴要塞已被共军占据；江阴炮台总台长唐秉琳已投降、要塞司令戴戎光被俘，炮口已从朝北转向朝南；汤恩伯已令五十四军向要塞反攻，正在激战……

蒋介石感到最后离开溪口家乡的日子已经到了，四月二十二日午间，他和李宗仁在杭州笕桥航校会客室的沙发上紧急会见，两人各怀心思，辛酸对话——

蒋：“对于和谈还有什么打算？”

李：“我准备再派人去北平商谈一次。”

蒋：“不用了，不必再说了，过去共产党因为军事上没有部署好，所以才同意和谈，现他们已经渡江，再没有谈判的余地了。”

这一天，解放军已迫近南京，国民党这两巨头再会谈商量也挽救不了危局，俩人当即分手。第二天，四月二十三日，南京为解放军占领。蒋介石内心沉痛，莫可言状。他立刻采取紧急措施。当时，宋美龄正在美国活动美援，他决定让蒋经国将媳妇及孙儿送往台湾，“以免后顾之虑”。

四月二十四日，有消息说杭州附近发现共军，他就嘱咐说：“把船只准备好，明天我们要走了。”

团村的村民大都姓戴。四月二十四日这天，保长戴森庚得到通知：上头说，明天有一大官到这里，所有甲长都要到海塘等候，撑排送他下海。当时团有四个保，一保十甲，共四十名甲长，第二天都到了。村里的壮年人靠海为生都会撑排，所以在村里的甲长一个都不漏。

二十五日这天海潮比较大，竹排可以从村前岸边直放入海。撑蒋介石乘坐那张竹排的两个人，一个叫戴扬土，一个叫戴愈茂。

蒋介石乘轿子来到岸边，下轿即刻上了排，戴愈茂撑排头，戴扬土撑排尾，排上放了门板，板上再放坐椅，排上坐了五个人。蒋介石坐在排尾，他的坐椅是从汽艇上搬过来的。其他四个人，一个矮矮胖胖的，是蒋经国。一个是俞济时。还有两个穿黑呢中山制服的，大约是卫士。蒋介石登上竹排坐定后，还摊开地图，查问核对附近的地名。

竹排在海潮中撑行了半公里，靠近事先准备好的汽艇。排上的人弃筏登艇，再乘汽艇到海面的“太康”号军舰。汽艇与军舰相隔一公里半。戴扬土说：回岸的排还未撑到村边，顺风就传来了太康舰上士兵欢迎蒋的口号声。

据撑排者说，蒋介石赏给每个撑排的甲长一块银元，但大部分都落到了保长的腰包，有的根本未发到，有的拿到了手，不敢要，退给了保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