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新中国不允许有外国“驻兵权”，东交民巷，浓缩着一部帝国主义侵华的屈辱史，在毛泽东访苏的同时，中共中央布署收回东交民巷的帝国主义兵营

1949年12月—1950年1月，北京

东交民巷，浓缩着一部帝国主义侵华的屈辱史

还在刚进北平城的初期，有一次毛泽东问北平市长叶剑英：“你知不知道，你那个亲戚曾纪泽过去住在东交民巷？”

还在延安住窑洞的时代，叶剑英与曾国藩的玄侄孙女曾宪植刚结婚不久，来到延安。毛泽东就曾经向叶剑英谈起过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说他是清朝很能干的使外大臣，出使过伦敦、巴黎、圣彼得堡，在谈判中从俄国人手中要回了新疆的伊犁地区。

这次在北平，毛泽东告诉叶剑英，北平史志上记载着曾袭侯纪泽住宅在东交民巷的马可波罗路（台基厂）内柴火栏路，说是马可波罗来华时住在这条路。毛泽东还说，那个时候，曾宅附近的清朝有名的大学士徐桐，在其住宅门口题写了一副很精彩的对联，当时整个京城都为之传诵。

徐桐这副对联云：“望洋兴叹，与鬼为邻”。

当时，东交民巷虽说有了洋人使馆洋行之类，但更多的还是满清政府的各种

衙门及王官显宦的宅府。有通中文的洋人看了对联，而无可柰何；曾有洋人出高价购买徐宅，徐某人不为银钱所动，就是不卖。八国联军进城后，慈禧搞庚子和议，这些宅府都给洋人强行圈占了。

东交民巷，浓缩着一部帝国主义侵华的屈辱史。

东交民巷原名东交米巷，在正阳门内东沿，至崇文门内马路西。南有水关出入，巷内有御河之水横流其间，巷子两头设有栅栏，每天夜里关闭，清早开启。早在明朝万历年间，这儿是从南方运大米至北京的集散地，从运河运来的大米就从这儿上岸。南方的糯米在北方被称为江米，由此，这条大米集散的胡同就被称为江米巷，前门以东，就叫东江米巷。

江米巷这一带临近皇宫紫禁城，明清皇朝有的政府衙门五部六院都设在此。吴三桂的府第也设在东江米巷的东口。后来，从明朝周边国家来的朝贡的使臣，还有国外的工匠、艺人，以及赴国子监读书的留学生等，这些外来人日益增多。为此，明朝廷就在京城为这些外国人建一些接待馆舍，礼部所属的会同南馆就建在东江米巷御河中桥一带。至康熙年间，沙俄获准在东江米巷御河桥西边建造了一座俄罗斯馆，作为接待俄国使节与商人的馆舍，这就是东江米巷成为外国使馆区的开始。这座俄国馆舍成为使馆，是1885年沙俄通过与满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取得驻华公使权之后。从这开始，英、法、德、美等国纷纷根据各种强签的条约，在东江米巷地区设立使馆，与清朝的政府衙门及王公府宅混杂一起，并嫌“米”字太俗，东江米巷从此改名东交民巷。

1900年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西方八国籍口组织联军，攻入北京。

1901年9月7日，满清政府与英、美、日、德、法、比、奥、俄、西、意、荷等十一国公使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该条约将东交民巷周围一千多亩地划归各国。除了赔偿六亿三千三百十五万银元，及在山海关、大沽、天津等地至北京的交通线驻兵之外，并在第七条中规定：“大清国国家允定各使馆境界以为专与住用之处，并独由各使馆管理。中国民人不准在界内居住。（各国）亦可自行防守。”

于是，原东交民巷内的政府衙门与王公府第全部被迫迁出，而为列强所侵占。连不在东交民巷的日本公使馆和比利时公使馆，也迁进了这个巷内。这里名符其实地成了北京城内的“独立王国”。各国在此大兴土木，扩大区域，并在与中国街交界处构筑外墙，挖掘外壕沟，并以原有的南墙为依托，在东、西、北三面另筑起高厚的城墙，墙上设置炮台、碉堡和枪眼，并配备了机关枪和速射炮等轻重武器。巷子两端原有的栅栏被拆除了，改成了厚厚的铁板门，一旦有事可以紧闭铁门，以防备遭到进攻。铁门由外国警察看守。这个区域还完全属于各公使馆警察权之下，由外国警察执行巡逻，制定了使馆区自已的警察条例，满清的警察不得过问。

使馆区也开办了多家外国银行，计有汇丰银行（英国）、华俄道胜银行（中俄银行）、横滨正金银行（日本）、德华银行（德国）及东方汇理银行（法国）等，后来又挤进来花旗银行（美国）。以上银行军接受满清政府官金之存款，并向中国人发放贷款。

各国公使馆为防御而配备的守卫兵有炮、工、布各种兵种，共两千人，经常驻守防线，以防发生事变。各国兵营内屯积了许多武器和弹药。驻兵权就是那个条约规定的。兵营也就是那时兴建留下来的。

东交民巷内，到处可见西方各国军旗高高飘扬，外国官兵趾高气扬。

中国的门户就是这样被打开了，中国人民和大地忍受着奇耻大辱。

北京的城墙，如果能保存至今，要比如今可以看到的西安的城墙巍峨壮观得多！笔者写这本书的时候，已是二十世纪末年了，我们只能看见诸如德胜门、正阳门这一两座重修而仅存的雄伟城门了。近来，北京人民政府发出通知，向居民征集散落于民间的城墙墙砖之际，我们该回忆这段痛苦的历史。

上溯至世纪之初，1901年秋冬间的一天，在英军的刺刀和枪口的监护下，英国人用了炸药，轰然一声巨响，炸开了北京城西南的一段城墙。本来北京的城墙都是完好无缺的，英军利用这次事变，以其军队的威力强行拆毁了北京城墙，除兵管原有的京津路外，新铺设了一条从山海关至北京的铁路，通行天坛东南的城墙，至东便门，再沿内城墙通至紧邻东交民巷的正阳门，在正阳门设终点站。这就是正阳门车站。北京城墙遭破坏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1月6日，在御河桥二号布署的“打扫”东交民巷的行动

在北洋政府时代，东交民巷的各国使领馆照样享受各种特权。

1928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各国驻华使馆随即南迁。东交民巷的使馆大多改为领事馆，但其中的美国兵营、英军兵营、比利时兵营、意大利兵营、法国兵营、荷兰兵营、到国兵营、日本兵营等等兵营依旧用种种借口和方式保留了下来。有的兵营虽然不再驻兵，但却将土地非法出租，谋取利益。本来，旧沙俄兵营驻有步骑兵一百多人。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政府宣布废除沙俄时代的在华特权，苏联驻华使馆先是将兵营改为民房出租，称为“苏联大院”，后来又改为苏联外交官宿舍。

1941年开始，国民政府开始同美英进行放弃在华不平等条约及治外法权的交涉，但进展不大。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英等国一方面看到战局进入最艰难时期，另一方面看到中国战场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战略位置的重要，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四强之一，中国举国上下要求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的各种特权，美英经磋商后，迫不得已于1942年10月9日同时宣布放弃在华不平等条约，废除治外法权。

但美英两国都是口惠而实不至。迟迟不愿完全放弃其在华的特权。事实上，抗战胜利后，中国政府除了将战败国日本、意大利的兵营收回之外，其他兵营照旧在外国人手里。国民党政府名义上在北京设立了一个机构，叫“使馆界官有资产与官有义务债务清理委员会”，名义上是要接收使领馆区的管理，实际上却软弱之极，不敢触及美英等帝国主义的特权。

到人民解放军进驻北平的时候，东交民巷的各兵营仍然掌握在帝国主义的手中，这个领事馆区仍然是国中之国。

这就不难理解，在人民解放军举行的北平入城式的时候，毛泽东要特别批准让我们威武的军队游行穿过东交民巷。也就不难理解，这个场面，曾使忍受过旧社会的屈辱的老北平人，至今每每想起人民军队的坦克隆隆驶过东交民巷的情景，都还会热血沸腾……

叶剑英在人民政协会后南下，由聂荣臻出任北京市长兼军管会主任。在布署执行毛泽东“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战略时，清除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特权和影响时，聂荣臻就曾很形象地在一次会议上说，东交民巷是长在中国人脸上的一个疮，是到了根治的时候了。

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在中央人民政府组建基本就绪，毛泽东出访苏联谈判废除旧的国民党时代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谈判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已经基本成为定局的时候，就立即开始清理过去时代与帝国主义所签订的各种屈辱的不平等条约了！

1950年新年刚开始，1月2日深夜毛泽东连续从莫斯科给中央发来两封电报，通告取得了与苏联签订新条约的重要进展。

1月6日，中央按既定的布署，开始实施“打扫”东交民巷的行动：以北京市军管会的名义征用美、英、法、荷在北京东交民巷的兵营。具体行动由北京始军管会出面，由北京市人民政府外事处、北京市公安局外侨管理科与北京市人民政府公逆产清管局联合负责。

征用兵营行动的调查研究工作早已经在1949年11、12月间完成。

这些西方帝国仍然占据的兵营概况如下：

——美国兵营原为清朝的四译馆和东城察院，与原美国总领事馆紧相邻，占地约三十多亩面积。建营之初，驻有美国海军陆战队约150名左右。在美国的有关记载里，记述着美国海军陆战对在1900年八国联军冲进北京的战斗中如何“勇敢”地通过玉带河的水闸冲进了内城。二次大战中，自从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人参战以后，日本人查封占用了美国兵营，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士兵遭到日本人囚禁。抗战胜利后，本来美国兵营应该从日本人的占据下回到中国人手里；可是，美国兵卷土重来，国民党的接收官员不敢据理力争。1947年初，随着马歇尔使华调停失败，军调部撤消，这年三月间，驻在这个兵营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也撤走了。美国兵撤走后，美国领事馆的一部分搬进了兵营办公。

——台基厂三条街北面约三十多亩地面全是法国兵营。在中国七七事变抗战爆发前夕，法国尚有700多名士兵驻在这里，后来逐步撤往越南。1947年法国人又回到这个兵营来，办了一个“汉学研究院”，没有什么汉学活动，主要是要占住这块地皮。

——德国兵营建于庚子后，在东交民巷东头，原系广成木厂和附近的民房地基。占地比美、法兵营略小。一次大战德国战败，被迫将兵营的一部分让给了荷兰，其余部分办起了一所德语学校。

——英国兵营北对长安街、西对兵部街，筑有高墙堡垒炮台。

1950年1月6日下午，在北京市军管会所在的东交民巷的御河桥二号院内，在环境幽雅的北楼里，会议厅里正在召开一次联席会议。这是军管会召开的对征用兵营行动的最后布署会议。与会的人员都佩着有红五星的军管会证章，脸上都透着临战前的严肃与兴奋，因为他们都意识到是由他们亲手执行全国人民盼望已久的这次爱国行动。

对此行动，军管会主任聂荣臻曾经说过：

现在既不是满清时代的中国，也不是仰承美国鼻息予取予求的国民党卖国贼统治的中国，而是握有充分独立主权的人民民主的新中国了。帝国主义在中国为非为恶攫取侵略特权的黑暗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让他们在梦中去回味过去那段甜蜜的日子吧。我们只有义务来执行中国人民政协的《共同纲领》，却决无义务来执行帝国主义的不平等条约。

这次开会的地点是颇有意思的。开会的所在的楼于1945年日本投降前是日本驻中国的总领事馆，它的南邻是日本兵营，北邻是意大利兵营。据说，一次大战后，袁世凯与日本帝国主义秘密订立的卖国“二十一条”就是在这座北楼签字的。北平解放前傅作义曾将他的华北“剿匪”总司令部一度设在这里。

会上制定了“先礼后兵”的方针，即分成四个小组，每组四个人，两个人负责交涉，一个交涉，一个摄影，先通知对方交出兵营，如果对方拒绝执行的话，即施行强制征用。

下午的会议一结束，行动就开始了！

（31）原美国领事看了军管会《布告》，要召开原驻北平各国领事的秘密会议，原英国领事馆墙上的布告贴上去，又揭下来了，英国前领事向中方转呈美国的公函，碰了一个客气的硬钉子

1950年1月6日—14日，北京

军管会在东交民巷贴出征用帝国主义兵营的《布告》

1月6日这天上午，邮差送一个邮包来的时候，就很生气地提了意见：“我已经说过多少次了，你们美国人的邮件上怎么还写着‘寄往北平’？你们要通知发件人，打从新中国成立那天起，已经改为名‘北京’，已经不是国民党时代用‘北平’了。要不，寄不到我们就概不负责。”

埃德蒙·柯乐布早就给国务院远东科，给转寄邮件的驻香港的总领事馆打过招呼了，可是对方仍然顽固地使用“北平”，而不愿使用“北京”。

这天上午，他还得到消息，英国不顾华盛顿方面的阻拦和反对，已经于上午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了。过不久之后，与他们同在东交民巷的国民党时代的英国驻北平总领事馆，就会改为英国驻北京的大使馆了。

上午这两件事都使他感到懊丧与发冷。

年头下雪之后，融雪的这几天，天气也格外的冷。虽然在原美国驻北平总领事馆里烧的暖气是好暖和的，在客厅里还烧起了壁炉。但柯乐布还是从心里冒出了冷意。他知道，这种从心里感觉到的冷意不是靠室内的暖气能消融的。这种冷意不是冬至、圣诞后，进入中国人说的数九寒天才有的。从去年春节过后解放军进北平，那美式的坦克装甲车大炮装臂起来的人民解放军游行队伍，特意威风凛凛地穿过东交民巷，特意从美国总领事馆门前经过，他就感到一种透心的冷意。

从那天开始，整个的1949年他都感觉到这种冷意。以前的外交特权都没有了，当局没有干涉他使用电台，却限制了他的旅行。炎夏的时候，以前可以随意去慈禧太后的避暑山庄，或是去北戴河海滨，现在连西山香山都不能去了，最远只能去到燕京大学校园。共产党还中止了美国新闻处的活动。出门车辆的数量也受到了限制，有的车辆只好停在车库里闲着。他不得不因此解雇了一些中国雇员。为此，地方法庭还向法院控告他解雇员工的帝国主义行径，当时不准律师开业，他不得不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后来，回国后，他曾经自嘲地对人说：在法庭上，他凭自已三寸不烂之舌而免遭定罪，这就是在难忘的1949年在北京的一次唯一的胜利……

1月6日下午接近黄昏时分在围墙外发生的事，更使他感到发冷。

这天下午，有几个军制服的干部来到了领馆外面。大门紧闭着。他们没有叫门卫，也没有按门铃，只是迳直在大门旁的围墙上张贴了一张布告。据门卫报告说：“这几个穿军装的干部模样的人，都佩戴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证章。”

他问：“他们带了武器没有？”

门卫摇了摇头：“没有。”

他预感到这是军管会下的逐客令，就立即派人去察看，布告上写的是什么？

军管会的布告上赫然写着：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布告：（布字第十五号）

一、某些外国，过去利用不平等条约中所谓“驻兵权”，在北京市内占据地面，建筑兵营。现在此项地产权，因不平等条约之取消，自应收回。

二、此项地产上所建筑之兵营及其他建筑，因地产权收回所发生之房产问题，我政府另定办法解决之。

三、目前此项兵营及其他建筑，因军事之需要，先予征用。

四、此项征用，自布告之日起，七日后实施。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之关防（印）

主任 聂荣臻

一九五零年一月六日

在军管会的人走了以后，他跑出门去将此中文布告的仔仔细细看了两遍。布告文字不多，对他这个在中国待了二十几年的中国通来说，读它不是难事。看过之后，他有点庆幸自己前几天刚将放在旧兵营楼里的电台搬回到领事馆的院子里来。因为华盛顿那边的要人经常在对公众的讲话中，不断说到美国绝不会承认共产党中国，这样，北京当局的逐客令迟早都会到来。这不就说来就来了吗。

虽说这一天迟早会发生，但看了军管会的公告，他又很不甘心。

他回到办公室，真是气极败坏。他曾经被司徒雷登大使誉为“美国所有驻华外交官中最有学者风度的一个”，此时已顾不得风度了。他大声张罗叫人将布告抄回来，翻译成英文，去的人步子有点不紧不慢，竟然被他厉声训斥：“你还不给我快点，今晚要赶快发回华盛顿去。”

然后，他拿起了电话。东交民巷地区，除美国领事馆外，还有英、法、意、比、荷另外五国领事馆。

电话打了一遍，马上了解到其他的领事馆的墙上都贴了这个布告。但是，英国领事馆墙上的布告，贴上去不久，又有穿军装的人去揭了下来。他一听就明白了，一定是英国上午宣布承认新中国的消息刚刚传到了北京；于是，当局就派人将贴在英国领事馆外的布告取消了。

英国总领事包士敦在电话显得很平静地说：“中英两国和好了，他们就自当例外了。”

柯乐布从另外四国接电话的领事的声音听出来，都很惶恐不安。法国领事还问柯乐布：“你说，七天之后，他们会不合动武？”

他也感到有点紧张，就问武官包瑞德：“上校，你说七天后，人家会不会动武。”

包瑞德在延安住过，对共产党的感性经验多，就说：“看样子人家是先礼后兵，但还不至于动武。”

他说：“你知道吗，在满清慈禧太后当政的时候，这里被义和团围攻，都烧成废墟了。现在这些楼房，都是八国联军打来以后重建的。”

包瑞德想了想：“我看毛泽东、朱德不是义和团，没有那种激烈的排洋情绪，只是对我们总是支持蒋介石很有意见而已。”

柯乐布在北平的西方外交官里甚有影响，他邀请其他几国领事明天到美国领事馆来秘密商量对策。给别的领事馆打完电话，他还觉得不踏实，就又打电话邀了一两个中国老朋友连夜来商量对策。

原英国领事馆墙上的布告贴上去，又揭下来了

从后来解密的美国外交档案，即美国参议院编的《美国与中国1949—1950：关于复交与承认问题》可查出，早在1949年10月底，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已经将一份备忘录送交美国方面，通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英国准备承认北京政府。但是英国政府在决定后没有马上付诸实施，除了美国立即表示反对和阻挠之外，当时还只有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承认新中国，英国尚需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英国早已准备承认新中国，在1949年11月间批准了原英国驻北平总领事馆进行修缮房子的事情上也表现出来，英国人是准备在北京作长期打算，要巩固这个在北京的前哨阵地了。英方先作修缮的就是隔壁的英国兵营，正式动土木开始修缮，是于12月间开始进行的。

1950年1月6日这天下午，原英国驻北平总领事包士敦刚刚去中国外交部交送了贝文外交大臣关于宣布承认新中国的电函，回到原领事馆，刚刚在沙发上坐下，心情正比较轻松。他正为自己的国家政府已经承认他所驻在的国家而高兴时，就传来消息说，军管会在门外张贴了布告及布告大致的含意。他的情绪骤变，轻松与高兴顿时烟消云散，变得极为紧张与惊慌。他觉得太难以理解了，立即派人出门外去察看布告。此时，他在办公室里惊惶得坐立不安。

包士敦虽说是驻北平的总领事，却不是一个中国通，不谙中文。他要找领事馆雇用的中国职员，已下班回家了。他虽说明白军管会布告的内容，却不知道天它的准确条文。他气得脸都发青了，脑门上青筋暴露，大发雷霆在大骂：“婊子养的，我房子刚快修缮好，钱都白花了！给我都停工！”

正在此时，出门去察看的人回屋里来了，向他报告说：门旁贴的布告又被军管会来的人揭走了！

他听了感到愕然不解，赶快又指派一个助手跑去看看美、法国、荷兰的领事馆和兵营前有没有布告。

助手旋即回来报告：人家门前的布告都还在。

他情绪又变了！他顿时又高兴地说：“北京军管会终于接到外交部的通知了。中英和好了。他们当然要揭掉布告了。我们的修缮工程不能停工。”

包士敦又想错了。

其实，军管会奉命揭下原英国领事馆前的布告，并不表示中国政府对英国兵营放弃征用，而只是策略上的暂缓征用而已。按照原定计划，英国兵营也在此次军管会征用之列，由于当天接到英国宣布承认新中国的新情况，周恩来经请示刘少奇，中央决定此次暂缓征用英国兵营。

对于以后征用英国兵营的事宜，由于随着英国宣布承认新中国，中英建交谈判即将展开，中央决定待英国代办来北京谈论建交时，再提出要他们让出兵营，若不肯让出，再实行征用。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于1月17日致电在莫斯科的毛泽东作报告：

美荷法兵营已征用，英国兵营因已发生外交关系，拟待英代办来北京后用谈判办法要他们让出，如不让，那时再征用之。

英国前领事向中方转呈美国的公函，碰了一个客气的硬钉子

北京的冬日天亮得晚，大约这几个有关国家的领事昨晚都没法安睡，1月7日一大早，天都还没有全亮，他们都已经心事重重地云集在原美国领事馆的会客室里碰头，参加由原美国领事柯乐布主持召开的秘密会议了。

与会的除柯乐布外，有英国原领事包士敦，法国原领事伯亚乐、比利时原领事马兰阁、意大利原领事梅尔凯和荷兰原领事费渊。

柯乐布充当领头羊的角色，故作镇定，给大家打气说，希望众原领事务必采取有致行动，抵制军管会的命令。但是，在座的同行们都信心不足，情绪甚为沮丧，对柯乐布的提议反映消极。其中有人还底气不足、不伦不类地引用了一句中国成语说：强龙斗不过地头蛇，我们到底在人家的地盘上。

包士敦只是礼貌式地来开会，坐了片刻则以英方没有接到军管会正式通知为借口，就提前告辞走了。

尽管他们还在密谋对策，军管会又向美、法、荷、德四国原领事发出五0七号命令，命令四国原领事馆立即指派专人负责，按期向军管会腾交前美、法、荷兵营，不得延误。

1月8日，柯乐布再次打电话请各位去开会研商对五0七号命令的谋略。但只有法、意两国原领事来参加，其他的人就不予置理的。

两次开会，说是一起商量对策，实际上都是柯乐布要求别人都按他的意见统一行动。会后，柯乐布就紧急行动，起草了一封致军管会主任聂荣臻的信，这封信无非重申1901年9月7日的《辛丑条约》的第七条条文，说美国政府有使用这些土地和房产的权利；并说此项权利业经1943年1月11日美国与国民政府所签的条约予以重申，因而要求北京军管会“不采取任何构成侵犯美国政府上述权利之行动”。

他匆匆忙忙写好此信后，看了一遍，又觉得写给军管会谈条约等外交问题似乎不合适，就又将致信聂荣臻修改为周恩来外长。

1月9日清早，柯乐布就将此信送至北京市人民政府外事处。外事处收到这封信后，指出中美间没有外交关系，柯乐布作为普通侨民没有资格代表美国政府表明态度，就将他的这封信退了回去。

柯乐布当然不甘心，经请示了美国国务院后，再写了一封信函，电请国务院让正在进行中英建交谈判的英国人出面帮忙接洽，递交此信函。伦敦方面接到美国政府的请求以后，答应指示其驻北京的原总领事包士敦出面从中斡旋，转交柯乐布的信函。

在北京市军管会布告所限定的七天的最后一天，也即1月13日，外交部西欧非洲司司长宦乡应包士敦的请求，当日下午在外交部会客室与其会晤。高来含请求见面的理由是谈有关建交的事宜，见面坐定之后，先只谈了与中英建交谈判的几个小事情，然后再露出了真实目的，事先声明说：“我是受英国政府之命，在有一个问题上作一次美国政府的代言人，仅仅是作代言人而已，并无其他任何含义。”

他说罢，就将柯乐布的信函呈递给宦乡。趁着宦乡正在拆的时机，他又接着使用典型的外交辞令表达意思说：“我接到英国政府来电，贝文先生对这些情况发展很感不安。他是希望中国政府对过去条约中所规定给予使领馆之权利，并无加以忽视之意思。”

宦乡一听就明白，不等阅信，即说：“包士敦先生，我必须向你指出：军管会现在所征用的只限于兵营，那是在过去帝国主义不平等条约下造成的，现在新中国绝不允许它们存在。外国兵营在中国的存在，不仅是中国的耻辱，而且也是派兵来侵略中国的外国自己的耻辱。必须也只有把它们去掉，才能有助于中外之间关系的改进。”

宦乡说至此，就先将柯乐布的信函稍作过目，接着说道：“你也该知道，柯乐布只是居住的北京的一个普通侨民，我们不承认他有任何资格和权利来代表美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来作发言。美国政府同中国政府又没有任何外交关系，所以，对柯乐布代表美国政府托你转来的表达美国意见的这封公函，我是不能接受的，我有当面退回的权利。我之所以不当面退还给你，是因为中英刚开始建立关系，我个人不愿意给你难堪，等一会儿我再叫人退回给你。”

包士敦听了宦乡这番颇有份量的客气话，觉得有点尴尬，连忙说：“感谢宦司长给我个人的这种优待。”

告辞出来，从外交部乘车驶回东交民巷的路上，包士敦越想心情约是沉重。宦乡尽管没有挑明，他也从话中听出来了：别说是美国兵营，就是英国兵营迟早也要交出来的。现在回想起来，半年多以前长江上的“紫石英”号英舰受炮击的事件，已经显示了中国新政府彻底肃清帝国主义在华特权的决心非常坚定，英国方面对此决心没有足够的估计。尽管中国政府有同英国发展关系的愿望，但是，在事关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是决不会含糊的。

他意识到，明天就是第八天了，军管会就要采取接收兵营行动了，当然一时也还不会马上触及英国的兵营，但也只不过是时间的早晚而已。他回到领事馆，除了马上打电话回复柯乐布，更需要赶快给南京的“大使馆”去电，报告刚才所发生的情况，便于及早采取对策。

他刚刚回到馆里，秘书告诉他：柯乐布先生已经来过两次电话了。

（32）毛泽东亲自批准贯彻征用命令，征用兵营小组出动了，在严寒之中，原总领事柯乐布忙得只穿一件衬衣，指挥属下腾出美国兵营，柯乐布回美国后受忠诚委员会严格审查，蒙受不白之冤

1950年1月14日—4月15日，北京—天津—美国

毛泽东亲自批准贯彻征用命令

这一天，风很大，天气很冷。寒风吹着他们一张张庄重严肃的脸。他们都穿着黄军装，有的戴正帽檐，有的将佩带的军管会的红五星证章擦亮，负责照相的装好了胶卷，再一次检查照相机。他们将分组行动去执行征用兵营命令，每组虽说只有四个人：两个军管会代表，一个联络员，一名摄影师；可是，他们都意识到身后是五亿中国人民和新生的共和国。

军管会负责代表知道了，远在莫斯科的毛主席昨天亲自批准了今天的征用行动。他们都感到无上的荣光。

昨天，经过原英国领事包士敦转呈的美国政府信函，宦乡一看，信中竟然使用威协的口吻，扬言要撤走所有驻华外交官员。宦乡阅后，着人迅速抄下，一面将原件退还包士敦，一面很快就经请示部领导将抄件送到了中南海。

美国政府发出了威协，此事极为重要，刘少奇迅即将此件加写了意见后速电发莫斯科，请示毛泽东：

毛主席：

北京征用外国兵营事，文告已公布，并以命令通知前法、美、荷领馆限寒（韵目代日，十四日）交出。现前美领馆已得美国训令称：“美国政府按照一九四三年中美条约之条项，对于交付坐落于美国总领事署院以西之斜坡地，并无异议，且可承诺而协商该楼房之赔偿问题。但如征用命令对于总领事署院内之任何部分实施，美国政府认为该行动，侵犯其权利，且推断除将其中国所有公署关闭，而将其驻中国之政府官员全数由中国撤退，别无他法。”按此训令中所述斜坡地，原即前使馆区公用地，为美所强占，而其总领属一部人员办公地址，却正系兵营地址。我拟于寒贯彻征用命令，因此可能引起美国撤退所有在华之残存旧领馆，望即指示。

刘少奇一月十三日一时

毛泽东接电后，在一个小时后，即从莫斯科回电刘少奇：

同意一月十三日电，贯彻征用命令，征用外国兵营并准备着让美国将所有在华之旧领馆全部撤走。

1月14日上午九时正，集合在东交民巷御河桥二号军管会院里的执行征用人员，按原定计划分对美、法、荷三组出动了。

来到靠东交民巷靠北边的原美国领事馆的军管会代表是李幻山和谭志超，带着联络员、摄影师。

他们来到的时间是九点四十分，按响了门铃。门卫见是军管会来人，即作了通报。首先露面的是穿着美军上校军服的武官包瑞德，闪出楼门看了一下，又进去将柯乐布叫出来。

包瑞德向柯乐布报告说：人家只来了四个人，除了领头的腰带上配有左轮手枪之外，没有武器，只是其中有人携带了照相机。

柯乐布原来因紧张而绷得很紧的脸这才有所松弛。

昨天下午，包士敦将转递美国信函的情况打电话告诉他了，还说看来连他们英国兵营恐怕也难保要被征用。他这才觉得大势不好了，美国国务院的威协只能吓得住蒋介石，毛泽东可不会听从。这回，军管会要来硬的了。晚上，他和包瑞德等商量许久，当然，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来，他们设想解放军会荷枪实弹、大兵压境式的强行接收，甚至还可能把坦克也开来壮声势。他们已经在考虑个人不要吃眼前亏就行了。掌握中国成语很多的包瑞德说：“明天的情况，可能可以用得着一句中国成语——‘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

没有料到，军管会没有来什么荷枪实弹的队伍，就来了三、四个人；柯乐布反而不知道怎么办了，就走出来了。

一见面，李幻山语调不高却很严肃地问：“你就是柯乐布先生吗？我是北京市军管会派来的代表。”

李幻山就向对方宣布他们是奉军管会之命，前来接管原美国兵营。

柯乐布强作镇定地听着，待李幻山说罢，他就板起脸抗议说：“此房地为美国政府财产，对此项征用我代表美国政府提出正式抗议。由征用所发生之后果，应由征用人负全部责任。美国政府要撤走所有在华的美国驻华人员来表示抗议，我要保留追究责任的权利……”

李幻山很严肃地对柯乐布说：“你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到我们市军管会去说。现在来执行任务，你先给我带路，去察看原来的美国兵营。”

原来，按照事先反复研究，设想了遇到几种情况的应对办法。按既定的方针，前来接收的军管会代表不负责听取和回答任何问题和抗议。

柯乐布只好一边抗议，一边带路，通过院墙的一个侧门，来到了与原领事馆紧隔着一道墙的原美国兵营。

对于柯乐布又重复着说一遍的抗议，李幻山厉声对他说：“抗议是你个人的事。我们是来执行征用命令的。”

李幻山等在院子里巡视了一遍，发现院子里堆放的物品动都没有动，根本没有撤离的迹象，让摄影师拍了几张照片，并提出了警告道：“看来，柯乐布先生似乎有意违抗军管会命令，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应由柯先生自己负完全责任。”

柯乐布只好应允在一天之内将原兵营内堆放的物品清理出来搬走，交出这块地方。这样，李幻山答应说：“可以给你们一天时间。”

李幻山等军管会代表走后，柯乐布亲自上阵指挥着一班人员在兵营院子里忙忙碌碌，开始搬运东西。

据在远处城墙上值勤的解放军战士报告：隐约可以看到，在如此严寒之中，柯乐布脱去外衣，只穿一件衬衣在指挥搬运，可见繁忙之程度。

这天征用行动在顺利进行，对美、法、荷三国旧兵营的征用行动与下午四时全部结束。

继北京之后，天津等地的外国兵营也相继被当地人民政府征用收回。帝国主义利用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不平等条约所造成的“驻兵权”，终于在新中国刚刚建立的时候，把它们彻底、干净地清除了！

毛泽东在莫斯科得知很高兴，在1月17日刚从列宁格勒访问回来，就给刘少奇发的电报中说：采取征用北京外国兵营的行动，“可使外国尊重中国，而不敢轻视中国”。

1月18日，他又在给刘少奇的另一封电报中说：“美国撤退在华的一切官方人员，对我们极有利，惟民主人士中害恐美病者能对我们征用外国兵营等行动有所不满，请注意解释。”

柯乐布回美国后蒙受不白之冤

1950年4月10日，柯乐布最后关闭了原美国驻北平总领事馆。这年他已经五十来岁了。

他悻悻然地经天津回国。在天津办理出关手续时，经海关检查扣留了他想携带出境的中国珍本古籍25本、中国古代文物艺术品50件。

他回国不久，麦卡锡主义在美国国内掀起了反共浪潮，追究是谁丢失了中国，追查国务院中通共的驻华外交官。他和谢伟思、戴维斯、文森特等几个驻中国的外交官，都受到了美国非美活动委员会的审查和迫害，蒙受了冤案。

1951年6月间，美国国务院的忠诚审查委员会给了柯乐布一张具体指控清单。清单中开列了多种“通共”的罪行的指控，并都标明有“证据确凿”的字样。清单中有这样的内容：

1、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间，在中国汉口与共产党人有交往；

2、从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四年间，以赞同的态度看待共产主义的某些方面；

3、从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五年间，在中国北平，有明显的“粉红色”倾向；

4、在三十年代初期，对某些共产主义原则有明显的偏爱；

5、从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七年，对苏联和共产主义持友好态度：

6、一九四0年，在中国上海，百分之百的亲共；

7、同下述各类人有（或有过）密切的和惯常的交往：安娜·路易丝·斯特朗、史沫特莱、埃德加·斯诺、马海德、符拉基米尔·米基耶夫、克劳德·巴斯……

以上说的都是所谓“证据确凿”的，他被迫去翻那些发黄的旧报纸写材料，也被迫交出了自己的日记。当然，他为此写了好些文字来进行解释。

这份指控清单中也有一部分是属于“尚待证实”的，其中有一条，就是指控他1949年在北平担任总领事期间，在“维护美国的权利和财产不受共产党人侵害方面不力”。

据说，当时新中国中央新闻记录片厂的摄影师拍了一段原美国驻北平总领事馆降期仪式的记录片，镜头中有中美双方有关人员在场。他的日记中记述了他在离开北平的总领事馆时，“将每个房间的钥匙都插在锁眼里，并事先降下了国旗，拒绝在共产党提供的移交房产声明上签字”等等。

大约这段记录片与这段文字给人留下了把柄。

他只好在给审查委员会的解释中说，北京记录片里“降旗仪式中的柯乐布，不知道是谁扮演的”。他自己并解释说，在共产党占领北平后，他在维护美国权利和资财上只是“太缺乏灵活性了”。

他曾经请同时期在北平的武官包瑞德上校作证，看他（柯乐布）是不是一个可靠的人物。包瑞德虽说已经比他提前两个月，于1950年2月间离开北京回国，当然无法参加总领事馆的降旗仪式，就对审查委员会作证说：

“我一向认为他可靠到了令人讨厌的地步。”

原美国驻北平总领事埃德蒙·柯乐布先生，一个曾经尽忠职守的美国驻华外交官，经过了使他战战兢兢而为期半年多的审查，终于在1951年底得到了一件圣诞礼物：国务院忠诚审查委员会声称，虽然没有理由怀疑他的忠诚，但是委员会已经断定他是一个危险人物，因此须离开驻外处这个国务院的重要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