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北平问题的和平解决，毛泽东、周恩来在西柏坡接见傅作义、邓宝珊两将军时，明确提出：用“绥远方式”解决绥远问题，两军维持现状，让董其武做好内部工作，待条件成熟举行起义。另外，把贸易、交通、邮电、金融搞起来，由华北人民政府派人协助董其武开展工作。接着，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报告中，对“绥远方式”作了进一步阐述。

1949年1月8日，在北平第二次和平谈判中，傅方代表提出平、津、塘、绥一齐解决。中央军委答复，平、津、塘、绥均应解决，先解决平、津问题，后解决绥、塘问题。16日，在第三次谈判中，聂荣臻向邓宝珊转达中央军委的意见：绥远问题，准备采取一种更和缓的方式，留待下一步再解决，请他转告傅作义。22日，傅作义对外公布和平解决北平问题协议的第二天，华北“剿总”归绥指挥所主任、绥远省主席兼绥远保安司令官董其武飞抵北平，向傅作义表示，愿追随他走和平道路。

董其武飞赴北平谒见傅作义

1949年1月21日夜里，董其武在归绥从广播里听到傅作义与中共达成和平协议，宣布北平问题和平解决。董其武虽然早已料到迟早会有这么一天，但是仍然感觉有些突然，使他又惊又喜，一种既兴奋又不安的心情一起涌上心头。新保安、张家口两地解放后，董其武两次打电话到北平，但都不是傅作义接的。一次是王克俊接的，一次是阎又文接的，他们只是告诉董其武：傅将军很忙，心情也不太好，让他听候安排，掌握好部队，不要乱，其他没有再说什么。这期间，董其武表面表现镇静，可内心有些惶惶然。所以，一听到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后，他就很想知道北平问题和平解决的详细情况，随即打电话到北平总部，要求派飞机接他到北平去看看。

1月22日，董其武下了飞机，直接来到中南海怀仁堂，谒见傅作义。

傅一见董面就说：“在这么忙乱的时候，你干什么来啦？”

董说：“正是这会儿，才要来看看您。”

傅接着说：“你来得正好，我把北平和平解放的情况给你谈谈。”傅稍微沉思了一下，慢慢地讲了下去。他从辽沈战役结束开始讲起，讲到他到南京参加军事会议及在南京的所见所闻，使他坚定了脱离蒋介石的决心。返平后，通过冬菊与中共取得了联系，给毛泽东发了第一个电报，希望派代表来平谈判。接着又讲到南京派徐永昌、蒋纬国、郑介民来平，拉拢与胁迫他率部南下，都被他回绝了。接着，又讲到了他是冒着三个死来做北平这件事的。讲到此，他加重了语气说：“现在局势的转变，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人民的要求，是任何力量也扭转不了的。我们要跟上历史的潮流，坚定地走人民的道路。”

停顿了一下，傅又说：“你回绥远后，告诉咱们的干部，在抗日战争时期，我把大家的家属送到兰州、宁夏去，是可以的。现在，不要看目前解放的地方还小，没有解放的地方还大，形势发展，很快全国都会解放，家属再送到什么地方都不是好办法。除非你有钱，把家属送到国外去，否则，就没有你的立足之地。”

“走人民道路”这句话，董其武听傅作义说不止一次了，但这次比哪次印象都深，涵义也广，好像这次对他的启示更明确，理解更深刻。这时，董其武急切地问：“既然如此，北平和平解放的条文中，怎么没有提到绥远？”“绥远问题，等我见到了毛主席之后再定吧。在第三次和谈中，聂荣臻司令员曾对邓（宝珊）先生说：毛主席说只要北平问题和平解决了，绥远问题就会以更加和缓的方式来解决。至于如何和缓，等我见到毛主席再谈。”

董其武听了这段话，眼巴巴地盯着傅说：“我多年随您做事，对您是言听计从，您怎么走，我就怎么走。可是，绥远的情况相当复杂，不能拖延，应尽早安排，免得夜长梦多。”

傅作义点点头，表示赞同董其武的话，接着，傅又说：“这样重大的事情，不是光几句话就能办成的，要认真做好准备工作，要给大家讲明道理，认清利害关系，为了人民的幸福，为了全体官兵的前途，也为了我们每个人的前途，必须走人民道路。”

夜深了，傅作义与董其武还没有休息。他们的谈话明确了绥远的去向问题，董其武要求傅先生及早派人赴绥，协助他做转变军政干部思想的工作。

傅对董的请求，未加可否。踱步良久后用征询的口气说：“你看卫景林如何？”

“张家口战役后，他回到了北平吗？如他在北平，当然好。他到绥远后，能帮我办好多事，能起很大作用。”董其武很有信心地说。

“他回北平了，现在就在家里，没事干。”傅停了一下，又接着说：“这样吧，我让王赞臣（傅部人事处长）先打个电话，通知他一声，然后你再打电话请他去。”

夜里12点许，董其武要通了卫景林家里的电话，说：“今天与傅先生整整谈了一天，明确了绥远也要走北平的道路，明天我就要回归绥了，你能不能跟我一起去绥远，帮我做些工作。”

卫景林说：“我接到了王子襄（王赞臣的字）的电话，说傅先生要我考虑是否随董主席回绥远帮助做些起义工作。依我本人看，既然绥远也准备走北平的道路，我去不去用处不大。”

董说：“正是要走起义道路，所以事情才更多，需要人，问题并不那么简单，一定会有复杂的斗争。再说，你到绥远后，随绥远一起起义，这也是立功的机会。”

卫思索了片刻说：“那好吧，明天什么时候走，我还有点家务事处理。我老婆刚生孩子，才三天，还住在医院里，我总要到医院和她说一声吧。”

“当然，当然。那我明早乘车去接你，尔后去医院，从医院出来，直接到东单上飞机。”

卫景林就这样随董其武到了绥远。

绥远军政首脑会议

1949年1月28日下午，在绥远省府东院董其武公馆的小会议室里，绥远省军政首脑正在开会。

会议从下午1时就开始了。以国民党绥远省党部委员、省建设厅厅长潘秀仁，省财政厅厅长张遐民为首，一上来就以陶卜齐国民党绥远驻军与解放军西北野战军第八纵队发生武装冲突，归绥以东60华里地区已完全解放为由，提出要董其武立即行动，向西撤退至河套地区。他们还说：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绥东解放军求战情绪高昂，纷纷要求向西进军，特别是旗下营这一战，国军溃败，解放军定会乘胜追击，企图占领归绥。因此，归绥全城早已惊恐万状，军民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乱作一团。据属下汇报，有的机关单位已经开始焚烧卷宗、档案；有的官员及富商，有汽车的，收拾细软，携带家眷早已捷足先登，逃之夭夭了；没有运输条件的，也已拖儿带女，聚集火车站，争坐最后一趟西去的火车，向包头方向撤退。谁都知道，后套粮多，容易补给，难道我们这些负有领导职责的人，连这点妇孺皆知的常识也不懂吗？我们如不趁此有利时机赶快组织党政军西撤，后果将不堪设想，也将无脸以对领袖，以对党国！（卫景林：《绥远之光》，《内蒙古文史资料》第八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这伙人的发言，慷慨激昂，多有不尊董主席之词，故意夸张事态，制造紧张空气，企图威胁董其武立即作出西撤之决定。

另外一派，即所谓的亲傅派或者说是傅作义之嫡系派，这其中有：驻绥部队指挥所副主任孟昭弟、参谋长王兴、独立第七师师长张世珍、二五八师赵晓峰、三一○师长张副元，随董由平来绥的卫景林以及绥远省参议会议长张钦、副议长阎肃、高等法院院长于存灏、土默特旗总管荣祥等一些地方人士。他们认为：国民党败势已定，这是谁也挽救不了的历史潮流，现在解放军已经兵临城下，绥远只有效仿北平方式，走和平解放的道路，否则别无出路。你一言，我一语，陈述着不能西撤的理由。最后，指挥所参谋长王兴归纳了大家的发言。

他说：一、从目前看，陶卜齐战斗是局部的战斗，因为其他方面没有发现解放军进攻的征候，因此，在处置的时候，也不必采用牵动全局的做法。二、绥远部队的战士，绝大部分是从当地征集来的，乡土观念十分严重，不撤退还能稳定一时，一旦西撤，势必引起大量逃亡，造成局势混乱，不可收拾，无法控制，我们这些人都将变成光杆司令。三、包头以西的地区，无险可守，如果还打算继续西撤，投靠二马（马鸿逵、马步芳），那就更不可能了。二马之所以和我们有信使来往，取得联系，是因为我们目前还有一定的实力，可以做他们的挡风墙。如果我们放弃了绥远，去投靠他们，那时，他们就会看不起我们，你就是给他们下跪，也不会收容我们。四、如果打算将后套地区作为根据地，放弃归绥一带固有地区，上山去打游击，那就更是“班门弄斧，自取灭亡”。（孟昭弟、赵晓峰：《九·一九起义的片断回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王兴的分析有理有据，在场的多数人频频点头，表示同意，原来还被主撤派的说法搅得迷惘的人也清醒了过来。

董其武主席的内心，非常同意王兴的分析，但在表面上，对两派的发言都未置可否。他心想，这样辩论辩论也好，事情越辩越明嘛！其次，他不加可否还有另外原因，那就是：反正我不下命令，谁也不能把部队和机关拉走。最后，他抓住会场短暂冷静、无人发言的机会，为会议作了结论。他说：“维持现状，不战不逃，以观其变。散会！”

绥远和平协议的签署过程

1949年2月上旬，北平解放后不久，林彪、聂荣臻、贺龙等诸将领在北平饭店宴请傅作义将军。席间，林彪对傅作义说：“在通县谈判时，决定绥远问题在北平解放后再谈，现在中央决定绥远问题由贺龙与傅将军商谈，请傅将军指定谈判人员。”

贺龙司令员接着说：“解放军方面李井泉（当时任晋绥边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潘纪文（当时任绥蒙区党委城工部长）两位同志为代表，绥远方面请傅将军指定人员，就在北平进行商谈！”

傅作义将军早已成竹在胸，未加任何思索即说：“那就让王克俊、周北峰、阎又文三人为代表吧。”（周北峰：《绥远九·一九起义侧记》，《内蒙古文史资料》第八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此后，双方代表在北平饭店设立了联络办事处，开始了秘密协商绥远和平协议。

在秘密协商初期，双方代表共同学习了毛泽东关于“绥远方式”的几次谈话，在逐渐提高思想认识的基础上，于3月23日，双方达成了“暂维现状、划界驻军、平绥铁路全线通车、人民币在绥远全境流通使用和互派联络员等条款。”

根据上述条款，代表们首先谈了解放军绥蒙军区姚哲司令员的部队与董其武部队的就地停火问题。

谈判由李井泉任组长，当傅方代表提出董其武对停火线的划定要求时，李井泉经过与华北局、绥蒙人民政府联系后，在五万分之一的地图上标定了一条停火线。这条线的拟定是从卓资山旗下营北山后大滩到清水河县境内的黄河北岸喇嘛湾村。停火线经过几次与董方电报来往协商，意见基本一致。唯独在喇嘛湾村的归属上出现了分歧。喇嘛湾村当时已是解放区，由于该地紧靠黄河，用水方便，加之土地肥沃，很适合种鸦片，董方坚持要划到董的驻防，而我方以已是解放区为由，不肯让出。和平谈判第一次发生了分歧。

恰在此时，贺龙、李井泉要离平去前线，中央决定绥远和平解放的商谈由华北局聂荣臻司令员、薄一波政委负责。由于李井泉离平，华北局又增加了张友渔为谈判代表。从此之后，就在聂、薄的领导下继续进行协商。

3月29日凌晨3时，双方代表继续会谈。刚一开始，王克俊拿出董其武致傅作义的电报，其内容要点为：国共两党的全面和谈即将开始，如成功，绥远问题自随之解决，如不成功，绥远本边陲之地，亦无关重要。现双方如互派代表处理问题，恐惹出意外之事，使绥远补给有被断绝之可能。关于交通贸易诸问题，可由人民自行在平互商解决，以人民身份进行交易。

中共方代表传阅此电之后，对此电产生了怀疑，认为此电很可能是傅方伪造出来的，作为拖延商谈或讨价还价的口实。

潘纪文代表当即表示不满，说：“我们是以傅作义将军为商谈对象的，与董其武将军无直接关系。如傅将军自认为不能代表董将军，不愿再谈下去，即可停止谈判。如认为可以代表董将军，我方愿意继续商谈。我们不因董将军有此一封来电，即拒绝谈判，是否继续谈下去，由傅作义将军决定。”

傅方代表考虑再三，最后表示愿意谈下去，并确定由傅将军派人去做董的说服工作。

谈判进行到4月1日，双方都拿出了事先准备好的协议草案，作具体的一条一条的协商，争论很多，也很激烈，在很多问题上达成了共识，进展很大。但仍有以下五点分歧：

一、在划界上，我方要求傅方让出喇嘛湾，傅方表示须征得董其武的同意。傅方要求所划乌兰花北20里之界线应北延至国界，我方认为蒙古人的地区不划为宜。

二、在交通上，傅方仍主张铁路分段管理，如统一管理，除给绥远另外特殊照顾外，董有调运铁路车辆权。我方坚持统一管理，但对后者可以考虑给董以运输上的便利，运费上的照顾，具体办法由铁道部拟定。

三、在金融问题上，傅方提出的白洋交人民银行驻绥办事处向平津等地兑换，在比价上予以照顾，我方表示可以酌办。

四、在贸易问题上，傅方同意前几次所谈结果，但补充一点，即双方公营贸易机构向私人买卖货物，须向对方公营贸易机构登记。

五、傅方要求绥远部队夏季服装由华北人民政府协助解决或将在北平接收“剿总”的布匹，退给董部，我方表示此事不在商谈讨论范围之内，只能回去向主要负责方面反映。

在这次商谈结束时，傅方提出：如绥远军政费由人民政府负责，铁路便可统一管理；如华北人民政府只协助解决部队服装，铁路仍须分段管理。

针对谈判中存在的问题，周恩来副主席及时指示我方谈判代表：应冷静地考虑他们提出的条件，要理解他们的爱国心愿，他们希望和平解决绥远问题的思想是主导的，但也有幻想、顾虑，也有他们自己的难处，有许多是我们不理解的，想象不到的困难和想法。所以允许他们有思想反复和暂时的观望、拖延，但我们要坚持“绥远方式”不变。

4月9日早晨5时至7时，双方代表又进行了谈判。这次谈判，双方意见基本趋向一致。关于交通问题，决定维持统一管理，照顾绥远一方的原则以我方草案为基础，略加文字修改。但在附注中说明：俟傅作义立即派人赴绥，经与董商量后，始作最后决定。关于划界问题，根据双方草案，划一折衷线。关于绥远部队的服装问题，决定由傅方另与聂、薄直接商洽。

至此，商谈协议的工作，暂告结束。

4月27日，傅作义将军派周北峰、王克俊到华北局见薄一波并提出三点请求：

一、请求我方在北平接收的原华北“剿总”的布匹（据说约两万尺）拨给绥远部队做夏装；

二、请求薄政委安排时间与傅将军谈一次话；

三、给傅两份参考消息看。

薄政委对周、王提出的三个问题的第二、第三两个问题，当即答应。唯对第一个布匹问题须请示中央以后再定。

28日上午，薄一波政委将谈判情形向中央作了详细汇报，毛主席、周副主席了解详情后，即令我方代表全部同意傅方所提条款，于是协议草案很快达成。

傅将军为了加速绥远的进程，在达成协议的第二天，就派原一○四军军长安春山、傅的随从参谋刘庸生，携带协议草案和双方军队驻地临时分界图赴绥，请董其武将军校核协议，并传达傅将军的讲话。

傅作义说：“毛主席指示：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就不用兵了。告诉董其武主席，先做好内部的工作，在他认为适宜的时候举行起义。要体会毛主席留待绥远起义的宽大政策，团结一致，实行完整的起义，勿使部队分裂，致使人民遭受损失。”

董其武听了刘庸生、安春山二位的传达，深深感到：中共中央及毛泽东对绥远起义的政策实在是伟大英明，毛泽东对他及绥远的军政干部不咎既往，亲切关怀，他从内心深处感到温暖。他说：“几个月来，特别是自从绥远和平解放秘密谈判以来，我的思想顾虑重重：一怕蒋介石闻到和谈风声，马上停止对绥远军政方面钱饷及物资的供应，造成绥远部队和政府工作人员生活困难与军心动乱，不好维持馁远的局面；二怕绥远部队中的中央系（原一一一军与骑兵整编十二旅）及杂牌部队向解放军挑起事端，造成对实行“绥远方式”的不利；三怕国民党特务挑拨离间、公开捣乱破坏，延长起义时间，或影响完整起义。所以，这几个月，我是正处在各种矛盾的旋涡之中，稍有不慎，就可能出现混乱，造成内部分裂。”

董其武说：“至于绥远各族人民和部队士兵，是欢迎和平的，下级干部大多数反对内战，倾向和平。但由于多年来国民党的反共宣传和严厉查禁、封锁进步书刊，加上对北平和平解放的歪曲和造谣，不少人对共产党不了解，存在着对自己信任不信任、使用不使用、算不算历史上的旧账、身家安全有没有保障等一系列顾虑。在中上层干部中，有少数人存在对立、恐惧心理和情绪。如果骤然提出和平解放绥远，将会发生意外事变，影响起义的顺利进行。因此，必须因势利导，由上而下，由浅入深，既要依靠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支持，又须保持各派势力的平衡；既要限制特务的破坏活动，以保障进步分子的安全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又不敢公开逮捕和镇压张庆恩等特务分子。所以，我的工作和处境是非常困难、复杂的。但是，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这样关怀绥远问题，这样信任我董其武，给我增添了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力量，我决定：迅速分别召集军政和地方首脑共同研究和平协议草案，并传达傅作义将军的讲话指示，你们二位对此安排有何意见？”

刘庸生与安春山对于绥远情况不甚了解，自然提不出什么不同意见。于是，在绥远军政和地方代表人物中，董其武首先传达了傅作义的讲话，然后逐条、逐句、逐字研究讨论协议草案。

顷刻间，各类人员的嘴脸暴露无遗。概括起来，可分为以下五类：

1、多数人认为，中国共产党既住不咎，宽大为怀，继“北平方式”之后，又提出了更加和缓的“绥远方式”，等待我们这些人慢慢觉悟，什么时候我们认为条件成熟了，再实行完整起义。我们应该体会中共对绥远干部的亲切关怀和使绥远各族人民免遭战争苦难的良苦用心，积极响应，做好自身工作，尽快实现绥远和平解放！

2、少数人认为，现在条件尚不成熟，谈什么划界、通商、接通铁路等等都为之过早。所以，我们对这所谓的协议，无法表态。

3、也有少数人，如同在鸡蛋里挑骨头，对每一条、每一句都要提出这样或那样的修改意见。很明显，这些人思想的基本点，就是要否定协议。

4、更有甚者，谩骂协议是投降书，说什么“傅作义出卖了北平，现在又来出卖绥远”。

5、极个别人怒气冲冲，还声言要以武力进行威胁。说什么“老子手里有兵，不能当屍包，谈不成就打”。

董其武认为，有分歧意见是正常现象，但绝对动摇不了绥远走人民道路和接受和平协议的意向和决心。于是，在传达协议草案和傅作义讲话后，董其武一方面做个别人的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一方面派原绥远省干部训练团教育长康保安代表他去北平，向傅作义汇报对协议草案的修改意见，并履行签字手续。

参加绥远和平解放协定签字仪式的双方领导人：傅作义（右三）、唐延杰（右二）、蔡树藩（右一）、蓝公武（左二）等

康保安到北平后，详细向傅作义陈述了修改协议草案的过程、修改了哪些条款及修改的依据，经傅作义完全同意后，才交双方开会协商，双方一致同意董其武的修改意见。至此，绥远和平协议已经达成。

1949年5月28日，对于傅作义、董其武以及绥远广大人民、驻绥国民党军官兵、绥远政府机关工作人员来说，是一个意义非常重大的日子。这一天，在故都北平，在天安门前西交民巷的华北局机关所在地（原银行俱乐部），隆重举行了《绥远和平协议》签字仪式。10时许，当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副主席刘秀峰、蓝公武，华北局书记兼华北军区政治委员薄一波、中共方面谈判代表张友渔，以及傅作义将军、傅方谈判代表王克俊、周北峰、绥远董其武的代表康保安等，缓缓走向签字大厅时，他们愉悦的心情，集中表现在互相问候、互道祝贺之中。董必武代表华北人民政府首先在协议上签字，随后，康保安代表董其武在协议上盖了董其武的个人名章。签字仪式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

当天，毛泽东主席就批准了《绥远和平协议》，并在中南海丰泽园接见傅作义。接见时，在座的有周恩来、朱德、聂荣臻、薄一波、陶铸等人。被接见的还有邓宝珊、周北峰、阎又文。毛主席说：“你们商谈的条款我已看了，就按那样执行吧。不过，不要登报，因为你们没有写明有了北平和平解放，才有绥远和平解放。不然别处都要‘绥远方式’，我们就不好办了。”

绥远和平协议

1949年6月8日，《绥远和平协议》正式生效。协议原文如下：（裴周玉：《绥远方式的胜利》第二章，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

依据3月23日北平饭店会谈暂维现状，以便改进思想准备将来作进一步改革工作之基本精神，关于绥远划界、交通、金融、贸易及派遣驻归绥联络机构等具体问题，经双方协议如下：

A、关于划界问题：

一、双方同意以陶卜齐与白塔间之古立板乌素为中点，向北、向南划定界线，停止一切冲突，并尽可能撤退沿线驻军，和平相处。其界线为：自古立板乌素向北经庄于上、保二合少与奎素之东北，经小小泉、三道沟、水坝子、天桥子、巨成滩、沙拉木兔、五鸡（东）后哈卜齐、北克莎、留犋牛、羊坡子、东西巨子（西）、北路（西）至东营以北；西向经鸡登、官府、白旗在南、至哈里善兔与羔沙兔之间；由古立板乌素向南，经南地、新营村以东，经五色忽洞、水林沟、舍必崖（西），西向经二道营、前水泉（北）、马群沟（北），至斗成窑、黄家、一间房子，至乌不浪，西向经入楞沟、米粮沟（北）、子兔（南）、杨喜梁（北），南向经小乌拉西盖（东）、黄家水泉（西），北经小石（北）至黄河岸。

二、界线经过之村庄，自古立板乌素以南者（包括古立板乌素）归华北人民政府管辖，以北者由董其武将军管辖。

三、为防止土匪利用所划界线滋扰人民，今后发现土匪时，双方协同剿除之。

四、所划界线以西曾经进行社会改革地区，应保护群众一切既得利益，严禁一切报复行为。

B、关于交通问题：

一、双方同意包头至白塔段之平绥铁路，应由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铁道部统一管理。

二、旧有职工原则上暂不更动。

三、购票以人民币为计算标准（包头至白塔段银元与银元券得按牌价折收，路局所收银元与银元券，得按牌价在董其武将军管辖区域使用）。

四、对董其武将军所属军政之公用运输，在改造思想之过渡时期，予以特殊之优待及便利，其详细办法由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铁道部与董其武将军依此原则另行商定。

五、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铁道部统一管理之下，设平绥铁路西段管理处，其组织办法由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铁道部规定之。

C、关于贸易问题：

一、双方同意根据自由贸易原则，互相进行贸易，不得阻碍留难，并不得在边界征收出入口税，但所有双方公私商人，均不得携带违禁品并不得有违法行为。

二、公管贸易：华北人民政府在归绥，董其武方面在北平，各设一贸易机构（双方所设贸易机构得派员至包头、天津依法进行贸易），以下列两种方式经营贸易业务：

甲、双方贸易机构，订立合同，办理贸易。

乙、双方得与私商直接贸易。但倾向当地主管贸易机关办理登记。

D、关于金融问题：

一、银元、银元券与人民币在董其武将军所管辖区域内均得自由流通。

二、中国人民银行在归绥设一办事处，办理下列业务：

甲、归绥与华北区间之商业汇总。

乙、代贸易机关办出纳手续。

宣读绥远和平解放协定条款

丙、根据市场自然价格，与归绥之绥远省银行协商决定人民币与银元、银元券之比价，并挂牌公告。

三、为帮助董其武将军克服金融财政上之困难，依据实际情况，酌量收兑若干金元券（比价数额另定），并得以人民币预定货物。

E、派遣驻归绥联络机构问题：

华北人民政府在归绥设立联络处，与董其武将军及其所指定之人员，协商解决一切临时发生之具体问题，并负责领导中国人民银行与贸易总公司驻归绥办事处，并得与当地军政人员联络感情。

依据上述各款，由华北人民政府及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铁道部派驻董其武将军所管辖区域之人员，与董其武将军派驻北平贸易机构之人员，双方相互负责保证其安全。

F、其他：

一、解放区书报得在董其武将军所管辖区城内自由流通，目前除由董其武将军自行大批购进以供军政干部学习、进行思想改造外，并在归绥约定书报代办所，以便人民自由订购。

二、董其武将军应即自行整饬军队，并停止一切扩军措施，使劳动力尽量转入生产。

三、董其武对特务分子，应即自行解散其组织，停止其活动，并令其离绥。

……其他本协议未涉之问题，另行协商解决之。

绥远通电起义

1949年9月16日上午，绥远省办公厅主任李忠孚根据董其武的授意，草拟好了起义通电电文，董其武、李世杰等同意后，呈傅作义阅，傅也未提出意见。董将电稿分成两半，叫阎又文、李忠孚迅速誊清，以便速送电台发往北平，呈毛主席核阅。

毛主席看了通电稿后说：“要把蒋、李、阎的全名写出来，这是历史文件，免得后人不知道‘蒋、李、阎’是谁。”北平回电，传达了毛主席的这个指示。

董其武遵照毛主席指示，在电稿上写上了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的全名，尔后特用虎皮宣纸将电文缮好，准备签字时用。

9月19日上午，对于绥远部队和人民来说，是个极其庄严隆重的时刻，绥远军政干部和地方各族各界代表以及邓宝珊将军所部驻包头附近的第二十二军代表，在省银行包头分行礼堂举行了签字仪式。

董其武首先拿起毛笔，在起义通电上签名。按照名单次序，第二是孙兰峰，孙当时虽然经过傅将军的第三次谈话，同意起义，但现在还在医院里，没有来到签字现场，董顺手拿起一个小茶碗，扣在他自己名字的后边，留待孙补签。其他30多人，依次签了名。时间不长，孙兰峰赶来了，在扣小茶碗的地方，签上了自己的名。

39人签名后，中午举行了会餐，庆祝光荣起义。下午1时，傅将军在银行院内对军政干部讲了话。他说：“我过去一度把大家领到错误的道路上去了，这要我来负责。现在，我把大家领到光明大道上来了。希望大家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努力学习，自我改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今后如果谁自己走错了路，那要自己负责。”

当天下午，董其武等在祖国北部边疆重镇——包头，庄严地向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和华北军区聂荣臻司令员、薄一波政委发出了起义通电，电文是：

毛主席、朱总司令、聂司令员、薄政委：

我们全体官兵和各级行政人员，今天在绥远发动了光荣的起义，并庄严地向人民宣布：我们正式脱离依靠美帝国主义的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等反动派残余集团，坚决走到人民方面来。绥远和平解放，我们得庆新生。全体军民谨以无限忠诚，向人民领袖毛主席、朱总司令致以崇高的敬礼！北平和平的成功，启示了我们：和平是全国人民迫切的要求与愿望；教育了我们：过去戡乱的政策是错误的；提醒了我们：唯有在中共领导下，团结各民主阶级各民族，建立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为人民服务，才是对的。因此北平和平之后，我们迫切的愿望，就是期待由北平和平促成全国人民一致要求的和平，在中共领导之下，迅速开始新民主主义的建设。但是事实一天一天证明，反动派没有丝毫的觉悟和悔改，而是变本加厉地投靠帝国主义，乞怜于帝国主义。反动派和人民的愿望是完全相反的，人民要和平。反动派正是处心积虑的破坏和平。阎锡山断送了山西人民的生命，从太原飞到广州当了反动的行政院院长，狂吠所谓“日本复兴中国论”。积极从事与日本军国主义反动派勾结，阴谋引导日本强盗再来侵略中国国土，再来屠杀中国人民。

我们参加过辛亥革命，我们参加过大革命战争，我们尤其自始至终坚持对日抗战，热血洒遍长城各口。民国22年长城抗战中，当无耻的何梅协定正在签字的时候，也正是我们在怀柔附近对日本侵略者西义一师团坚强奋战并予以严重打击的时候。继此之后，我们在绥东抗战，向百灵庙日本侵略内蒙的根据地袭击。“七七”全面抗战展开后，我们参加了平绥线的南口战役，山西的平型关会战，太原守城，文水交城离石各战役，绥南战役，反攻包头，克复五原。我们虽然缺乏武器，缺乏弹药，但我们打到底，我们虽然吃过马料、吃过沙土，但我们为了民族复兴国家独立，坚持到底。我们绥远人民在抗日战争里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一切的节约贡献了抗战。我们绥远人民拿出了生命热血，用一切的力量支持了抗战。我们的抗战目的是为了打倒帝国主义，争取中国独立、民主、自由和平、富强。今天反动派却又勾结日本强盗来屠杀中国的人民，我们愤慨，我们抗议，我们坚决的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可曾想过革命的三民主义的目的是什么？全民族八年苦战牺牲了无数生命财产又是为什么？这样倒行逆施，将何以对孙中山先生，将何以对死难先烈。

这一切事实教育了我们：使我们看明白反动派已经走到了死亡的末路，在过去反动派与帝国主义勾结还要用些花言巧语来欺骗人民，到了反动派临近死亡的时候，他们就再也顾不得什么羞耻，只有原形毕现地匍匐在帝国主义的脚前摇尾乞怜，妄图作垂死的挣扎。

这一切事实教育了我们：使我们从蒙蔽中清醒过来，看明白反动派和人民的利害是相反的，和革命的利害是相反的，反动派和帝国主义的利害，和官僚、买办资本家的利害，和封建地主的利害原来是完全一致的。

这一切事实教育了我们：使我们看明白，这些封建残余、官僚买办资本家、帝国主义奴仆三位一体的中国反动派，是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叛徒，是无耻地出卖民族的败类。

我们既从蒙蔽中明白过来，从苦闷矛盾中解脱出来，我们就再也没有理由替这些自私自利、无羞无耻的反动派作战，我们就再也没有理由违背革命的初衷、自毁抗战的光荣而为反动派效力，我们就再也没有理由跟着反动派殉葬，而必须坚决地脱离反动派残余集团，来向人民靠拢，来为人民服务。我们于北平和平之后，经过半年的自我反省，自我教育，确切认定，中国人民民主革命必须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各民主阶级及中国境内各民族，建立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共同努力，才能彻底完成。这个方向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深深感到只有在这个总的方向之下努力奋斗，才能达成人民的愿望，才能符合我们革命抗战的光荣历史。我们现在就是依照这个正确的方向发动起义，实现绥远和平，脱离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等反动派残余集团，坚决走到人民方面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努力学习，自我改进，和全国人民一齐起来粉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任何阴谋，消灭反动派一切残余势力，实现新民主主义即革命的三民主义，和平建设新绥远，和平建设新中国。我们热切期望人民领袖毛主席、朱总司令及各界民主人士指导我们，教育我们，使我们能在新社会中忠实地为人民服务，我们高呼：

毛主席、朱总司令万岁！

前西北军政副长官兼绥远省政府主席 董其武

前第九兵团司令官 孙兰峰

前第九兵团副司令官兼第一一一军军长 刘万春

前晋陕绥边区副总司令 俞方皋

前陆军第二十二军副军长兼八十六师师长 胡景通

前陆军第三一○师师长 张副元

前陆军独立第七师师长 张士珍

前陆军第二五八师师长 赵晓峰

前陆军第二二八师师长 杨仲璜

前陆军第三二○师师长 马逢宸

前陆军第三二六师师长 王崇仁

前陆军第三一九师师长 张璞

前骑兵整编第十二旅旅长 鄂友三

前骑兵整编第十三旅旅长 高理亭

前独立第三旅旅长 乔汉魁

前骑兵第五旅旅长 安恩达

前骑兵第十一旅旅长 陈秉义

前绥远全省保安副司令 孟昭弟

前归绥警备司令 张潜

前包头警备司令 陈玉甲

前绥西警备司令 于霖瑞

前保安第二旅旅长 张振基

前保安骑兵第四旅旅长 张汉琏

前保安骑兵第六旅旅长 钨邬青云

前第三十二兵站分监 王度

前绥远省参议会议长 张钦

前绥远省参议会副议长 阎肃

前土默特旗总管兼绥远省政府委员 荣祥

前绥远高等法院院长 于存灏

前绥远境蒙政会委员兼绥远省政府委员 胡凤山

前国民政府立法委员 辛崇业

前国民政府监察委员 杨令德

前国民政府监察委员 陈志仁

前国民政府监察委员 梁子才

前国民政府监察委员 奇世勋（蒙旗）

前国民政府监察委员 任秉钧（蒙旗）

前绥远全省回教协会理事长 吴桐

前绥远全省回教协会副理事长 吴耀庭

前绥远全省回教协会常务委员 王质武

9月19日

毛泽东、朱德等电贺绥远和平解放

毛主席、朱总司令与华北军区聂司令员、薄政委于9月20日向绥远起义将领董其武等发了贺电！

毛主席、朱总司令复电全文：

董其武将军及在贵将军领导下的绥远军队全体官兵政府工作人员和各界同胞们：

看了你们9月19日的声明，你们的立场是正确的，自从傅作义将军领导北平和平解放后，人民表示欢迎，反动派表示反对，反动派还企图破坏绥远军民和平解放的努力，但是终归失败，你们已经率部起义，脱离反动派，站在人民方面了。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力求进步，改革旧制度，实行新政策，为建设人民的新绥远而奋斗。

毛泽东 朱德

1949年9月20日

聂司令员及薄政委也电贺绥远和平解放：

董其武将军暨绥远起义全体将士各级行政人员：

接读9月19日通电，宣布脱离依靠美国帝国主义的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等反动派残余集团，参加人民革命阵营，使绥远获得和平解放，我们于欣慰之余，特致热烈的祝贺！从此华北全境之内国民党反动派所妄图作为最后挣扎的据点宣告扫除，这对全华北今后建设的事业和华北军民支援全国解放战争最后胜利的事业，均极为有利，国民党反动派残余集团完全消灭之期在迩，开创中国50年历史新时期的崭新的人民共和国业已诞生，尚望团结部属与华北及全国解放区军民亲密合作，安定地方秩序，肃清反动派一切残余势力，并以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教育部队，改造思想，改变作风，力求进步，把绥远建设成真正的人民解放区，把军队改编成为真正的人民解放军，为建设新绥远新华北及彻底解放全中国而奋斗。

聂荣臻 薄一波

9月20日

解放区的原绥蒙（后改绥远省）区党委机关报《绥蒙日报》，代表绥东解放区7个县与80万人（全绥远省当日当时200万人）及各族人民与党政军领导机关也发了贺电（裴周玉：《绥远方式的胜利》，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

董其武的回忆

董其武，当时系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省保安中将司令和华北“剿总”归绥指挥所主任。他在建国后曾撰文回忆了绥远起义的过程，现摘录如下：

起义的前因

1949年1月21日，北平正式和平解放。之后，我于9月19日在绥远率部举行了光荣的起义。起义的胜利，主要是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和傅作义先生不断引导我走人民道路的结果。

董其武在庆祝绥远起义一周年大会上讲话留影

我在绥远经常收听新华社的广播，从中知道国民党军队处处溃败，解放军节节胜利的情况。尤其是1948年11月初，听到整个东北解放的消息，预感到解放军势必源源入关，华北局势已到了危急存亡的关头。12月中旬，傅部第三十五军在新保安被包围。第三十五军是傅先生亲自培养、训练的一支主力部队。如果这支军队被歼灭，不但对傅的精神上是个极大的打击，而且直接影响整个华北局势。结果，这支部队于12月下旬被解放军歼灭了。接着解放军又解放了张家口，傅部第十一兵团和第一○五军也全部被歼。同时，由东北入关的解放军大兵团和华北解放军大兵团分别分割包围了平、津、塘。

北平被围以后，为傅先生设想，我有几种考虑。一是打。怎么打？北平城不适宜防御，很难守住。依城野战呢？而傅先生的基本力量已经损失很大，部队人数虽然不少，得力的部队不多。更其要考虑的，北平是祖国文化古都，一打势必造成很大破坏，要落千古骂名，傅先生绝不干。二是走。怎么走？有两种可能：一是部队分路突围南下，一是部队西撤。到必要时刻，傅先生本人行动再作定夺。不过我想，这时候傅先生对蒋介石已失去信心，是没有理由替蒋介石殉葬的。三是和。投向共产党。我想傅先生走这条道路的可能性很大。因为，在以往我们的几次谈话中，已可看出傅先生的心思。不过，究竟傅先生走哪条路，我无时不在密切注视着。因为就我和傅先生说，就绥远部队说，北平的结局直接关系到绥远的前途和命运，所以，不管形势如何变，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就是：傅先生走什么路，我就走什么路。

初期酝酿

走人民的道路的决心已定，奋斗目标已明。我谒见傅作义回到绥远，暗中就开始为起义做准备工作，我首先考虑到，由于北平的和平解放，南京政府一定会对绥远部队不放心，要进行干预，并会指使特务进行捣乱破坏。绥远内部的情况也不一。绥远各族人民和部队士兵是欢迎和平的，下级干部虽绝大多数都是反对内战，倾向和平的，但由于多年来国民党的反共宣传和严厉查禁、封锁进步书刊，有许多干部对共产党不了解，有怀疑。在中上层有对立和恐惧心理，特别是国民党顽固分子，会对和平进行阻挠和破坏。如果准备工作做不好，时机不成熟，就贸然提出和平问题，反会受到挫折，因而坏事。针对以上考虑，我的做法主要是安定部队情绪，然后进行思想说服工作，使思想认识趋于一致，一步步地引导到和平道路上来。

首先，我与旅长以上干部谈了话，传达了与傅先生晤谈的情况。着重说明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全国形势的发展。说明了国民党大势已去，无可挽回。北平和平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希望大家要放开眼界，观察全国形势的发展，安定部队，团结一致，不要听信谣言。并提出绥远应向何处去的问题，征询了他们的意见。我又与省政府厅、局长以上干部，省议会议长张钦、高等法院院长于存灏、土默特旗总管荣祥、东四旗代表胡凤山、回族代表吴桐等分别谈了话。

为了更好地了解当时一般中下级军政干部的思想情况，我针对当时的形势，提出了一个时势讨论提纲，发给各部队、机关讨论。提纲内容包括：（一）当前国内外形势如何？共产党军队能否渡过长江？（二）三次世界大战能否发生？（三）对北平起义的看法如何？（四）在当前形势下，绥远应该怎么办？目的是，通过讨论研究，以统一思想，稳定情绪。从讨论结果看，大多数认为：国民党大势已去，共产党的部队可能很快渡过长江；第三次世界大战是谣言，是幻想，不可能爆发；北平和平是大势所趋，傅先生做对了，绥远也应随着北平的榜样，走和平道路。这样，显然大多数人都能开始认清形势，赞成和平。但不少人有顾虑、存幻想。也有少数人坚持顽固立场，反对走和平道路。

春节过后，我到部队和地方巡视，讲了话，还和一些军政干部和士兵作了个别谈话，开了一些小型会议。具体了解到一般的思想是倾向和平，部队的情绪基本稳定，但在中上层干部中确实顾虑不少。主要是：怕不信，怕不用，怕算旧账，怕身家安全没有保障等等。还有极少数人对北平起义不谅解，有抵触，甚至存在幻想，别有企图。根据掌握和了解到如上的思想情况，我认为走向和平还有不少的阻力，需大力认真地对存在顾虑的人进行说服教育工作，并尽力遏制那些捣乱分子的破坏和平的活动。我意识到这是一场特殊的战斗。

走向和平的过程

《协议》签订前后，有一部分人存在错误思想，个别人坚持反动立场，在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我不能轻易地公开表态。致使一些比较倾向和平的人，也对当时政治情势感到莫明究竟，有的对我竟产生误会。如有的人说：“董主席的葫芦里头到底装的什么药，倒出来让大家看看就对了嘛！”甚至还有人说：“董主席是脚踏两只船。”

4月1日，傅作义先生在北平发出通电，声明政治立场。这对绥远军民、干部和各界人士的思想认识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不久，《绥远和平协议》正式签订，曙光在望了。我为了《协议》的顺利执行，以达到完整的起义，使所有部属都走上光明的道路，不致于掉队落伍。于是，我便借傅先生和平通电的东风，借干部和绥远各界对傅先生的信仰，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各项革新活动。以提高认识，统一思想，迎接绥远起义的早日到来。其具体措施如下：

一、组织革新运动委员会。我在省府邀请了各方面有代表性的人物举行座谈会。会上我先作了形势分析，要大家认清形势，明确方向。检讨国民党的失败，主要是没有实行新三民主义，特别是民生主义。因而在政治经济上贪污腐败，脱离人民，错误地执行戡乱政策。我们要接受教训，开展革新运动，革除旧弊，振刷新机，实行经济民主，政治平等，以适应形势，走向新生。我讲罢后，大家热烈发言，争论激烈，除少数人坚持不同意见外，绝大多数人认识到开展革新运动是走向新生的必要途径。经过几天的座谈讨论后，成立了绥远省革新运动委员会。推举张钦、于存灏、刘万春、张国林、常佩三、张国宝、张立范、佟树蕃、赵国鼎、赵励师、张登鳌、卢健飞、康保安、李忠孚、梁子材等20多人为委员，推举我为主任委员。委员会下设：时代认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土地房产4个组。其主要任务是从思想上重新认识时代，政治上重新确定方针任务，制定革新工作计划草案。

二、改组省级机构。为统一事权，节省经费，解除了建设厅厅长潘秀仁，财政厅厅长张遐民、社会局局长杜品三等的职务。他们都是国民党反动派在绥远省的当权者。他们分别任过国民党绥远省党部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杜还是CC特务，他们旧年除夕前分别逃亡后方，并指使其在绥远的党羽破坏和平解放。同时，我还把省政府厅、局、处二十几个单位裁并为四厅二处，编余人员经甄别后，充实了县、乡基层工作。

三、改革人事制度。任用私人，党同伐异，互相拉拢，发展个人势力，为政治腐化贪污的主要根源。为革除这种腐败制度，决定成立人事委员会。将全省干部统一任用，统一考核，统一训练，以堵塞任用私人、贪污腐化之路。

四、成立革新学院。为了统一思想认识和行动，培训干部，我把原绥远省干部训练团改组为革新学院，我任院长，并选任愿接受和平起义的人员为各级教育骨干，分期分批训练省、县科长级以上干部。革新学院的课程主要是新三民主义、《论联合政府》、当前国内外形势和革新运动委员会的革新草案等。用上大课、讲小课、大组讨论、小组讨论等方式来进行学习，达到转变思想，统一认识的目的。学习的结果表明，参加学习的绝大多数人思想认识上都有很大的转变，为和平起义创造了有利条件。但仍有少数顽固分子反对学习。有人说：“这样训练，就把人们都训练成共产党了。”

五、教育、使用东归干部（指张家口、新保安、北平解放后回到绥远的傅部干部）。北平和平解收后，一部分起义干部回到绥远，这些东归干部绝大多数都是跟傅先生多年的可信赖的人。他们到绥后，我先后都同他们谈了话。为了发挥这些人应有的积极作用，我分别把这部分人安置到部队中去，以代替那些对和平抱怀疑态度和思想不稳定的人。替换下来的人调往革新学院学习。这样以利于巩固部队，安定部队，以利于和平。

六、设立督训处。在东归干部中选择了职务较高的30余人成立了督训处。由原骑兵第五旅旅长卫景林任处长。利用这些干部与部队中各级干部的同学、同事关系，帮助督训部队，整顿部队，加强纪律。同时，他们之间可以说说知心话，帮助一些干部认清走和平道路对干部有好处，对官兵有好处，对地方、人民和个人都有极大好处的道理。劝他们不要受特务分子的引诱和煽动，坚定跟着傅先生和我走和平道路的决心。

另外，我还指示卫景林去找一个愿意立功赎罪的姓贺的特务分子做工作，尽可能地掌握特务的名单和活动情况。后来，把掌握到的百余名特务分子集中到革新学院，单编一个队，任命原第三十五军的鲁乐山团长当队长。这样，不仅控制了特务的一部分力量，而且使特务之间互相猜疑，起到了分化瓦解的作用，大大地打击了特务的嚣张气焰。

七、改进报纸宣传。《奋斗日报》是绥远省政府的机关报。为了发动舆论，转变大家的思想认识，配合革新运动，在《奋斗日报》被砸之后，我特派苗平章到报社工作，和原工作人员一起宣传和平革新，刊登解放区胜利消息，介绍一些进步文章，抨击反动腐朽的政治。对改变思想认识起了促进作用。

八、召开军队高干会议。在革新运动开始后，绥远和平已逐渐明朗化。我为进一步统一部队思想认识，召集了军、师、旅级高干会议。我在会上作了形势报告，要求大家坚定地树立走和平道路的信念。同时，布置了在部队中开展人员、马匹、装备实力情况的调查统计工作，为起义做准备工作。经过这次会议，高级军事干部的思想基本得到统一。

在当时错综复杂的情况下，虽然有些改革措施还带有一定的妥协性和改良主义色彩，但大力推展实施的结果，确实使绥远这旧的政治腐朽现象，基本上得到清除。这便削弱了少数反起义上层的控制，增强了起义的群众基础。从而使绥远军政各界走人民道路的思想认识渐趋于统一，保证了起义的顺利成功。

同特务和反和平势力作斗争

绥远起义的全过程，充满尖锐、复杂的矛盾和斗争。这种矛盾和斗争突出地表现在与国民党南京政府方面制造的种种障碍和施展的种种阴谋上。我和广大具有高度爱国热情的官兵和各界爱国人士，同他们进行了尖锐激烈斗争。

一、停发军费迫令部队西撤。北平和平后，绥远即开始酝酿和平。这时，国民党特务分子就把这情况密告南京政府。为阻挠和平，3月初，南京政府命令我率驻绥部队西撤。我既决心要走和平道路，当然就决不再执行南京政府的命令。但表面上还需应付。于是我用两条理由作了回绝：第一、绥远目前形势还算稳定，暂时不应西撤。第二、驻绥部队的下层官兵大多数是当地人，轻易西撤可能多有逃跑。南京政府一看我不服从调动，马上改变了手法。就派国民党中央立法委员绥远籍的祁子厚和我的小同乡严子言二人乘飞机来绥，要接我去南京与蒋介石见面。我不软不硬地对他们说：“当下时局表面稳定，但危机四伏，我一离开，局势难以控制，可能出现意外，如果必要，可酌请他人代表，目前不便轻易离开。”拒绝了祁、严的劝说。

归绥城里争相逃命的国民党军及家属

南京政府两次碰壁后，便使出“撒手锏”，停发了绥远军政经费和一切补给。当时驻绥远部队包括邓宝珊将军的第二十二军在内，将近10万人。加上绥远又是一个贫瘠的小省，财政向即短绌，生活上确实立即陷入困境，我多次文电申请和派人交涉，南京政府认为他们的“撒手锏”很见成效，不是不予理睬，便是故意推托，唯一的答复：“让董主席来。”某些不明真相的人，听到此话后说：“董主席真糊涂，去上南京一趟，问题不就都解决了吗？”其实，我何尝糊涂。我既决心与南京政府彻底决裂，还有什么必要再到南京去呢？何况他们让我到南京去，是居心叵测的，是设下陷阱的。并不是我一到南京，经费就可到手，他们当然有条件，就是阻止和平。而且我一离开绥远，形成群龙无首，那些反对和平的恶势力，便会猖撅起来，这是必然的。那些希望我去南京的人里，有些思想简单或者说是糊涂，有些则是乘机捣乱，加紧兴风作浪，以激起那些不明真相的人反对我，实际上也便是反对和平的进程。对南京政府施展的这个“绝招”，我只好想法子同军政各界节衣缩食，共渡时艰。钱不够用，只能给军官、士兵和工勤人员每人每月发五块和两块现洋的生活费，家属吃粮由政府供给。夏季无单衣，就改冬装为夏装。这当然要付出不少精力去做大量的思想工作，坚定他们的信心。南京政府和他们在本地的鹰犬们只能是心劳日拙。我们始终没有被他们强加的困难所压倒。

6月16日，广州国民党政府来电报要我赴广州参加省主席会议。再次施展调虎离山的诡计，企图骗我离开绥远。并派在兰州催发补给的第三十二兵站分监部分监马良弼，乘西北军政副长官郭寄峤派的一架美国人驾驶的飞机来绥，接我去兰州，再转道飞广州。我仍以前方军情紧要，不便离开为辞拒绝。马乘飞机回兰州时，天已黄昏，迷失方向，在兰州附近会宁县境内触到山崖上，机毁人亡。

二、特务大肆活动破坏绥远和平。河北、天津、北平、察哈尔解放后，所有的特务都麇集绥远，有如群魔乱舞，大肆进行活动，成了南京政府破坏绥远起义的一支最猖撅的别动队。华北的中统特务头子张庆恩由北平来绥远，向特务作了布置。他们有的带着电台，有的潜入部队的各个角落，力图破坏绥远和平起义。最显着的有以下罪恶表现：

制造谣言。绥远酝酿和平之初，直到起义胜利，特务制造了许多破坏起义的谣言，他们散布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快打起来了，今明年就要爆发，美国援助有望了，美国西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就要率美军来中国参战了，国民党在缅甸训练的很多军队，就要拿出来作战了……”又说：“你们无法与共产党合作，共产党绝对不要你们，你们再改造，再进步也不行。”对于这些煽动欺骗，我都及时给予揭露，使人们不被他们的谣言所蛊惑。

组织少数暴徒游行示威。特务伙同一些顽固分子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在包头大街上游行示威，到处张贴标语，散发传单，还沿街高喊：“傅作义出卖了北平，董其武又要出卖绥远。”“打倒傅作义”，“打倒董其武”等口号。企图造成恐怖气氛，以动摇人们走和平道路的决心。

砸毁报馆。《奋斗日报》在绥远革新运动开展后，一切言论均逐步向人民靠拢。不但宣扬和平革新，还刊登解放区胜利消息和进步文章，抨击国民党的腐败政治。因此被特务分子们视如眼中钉。他们于7月11日晚10时前后聚众到报馆大肆打砸，门窗、机器、家具多被捣毁。他们气势汹汹地搜索打人，编辑、记者、工人有多人被打。报馆被砸毁后，我当即命令刘万春军长彻底追查。经查明，砸报馆系第二五八师政工处长赵元德受特务煽动，蒙骗士兵20余人干的。

妄图破坏铁路交通。绥远铁路警务段长、军统特务康玉玺，伙同他的同党周晏等，受他们主子的指使，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企图搞罢工，破坏机车、桥梁，利用警务段的枪支，拉到大青山打游击。我得知消息后，找到愿跟我走和平道路的老车务段长高文藻，联系多数职工粉碎了特务们的阴谋，保证了西部的正常通车。

三、反动派封官许愿制造分裂。在特务大搞种种破坏的同时，国民党政府还采取了封官许愿、金钱收买等卑劣手段。7月间，国民党政府派前军令部长徐永昌和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乘飞机抵达绥西陕坝。事前他们打来电报，让我和孙兰峰、刘万春在包头等候，派小飞机来包头接我们到陕坝见面。我心想这是国民党在日暮途穷的情况下，作最后的挣扎罢了。他们来也好，我当然也有我的主意，正好要他们给补给。原来叫我到南京、广州去，见了面才解决补给问题，我坚决不去，现在他们来了，见了面了，他们解决不解决？见面后，徐、王仍是劝我们把部队西撤，甚至荒诞地说：“将来撤至缅甸才是英雄，就是最大胜利。”我回答说：“北平解放同绥远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停止了绥远部队的一切补给呢？这不是要困死、困散我们么？我们部队是吃过苦的，想困死、困散我们是妄想。”徐一听马上说：“这是误会！”我说：“要我们部队西撤可以，但是几个月的欠饷都得如数补发；因为部队的士兵、下级军官多半是绥远当地人，总得安安家吧！”徐永昌当即答应说：“我们回去后研究你们部队的补给吧！但是你们的部队要向西撤。”后来，徐、王又同孙兰峰、刘万春和我分别作了个别谈话。同我谈话，我只能不即不离的虚与委蛇。他们同孙、刘的谈话，我虽然不知道，但我猜得出，不外是收买、分化等一类鬼名堂。谈完话后，徐、王就回去了。我们又乘小飞机回包头，飞机起飞时出了事故，我头部受了点轻伤，后改乘汽车回到包头。

我为了防止那些不愿意走和平道路的人听从徐、王的指使，带部队西逃，另一方面也为了应付徐、王的劝说，以尽快得到补给，我命令张世珍的独立第七师向西开到河套去。这个师忠诚、可信、可靠，实力较强，装备也好。我秘密命令张世珍师长说：“我们的敌人已不在东边，而是在西边了。你师进驻河套后，坚守乌不浪口和西山嘴。没有我的命令，擅自向西逃窜者，一律予以阻击解决。”我这样做，对广州国民党政府也确实起了迷惑作用。他们认为我已开始将队伍西撤，居然补发了欠饷，拨来黄金1900两。我接到电拨黄金后，心里十分明白，这是收买我。我当即电告傅先生，傅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说：“蒋介石的黄金可以接下。但是这点钱怎能解决董其武的经济困难呢？应该再设法帮助董其武解决困难。”

徐、王来绥，表面上是劝我们部队西撤，但实际上是从暗中作秘密布置。对不甘走和平道路的人，封官许愿，金钱收买，分裂绥远部队，以达到他们破坏绥远起义的目的。徐、王回广州后，又使用阴险毒辣的手段，任命我为西北军政副长官。这当然是用明升暗降的办法把我架空，使我在绥远失去兵权，以便操纵。我针锋相对向广州国民党政府发了一份这样内容的电报：“请选派贤能来接替找的一切职务。”使国民党政府的阴谋再次破灭。他们是不甘心失败的，一计不成，又施一计，于是又任命孙兰峰为第九兵团司令官，刘万春为第九兵团副司令官，实行个个击破的分化伎俩。他们了解到孙抱有观望态度，刘则是对起义持否定态度。尽管他们千方百计，我有一定之规，对他们这套，我成竹在胸，有办法对付他们。

在《绥远和平协议》签订后，反动分子想方设法“捂盖子”，不让向公众透露。当王克俊、康保安、李竭忠携带《协议》文件，由北平来到归绥城郊南店附近，刘万春早已迎候，见面后就索阅文件，扬言说，城里反对和平的人很多，让他们傍晚再进城。之后，刘一再声言，不能宣扬和平协议，否则会引起大乱。并多次恐吓王说，不要上街，有人要刺杀你。我愤慨之余，深感和平的阻力不小。后来派李竭忠赴丰镇向绥远省委反映情况，说明绥远情况复杂，需要一定时间耐心地做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