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2月—4月，陕北）

窑洞外下着大雪。纷纷扬扬，延安城内外，漫天皆白。他喜欢雪。他走出窑洞，纵目饱览这北国雪景，让雪花飘落在他灼热的脸上。他不戴帽子，又浓又黑的头发长得遮了半个耳朵。舒畅。惬意。一年以前，也就是1936年的2月吧，行军途中，同样遇到这鹅毛大雪，岂不快哉？！那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以后，在瓦窑堡开了会，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了在发展中巩固扩大陕北根据地，由他率领红军主力准备东渡黄河作战，进入山西。东进途中，适逢大雪，他诗兴正浓，信手填了一首“沁园春”，咏雪。他十分欣赏描写雪景的那几句：“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在大雪之中吟哦起来，雄视历史，借雪抒情，令他颇为自得。

谚语讲，大雪兆丰年；他讲是，大雪呈捷报。那次东进之役，奇兵突袭，歼敌6个团，俘敌4000余人，扩大红军约8000人，筹款30余万银元，是个不大不小的胜仗。不幸的是，刚30出头的优秀将领刘志丹在作战中英勇牺牲了。他深为痛惜。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时，正逢刘志丹蒙受大冤。这个令敌人闻风丧胆的红军名将，陕北红军的创始人，竟然被人当作“国民党地下党”扣押要处决。五花大绑，头壳上蒙上布套子，推推搡搡，正要押去一个大土坑边活埋的时候，他派去的周恩来及时赶到才将志丹救了出来。刚刚率部东征，怎么就……

这是中央迁到延安后下的第一场大雪。保安确实僻远荒凉，一条小街，抬头只见城边炮楼山上的烽火台。如今，他自己所住的延安，是自古以来的西北重镇，从他的窑洞所在的城南凤凰山往北望，宝塔山银装素裹，那宝塔也成了一座银塔。从延安到保安，还只个把月，局面已经不同。老蒋“剿匪”的封锁线已经被打破了。连南边广西李宗仁、白崇禧的代表，也不费什么周折就来到了延安。成批成群的热血青年，在西安事变后，不断地像潮水般涌来延安，投奔革命，参加抗日。连干部战士也说，来延安后白面馍馍也多了。连机器、药品、纸张、文具都涌进延安来了。他最关心的书报来源也大为改观，可以看到多种西安或是关外的报纸了。几个月前，在保安，周恩来从东北军的朋友处得到几份报纸或是一两个西红柿，也视为珍宝，托人辗转捎来。他正有所冲动，想要写一首诗或是填一首词——

这时，刘仲容在他派去的警卫员陪同下来到了。刘仲容高高的个子，书生模样，帽子顶上、大衣两肩都落满了雪。据说他也是湖南人，我们湖南佬高个的也真不少。他哈哈大笑说：“欢迎，欢迎你来‘土匪窝’。明朝时是李自成造反的窝，现在是红军的窝。”

刘仲容忙说：“见到了毛主席，感到很高兴。”

刘仲容伸手拍掉大衣上的雪时，惊异地盯着他膝盖上的棉裤大补钉看。他笑笑说：“刘先生，从西安来路不好走吧，辛苦了！”

刘仲容说：“不辛苦。坐汽车走了两天的路程。路上看见好些青年男女，成群结队，唱着歌走路来，好受感动。”

进到暖乎乎的窑洞里，坐下泡茶，只见老刀牌香烟盒子到处乱放，他点了烟，说：“听口音，我是异地遇老乡了。”

刘仲容忙说：“我是益阳人。”他说：“离湘潭不远。我们在长沙南边，你们在长沙西北边。”

见刘仲容吃惊地打量着窑洞里的木椅、木凳、木桌、木箱子上摆着书籍、报刊，炕上简单而白净的被子；他又说，说着话还举起一只手做砍脑袋的动作：“要不是西安事变，你还过不了封锁线，进不了陕北，给人家抓到了要砍脑壳的。你听说了么？姓蒋的标了二十五万块大洋买我的脑瓜子，如今有机会砍他的脑瓜子，我们不要，要什么？要他抗日呀！刘先生在西安见了张学良了么？”

刘仲容说：“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我都见了面。两将军救国救亡，血气方刚，给我印象是很深的。”

他说：“张、杨两将军发动兵谏，真了不起！为中华民族做了一件大事；为抗日救国立了一个大功。可惜的是：少帅少帅，年少轻率，感情冲动之下，陪了蒋介石去南京，等于自己送上门去给他报复。但是，我们要看到，西安事变之后，全国各党各派各军各省都在讲抗战，蒋介石打内战的做法，受到了全国人民的反对，已经行不通了。刘先生，几个月前，两广与南京的战祸刚刚平息的时候，我曾经给‘两李一白’写过回信，提出‘全国各党各派各军向南京方面一致呼吁，请其将仇恨国人之心移以对外，蒋介石及其中国国民党一律参加抗日统一战线，实为真正救国政策的重要一着。’并表示我们愿意与广西方面密切合作。李先生、白先生在来信中曾提出，我们两方签订一个抗日救国协定。我是十分赞同的。”

刘仲容说：“我一定将毛主席的话，转达给他俩。”

他又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以及全国一致对日作战的前景变得光明起来。可以讲，曙光在前了。刘先生，你讲是不是？”

刘仲容说：“兵谏那几天，我开始也惊喜万分。以为把蒋介石杀了，共产党出来领导大家抗日，不是很好么！后来，周副主席给我讲了和平解决的道理，才使我豁然开朗。毛主席，讲一句心里话，通过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我更佩服共产党了。”

他笑了，又说：“在各省各军中，是李先生、白先生首先致电支持我党提出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刘先生回到广西后，一定代我表示感谢。”

贺子珍来了。她外貌娟秀，身材苗条，十分热情地给茶杯添了水。

毛泽东继续讲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还为实现国共两党的合作，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可以预期，随着抗日高潮的到来，国共的第二次合作即将实现。红军已经在西安建立了自己的办事处，国共两党的谈判已经在西安开始了。我刚才说的‘光明前景’也好，‘曙光在前’也好，还需要我们不分党派，团结一致，坚持斗争，才能实现。”他讲着国共两党的谈判，讲到在西安，周恩来、叶剑英正在与顾祝同、张冲谈判。

毛泽东一支接着一支抽烟，微笑着眼望刘仲容，问道：“听说刘先生还在苏联留过学？湖南老家还有什么人？怎么到广西去谋事？”

他听着刘仲容讲自己的身世、经历的时候，将一只手举起来，手掌伸到脑的后背去抓痒，手肘都抬至耳朵旁了。毛泽东抓罢痒，笑说：“怪不得恩来嘱咐叫伍修权秘书长接待你，原来你跟他是莫斯科‘中大’第一期的同学。”

忽然听到吱吱两声，只见屋角钻出了一只个头不小的老鼠，探头探脑。他说：“你看，这个家伙也想来凑热闹。”他伸手拍了桌沿一下，老鼠给吓跑了。

有人端饭菜进来摆上，菜是黄澄澄的炒鸡蛋、白菜炒猪肉加上一碟辣椒，饭是白面馍馍和稀粥米汤。贺子珍还帮斟上了红酒。他说：“这是延安产的葡萄酒。我俩是老乡，今天吃辣椒有伴了。”

吃罢晚饭，天黑了，窑洞里点起了蜡烛。

毛泽东谈兴更浓了，说：“广西这几年跟蒋介石闹独立。广西是个有名的穷省份，闹起饥荒来，灾民常跑到湖南来。湖南的农民讨不到老婆的，就娶广西的妹子。李先生凭什么闹独立？据说，这几年，没有南京政府的财政支持，不仅撑得住局面，还被人称赞它为全国的模范省。我看李宗仁是个有本事的人。你给我讲讲广西的情况。”

刘仲容说：“李宗仁和白崇禧要将广西作为自己的地盘来建设好、经营好，是下了一番功夫的。在广西提出了自己的口号‘建设广西，振兴中华’。制定了自己的‘三自’‘三寓’政策。”毛泽东很感兴趣，不厌其详地发问。刘仲容也就详细地讲解了李宗仁、白崇禧的自卫、自治、自给的政策及寓兵于民、寓将于学、寓征于募的具体办法。讲了广西在政治上搞“扩大党政军联席会议”，拟定了“广西建设纲领”，搞了经济与教育齐头并进。每村设国民基础学校，村长兼校长；每乡设立设备较好的“中心学校”，乡长兼校长。对全省学龄儿童强迫免费入学。增设省立中学。引进人才办大学。经济上，修公路、开矿、植桐造林、办工厂，办了一批制糖、制革、造纸厂等。在军事上，搞了全省皆兵的民团训练，还办起了各种兵工厂，从捷克买了最新设备。

毛泽东插话问：“我从报上看到广西还自办空军，规模大不大？”

刘仲容说：“广西空军大约有各式飞机五六十架。还办起了一个规模宏大的飞机配制厂，据李宗仁先生对我讲，这个厂的规模比中央的厂还新还大。去年两广联合事变时，蒋介石用重金收买两广空军。广东空军几乎全部投蒋。广西空军仅有所聘的广东人校长林伟成一个人驾了一架练习机潜逃。”

毛泽东说：“没有本事是闹不起独立的。我看李宗仁先生确实是一个有本事的人。许多在蒋介石政权下没法实现的事情，他在广西都办到了。怪不得老蒋对广西也耿耿于怀。刘先生，你回广西去，要动员李先生白先生，将本事用在抗日上。今后，各种政治力量要联合起来，共同督促蒋介石实现他在西安许下的诺言。”

夜深了。他谈兴不减，问刘仲容读过一些什么书，勉励仲容多读一点革命的书籍。听说刘仲容也喜欢文学，他兴孜孜起身到墙架的木箱面上，寻出一张诗稿，问：“你知道丁玲么？”

刘仲容说：“我知道。没见过。她是有名的女作家。跟牺牲在上海龙华的几个左翼作家柔石、蒋光慈等一起受蒋介石迫害。”

毛泽东说：“她去年秋天来到保安。在保安成立了‘中国文艺协会’。后来，随军上前线了。我填了一首《临江仙》，用电报拍给她。也请刘先生指教。”

刘仲容接纸一看，诗稿上龙飞凤舞，写着：

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毛泽东笑眯眯望着刘仲容，说：“别见笑，怎样？”

刘仲容谦虚地说：“我不大懂诗。我读了觉得很清新。这是毛主席对一个来陕北的知识分子的最高奖赏了。好诗！”

毛泽东说：“刘先生，你从南边来一次不容易，不要急急忙忙回去。可以在延安多看看，多听听。我请伍修权给你安排。好么？”

他送刘仲容走出窑洞。大雪已经停了，天也放晴了，弦月挂在天边，漫山遍野白茫茫。

主席召见

4月的风沙特别大。风一刮，黄沙漫漫不见天。队伍仍然顶着风沙，在黄土高原上缓慢地向东南方向前进。据说这天下午就可以到达黄河西岸，明天就可以东渡黄河，进入山西省的地界。他们离开延安，已经是第六天了。刚启程时下了两天雨，接着晴了三天。今天一早就刮起了大风。部队仍是毫不动摇地东进。刘仲容伴同着一支红军部队一起前进。他对这支部队十分钦佩。他们的武器并不精良，却精神抖擞，情绪饱满，抗日热情十分高涨。他骑着马；部队的干部和战士却徒步行进。他们对他照应热情，十分周到。晚上宿在简陋的教室或是老百姓的窑洞，他们将最避风的屋角或是最温暖的炕位都留给他。战士们铺着禾秆草睡在门旁或是炕边，还说护送好他，是毛主席亲自交给的任务，他们感到格外光荣。

六天前，伍修权来通知他，说：“仲容。你快去，毛主席召见你。”毛主席告诉他，将派人送他过黄河、进山西，然后就可以改乘火车回广西了。毛主席说：“一切行程由伍修权秘书长安排。一路上我们派人保护你。你放心好。”

刘仲容从西安来到延安，逗留了两个来月。这段日子生活丰富，充实，新鲜，很有意义，使他感到像是在一所生气勃勃的革命大学留学。时间尽管不长，却使他仿佛一下子明白了许多道理：人生，革命，民族，抗日，未来的新中国……临到要离开，他发觉自己对这个荒僻苍茫的黄土高原，对延水河边这个只有一条大街的小城，对那一排排、一孔孔的窑洞产生了一种依恋不舍的感情。

到延安以前，毛泽东这三个字对他来说，是一个十分神秘的谜。这个人太有名，太神奇，太重要了。他的这个湖南的邻县老乡，被那些报纸指为全国最大的“土匪头”，蒋介石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对他们无可奈何。毛泽东率领着队伍，不可思议地从江西出发，在中国西部的大山深谷草地沼泽里，神出鬼没，终于来到陕北，准备团结全国人民，奋起抗日。他见了几次毛泽东。他愈要解开这个谜，这个谜对他愈有吸引力。他被这个人迷住了。这个穿皱巴巴的带补丁衣服的领袖。这几年艰辛坎坷的浴血历程，给毛泽东留下了明显的痕迹，身子太瘦，脸色还显得有点蜡黄，衣缝里还长着虱子。可是，毛的笑声，爽朗真诚；毛的眼睛，闪烁着炽热的亮光；毛泽东讲话虽语调缓慢，语言却幽默诙谐，充满了活力与生机，使人听了有如春风吹拂；毛有时像个农民，可是他所描绘的新中国才是这块中华大地的希望。有一天，他去看范仲淹在好几百年前留下的延安府的城墙的门楼。他在城门口望见毛泽东正跟两个赶车人站在马车旁谈话，赶车人说的话使毛仰脸大笑。伍修权告诉他，毛主席爱上街蹓跶，遇着老羊倌、摆摊的妇女、骡马市的贩者、打铁的匠人或是缠足的老太婆，都喜欢在一起聊天扯家常。毛泽东还派人来请他去观看文艺演出。舞台上点着汽灯，红军演出队表演“生产舞”、“红军舞”、“网球舞”等，看得出有的节目是模仿苏联红军的，可是他觉得很有意思、有生活气息，很新鲜。更使他觉得新鲜而感动的，是毛泽东、朱德等领袖混杂在群众中随便坐在一起，还有几个战士整齐地喊着，“毛主席，来一个，要不要？”大家齐声喊：“要！要！要！”毛泽东转移目标，笑着请了一个女干部上台去唱歌，唱的是江西民歌。毛泽东讲课，他也去听了几次。那是在抗大的操场上，听课的学员各自带着一张小板凳，坐得很整齐，聚精会神地听，用膝盖垫着小本子记录。毛泽东的讲桌是几根杉木架着一块没有油漆的杉木板。桌面放着茶杯和几张讲稿。毛主席很少看讲稿，经常从讲桌后站起来走到讲桌前，在人们的身前站着讲。毛泽东讲课语言幽默、活泼、生动，使会场一会鸦雀无声、全神倾听，一会笑声震响、满场活跃。毛讲的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重要原则的课，使他对于认识抗战的前途受益良深。毛结合在江西根据地对付蒋介石围剿时以少数兵力打败敌人大军的经验和教训，讲游击队的战略战术，使他印象特别深刻。这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伟人！……

这天的下午，风停了。走了不久，部队歇住在陕西和山西交界的一个小村里。这已经到了黄河边上。河东就是山西省吉县地界了。突然，部队通知刘仲容说：“刘先生，你明早就要离开陕北渡过黄河进入山西了。今晚有人请你吃饭。”

刘仲容十分纳闷：在黄河边上有谁请我吃饭呢？！他在来接的红军干部的陪同下，来到附近一间普通民房前。一位身体健壮厚实的中年军人迎了过来：“刘先生，路上辛苦了！”

有人介绍说：“这是张云逸将军。当年在广西的红七军军长。”

刘仲容与张云逸热情地握手：“张军长，我早就在广西听说过你了。今晚很荣幸见到你。”

这是一个简朴的晚宴，气氛却十分热烈、友好。张云逸给他祝酒，并往碗里夹上鲜嫩的黄河鲤鱼：“刘先生，祝你一路顺风。”

刘仲容说：“听口音，张军长不是广西人？”

张云逸说：“我是海南岛文昌县人。跟宋庆龄、宋美龄老乡。”

刘仲容笑了：“哈哈，我们俩都不是广西人，都与广西有缘份呵。”

张云逸说：“明天渡过黄河，进入山西，走过吉县，翻过火焰山，就可以乘火车回广西了。”

刘仲容也举杯：“感谢将军盛情款待。”

张云逸说：“我也要出远门南下，但是同你去的不是一个地方。希望不久在香港或桂林能够再见面。”

第二天，张云逸送刘仲容渡过黄河，然后才分了手。刘仲容在黄河边上很有感触，毛主席为他安排得很周到。

几天之后，刘仲容在山西境内乘上了火车，又几经辗转，回到广西时，已经是5月份了。

1989年，我曾经在我编导的大型电视文献片《桂林文化城》里用镜头记录了刘仲容到延安会见毛主席及东渡黄河回广西的历史。当时历史的见证人之一伍修权将军在北京的寓所里会见了我，他虽已年过80，但身体健康，记忆力很好，思路很清晰地对我回忆了这段经历，并说：“这是应该记录的一段关于我党统战工作的重要历史。”年已90、德高望重的夏衍公看了这段片子亲笔写信给我说：“已看了，很好！特别是一开头就提到了刘仲容。这个无名英雄是不该忘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