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 李宗仁落叶归根 第三章 李宗仁对意大利记者的答话

(1963年夏,美国新泽西州)

李宗仁素来生性好客而健谈,是一个不甘于寂寞的角色。他官至总统,至为显赫,不幸一旦丧权失势,流落他乡,当然不得不寂寞起来。无奈他年事已高,每天只须睡四五个小时,加上不会英语,又不能开车外出,悠长的时日是很难打发的。除了读报和搓麻将,最令他中意的就是聊天了。与访客天南海北地神聊一番,是排遣寂寞最理想的办法。因而,每逢有客到他在新泽西的寓所来访,他都站起来欢迎,心情格外地高兴。他喜欢的话题也多在政治的范围里。黄纫秋女士对他聊天生活的记述,绘声绘色,极为传神——

自1985年到1963年这几年来访的客人不少,每周都有不同的访客,李一见有客来,总是呵呵大笑,连叫欢迎!尤其是一些同病相怜的失意官僚与政客,一谈就是几小时,自然全是政治上的是是非非。如:某大员坐拥数十万精锐而不堪一击;蒋介石临阵换将和遥控指挥,以致失败;某人丢了东北,蒋居然不加追究;……美国人眼光狭隘,缺乏远大眼光的政治家,若他们竭力援华,怎会发生韩战呢!这样的谈话多是与志同道合之士。但若是李怀疑来人是亲台或是别有用心的,李的论调就变了,什么我与蒋先生虽然政见不同,但私交毫无芥蒂,到底我俩为革命共同奋斗几十年,同甘苦,共患难。大陆之失,我们都有责任,不能归过于他一人。好在共产党也是中国人,只要把中国搞好了,成功不必在我。从前你争我夺,使国家元气大伤;现在没有内战,对国家人民都是好事,个人的荣辱不算什么,大丈夫提得起放得下,我现在真感到无官一身轻,“厅长”生活很不错呀!有时,客人走了,他的余兴未衰,就抓着我对牛弹琴一番,大谈他的爱国论,说:你应该带你的儿女回国定居,你的几个儿子都不错,应该将所学贡献祖国,不应该在此作美国的洋奴,你要为你的第三代着想呀!将来他们都变成了“忘国奴”!我连第二代也管不了,还管什么第三代哟!何况除老大以外,其余都不说中文,小的尚未完成学业,在美国读大学,除了奖学金,还可借钱读大学,若回中国,我就力不从心了。我自己无一技之长,回国也无所贡献。他们还多一个吃闲饭的。我不懂政治,对国共双方既无恩怨,也无爱憎,对中共为国家所作的建设,我也非常钦羡!这几年中国的国际地位提高了,也是他们的功劳,但他们的什么三反五反和清算三代的政策,则不敢苟同。

他常常骂我不爱国,甘愿作洋奴,骂得多了,我也顶他说:可能我是没有你那么爱国,因为我从小所受的教育是相夫教子、三从四德,没有人教我为国为民。现在不回台湾是不爱国,不去大陆也是不爱国,但传统的中国人都是安土重迁的,谁愿意离乡别井、抛弃一切呢?

常来登门聊天的“访客”到底不是很多,他才拿搓麻将的黄纫秋女士聊以填空。想不到,自1958年春夏开始,在他百无聊赖的寂寞状况之中,真的有一位“谈客”降临,此人所要与他谈的,又是他最感兴趣的自己的经历与感受,因而备受他欢迎。每次他都给此位先生准备了不算丰盛,却十分精致可口的饭菜。李宗仁欢迎这位先生每周去三次。每次都是从上午10时谈至深更半夜。这位先生就是旅美史学家唐德刚博士。唐博士是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的“中国口述历史计划”项下,完成了《胡适口述自传》之后,接受了《李宗仁回忆录》的大部头历史性著作的撰写任务,而登门去与李宗仁先生合作。这部书已经在海内外发行,为中国近代史保存了许多重要的第一手史料。这部十分珍贵的历史专著,就是李宗仁在做寓公的时代,以“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的形式,历时七载艰辛才完成的。

唐博士初到李府时,李宗仁夫妇以为代表美国著名学府哥伦比亚大学来访问的“博士”,可能是一位假洋鬼子;谁知却是一位“诚实本分”的“五战区老同事”。因为唐先生于抗战时期曾在五战区李宗仁属下当过兵。唐德刚亦对李宗仁夫妇印象很好。唐先生觉得李宗仁是一位长者,一位忠诚厚道的前辈;并认为他不是一个枉顾民命、自高自大的独夫,更不是一个油头滑脑的政客,还能在他身上看出我国农村社会里某些可贵可爱的传统。唐先生觉得郭德洁夫人,基本上也是一位“鸳鸯”、“平儿”一类的好姑娘,贤主妇;不幸她命大,做了“代总统夫人”而无端地被人看成女政客,实在是有点冤枉。因而,他们之间写回忆录七年间的工作和交往,可算是全心全意的合作。

李宗仁与别的访客聊天,只是排闷遣烦,消磨时光,而与唐博士聊天,却为中国近代史留下了一部不可低估其价值的历史专著。

1962年底,中、印边界发生纠纷,中国人民为维护领土完整,对印度挑衅者进行了自卫反击。那个常到李府做客的哈佛大学张歆海教授,写了一篇关于中印边界问题的文章寄去《纽约时报》,但被这家大报退了回来。张颇不服气,要李宗仁署名再投。李宗仁亦赞同这篇文章的观点,就同意署名寄去。《纽约时报》就发表了。这篇《对中印边界问题的进一步探讨》指出: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印边界线几世纪以来都未划定,尼赫鲁先生制造中印边界纠纷,另有动机:第一,想借此解决印度内部困难;第二,想利用中印冲突来争取美援。现在美国朝野抨击中国对西藏行使主权,这样做对美国毫无裨益,徒伤中国人的感情,宜三思之。

文章发表后,李宗仁十分得意,复印了一大堆到处送人。此文反应强烈,引起了一场风波。一些亲台人士在《华美日报》上联名骂李“为虎为伥”。白崇禧也在台湾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诉说李的不是。李见了相当难受,但仍为白辩护:“他是被强逼的呀!以他的处境有什么办法呀!”杜鲁门也给李写来一封信,说同意李的见解,希望李去看他。

这场风波,还给他从欧洲引来一位“女谈客”。意大利米兰《欧洲周报》女记者奥古斯托·玛赛丽,登门访问了李宗仁,由张歆海担任翻译,两人从中印边界问题谈起,纵论天下大事与中国问题。他在谈话中,充分流露了在头脑中的一种最基本的东西,那就是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1963年7月14日,《欧洲周报》发表了奥古斯托·玛赛丽的《李宗仁先生访问记》。李宗仁之所以是李宗仁及李宗仁之所以后来会回归祖国,不难从这篇访问记中寻到其思想的轨迹——

(前面部分是谈论天下大势与中印边界问题。从略)

问题

……这次会见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下面要谈的关于蒋的问题。所有前面谈的一切都只是为了逐步引导到蒋的问题。我知道这是一场困难的谈话。将军对某些问题闪烁其词,对另一些问题则根本不回答。迄今为止,他曾经说过,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一个中国人总归是一个中国人,必须记住这一事实。其次,他曾经表示,一个中国人,即使是他的国家的前总统,一个流亡美国的人,偏偏又是一个资本家,但还是可以说他的敌人的好话,还是可以称赞那些赶走他的人,称赞同他过去的世界相反的社会和政治制度。

“我不能谈论蒋。”将军说,“蒋是我的总司令。我曾经在他手下工作,我说他的坏话是绝对不礼貌的。”

“那么,就说点好话吧。”

“关于蒋,我只能说史迪威将军常说的话。这就是,他有许多缺点。就我个人来说,我很喜欢他。我们都是失败者。

“许多年来,蒋一直是中国的元首,而现在他的举动好象他的经验还没有一个村长多。他不懂历史。每年一度他站在金门、马祖海边的悬崖上发表演说。他总是重复着同样的一句话:‘我们一定要回去。’很难说他本人是否了解这一事实:回大陆是不可能的。蒋对我没有象我对他那样的友谊。1949年以来,我一直在工作和祈祷,而蒋则想象着可怕的事情。我从来不曾打扰他,我一直没有开口。难道他不知道将来不是人力所能决定的吗?蒋说我是一个共产党,我回答说我不是共产党,我甚至也不喜欢共产党,但是我不否认今天共产党为中国所做的事情。我宁愿继续做一个诚实的人和可怜的政治家,但我不能不说实话。中国从来没有象现在组织得这样好。我怎么能够抹煞事实呢?我为什么应该歪曲事实?是为了宣传吗?但是一个人所能进行的唯一的宣传,就是为了事实真相。反过来,让我们来看看蒋,他歪曲事实,一年一度地站在悬崖上叫嚷:‘我们要回去’,再不然就造我的谣言。这样,他给予他的人民是什么样的榜样呢?去年他散布谣言说,我突然离开了美国,好象我可以突然离开似的。他说我在香港,并试图进入红色中国。而我当时却在新泽西州参加一次婚礼。联邦调查局先向我家里打电话,然后他们匆忙赶来要证实回电话的是不是我。我就把吻新娘的照片给他们看。我到这样的年纪,联邦调查局还不相信我,你看多有意思。”

“如果我可以引用一句古老的谚语的话,将军,那么我就要说,无风不起浪。你不会说蒋的神经过敏是无缘无故的。”

“完全不会。我已经对你说过,我象蒋介石和国民党一样,是一个失败者,唯一的区别是,我完全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作为个人来说,我自己无关紧要,我不能妨碍中国的前途和它的进步。我由于自己的失败而感到高兴,因为从我的错误中一个新中国正在诞生。我不把我的错误归咎于任何人。这些错误是我的。我不说我受骗了,他们抛弃了我。谁这样做是有充分理由的,而我就是提供这些理由的人。什么时候我们曾经有过象我们今天有的这样一个中国呢?”

李宗仁在考虑回国的问题上,是有过相当的心理矛盾的。他每读到有关新中国成就的新闻时,就兴高采烈地说,我们革命了三十几年。没有把中国搞好,现在中共十几年就把中国变成了强国,真是了不起呀!

有人曾问他:近来谣传中共对你作统战,要你回国呢!李说:我回去作什么?中共才不要我这个腐化分子呢!一会儿他又反问:你看我是否应该回国?这人劝他:以你的地位和党国的历史,又反共了一辈子,官可以不做,但人格一定要始终如一,就算错了,你已退位让贤,也可于心无愧,何况你年纪这么大了,再想改过自新,也时不我予,何苦为人作嫁呢?你回去也难自处,恭维他们吗?就得把自己责骂一番,不恭维他们吗?可能也办不到。他们要你回去的意思,就是要你为他们歌功颂德,否则他们的江山已稳,要你去做什么呢?!但你的牺牲太大了,外人当然要骂你不甘寂寞呀!想靠拢做官呀!你虽说决不去做官,只想回去看看,但一看,别人就要大做文章了。李说:我是中国人,难道回去自己的国家也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