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在非社会主义国家中，缅甸首先承认新中国，毛泽东在莫斯科确定了今后“经过谈判建交”的重要原则，缅甸虽先承认新中国，但建交却被印度抢了先

1949年12月16日——1950年6月8日，北京——莫斯科——仰光

缅甸，我们南边的近邻首先发来承认电

山间铜铃响走出了驮货的马帮。善良而充满人性的盗马贼。穿紧身无领小衫与色彩鲜艳长筒裙的美丽妇女。在欢笑声中将穿着缅甸民族服装的周恩来、陈毅，从头至脚都淋湿的喜庆泼水节……。

这些都是一般中国人眼中的缅甸。

在面对西方大国封锁的五十年代，周恩来在万隆亚非会议期间开辟了从昆明飞往仰光的缅甸渠道，当时有不短的一段时期内，我国好些政府与民间代表团是从这条渠道出访世界各地的。

我国著名作家艾芜关于在缅甸山地流浪生活的小说《南行记》，从解放前就畅销至解放后，至九十年代又拍成电影还很红火。

有一个著名的云南诗人就曾写过这样的诗句：

缅甸，我们的近邻；

缅甸，我们的亲邻……

新中国开国大典过后那几天，以苏联首先承认新中国开始的、社会主义国家与新中国建交的浪潮过去以后，非社会主义国家（即民族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承认新中国的又一次浪潮，是从1950年元旦前后开始的。

首先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非社会主义国家，就是缅甸。

1949年12月16日，缅甸联邦政府外交政府伊·蒙给周恩来外长发来电报。电报说：

缅甸联邦政府业已收到阁下于十月一日函送我国驻南京大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十月一日发表的公告，并表感谢。缅甸联邦政府相信中国中央人民政府为中国人民所拥护，并因中缅两国人民间的传统友谊，兹决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期望外交关系之建立与使节之交换。

周恩来在作《关于外交问题的报告》时，缅甸来了电报

12月16日这一天，政务会议后，周恩来回到办公室不久，就收到了缅甸外交部长发来的电报，电报是发给他的，通知他说缅甸联邦政府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阵营以外的国家。据他的判断，随着缅甸之后，将有一批民族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会承认新中国，并将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

他迅速读了这份刚刚译好送来的电报，还来不及打印，所译的中文还是手写的，写得虽然不工整，但字迹是清楚的。他读着读着，脸上露出了笑容。

他想，要是这封电报再早半天来到，他就可以在刚刚开的政务会议上给部长与委员们报告了。

他方才在怀仁堂主持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十一次政务会议，在会上作了《关于外交问题》的报告。周恩来向委员们报告说：新中国成立两个多月来，苏联和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都承认了我国，有的已经派出了大使，呈交了国书，有的大使正在派出之中。他还说到，在西方世界中，英国政府倾向于承认我国，法国现在搞两面政策，美国还不会承认我国，估计明年的外交形势要比今年更为复杂。这这次政务会议上，正式通过任命了外交部的主要司局长：王炳南为办公厅主任，伍修权为苏联东欧司司长，沈瑞先（夏衍）为亚洲司司长，西欧非洲司司长宦乡，美洲澳洲司司长柯柏年，国际司司长董越千和情报司司长龚澎等。会上也正式通过了任命周恩来为外交政策委员会主任。

他再读了一遍电报，细细一想，对刚在1948年1月从英国殖民统治下获得独立的缅甸，此次首先承认新中国，他也并不觉得意外。

当时，缅甸首先承认我国，有两个基本原因。

其一，中国与缅甸两国是关系很密切的邻邦，多年的友好国家。中缅两国山水相连，缅甸北部地区与我们云南省的关系尤为密切。近代缅甸和中国都受到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有着相似的命运。中缅两国人民的友谊，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上世纪末，缅甸人民的抗英斗争得到了云南人民和清军中的一些下层军官的同情和支持。云南腾越都司的副将李文秀，曾亲率部属数百人去支援缅甸抗英，在孟拱之战中壮烈牺牲。在几次抗英斗争失败后，缅甸的一些王公、土司头人退入云南，都受到了热情友好的接待。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缅甸爆发了声势浩大的萨耶山起义，起义队伍中也有一些缅甸华侨，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艾芜就是其中之一。艾芜因真实地报道了这一历事件，被缅英殖民当局驱逐出境。

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也得到缅甸人民的支持和帮助。同盟会领导人章太炎，1907年在东京组织“亚洲和亲会”，也有缅甸革命志士参加。中国同盟会缅甸分会1908年4月在仰光成立，会员发展到两千多人。孙中山先生和缅甸反英斗争的著名领导人吴欧德马之间交往密切，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25年孙中山不幸病逝，吴欧德马亲自到中国，参加了孙中山先生的葬礼。抗战初期，中缅两国人民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修建了长达一千多公里的滇缅公路，在抗日战争头几年，成为中国同外部世界联系的主要通道，对中国人民坚持抗日战争起过十分重要作用。

他还回忆起，在日本侵略缅甸后，缅甸的一些民族民主革命志士也来到中国。1943年春天，激进的“我缅人协会”的领导人德钦登佩密带着印度共产党为其写给中共中央与他的介绍信，来到重庆。他和宋庆龄都先后会见了德钦登佩密。登佩密对中共领导的抗战深为敬佩，他因此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英译本赠送给这位缅甸客人。登佩密回国后，翻译出版了毛泽东论抗日游击战一书，后来曾在缅共和“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的干部中散发。二战结束后，英国卷土重来，缅甸民族解放运动面临非常复杂的局面。中共与缅共曾就缅甸反英斗争交换过意见。1945年夏天，中共中央委员邓发在前往巴黎参加世界工会代表大会而经过加尔各答时，会见了当时已任缅共总书记的德钦登佩密。邓发对登佩密说，周恩来问候你，并说英帝国主义是非常狡猾的，缅甸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应该准备武装斗争。

其二，在历史上英国兼并了整个缅甸后，缅甸与中国的关系，从国家关系上说，实际上是统治缅甸的英国与中国之间的关系。英国侵占缅甸后，把其侵略矛头直指云南省，利用滇缅边界没有明确协议，大肆入侵，蚕食了中国大片领土。这样，由于英国侵略造成的滇缅边界领土问题，遗留至1948年缅甸独立时仍然存在。在新中国开国大典时，国民党残余集团尚占领着西南各省，胡宗南集团扬言“确保西南，准备反攻”。美国国会也有人叫喊着动用美国的力量“支持蒋介石在西南站稳”的说法。过去美国飞虎队的陈纳德也叫喊“重返云南”以帮助蒋介石强化西南，组织反攻。缅甸当局觉得自己国土与国民党占据的云南省相邻，因而表态承认新中国的时机尚未成熟。及至从11月1日始，解放军在发动广西作战歼灭白崇禧集团的同时，发动了大西南战役，且进军神速，11月30日，解放了重庆；12月7日，在广西境内歼灭尚有一定力量的白崇禧集团；12月9日，昆明通电和平起义而解放了；12月10日，一直在西南督阵的蒋介石，带着蒋经国与政府诸要员仓皇飞往台湾。刚独立不久的缅甸政府有这样的担心，因为滇缅边界尚未有明确协议，如果强大的人民解放军追击逃窜至缅北山区的国民党残余军队，而进入缅甸，问题就极为复杂了。（后来，五十年代中期，缅甸吴努总理访问北京会见毛泽东的时候，就坦率地表示了这种忧虑。1960年，中缅两国政府友好地立约解决了滇缅边界问题，这已是后话。）

他经与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研究了缅方的立场后，需将这拟与缅甸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向赴苏访问的毛泽东报告。他已经从驻苏使馆发来的报告获知，毛泽东乘坐的专列也正好在12月16日这一天抵达莫斯科，王稼祥提前去离莫斯科二百多公里外的基洛夫车站迎接。

12月18日，他起草了以刘少奇与他的名义发给毛泽东的报告。

同日，他以外交部长的名义，复电给缅甸联邦政府伊·蒙外长：

我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收到阁下本年十二月十六日来电关于缅甸联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外交关系的通知。我现在通知阁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同意在贵国政府与国民党反动派残余断绝关系的基础上，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缅甸联邦之间的外交关系，并互换使节。

毛泽东在莫斯科确定了今后“经过谈判建交”的重要原则

毛泽东在路上走了整整十天。当他与12日16日到达莫斯科的时候，从国内发来的电报和文件已经有厚厚的一大叠了。刚住进下榻的住处，不顾旅途的劳累，首先披阅的就是这些文件。

这些电报使他越看越高兴，在他在路上的这十天中，国内的形势发展得很快。在大西南仅剩的国民党部队的三大集团中，一下子给吃掉了两个，一个是顽固的白崇禧集团，另一个是嫡系的宋希廉集团，就剩下了胡宗南集团了。重庆解放了，昆明起义了，还剩下胡宗南据守的成都，也将指日可下。新疆和平解放后，我军六万部队正在克服恶劣的气候与环境的困难，正在陆续进入新疆。蒋介石在西南呆不住了，只好逃到台湾那个岛上去了……

他想着，住下来后，除了与苏方的会谈，他需要考虑的是进军西藏和攻占海南岛、台湾岛的布署了。

住下两天后，刘少奇、周恩来发来了关于与缅甸建立外交关系问题的电报，这是第一个非社会主义国家承认新中国，要与新中国建交，这个问题不能不引起他深层的思考。

对一个新诞生的国家，在国际上的承认问题，西方是有传统的国际惯例的。一种是所谓“构成说”。该种说法认为，一个新国家的出现和或新政府的成立，只有得到所谓“国际承认”，才能享有国际法上的权利。这是西方列强为了垄断国际事务、维护殖民帝国的既得利益而形成的。这完全是强权政治，新中国是不买此帐的。

另一种主张，是所谓“宣告说”。它认为一个国家或政府一旦事实上存在，也就是法律上存在，“承认”只是宣告这种存在的事实。只要两国政府开始互相致电承认对方，也就是可以看作是这两个国家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开始。与前者相比，后者显然较为合理。但是，新中国也不能完全照办。前数月间，对于新中国与社会主义国家已经这么办了。往后就需另作考虑。

新中国面临的情况是十分复杂的。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大陆基本解放，但蒋介石还妄图盘踞与经营隔着一道海峡的台湾岛，从前不久三野叶飞兵团所部进攻金门岛之战失利来看，横渡过海峡攻占台湾，困难还不小，还需作更为充分的准备。他在开国大典发出建国公告后，从各种国家反馈来的情况看，很多国家还没有断绝同国民党残余势力的联系，有的在观望，有的虽然准备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暗地里仍然在支持国民国残余政权，甚至有的人正在企图泡制“两个中国”的阴谋。

特别引起他警觉的，是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蒋介石政权被驱赶出中国大陆了，但仍然窃据着中国的联合国与安理会的席位。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共同纲领》第五十六条所确立的新中国外交原则：“凡与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友好态度的外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可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建立外交关系。”

这里面就规定了“与之谈判”，经过谈判而建交，先谈判，后建交，才能确保新中国外交政策在与外国建交时得到贯彻。

他经过认真的考虑后，12月19日给刘少奇、周恩来作了电示：

少奇、恩来同志：

缅甸政府要求建立外交关系问题，应复电询问该政府是否愿意和国民党断绝外交关系，同时请该政府派一负责代表来北京商谈建立外交关系问题，依商谈结果再定建立外交关系。此种商谈手续是完全必要的，对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都应如此。如果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公开宣布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则我方亦应去电该国叫它派代表来华商谈建立外交关系问题，同时可将电文大意公开发表消息，如此主动权仍然操在我手。你们对此意见如何？

毛泽东十二月十九日

毛泽东这封电报，确立了与资本主义国家建交的基本原则和做法。这一原则，具有深远的意义，一直沿用至今。对于后来新中国所进行的建交谈判中，确保一个中国的原则，排除各种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阴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为此，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凡外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必须满足我方三个先决条件：

一、必须先断绝同国民党残余势力的“外交关系”；

二、在联合国中支持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

三、把现在该国领域内的属于中国所有的财产及其处置权完全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今后在此前提下，先谈判，后建交。

在接到毛泽东这个重要电报后，周恩来外长于12月21日再次致电缅甸联邦政府伊·蒙外长：

在贵国政府与中国国民党反动派残余断绝外交关系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愿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缅甸联邦之间的外交关系，并望贵国政府派遣代表前来北京就此问题进行谈判。

周恩来外长第二份电报发出后，好几天都没有得到缅甸方面的答复，未免使人纳闷。一直至12月26日缅甸原驻南京大使馆派人到南京军管会外事处来，中方才搞清楚了其中的缘故。原来，周恩来外长12月21日的电报是用中文电码拍发的，仰光的外交部一时无法译出，缅方也很着急，其原在北京没有领事机构，只好指令其驻南京的原使馆去南京军管会外事处询问，提出希望外事处提供一本中文电码本。

缅甸虽先承认新中国，但建交却被印度抢了先

三个星期以后，1950年1月18日，缅甸新任的外交部长藻昆卓复电周恩来外长：“缅甸声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日，国民党驻仰光大使已获得与他们断绝关系的通知，因此他们的大使馆即告关闭，随着第二天台北国民党外交部证实外交关系已完全断绝。”

同时，缅甸联邦政府决定，派原驻南京大使馆一等秘书兼驻昆明总领事吴辟先生为缅方谈判代表，前往北京同中方进行建立外交关系的谈判。

当时昆明和西南刚解放，有的地方尚在剿灭国民党流窜的残兵，交通尚未恢复。吴辟就需解放军派部队护送上路，先至上海。

三个月后，吴辟带着秘书藻文等随员经上海，乘火车于4月26日抵达北京。4月29日开始两国建交谈判。谈判由吴辟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进行。

在谈判中，中方提出缅甸联邦政府对前国民党政府留在缅甸的各种机构以及应属中国的一切财产取何态度，请缅方明确告知。

缅方的答复如下：第一，除前中国大使馆外，缅甸政府从未承认过任何国民党机构。缅甸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后，随即撤消对前中国大使馆之承认，原馆员被认为是普通侨民。第二，中国在缅甸的任何财产与资金将被认为已转属他们所承认的政府。

中方对缅方答复表示满意。接着双方磋商，中方提名姚仲明为中国驻缅甸首任大使，缅方提名原驻南京大使吴敏登为首任驻华大使。双方均表同意。经双方商定，于1950年6月8日建交。

当时，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千方百计地企图封锁与包围刚刚诞生的新中国的时候，缅甸成为非社会主义国家中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这给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良好的印象和影响，对中缅友谊向来是十分重视的。

但缅甸的代表来谈判要比印度晚了一步，使它成为在非社会主义国家中继印度之后，第二个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

（34）缅甸的率先承认中国的行动使正在犹豫不决的尼赫鲁坐不住了，尼赫鲁指示印方代表雁谒森尽快前往北京谈判，中国与印度的建交谈判成为新中国建交谈判的第一例，继缅甸、印度之后，又掀起了一个承认新中国的浪潮

1949年12月30日——1950年4月1日，新德里——北京

缅甸的行动使正在犹豫不决的尼赫鲁坐不住了

对于承认新中国，他从一开始就犹豫不决。

他在抗战期间去过中国，对旧中国的文化与现状有深刻的印象。他一直在高度地关注着在喜玛拉雅山那边的这个东方古国最近所发生的迅速变化，在解放军渡过长江后，占领了南京、上海，特别是新中国诞生后，他特别指示过助手们要将各种渠道所获得关于新中国的材料，要及时送给他过目，不得延误。

他知道中国与印度建交的份量，中国与印度同是亚洲最大的两个国家，印度也刚获得独立，两国是有着几乎相同的历史命运。要是中国与印度发出一种共同的声音，不仅在亚洲，而且在全世界都要令人刮目相看，不可小视！早在四十年代，他就曾有过与中国结成联盟的想法，向往着使“亚洲用一个声音说话”。

他作为印度总理兼外交部长，特别重视得力的原驻华大使潘尼迦从南京使馆里所发来的报告，潘尼迦是个作家，对于在苦难的废墟中新生的人民中国有着敏锐的感受。最近以来，他每次都要很仔细地阅读驻南京使馆发来的报告。有时，也批给政府有关官员阅读。

他也很注意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宣布成立后，在印度国土上的反响。印度共产党与印度社会共和党等的热烈反映，给北京发去的祝贺电；西孟加拉邦职工大会为庆祝新中国的成立，举行了盛大的示威游行，强烈要求国大党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当时，原驻华大使潘尼迦就曾向他建议早日承认新中国，但是总督拉贾戈帕拉查里与副总理兼内务部长帕特尔等相当大一部分文职官员不赞成过早承认新中国，主张暂缓一些日子。他觉得，政府内这些不赞成的人除了受了亲西方的院外集团的影响外，也受新中国建国后从舆论上透露出的一些对印度的看法有意见。例如，北京的《人民日报》就刊登过毛泽东答谢印共总书记兰那地夫祝贺新中国成立的电报，毛泽东在电报中说：

印度人民是亚洲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伟大民族之一，它的过去的命运和将来的道路和中国有许多类似之点。我确信，依靠勇敢的印度共产党和一切印度爱国者团结奋斗，印度决不会长期处于帝国主义及其合作者的绊羁之下。自由的印度将有一天与自由的中国一样，作为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主义大家庭的一员而出现于世界，这一天将要终结人类历史上帝国主义和反动的时代。

反对立即承认新中国的这些印度领导人认为：我们被中国领导人视作是“帝国主义的合作者”极为不快。

当时上海还有一家杂志直接点名批评尼赫鲁，称其“是民族独立运动的叛徒，是破坏人民解放运动进展的恶棍，是帝国主义的忠实奴仆”。

但是，经过争论，还是主张早日与新中国建交的意见占了上风。正在此时，12月16日，同样与中国相邻的缅甸宣布承认新中国，尼赫鲁就坐不住了。

尼赫鲁指示印方代表雁谒森尽快前往北京谈判

由贾瓦拉哈尔·尼赫鲁主持的国大党政府经过短暂的犹豫，紧接缅甸联邦政府之后，于1949年12月30日宣布与蒋介石政府断绝一切关系，承认新中国。当天，尼赫鲁总理以外交部长的名义致电周恩来外长，表示印度政府决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愿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深信中印两国自古以来的友谊，将因此而更加加强，同时将巩固亚洲与世界的和平”。

次日，12月31日，前印度驻南京大使馆代办雁谒森奉命来到南京市军管会外事处送达一份公函，函中称印度政府已通知中国国民党集团与印度停止一切外交关系。

1950年1月4日，周恩来总理以外长名义复电尼赫鲁外长，表示中国愿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印度建立外交关系，并望印度政府派代表前来北京，就建交问题进行谈判。

1月16日，尼赫鲁外长致电周恩来外长表示，印度将指派原印度驻南京大使馆代办雁谒森为临时代表，就北京与新德里设立外交使团的初步程序事宜与中方谈判，“待双方互派大使后，始能谈判一切重要事宜”。

印方这种先建交派大使后谈判的要求，是不符合毛泽东指示的“先谈判、后建交”的方针的。联系到与此同时，英国也宣布承认新中国，但正在交涉先建交、后谈判的问题，中方看出了尼赫鲁的来电有替英国人投石问路的意思。为此，周恩来请示了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

刘少奇特别作了批示：

这是英国政府要印度来试探的。英国政府很怕我们提出“重要问题”来谈，故胡阶森（英方任命的谈判代表）不敢来，而要印度先来。因此，应该比较客气地答复印度，说中国与印度之间在过去没有存在需要在互派大使之前进行谈判的重要事宜，故同意雁谒森先生即来北京就两国设立外交使团以及设立领事馆等事宜进行谈判。

在印度发出承认新中国的电报之后，新德里还有人说东道西，尼赫鲁就在人民院的一次辩论会上说：“这不是一个赞成或不赞成的问题。这是一个对一项重大历史事件的承认、鉴别和对待的问题。”

尼赫鲁早就想要使印度作一个一等强国，而不是“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因而，他意识到要做到这一点，并成为一个能与美、苏平起平坐的大国，要在世界上说话有份量，如果没有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的支持是不可能的。

新中国有无可能与印度站在一起并支持印度呢？

他经过冷静地分析后，认为是可能的。

首先中国长期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与蹂躏，这决定了中国在反帝反殖等重大国际问题上，与印度有着共同或者相似的立场。另外，他觉得新中国虽说是共产党领导的，是苏联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员，主张实现共产主义的；但他觉得中国有与苏联不同的地方，中国具有东方民族的鲜明特征。他甚至觉得，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中华民族到头来能将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与外来共产主义结构予以融合、消化和吸收，然后在此基础上产生一种新的化合物，它将具有亚洲东方文化的色彩，而不是共产主义色彩。

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他主张早日与中国建交，发展对华友好关系，还包含着想千方百计维护和保持从英国殖那里继承下来的在西藏的殖民遗产和种种特权。

尼赫鲁在接到周恩来外长再次发去的同意雁谒森来京谈判的复电后，授权前驻南京大使馆代办雁谒森代表印方与中方进行建交谈判，并指示其尽快前往北京谈判。

中印两国建交谈判成为新中国建交谈判的第一例

当缅甸代表吴辟还远在昆明作准备的时候，印度谈判代表雁谒森已于2月13日从南京乘火车到达北京，外交部办公厅交际科科长韩叙等到前门车站迎接。

雁谒森代表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的谈判于1950年2月22日在北京开始了。

在这一个时期，在北京进行的新中国与外国的建交谈判，大都是由章汉夫代表中方进行的。同印度代表的谈判，成为新中国建交谈判的第一例。

在见面的寒喧过后，先由雁谒森宣读了印度政府任命其为印方谈判代表的声明。随后，章汉夫根据周恩来总理兼外长批准的既定方针，就两国建交问题向雁谒森表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希望印度政府将其对于现在的国民党反动残余之各种机构及中国在印的一切资财所持的态度如何，明确告之。其次，二月七日，当联合国经济暨社会理事会将苏联代表所提出的要求开除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的所谓代表的议案付诸表决时，印度代表竟投弃权票。印度代表的此种举动实际上是表示印度政府继续承认经社理事会中中国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的所谓‘代表’的合法性，而拒绝我中国人民的合法政府所派的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认为印度政府对此问题应加以澄清。

3月1日，双方进行第二次会谈时，印度代表雁谒森向章汉夫副部长宣读了印度政府的答复：

一、印度政府并不知道国民党反动残余的任何组织，他们是个别的中国人士，可能曾为国民党服务，或同情国民党。他们居留印度并不意味着印度政府承认他们是国民党代表，他们根据国际法享受普通避难权利。中国政府在印度的财产和资金，印度政府自然认为已经属于他们所承认的政府了。

二、印度政府驻经社理事会的代表团对于开除国民党代表的建议投弃权票，是因为印度代表团觉得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对此，安理会较经社理事会更有权利来采取决定。中国政府无疑地知道，印度政府对于在安理会中提出同样的决议，会投赞成票。印度政府的意见是：中国人民政府应该参加联合国及其各机构的活动。

中方对印方的答复表示满意。双方商定3月15日开始进行交换使节问题的磋商。

在接着进行的第三次谈判中，中方提出了派出袁仲贤将军担任新中国首任驻印度大使，印方提出了由原驻国民党政府的大使潘尼迦先生出任印度首任驻新中国大使。

潘尼迦先生是个学者与作家，戴着一副金丝细架眼镜，留着山羊胡子，颇有学者风度。他著有《印度简史》等书，对历史上中印关系与交流往来很感兴趣，深得尼赫鲁总理的赏识。1949年初，国民党政府迁往广州，他留在南京不走。后来，印度的右翼报刊上有一幅漫画，讽刺他全身涂着红漆站在南京的马路上看解放军打着腰鼓进城。他是向政府力主尽快承认新中国的。在部务会议上，周恩来说，潘尼迦先生的基本情况是清楚的，决定同意印方的任命。潘尼迦大使上任后，周恩来指示要多做他的工作。后来外交部根据他的爱好，同意并安排他到敦煌和麦积山等内地名胜古迹去参观，使他对新中国很有好感，在促进中印关系上起了良好的作用。

双方交换大使的问题解决后，两国商定于1950年4月1日建交。

继缅甸、印度之后，又掀起了一个承认新中国的浪潮

在缅甸、印度宣布承认新中国后，世界上又掀起了一个新中国的浪潮。在短短的一个月的时间里，连续有十五个国家宣布承认中国，其中1月7日、9日，每天都有两个国家宣布承认新中国，连西方大国之一的英国也迫不及待不顾美国的反对，宣布承认新中国。

在1949年12月中旬至1950年1月中旬的一个月内，宣布承认新中国的国家的顺序如下：

12月16日——缅甸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

12月30日——印度共和国；

1月5日——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

1月6日——大北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英国），

1月7日——锡兰自治领（即后来的：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

1月7日——挪威王国；

1月9日——以色列国；

1月9日——丹麦王国；

1月11日——印度尼西亚共和国；

1月12日——阿富汗民主共和国；

1月13日——芬兰共和国；

1月14日——瑞典王国；

1月15日——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1月17日——瑞士联邦。

（35）新年伊始，英国继巴基斯坦之后宣布承认新中国，毛泽东亲自过问与英国的建交谈判，1月20日凌晨，毛泽东接连发出两封有关中英建交谈判的电报

1950年1月6日——2月8日，北京——莫斯科

大雪纷飞，新年一开始，英国宣布承认新中国

北京在进入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新年的前后，下了一场很大的雪。当时北京的屋顶、界巷、树上，一片白雪皑皑。老北京们都在说，好久没有下这么大的雪了。瑞雪兆丰年，是中国的老谚语，说明人们将下大雪视为吉祥之兆。有的市民就说，这场大雪，是老天送给新中国的礼物。

在东单外交部街三十一号院子里，新中国外交部的领导与干部们都出到院子里及街上扫雪。有人开玩笑地说：下雪能多长庄稼，能不能多建交呀？也有人答说：当然能。

果然1950年元月份，就出现了一个承认新中国的高潮。

首先是1月5日，巴基斯坦来电承认新中国。

次日，1月6日下午，外交部办公楼里就来了两个黄头发、兰眼睛的欧洲人。这是在东交民巷英国原驻北平领事馆的领事包士敦与其随员，他们是前来拜会的。他们乘坐的小汽车在从东单拐进外交部街的时候，驶过一段结了冰的路面而打滑了，差点出车祸。接待英国人的是办公厅主任王炳南与西欧非洲司司长宦乡。双方寒喧问了新年好后，包士敦抱怨雪下得太大。

包士敦拿出了函件，说明了此次拜会的来意：“我奉命将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先生给周恩来将军的照会面交。这是英文本，中文译本尚未收到，收到后再送致将军阁下。”

包士敦宣读了欧内斯特·贝文外长给周恩来外长的照会：

兹请阁下查照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以业经完成其对于因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而产生之形势的研究，且察悉中央人民政府已有效控制中国绝大部分之领土，今日业已承认此政府为中国法律上之政府。

照此情形，联合王国政府响应毛泽东主席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之公告，愿在平等互利及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建立外交关系，并已准备与中央人民政府互派使节。在未任命大使之前，经指定胡阶森君为临时代办。本人请阁下接受胡阶森君为代办，就该员本职与其洽办公务，并给予该员及其馆员以及英国大使馆档案自南京迁往北京所需之一切便利为荷。

读完照会后，包士敦说：“这个电报已于今日八时在伦敦发布，希望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早给回音，由我转交英国政府。”

他还接着说：“鄙人还有几点要声明的。第一点，英国政府于送此电报的同时，声明取消对国民党政府之承认，并把此项声明已送至国民党驻伦敦大使馆。第二点，英国政府意指派现在在南京的原英国驻华大使馆商务公使胡阶森作为过渡时期的临时代办，将由他来北京与中国政府商谈指派大使及其他事项。希望中国政府能在交通方面给胡一行以方便。第三，他本人已被任命为英国驻华大使馆的参赞，在胡到来之前，负责与人民政府接洽一切事务。另外，希望中国政府能够给予胡阶森以及英国所有驻华使、领馆以外交待遇。”

包士敦说完这番话，王炳南表示将会把英方的意思转报给周恩来外长，然后再通知他给予答复。

中国政府在研究了英国政府的立场后，根据既定的建交原则，周恩来在1月10日凌晨乘火车赴莫斯科之前，于1月9日以外长身份复电给英国外长欧内斯特·贝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愿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贵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并接受阁下所指定为临时代办的胡阶森先生为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派来北京就贵我两国建立外交关系问题进行谈判的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当给予胡阶森先生及其随员以及档案自南京迁来北京所需之一切便利。

于是，英国成为西方大国中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国家。

毛泽东亲自过问与英国的建交谈判

他只在列宁格勒住了两个晚上，参观了一个白天，就赶回莫斯科来了。他是1月17日回到莫斯科的。这一天是中国的春节。当时的电讯条件还不好，据师哲记述，毛泽东回来后，即与正在来莫斯科途中的周恩来通电话，“因传音不良，毛主席听不清楚”，就约定改天再通话。他在列宁格勒逗留时间很短暂，也与电讯不畅、难以掌握国内情况有关。

他一回到莫斯科，刘少奇从国内发来的多份电报已经在等待他。

毛泽东在首次访问苏联期间，除了与苏联人的会谈之外，从他发回国内的电报中就可以发现，他着重抓的就是渡海作战布署与新中国的外交工作了。

渡海作战除了攻占海南岛、舟山群岛等岛屿，主要是解放台湾。他给四野林彪的电报对于征集进攻海南岛所需的大机船数量、与岛上冯白驹部队的配合、对岛上敌军的秘密策反，甚至批准四十三军以一个团先行渡海等，他给三野粟裕关于调部队演习海战、加强训练登陆台湾的伞兵部队、进攻舟山岛的准备工作等，都有具体的电示。

同时，他对新中国的外交工作，关于与缅甸建交、与越南建交、关于否认国民党集团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合法地位、我国派出联大代表团人选、中印谈判、中英谈判及征用外国兵营等，都有详细的电报指示。

他从刘少奇1月17日发出的一封关于征用美英兵营进展的电报中，获知英国已委派胡阶森代办来京谈判中英两国建交问题。

刘少奇在这份电报中说：

现英代办胡阶森不敢来北京，因恐我们提出香港问题及英在中国其他特权问题和他们谈判。我现保留兵营问题准备胡阶森一到即提出此问题来谈。现英国正用各种方法并要尼赫鲁向我们试探我们是否即刻要提出以上各项问题来谈，在他们没有探明以前胡阶森是不敢来北京的。

他阅后，立即感到对此重要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与过问。

关于与英国谈判建交的问题，他感觉到这将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这不能不引起他相应的联想与思考。如果说，各社会主义国家迅速承认新中国是肯定的事，那么象中国周边的缅甸、印度等民族主义国家很快承认新中国是可以预料的事，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二号大国英国也这样快承认新中国，多少有点出乎人们意料。

但仔细想来，这是英国的在华利益关系所决定的。

英国对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的根本态度，在本质上是与美国一致的。但是，英国由于其本身的利害冲突，使它在对华政策上不能与美国亦步亦趋。中国是英国的传统投资市场，它的资本从鸦片战争至今上百年来，几乎渗透到了中国经济的各个领域。此外，英国对香港前途极为担心，香港是远东最大的国际贸易港，是英国皇家海军远东舰队的重要基地，是英国远东战略战线中最重要的核心。如果中国武力收回香港，英国在东南亚的利益将受到严重的损害。英国人已经在“紫石英”号军舰事件中感受到了新中国人民政权同帝国主义斗争的坚定性。这使它不能不慎重考虑承认新中国的问题。

他很想到在即将与英国进行的建交谈判中，有两个重要原则问题。

第一，就是新中国的联合国安理会的合法席位问题。英国刚刚在1月6日宣布承认新中国，但几天后，1月10日，当苏联在安理会的代表提出驱逐国民党残余集团的代表时，英国代表贾德干竟附和美国代表意见，表示“中国代表权问题的提出为时过早”。1月13日，当苏联代表的上述提案在安理会中付诸表决时，英国代表竟投了弃权票。毛泽东敏锐地感觉到，英国拒绝接受中国人民合法政府所派的代表，这将是两国建交的巨大障碍。

第二，英国的香港当局对国民党集团驻港各种机构在港中国国家资财的态度问题。他不能不联想到去年冬天影响很大的“两航起义”所余下在港飞机的事情。国民党当局从大陆撤逃前，将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及其主要资财运抵香港。1949年11月9日，中国航空公司总经理刘敬宜、中央航空公司总经理陈卓林率领十一架飞机由香港飞抵北京，宣布两航职工全体起义。11月12日，他曾经给他们致电表示祝贺，希望他们“为保卫留在香港的祖国财产而奋斗”。周恩来总理也代表中国政府宣布：两航滞留在香港的七十余架飞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财产，要求港英当局予以归还。这个问题也需在谈判中要求英方澄清的。

1月18日，他即在一封给刘少奇的回电中指示：

英国代办胡阶森到京时我们提出些什么问题和他谈，请中央约外交部人员讨论一下，规定方针态度及具体内容，写成书面文件，并事先告我为盼。

在尼赫鲁为英国探路，想要试探改变中国“先谈判、后建交”的作法时，刘少奇于1月19日给毛泽东发来了尼赫鲁1月16日给周恩来外长的电报，向毛泽东请示如何答复。当时周恩来尚在来莫斯科的旅途中。

刘少奇给毛泽东所发来的电文如下：

十七日接尼赫鲁来电，主文如下：

“接到由雁谒森转来阁下的电文并表示谢意。本人以为贵我双方最近的互换电信，构成了印度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双方间对建立外交关系的同意，因此，对于这一同意应该立即采取步骤，以期付诸实现。本人相信这个意见是阁下可以接受的，因为唯有本着此基础，才能进行有效的谈判。我们本着这个谅解，所以指派了雁谒森先生为临时代表，雁谒森先生将处于一种有关在北京与新德里设立外交使团的初步与程序事宜的谈判地位。待双方互派大使后，始能谈判一切重要事宜。本人相信阁下政府是同意这个步骤的，且赞同此谅解的。然后我们将训令雁谒森及其办公处迁往北京。”

对此，如何答复？请告。

1月20日凌晨，毛泽东接连发出两封有关中英建交谈判的电报

毛泽东在接到上述这刘少奇发来的这封电报后，即于1月20日凌晨一时答复如下：

同意你的意见，先给尼赫鲁去电，大意谓同意雁谒森先生为临时代表，到北京谈判建立外交使团的初步与程序事宜。对英国答复责应当拖一下，外交部的同志不了解拖一下的作用，认为“陷入僵局”，这是不对的，这里并没有什么僵局，主动权完全握在我们手中。拖一下的时间请你和李克农商定之。

英国想将与新中国的谈判建交与中印谈判建交搅在一起进行，他识破了英国人的用心，也看穿了英国人心虚胆怯。因而，他向刘少奇电示将中英谈判“拖一下”，与中印两国建交谈论分开来对待，后来的事实证明是正确的。

毛泽东在1月20日凌晨一时的电报发出后，他觉得意犹未尽，在天亮的时候，即凌晨七时，以追加了一封给刘少奇的关于答复尼赫鲁电文的电报，请刘少奇将中方与印方、中方与英方来往电三份电报全文发来莫斯科。

毛泽东的追加电文如下：

今早一时电谅达。复尼赫鲁电文的措词须加斟酌，因为此项复文即是对英国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复文的样本。请令外交部写一草稿电告我们看一下，此项复文迟数天发出并不要紧。为了研究这个复文，请令外交部将印度第一次来文、我第一次复文及印度第二次来文的三个全文清出发来。又我和英国来往电全文亦请发来。

刘少奇根据毛泽东这些指示，掌握了对与英国及与印度谈判的区别，因而在接到毛泽东的电报的当天，当外交部送来有关印度方面提出宴请我方人员一事的请示时，刘少奇就写了这样的批复：

炳南复，可作礼节上来往。对印度人民应表示友好态度。

2月8日，将近离开莫斯科回国的毛泽东，再次就中英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上要解决的先决问题作出指示：

估计英代办胡阶森即将到京，望告外交部于胡到后，当其来访时提及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初步程序的事宜，即应告以其中最重要者为英国与蒋介石反动派残余的关系问题，因英国既已与我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即不应同时再与国民党政府作任何外交来往，而英国代表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及其他组织中竟继续承认国民党代表为合法，拒绝接受我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这在建立中英外交关系上是不可能不解决的先决问题；其次，英国香港政府对国民党政府在港的官方代表、机关及其所属的一切国家资财采取如何态度，也须弄清楚，因这类事情也是属于与国民党政府断绝关系的问题，等等，看胡阶森如何答复。

至于收回英国兵营问题，可暂置不谈。

从毛泽东上述一系列指示，可见他对中英两国建交谈判的重视。

（36）胡阶森在横渡长江的轮渡上，不能不想起了“紫石英”号军舰事件，在安理会投票驱逐蒋介石的代表时，印度赞成，英国投弃权票，中英建交谈判遇到巨大障碍而搁浅

1950年2月——5月，南京——纽约——北京

胡阶森在横渡长江的轮渡上，想起了“紫石英”号军舰事件……

虽是早春二月了，江面的冷风还透着刺骨的寒意，吹在脸上，却使他觉得很清醒。

火车驶离玄武湖旁的南京站，很快就到了长江边。火车驶上了江上的铁壳轮渡的时候，胡阶森早已离开车厢了，就靠着船栏杆随船横渡长江。此次，当地人民政府奉北京方面的指示为他提供了方便，不仅提供了乘火车的方便，还特许他从上海挑了三个自己人来到原驻南京使馆将那些积累已久的档案打包装箱，便于运去北京。

眺望着从西面滚滚倾流而下的长江，想起半年多以前在离这儿不远处发生的“紫石英”号军舰事件，未免使他预感此行的谈判将是很艰辛的。

他作为商务公使，却受命代表英国政府去北京与新中国的代表谈判两国建交事宜，此时他的心情确是极为复杂的。他想过推辞，想提出要伦敦考虑让驻北京的总领事或其他外交官就近承担这项任务。但伦敦方面已经把话说得很明白，人家说你是驻华使、领馆里最名符其实的“中国通”，跟新中国谈判的最佳人选非你莫属。他只好衔命而行。

在英国的外交官当中，他确实也自诩是个“中国通”。辛亥革命不久，他刚二十五岁时，就来到中国，至今快六十五岁了，他前前后后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多年。他能讲很流畅的中国话，还懂一点方言。他最早是担任翻译，作翻译时见过包括孙中山、袁世凯、段琪瑞等在内的诸多名人，后来在南京任公使，更是直接与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等国民党要人打交道。他还担任过英国驻上海、天津、汉口、哈尔滨等地领事馆的副领事、商务秘书，英国上海混合法庭陪审员，女皇驻香港贸易特派员，熬至1947年六十出头了，终于被任命为英国驻南京大使馆商务参赞。他与中国社会的接触面是够广泛的。可以说，除了跟共产党人打交道不多之外，他对中国社会的了解是算很深的。

由于近几年他是担任英国驻华使馆商务公使，更是深切了解大英帝国在华的经济利益有多大。他参与了英国外交部在1949年初所作的统计，英国在华的直接投资已经达到1.24亿英镑。他与在中国的许多英国商人的观点一样，是极力主张英国政府承认新中国的。不久前，在华最大的英国汇丰财团还跟他打招呼，表示汇丰的一切业务不准备撤离中国，还利用其掌握的喉舌上海《字林西报》表示对中共的友好态度，还提出了一个包括给新政权贷款100万英镑在内的所谓“中英经济合作计划”。他很赞同一个有名的英国议员的观点：“倘若我们不准备同共产党中国友好，我们就会丢掉：首先是在华的全部贸易；第二，会丢掉香港；第三，丢掉马来西亚；而且，这还仅仅是一个开始。”

他还跟一些英国商人私下里交换过意见，二战结束以来，英国在华的利益一直受到美国的冲击，使最早闯进中国来的英国人利益受到损害，却无可柰何。如今在美国《白皮书》事件后中美关系日臻恶化，美国商家与资本只好夹起皮包走之，纷纷退出中国大陆；这对英国人来说，岂不正是天赐良机。向来精明的英国人当然不会放过如此好的机会。

虽说英国已于1月6日宣布承认新中国，但伦敦的外交部和胡阶森本人都对即将进行的谈判心中没有底，因而甚感担忧。因为周恩来外长给贝文外交大臣的复电，并没有因循双方承认就算建交的国际惯例，而是要英方派人去北京进行建交谈判。再说，他与外交部对中共方面在谈判中会提出什么问题，确实心中无数，因为中英之间麻烦不少，远的诸如香港、九龙问题、西藏问题，近的如两航起义的七十余架飞机问题，《人民日报》上反映强烈的英国代表在联大安理会没有投票接纳新中国的问题，最近中国收回在东交民巷的外国兵营问题，等等。英国政府方面十分担心中方无意接受英国之承认，主张先建交、后谈判。英国人向来讲面子，担心谈不成，会使大英帝国在国际社会大为丢脸。

因而，英国方面找了印度帮忙，尼赫鲁也就于1月16日给周恩来去电，提出“双方互派大使后，再行谈判一切重要事宜”。英方也于同一日通过原驻北京总领事向中方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中国对印度的答复是，中印之间“在过去没有存在需要在两国互派大使之前进行谈判的重要事宜”，故印方代表雁谒森可即来北京谈判设立使馆事宜。中方对英方的答复虽说与给印方的答复不同，但也十分奥妙：“中英两国外长的换文表明了双方政府对于建立外交关系的同意”，胡代办可来北京“谈判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初步的与程序的事宜”。

经管这个答复没有中方与给印度的答复那么理想，但中方的答复中有了“同意建立外交关系”的说法，这就使胡阶森感到比较踏实了。他心中还在琢磨，中方不知是什么原因特意安排了他与雁谒森乘同一部火车前去北京……

这时，正在他所站的栏杆附近的雁谒森笑着招呼：“我的英国朋友，轮渡快靠岸了。咱们上岸吧。”

登岸后，他们回到车厢。火车的速度显然加快了。

望着车窗外后掠而去的中国村镇田野的景色，他还在想着自己的使命。

由于他对旧中国深为了解，他对国民党当局的统治是感到很失望的。他和留在南京、上海的英国外交官与商人们，对进城的人民解放军的纪律和作风是表示赞赏的。他也感受到，新中国对美国与英国的政策是有所区别的。将要在北京与他具体谈判的外交部长章汉夫，在上海解放后出任军管会外事处主任，曾在召见英国原驻上海总领事柯钦时说，人民政府对原外国在华外交及领事机构不予承认，但是，人民政府希望同外国建立正常的经贸关系。上海市长陈毅还接见了英国上海商会会长凯瑟克，这就是一种友好的姿态。在上海的美国人就没有得到这种礼遇。他还注意到，1949年10月间，毛泽东主席曾电贺在伦敦召开的英国—中国会议时表示：“中国人民欢迎加强中英两国人民友谊的努力。”

因此，他也在想，中英之间尽管有种种麻烦，经过谈判达到某种一致而建立外交关系也不是不可能的。

在安理会投票驱逐蒋介石的代表时，印度赞成，英国弃权

就在中英建交谈判开始之前，在纽约的联合国大厦里，刚刚发生了一场十分激烈的斗争。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决议，否认蒋介石残余分子在联合国继续代表中国人民出席第四届联合国大会的资格。

1949年11月15日，新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明确强调指出：“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才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要求联合国根据其宪章的原则和精神，立即取消由蒋廷黻所率领的“中国国民政府代表团”参加联合国活动的一切权利。

但美国国务院在新中国成立后，制定了反对新中国的合法政府取代蒋介石集团拥有联合国席位的政策，决定在安理会讨论新中国的席位时，就纠集其盟友一起投票反对。

赖伊收到周恩来的电报后，在美国的指使下，以电码有误，需要复核为借口，拖延时间并密谋策划阻挠的办法。11月18日，赖伊才表示中国人民政府的电报“并非来自联合国会员国”，所以不能在会员中散发电文副本。根据联合国的惯例，只能将这个电报列在非政府组织和非会员国的表册中备查而已。

在第四次联大期间，周恩来又致电当届联大主席菲律宾人罗慕洛，坚决否定“中国国民政府”所派遣的代表团的合法地位。罗慕洛表示，中国人民政府的要求必须经过联合国总务委员会审查后，才可以决定是否列入大会议程。这个时候，苏联及与中国建交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坚决支持中国的合理要求，美国则力阻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双方互不相让，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当时，苏联代表团维辛斯基团长发表声明，表示支持中国的立场，声称苏联绝不承认由蒋介石派出的代表团代表中国。而美国、英国、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国家则公开发表声明，声称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尚未为美国及其他许多联合国会员国所承认，因此对新中国的要求不予理睬。

进入1950年，中国华南、西南地区已经解放，新疆也已和平解放，新中国政府已经基本控制了中国大陆，中国大地上百废俱兴，政通人和。

苏联外长维辛斯基出席了第四届联大后，从纽约回到莫斯科，于1月6日深夜去市郊别墅看望毛泽东，这天白天，英国刚在伦敦宣布承认新中国并同时与国民党残余势力断交。维辛斯基与毛泽东，谈起了去年底在联大驱逐前国民党政府代表蒋廷黻的这场斗争。双方商定，继续进行这场在联大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斗争。毛泽东准备让新中国外交部给联合国安理会去一个声明，否认前国民党政府代表蒋廷黻继续为安理会中国代表的合法地位。维辛斯基则说，如果中国发了这个声明，苏联准备采取一项行动，即如果蒋廷黻还留在安理会作中国代表（据称还要当安理会今年的主席），则苏联将拒绝出席安理会。

于是，毛泽东即为此于1月7日上午六时致电还在北京的周恩来并中共中央，“请你于接电后迅为办理，争取于九日恩来动身前发出此项声明的电文，除发联合国秘书长及安理会外，并以电报通知苏英美法等国外交部，并附以致联合国电文”。接着，毛泽东又于当天下午十二时亲自动笔拟就了周恩来外交部长致联合国声明的电报，发给刘少奇、周恩来。

周恩来于动身赴苏前，即于1月8日以外长名义发出了致联合国的声明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认为，中国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的代表留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是非法的，并主张将其从安全理事会开除出去，特此电达，希予采纳照办为荷。

与此同时，中央人民政府发布命令，任命张闻天为驻联合国及出席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大会的首席代表，冀朝鼎为出席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代表，孟用潜为出席托管理事会的代表。这一些举措表明了新中国政府坚定不移的决心。

为支持新中国提出的恢复其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要求，1月10日，苏联驻安理会代表马立克向安理会提交了一份表示支持中国1月8日电文的提案，建议安理会开除蒋介石集团的代表。苏联代表还声明，在蒋介石集团未被开除出安全理事会之前，苏联将不再参加安理会工作。对此，美国代表则诡称辩说：苏联认为蒋介石集团代表权无效是因为苏联不承认蒋介石政权；相反，美国政府反对驱逐蒋的代表，也是因为它承认蒋政权而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因此，美国政府依然确认蒋政府代表权有效。苏联代表马立克立即反驳说：对一个政府的外交承认或不承认，并不是支持其在联合国机构中有无代表权的决定因素。马立克要求立即驱逐蒋政府的代表，是因为国民党政府代表既不代表中国人民，也不代表中国。

1月13日，联合国安理会对苏联的提案进行表决，其结果是印度、苏联、南斯拉夫赞成，美国、古巴、埃及、法国、厄瓜多尔和台湾反对，英国和挪威弃权。这样，在美国操纵下，苏联提案遭到否决。

印度与英国是两个刚宣布承认新中国的国家，对苏联的提案，印度投赞成票，英国投弃权票。

中英建交谈判遇到巨大障碍而搁浅

2月13日，英方代办胡阶森与印方代表雁谒森一行从南京乘火车抵达北京前门车站，受到外交部办公厅交际科韩叙科长的迎接。

2月17日，胡阶森按外交惯例到新中国外交部作了礼节性拜访。西欧非洲司司长宦乡与胡阶森在东楼会客室里会见。

双方问好之后，胡阶森说：“我此次来北京，是奉英国政府之命，就中英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初步程序问题进行磋商。我在北京，也只有这一个使命。”他又表示说，“我原以为我们两国外长换文后，就等于建立了外交关系；后来才知道，中国政府与英国政府对此想法有不同。”

宦乡对他说：“待中方确定了正式谈判日期后，我们会电话通知你的。”

中英双方的第一次正式谈判是在3月2日进行的。谈判的地点在外交部的会客室。胡阶森带着原驻北平总领事包士敦及秘书班以安参加谈判。

中方主谈人是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还有西欧非洲司司长宦乡、西欧非洲司第一科科长姚周杰和交际科长韩叙在座。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中央批准的谈判方案，没有提及当时正在处理之中的收回英国兵营问题，章汉夫宣读了中国政府要求英方给予澄清的两个主要问题：一个就是英国代表对待新中国在联合国及其下属组织的代表权问题，另一个英国政府对于中国在香港的国家资财问题。

章汉夫在所宣读的发言中，列举了在1月6日英国宣布承认中国及周恩来外长1月9日复文同意与英建立外交关系之后，所发生的事实：

1月10日，当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讨论苏联代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周恩来部长1950年1月8日致联合国声明而提议不承认中国国民党反动派残余集团代表出席安全理事会之资格并加以驱逐时，英国代表贾德干先生竟然附和美国代表意见，表示说“中国代表权的提出为时尚早”。

1月13日，当上项苏联提案在联大安理会付诸表决时，英国代表贾德干先生竟然投了弃权票。

在其后的联合国其他组织中，如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中，在表决驱逐蒋介石集团的代表时，英国代表亦采取了同样的投弃权票。

章汉夫接着宣读道：

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认为：英国政府对此一问题应该加以澄清，并应以实际行动表示英国政府已和国民党反动残余，完全断绝外交来往及愿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诚意。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认为：在建立中英两国外交关系上，此一问题为不能不解决的先决问题。

其次，英国政府对于现在香港的中国国民党反动派残余集团的各种机构及中国的一切国家资财，究持如何态度，亦望英国政府明确告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认为此项问题亦属英国政府与国民党反动派残余究竟已否完全断绝关系之问题。

章汉夫宣读完毕后，胡阶森稍作思考，就说：“阁下所提的两个问题相当复杂，牵涉到国际法与国际惯例问题，我不是法律专家，没有资格回答，自当转达达英王陛下政府请其答复。但是，依我个人的意见觉得：一、在联合国的问题上，决不能由一国单方面行动而解决，必须由数大国联合行动解决；二、关于国民党在港资财问题，英国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时刻起，就不承认前国民党在英国领土尚可保有任何资财。”

章汉夫说：“希望英国政府就所提问题早日予以答复。”

两个星期后，3月17日，双方进行第二次谈判。见面后，胡阶森说已经得到英国政府指示，对上次谈判中中方所提及的两个问题，作了口头声明。

对中国在联合国席位问题，英方如此答复：

当英国政府在联合国内对于开除国民党在安全理事会之代表权问题放弃表决权时，该项行动并非袒护前国民党代表，或者反对人民政府代表之表示。该项放弃表决之决定，系因当时无可能达成一多数之决定而采取之。（此理由同样适用于联合国其他机构）。总之，英国政府一旦于联合国各机构内之多数会员国对人民政府参加事愿为投赞成票同时，自当欢迎人民政府代表等出席各该机构。

关于中国在英境内资财问题，英方答复：

英国法律上承认中央人民政府现对中国国家财产有权执行管理，而尚因他人仍保有，并于要求时拒绝交出任何该项财产，以致中央人民政府不能实际获得对该项财产之掌握及管理，行政当局不能解决该项纠纷而必须由中央人民政府诉诸法院。

中国政府对于英方的回答很不满意。经外交部研究了相应的对策，并上报中央批准。5月8日，章汉夫副部长在外交部召见胡阶森，宣读了中国政府的答复。

关于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中国政府对英国政府的解释，“认不能满意，尤其对英国政府代表在联合国所属机构中继续投弃权票的行为，更不能满意”。要求英国政府对于与国民党残余集团断交及与新中国建交应表现出确有诚意。

章汉夫宣读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所重视的，不是同意票的多少，而是要从投票中看出已经正式宣布与国民党反动派残余断绝外交关系和愿与中央人民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在行动上究竟是否真正已与国民党反动残余断绝外交关系及是否真正对中央人民政府持友好态度。

关于中国在香港的国家资财问题，中央人民政府声明：

对于这些财产，只有中央人民政府及其委托的人员才有权处置，决不容许任何人以任何手段侵犯、损害、扣留、转移和干涉。中央人民政府的此项产权及财产处置权，应受到英国政府的尊重。

英国在与新中国建交的基本立场不但没有改变，相反，变得更不友好。在章汉夫向胡阶森宣读中国政府声明的第二天，5月9日，英国政府下令香港法院扣留了两航起义而滞留在香港的七十一架飞机。

5月22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概述了中英建交谈判的全过程以及谈判被搁置的原因和责任，对于英国政府言行不一及极不友好态度给予斥责。发言人说：

英国政府一方面表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的愿望，另一方面在表示此种愿望之后，又在事实上一再表现对中国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并未完全断绝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认为英国政府对这种言行不符之中心问题，再进一步予以澄清，实属完全必要。

5月25日伦敦出版的《泰晤士报》有文章批评英国政府说：

如果英国第一次提出承认北京时就采取了更多的措施的话，那么，推迟互派大使的责任就主要归结于北京了。

至此，中英建交谈判搁浅。

次月，6月间，朝鲜战争爆发。英国当局将驻香港英军的一个旅派往朝鲜参战，并宣布将英国皇家海军远东舰队交由驻远东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指挥。随后，港英当局还实行了对中国内地的封锁，还由英国枢密院推翻香港高等法院的判决，将两航起义后留港的七十一架飞机改判给陈纳德。港英当局还纵容国民党特务机关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港进行反对新中国的特务阴谋活动。

至此，中英建交谈判完全终止。

但中英双方的联系没有完全中断。英方曾三度更换谈判代表，而且一直逗留在北京，以为英国在华利益及香港九龙地位服务，并在中国保留一个前哨阵地。中方也给予英国谈判代表以外交人员待遇，保持中英关系不致完全断绝，但对英国代表的活动给予一定的限制。

朝鲜停战后，1954年日内瓦国际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与英国首相艾登经过协商，达成协议，以“半建交”方式建立了中英两国代办级的外交关系。西欧非洲司司长宦乡于当年间赴伦敦，出任新中国驻英代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