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 李宗仁落叶归根 第八章 毛泽东对李宗仁说:你是误上贼船了

(1965年7月26日,北京中南海)

同毛泽东主席会见,无论是对访问中国的外国人或是对中国人来说,始终是一个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事件。这种不平凡的会见,往往都是突然决定,即刻通知,马上会见的。毛泽东第一次会见尼克松,是在尼克松一行飞越太平洋,刚刚到北京下榻住进钓鱼台18号楼的时候,尼克松正在盥洗,周恩来即来通知。毛泽东会见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也是在海尔塞拉西一行驱车前往参观十三陵的半路上,突然接到通知,当即折回头驶往中南海。这种在盼望之中,却又突如其来的会见,往往使被见者惊喜不已,格外兴奋,甚至还感到有一种神秘色彩。

1965年7月26日上午,李宗仁一行正在北京东郊参观国棉二厂时,突然接到通知说,毛泽东主席正在中南海等待接见李宗仁。李宗仁到京后,一直盼望着与毛泽东主席见面,一接到此消息,十分激动,立即前往。当即陪同接见的程思远先生在《李宗仁晚年》一书中作了实录——

我们坐车从新华门入中南海,毛主席在一个游泳池的休息室里等候我们。李宗仁正沿着游泳池往前走,毛主席便热情地迎上来,同李宗仁先生和他的夫人亲切地握手,说:“你们回来了,很好,欢迎你们。”

毛主席同我握手时说:“久闻大名,如雷灌耳。”我一闻此言,真有不知所措之感!

我们刚刚坐定,毛主席幽默地以浓重的湖南乡音对李宗仁先生说:“嘿!嘿!德邻先生,你这一次归国,是误上贼船了。台湾当局口口声声叫我们做‘匪’,还叫祖国大陆做‘匪区’,你不是误上贼船是什么呢!”

我连忙替李先生答道:“我们搭上这一条船,已登彼岸。”

“是的,登了彼岸。”彭真副委员长跟着说。主席和大家哈哈大笑起来。

李先生对毛主席说:“这一次回到祖国怀抱,受到政府和人民热烈欢迎,首先应对主席表示由衷的感谢。几天来我们在北京地区参观访问,亲眼看到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果,感触颇深。我们为祖国的日益强大而感到十分高兴。”

毛主席说:“祖国比过去强大了一些,但还不很强大,我们至少要再建设二三十年,才能真正强大起来。”

接着李宗仁先生谈到了海外的许多人都怀念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他们都渴望回到祖国来。

毛主席说:“跑到海外的,凡是愿意回来,我们都欢迎,他们回来,我们都以礼相待。”

毛主席建议李宗仁到全国各地去看看。

随后毛主席邀彭真副委员长和我下水游泳。我们跟着毛主席在一池碧水中前进,他时而仰泳,时而侧泳,他游得那么从容不迫,真如“闲庭信步”。我游到主席的身边,他说:“你游得不错嘛!”我说:“跟不上主席呵。”

移时,毛主席上岸晒太阳,他让我坐到他的身边,问我的学历和在海外的情况。我说:“海外也有很多人学习研究毛泽东思想。”毛主席听了笑着问:“你知道我靠什么吃饭的?”

我茫然不知所对。

毛主席徐徐说道:“靠总结经验。”

下午1时许,我们到了毛主席的丰泽园住所,在这里毛主席又同李宗仁谈了一会儿。李先生深以台湾问题久悬不决为虑。对此,毛主席说:“李德邻先生,不要急,台湾总有一天回到祖国来的,这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后来,主席又问起我:“你的名字为什么叫程思远?”

我回答道:“因为对自己的前程总应当想得远一点,所以才回来跟毛主席、共产党。”

毛主席满意地笑了。他又问道:“你有别字吗?”

“没有。”我说。

“那好,”毛主席马上说,“我来给你取个别字。中国古代有个大散文家叫韩愈,字退之。现在我给你取个别字,叫近之。远近的近,之乎者也的之。之者,共产党也。近之,从今而后靠近中国共产党。你看如何?”

我立刻表示感谢,说:“这是主席给我最大的光荣。”

随后毛主席提议照相后吃饭。这是一个丰盛的宴会,有各种各样的京津名菜。下午3时,徐冰部长咬着我的耳朵说:“可以散了吧?”于是我对李宗仁说:“德公,现在可以向主席道谢了吧?”

“急什么,少壮派!”主席用目光盯着我说,语气好象严厉,其实十分慈祥。

刘仲容也陪同李宗仁参加了毛泽东主席的这次接见。李宗仁回国之后,周恩来安排刘仲容陪同李宗仁夫妇一起参加各种活动,包括离京到外地参观访问。刘仲容几乎每天都要去看望李宗仁先生,并及时地将李先生的思想情况向周恩来总理汇报。《人民日报》经常报道李宗仁先生的活动;而刘仲容,则以李宗仁先生“旧友”的名义出现在报纸上。当时认识刘仲容的人,都喊刘仲容为“旧友”。这个称呼带着几分幽默而又亲热,更有丰富的内涵。

在毛泽东接见李宗仁时,也跟刘仲容亲热地握手。毛泽东还招呼刘仲容下池游泳:“仲容老乡,你还能游泳吗?”

刘仲容答:“可以。”

毛泽东让警卫员拿游泳裤给刘仲容换上,陪同他游泳。在游泳池里,毛泽东还对刘仲容说:“我们好久没有见面了。你很有进步了嘛!”

刘仲容说:“全靠得到主席多次教诲。”

毛泽东笑着说:“现在我也当你的学生哩。你是院长,你的教师在教我学英文。可是我的水平不高,进步不大。”

刘仲容担任着北京外语学院副院长的职务。这个学校是他奉周恩来的指示在1949年开始创办的。他知道毛泽东所说学英文的事,是指章士钊先生的女儿章含之在学院担任英语教师,从1963年起常到中南海来教毛泽东学英文。刘仲容笑着说:”我经常对学生们讲,毛主席上了年纪,管理国家大事那么忙,还挤时间学英文。以此鼓励他们呢!”

西总布胡同的李公馆房间很多,几乎都铺有地毯,打扫卫生颇为麻烦。有一天,李宗仁望见服务员小牛用扫帚在清扫地毯,就说:“在美国一般家庭都用吸尘器,用扫帚打扫是使灰尘搬家,很不卫生。”说话的时候,刘仲容在场。第二天,机关事务局就送来了吸尘器。

李宗仁回到北京后,程思远也准备由港迁来北京定居。程思远夫人石泓将要回香港搬家时,郭德洁对她说:“这里的‘洋碱’(香皂)实在用不得,碱性大,用它洗脸,皮肤很不舒服,所以托你从香港多带点美国和法国的‘洋碱’来用。我看这里的日用品,还是以前的老样子,美国、法国这方面的东西,天天在变。”郭说这话的时候,刘仲容正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两天之后,周恩来在北京饭店请李宗仁吃饭。李宗仁和郭德洁分别坐在周的左右。席间闲谈,周恩来说:“建国以后,政府还没有腾出手来抓生活日用品的生产,但也并不是这些年来毫无变化,完全和以前一样。”周恩来边说边从口袋里抽出随身用的一支英雄牌金笔,说:“这是我国上海生产的金笔,并不比外国货坏嘛,不少国家还争着进口我们这种笔。解放前我们国家就不能生产这种高级笔。”

郭德洁顺手从周恩来手里把钢笔拿过来,在纸上画了两下说:“好得很!好得很!我还不知道我们能生产这么好的东西。这支笔我没收了。”说着就把钢笔放进手提包里。

周恩来连忙说:“不成,这支笔我用了多年,已经老旧了。送人就送新的嘛。”说着就回过头去告诉警卫员到小卖部买两支高级英雄金笔。警卫员很快从楼外拿了两支笔回来交给周恩来。周递给郭德洁说,“送你和李先生每人一支。”

郭德洁收下后忙将那支旧笔还给周恩来,连声称谢。

感慨

李宗仁夫妇在程思远和郭德洁陪同下到东北参观回来,邵力子来看望李宗仁,刘仲容亦在座。邵问李参观东北的观感。李宗仁说:“真想不到短短的十几年,生产建设这样进步。现在长春汽车厂竟能生产那么好的卡车和轿车。再给20年的时间,不打仗,埋头建设,我们一定能在世界上赶到前面去。”

邵力子说:“建设的成绩很大,这是人所公认的,但是缺点不少,还存在许多问题,有些口号政策还阻碍着生产的发展。”

李宗仁接着说:“邵先生,这话我们不能这样说,一个健康的人,总难免有点小毛病,这算不了什么,主要的还是健康嘛。”

过了几天,统战部长徐冰和李宗仁在闲谈中,冒了一句说:“李先生,你和邵力老的谈话,说明你很懂得辩证法嘛。我们工作上虽然取得很大成绩,但也必须承认还有不少缺点,只要做工作,就必然发现问题,问题的解决,就是进步的过程。”李听了莞尔一笑。

以上的事想不到也惹出一点波折。

当年12月下旬,李宗仁和郭德洁找负责照料起居的尹冰彦商量。李宗仁说:“26日是毛主席的寿辰,你替我准备一份寿礼,我家存有一套古瓷的八仙庆寿,但是有的已破损了,不好拿出送礼。你考虑一下买什么东西,花几百块没什么关系。”

尹冰彦告诉他,中共中央有规定,不搞个人祝寿,不以个人的名义命名街道,毛泽东是不会接受寿礼的。

李沉吟片刻,说:“那么我就在26号这天晚上请几个人吃饭为毛主席祝寿好了。”尹冰彦问:“都请谁?”

李说:“不找外人,更不请共产党内的高级人士,但是一定要请刘仲容两口子来。”尹冰彦问:“为什么?”

郭德洁说:“你晓得没有,刘仲容是特务。”

尹冰彦说:“刘仲容在民主革命时就是中共的同路人,他一向是反对蒋介石的,怎么会是特务呢?”

郭德洁说:“他是共产党的特务。”

尹冰彦说:“你回国中共这样地欢迎你,你万里重洋地回到祖国,人家有什么理由怀疑你呢?况且新中国政权固如磐石,你手无寸铁,难道还怕你造反吗?你说的这些事,都是为了照顾你们的生活,表扬你的爱国热情,丝毫没有恶意。”

不久,“文化大革命”动乱开始,倒是造反派把刘仲容当作“白祟禧的奸细”、“李宗仁的特务”。先是被群众组织隔离审查,关进他们占据的据点里。“支左”介入后,被当作牛鬼蛇神由工人看押着“办学习班”,不许家属送饭,只准每星期送两次报纸与洗换衣服。经常被大会揪,小会斗。直至1969年1月30日李宗仁去世,周恩来主持追悼会。开追悼会前,周恩来派人通知外语学院,点名要刘仲容去参加。关押刘仲容的军工宣队回答说:没有汽车。周恩来派车来接,于是,把刘仲容接到会场,周恩来跟他握手时,望见他浮肿的样子,不禁诧异地问:“你怎么胖成这个样子?”

刘仲容说:“总理,我被关进牛棚了。”

周恩来问:“在哪里?”

刘仲容说:“在外语学院。”

周恩来气愤地说:“外语学院关你干什么?真是岂有此理!”

李宗仁的追悼会开过三天之后,审查刘仲容的专案组被撤销了。刘仲容很快就恢复了自由。

周恩来去世,使刘仲容至为悲恸,很长时间,默默无言。1976年10月上旬末的一天上午,他去探望朱蕴山老人。朱老面露笑容地伸着四个手指说着:“这……四个人被抓起来了!”朱老年事已高,语焉不详,刘仲容听了很着急,再到院子里问朱老的儿媳刘光美,才知道王、张、江、姚四人帮日前已给抓起来。他禁不住欣喜若狂,将好消息奔走相告,还打电话给程思远,让程到家里来分享好消息带来的喜讯。此后,他们又热衷于祖国统一的大业。统战部曾让刘仲容起草过一个谋求和平统一台湾的书面建议方案。刘约请了黄启汉、程思远和贾亦斌等人,在北京四川饭店,共同起草研究出一个草案上报。

蒋介石认为刘仲容是共产党,到了后来连白崇禧也将刘当作共产党;但他一直不是一个中共党员,这一生却为共产党做了许多工作。在他晚年,看到许德珩先生于92岁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深受触动,也向统战部和外语学院有关部门提出了入中共的要求,并写了入党申请书上交。但他没多久,就因心血管病及糖尿病恶化而去世,时为1980年3月27日,享年77岁。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正好是他去世十周年。在他去世十周年这天,原统战部负责人平杰三和原国务院秘书长罗青长联名写了一篇文章《真诚的朋友、智勇的战士》,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以纪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