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华盛顿当局为了保持其帝国主义盟主的面子，表示绝不主动退出朝鲜，但在他们玩弄的“停火”企图遭到失败后，也不得不考虑，中国人民志愿军一旦发动新的攻势，是有能力将美国军队赶出朝鲜的。同时，苏联也可能乘机而动，攻占日本本土。对于美国来说，日本的战略地位远远重于朝鲜，而能够用于保证日本安全的部队只有在朝鲜作战的美第8集团军。这样，一旦这种威胁出现，麦克阿瑟指挥的“联合国军”只好被迫撤出朝鲜。然而，如何判断形势？麦克阿瑟如何掌握撤出的时机？第8集团军能否安全撤到日本？华盛顿当局为此很费了一番脑筋。国务卿艾奇逊、国防部长马歇尔、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等，自1950年12月下旬以来，就连日探讨磋商，终未寻得最佳计策。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发起第三次战役之前的12月29日，经杜鲁门批准，参谋长联席会议给麦克阿瑟发去了一个调子悲观的电报。电报中说：

现有的一切估计表明，中共如果打算采取行动，是有能力将联合国军赶出朝鲜的。可能阻止敌人发挥这种能力的方式之一，是使敌人在行动中付出高昂的代价，迫使他们放弃这一行动；方式之二，是向该区投入大量美军，而这样将危及我们在其他方面担负的义务，其中包括对日本安全承担的义务。要联合国其他成员国为朝鲜提供大批援军也是不现实的。我们认为朝鲜并不是打大仗的地方。而且，我们认为，在全面战争的威胁不断增长的情况下，我们不应将现有的剩余地面部队派往朝鲜，同中共作战。但是，如果不会遭致严重损失的话，在朝鲜某个地区我们能成功地抵抗中共――北朝鲜的进攻，打击中共的军事和政治威信，这对我们的国家利益将具有重大意义。

你的基本任务是为大韩民国提供必要的援助，击退武装进攻，恢复这一地区的国际和平与安全。但鉴于目前的形势，有必要对你的任务加以调整。

……

事态的发展也许将迫使我们撤出朝鲜。特别是在日本面临的威胁不断加大的情况下，对于我们来说，十分重要的是要提前确定我们最终进行井然有序撤军的适当时机。在我们看来，你倘若被迫退到锦江附近及以东一线的阵地，中共集结大批部队对你们阵地发起进攻，而且显然是有将我们赶出朝鲜的能力，我们就将指示你开始向日本撤退。

要求你对上述情况提出你的看法。这些情况将决定是否撤军，特别是考虑到你的主要任务仍然是保卫日本，而且只有第8集团军的部队能用于执行此项任务。

接到你的意见后，我们将明确指示你在何种情况下开始撤军。

麦克阿瑟接到这个电报后，一方面非常沮丧，感到华盛顿当局对于应遵循哪一条途径，看来还是举棋不定，态度暧昧。“这封电报似乎表明了在朝鲜‘取胜的意志’已经丧失。”另一方面，他非但不愿看到从朝鲜撤出，而且主张对中国采取大规模报复行动。12月30日，他复电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1.封锁中国海岸；2.以海空军轰炸摧毁中国进行战争的工业能力；3.联合国军从台湾国民党的部队中得到援军；4.让台湾的国民党军对大陆发动牵制性的进攻，以减轻联合国军在朝鲜的压力。

布莱德雷曾说，麦克阿瑟所以如此主张，是“因为他那神话般的尊严被损害了。赤色中国人愚弄了这位一贯正确的‘军事天才’。麦克阿瑟要恢复丢掉的面子和军事声誉，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彻底击败曾愚弄了他的那些赤色中国的将军们。为此，他这时很想促使我们同赤色中国、也许同苏联进行一场全面战争，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和一场核屠杀”。

当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发起第三次战役，将“联合国军”打到三七线附近时，美国当局对中朝军队的攻势更加感到畏惧，他们把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李奇微平均后撤60英里，美军在“汉城这个重要的政治基地……连同仁川补给基地”全部丢失。李奇微还能经受得住中国军队的再一次进攻吗？华盛顿当局感到“心中无数”。

于是，1951年1月9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正式拒绝了麦克阿瑟的报复主张，再次指示麦克阿瑟：“组织梯次阵地实施防御，在优先考虑你部队的安全和保卫日本的基本任务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杀伤在朝鲜的敌军。一旦你判明必须撤退才能避免人员和物资的严重损失时，就从朝鲜撤往日本。”1月12日，杜鲁门在给麦克阿瑟的信中，也表明了矛盾的心理状态，一方面让他坚持在朝鲜作战；另一方面又让他保证第8集团军的安全以用于保卫日本。究竟何去何从？杜鲁门同样心中无数。为了掌握朝鲜战场的第一手材料，杜鲁门批准派陆军参谋长劳顿？柯林斯和空军参谋长霍伊特？范登堡前往朝鲜。

这时，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方面，由于连续取得3次战役的胜利，把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打回到三八线，又将其从三八线打回到三七线附近地区。在部队中，甚至高级指挥员中，不但刚入朝时能不能打的顾虑早已消失，而且较普遍地产生了一种轻敌速胜的心理，认为美国人也不经打，朝鲜战争很快就能胜利结束，“从北到南，一推就完”，用完一管牙膏就可胜利回国。与此同时，苏联驻朝鲜的军事顾问和朝鲜劳动党内部，也产生了这种情绪，认为可以一鼓作气把美国人赶下海去。苏联驻朝鲜的军事顾问，甚至当面指责彭德怀：打了胜仗为什么不追击？世界上哪有这种打法？

然而，彭德怀却头脑清醒，早在1950年12月中旬，毛泽东决定越过三八线打第三次战役时，他就针对开始萌芽的速胜思想指出：“据我看，朝鲜战争仍是相当长期的、艰苦的。敌人由进攻转入防御，战线缩短，兵力集中，正面狭小，自然加强了纵深，对联合兵种作战有利。政治上，敌马上放弃朝鲜，对帝国主义阵营是很不利的，英法也不要求美国这样做。如果再吃一两个败仗，可能退守釜山、仁川、群山等桥头阵地，也不会马上撤出朝鲜。”对此，毛泽东表示赞成，他在21日给彭德怀的复电中指出：“你对敌情的估计是正确的。必须作长期打算。”在26日给彭德怀和朴一禹的电报中进一步指出：“战争仍然要做长期打算，要估计到今后许多困难情况。要懂得不经过严重的斗争，不歼灭伪军全部至少是其大部，不再歼灭美英军至少四五万人，朝鲜问题是不能解决的，速胜的观点是有害的。”在29日给彭德怀的电报中还告知“菲里波夫同志对志愿军的领导认为是正确的，他批评了许多错误的议论，他了解朝鲜作战中的困难，他自动提议增加汽车二千辆，解决你们的困难问题”。

在第三次战役解放汉城时，彭德怀对北京燃放鞭炮，热烈庆祝，表示不满。他说，假如以后因战争需要，我们又撤离汉城怎么办？《人民日报》发表《祝汉城光复》的社论中提出：“前进！向大田前进！向大邱前进！向釜山前进！把不肯撤出朝鲜的美国侵略军赶下海去！”彭德怀对此持有保留。他认为虽然前3次战役打得较顺利，但并未消灭美军的重兵集团，敌军仍然占有武器装备上的巨大优势，况且志愿军伤亡减员已达10万人，后勤运输极为困难，必须经过长期的作战，才能胜利。

尽管如此，当时从志愿军总部到中共中央，对朝鲜战争发展形势的估计都有了变化。确实，志愿军入朝后作战发展如此顺利，战场形势发展如此之快，这是中共中央在决策出兵时没有料想到的。根据战场形势的变化，以及帝国主义阵营的失败情绪和美国当局的犹豫不决，如果战争继续这样发展下去，根本解决朝鲜问题似乎有了可能。因此，毛泽东和彭德怀都曾设想，经过充分准备之后，再经过几次战役，根本解决朝鲜问题。也就是设想实现最初估计的战争第一种结局。这不但是上层的考虑和在部队中提出的口号，而且也明确地确定为部队部署和准备要实现的目标。

早在确定进行第三次战役之前，1950年12月8日，彭德怀就考虑第二次战役结束后，进行各方面的充分准备，“以便（一九五一年）三月初旬开始决战攻势”。毛泽东12月26日给彭德怀的电报中说：在第三次“结束后，全军主力……均应撤至利于休整的适当地区，休整一个月至两个月，补充新兵，恢复体力，总结经验，筹备粮弹，修通道路，补齐衣被鞋袜，整顿纪律，改善中国同志与朝鲜同志的关系……改善军队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严格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做好居民群众工作（包括帮助朝鲜人民解决一部分物资困难），并加强军队中的政治动员（不消灭朝鲜境内的敌人不回国），为春季作战进行充分的准备工作”。第三次战役开始前，12月29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再次指出，打完这一仗“然后休整两个月，准备春季攻势”。

1951年1月8日，志愿军在结束第三次战役，部署休整和准备春季攻势时，志愿军党委在给各部的电报指示中指出：“今后的中心问题在于全党全军努力克服困难，准备充足的作战力量（体力、物力、战术、技术等项），很好地总结历次战役经验，特别是第三次战役经验，提高战术、技术，争取下一战役开始后，连续作战，一气呵成，全歼敌人，全部解放朝鲜。这是下一战役的奋斗目标，也是在休整期间所应具体准备的标准。”当年的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杜平在回忆录中说“这个‘奋斗目标’与休整‘标准’要求太高，反映了我们总部当时对敌情还认识不足”。

1月14日，毛泽东就春季攻势准备问题致电彭德怀并转金日成，15日并将这个电报的内容通报给了斯大林，电报指出：

“在东北境内训练的约十万朝鲜新兵，应在目前开始的两个月至三个月休息整训期内补进人民军各个军团里面去，使人民军各师的连队充实起来。并将苏联的武器装备这些单位，以便有力地配合中国志愿军在春季（四月和五月）根本解决朝鲜问题。在目前开始的两个月至三个月内，中国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均有很多严重的工作要做，这主要是，补充新兵到军队里去，使新兵向老兵学会作战方法，加强军队的装备，修理铁路，储备粮弹，改善运输系统和后方勤务工作。只有完成了这些工作，才能保障最后胜利。今后敌人统帅部的方针有两种可能性。

“（一）在中朝两大军队压力下，略作抵抗，即退出南朝鲜。如果是这样，那就是我们充分准备工作的结果，因为敌人知道我们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我们的军事力量更加强大了，敌人才知难而退。

“（二）敌人在大邱釜山地区作顽强抵抗，要待我们打得他们无法再打下去了，方才退出南朝鲜。如果是这样，我们必须做充分准备才能再战……有一种可能，即客观形势迫使我们在二月间就要打一仗，打了再休整，再去完成最后一战的准备工作，这一点也要估计到。但是，如果不发生这种形势，则以两个月至三个月时间充分地完成上述各项准备，然后举行最后性质的春季作战，是必要的和正确的，中朝两国同志都应当定下决心来做这些必不可少的工作。”

1月19日，毛泽东在审修彭德怀准备在中朝两军高级干部联席会议上的报告中，加写了一段话：“下一战役，敌我双方的主客观条件都有了变化，因此我军必须按照新的情况进行各项准备，采取新的战术，以求解放全朝鲜。这是有决定性的一战，必须准备得好，打得好。”

春季攻势准备是考虑根本解决朝鲜问题的战略性准备。根据上述指导思想和部署，志愿军和人民军从第三次战役结束，即开始了春季攻势的准备。

在1月8日结束第三次战役的当天，志愿军党委即致电中央军委并高岗，请示“第三次战役结束，为了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准备春季攻势，拟于1月20日至25日召开军级干部会议，并希望有中央、东北局同志出席。为就后方同志，开会地点可在成川西南君子里，如朝鲜党中央同意，即拟名为人民军与志愿军高级干部联席会议”。为补充前方减员，“拟请各大行政区抽补之老兵，提前半个月至二十天，第一批四万，一月底集中，二月初以火车运送球场、龟城、定州，二月下旬补入部队。如此着可行，三月初、中旬，即可继续开始进攻。”“春季攻势开始后，即须连续作战，不给敌人喘息机会，并须强大兵团沿东海岸迂回洛东江以东，截断釜山与大邱联络。如此打法，须有强大而绝对优势的兵力。同时，为防止敌人从侧后登陆，十九兵团宜调至鸭绿江边至球场地区为预备队，相机使用。十九兵团每军派一人来参加此次会议，二十日到达志司，请军委通知。”

1月12日，高岗书面向毛泽东并中央军委和彭德怀，报告了东北军区党委关于春季攻势准备的计划。报告中说：“目前军区一切工作是以准备春季攻势，消灭南朝鲜全部美军为目标，各部门均要在三月底完成所担负的任务。”这些任务包括：

特种兵训练炮兵在3月底以前完成全部训练任务，计高射炮3个师另22个营364门炮，战防炮2个师120门炮，火箭炮9个团210门炮，榴弹炮3个团108门炮，所缺干部、司机、汽车均在3月底前补齐并完成训练；空军在3月底前完成4个师的训练，除已有机场外，在4月底前再在东北修建5个新机场；装甲兵5个坦克团、1个摩托化炮兵团、1个摩托化步兵团，在3月底前配齐干部、司机，完成训练，并派人到前方侦察道路。

补充步兵的训练已集中12万新兵，分别在整训团或东北军区所属各师及各省警卫团完成训练，并如数按时补充前方部队。

联合兵种作战教育步兵、炮兵、空军、坦克兵各军兵种协同作战，在我军历史上尚属首次，为能在作战中实现互相配合，建议前方各师、团各抽一名正职或副职军事指挥员及参谋人员，到东北举办短期训练班，进行联合兵种协同作战教育，时间为一个月至40天，由苏联顾问担任教员，主要是由准备入朝的第19兵团抽一个军或一个师与空军、炮兵、坦克进行联合兵种作战演习，同时对通信干部进行联合兵种通信联络教育。

后勤工作一是切实保证休整期间的供应，恢复部队体力，并争取在化冻前，前方储存一批物资，3月15日前做好前送；二是筹划与组织联合兵种作战物资的供应，2月份大量前送。因运输问题极为严重，请求军委在已增加5个汽车团的基础上，再增加4个汽车团，并解决志愿军要求的3000辆汽车。东北准备2个运输团、8个运输营、15个担架团及赶造大车和小推车。为改进后勤工作，决1月下旬召开后勤会议，前方各军后勤派人参加，并请军委和总后勤部派人出席指导。

此外，还计划了政治工作准备和对准备工作中的作风提出了具体要求。决定分工东北军区副政治委员李富春负责后勤准备，军区副司令员贺晋年负责各兵种的训练及联合作战教育的计划与筹备。

经过彭德怀与金日成协商，1月25日至29日，在志愿军总部所在地成川郡君子里，召开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高级干部联席会议，朝鲜金日成首相等主要领导人和中国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出席了会议，中央军委总参谋部派出专人与志愿军共同进行会务的准备和保障。彭德怀在会上作了报告。彭德怀和毛泽东对这次会议非常重视，彭德怀主持起草报告稿后，曾派专人送往北京，为稳妥起见，又专门以电报的形式发往北京。毛泽东亲自审定修改了这个报告，并由彭德怀征得了金日成的同意。16日至18日，彭德怀前往金日成处，就开好这次会议进行了协商。

彭德怀在报告中总结了3个战役胜利的意义和原因，同时也针对对战争形势的不同认识，指出：虽然3个战役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奠定了全部解放朝鲜的基础，“但是美帝国主义现在还没有退出朝鲜，美国侵略者因为要维持其在远东和世界的政治地位，因为要保护他们在朝鲜所掠夺的财富，并且也因为他们还相信装备上的优势可以帮助他们守住朝鲜南部的阵地，所以他们是不会自动退出朝鲜的。我们还必须在各方面充分准备，进行几次激烈的和大规模的作战，才能达到完全解放朝鲜的目的”。报告针对对前3次战役打法的不同认识，特别对未实行大规模战役追击的不同认识，指出：第一次战役，由于对“敌人主力还未击破，敌人对我军力量还没有正确估计，敌人迷信其空军威力，还没有放弃进至鸭绿江边的野心，这些造成我军诱敌深入、以逸待劳的可能，而如果我军进行追击，则只能赶跑敌人，不能歼灭敌人。第二个战役……事实证明，以徒步追击近代化装备的敌人，不能取得大的结果。第三次战役后，志愿军和人民军都作了部分的追击，亦未取得大的结果。鉴于解决交通运输补给问题，恢复部队疲劳，巩固海岸防务和巩固后方安全的迫切需要，不作猛追和连续进攻的方针是正确的”。在敌我双方装备优劣悬殊的条件下，根据前3次战役的经验，以后的打法，还应是力求夜战，力求大胆地迂回包抄分割，勇敢地渗入敌之纵深和后方，同时组织精锐勇敢的小部队，袭击敌炮兵阵地和指挥所，混乱敌之部署，全面猛攻，使敌四顾不暇。对下次战役提出按照新的情况进行各项准备，要求必须准备得好，打得好。并强调了后勤准备。报告中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要求一切在朝鲜的中国志愿军同志，必须认真地向朝鲜同志学习，全心全意地拥护朝鲜劳动党，拥护朝鲜人民领袖金日成同志，“中朝两国同志要亲如兄弟般地团结在一起，休戚与共，生死相依，为战胜共同敌人而奋斗到底。中国同志必须将朝鲜的事情看做自己的事情一样，教育指挥员战斗员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不拿朝鲜人民的一针一线，如同我们在国内的看法和做法一样，这就是胜利的政治基础。只要我们能够这样做，最后胜利就一定会得到”。报告还提出了对三八线以南地区的政策。

金日成和高岗在会上作了讲话。中朝联合司令部副司令员金雄，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洪学智、韩先楚，参谋长解方、政治部主任杜平分别就某一方面的准备工作作了发言。第9兵团司令员宋时轮等介绍了作战经验。

这次会议为准备春季攻势，总结交流了经验，统一了思想，明确了政策，增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团结。

1月22日至30日，为解决后勤工作滞后的问题和保证完成后勤系统的春季攻势准备，由东北军区副政治委员李富春主持，在沈阳召开了志愿军后勤会议。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代总参谋长聂荣臻、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炮兵司令员陈锡联、军委运输司令员吕正操、东北军区后勤部长李聚奎出席了会议并作了指示。参加会议的除在前线各分部领导、各军做后勤工作的领导外，东北局、东北人民政府、东北军区负责后方保障的领导，也都参加了会议。第13、第9、第19兵团原所在的中南、华东、西北3个军区也派代表参加了会议。

这次会议是采取分组研究大会总结的办法进行的。会议总结了前3次战役后勤工作经验，一致认为，抗美援朝战争把我军后勤工作推向了新的阶段，我军以往历史上的后勤工作，向来是取之于前线的方针，现在转变到主要甚至完全依靠后方的供应，联合兵种的供应。这是新的情况。后勤工作必须适应这个新情况，实现新的转变。抗美援朝战争后勤工作的困难很多，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很多，会议抓住运输不足和前线需要量大这个主要矛盾，重点研究了运输和供应问题。强调“千条万条，运输第一条”，决定采取一切措施，建立兵站运输线，改变运输的被动局面。并为此解决了一些具体问题：建立东、中、西3条兵站线，增加防空、抢修、运输力量等。这次会议对促进抗美援朝战争后勤工作向适应现代战争要求的转变起了巨大作用。

与此同时，东北军区计划的空军、炮兵、装甲兵的训练也都紧张有序地展开，空军于1950年12月下旬，即以1个师在苏联空军带领下，参加实战练习，周恩来、聂荣臻、刘亚楼与苏联驻中国军事总顾问协商，苏联同意1月10日起，出动两个米格――15歼击机师124架飞机，掩护辑安至江界、安东至安州两条铁路线的运输（实际当时未出动，直至第二季度才开始出动）。预计3月底4月初，中国可有5个空军师参战，其中2个驱逐机（歼击机）师、2个轰炸机师、1个冲击机（现称强击机）师，另朝鲜有3个空军师参战。分别成立了志愿军空军、志愿军炮兵、志愿军装甲兵指挥所，组织各军兵种的训练。志愿军团以上各级军事主官和参谋长，回到东北进行短期集训，学习联合兵种作战的协同指挥战术。第19兵团也在进行入朝准备，中央军委还决定从西南军区抽调3个军做入朝准备。1950年11月向苏联订购的36个步兵师的轻武器已到达，决定先改装第19兵团和在朝鲜的第9兵团，尔后再分批改装第一次战役时入朝的6个军（实际上，2月和3月将这36个师的装备先改装了第19、第9、第3兵团共27个师）。

为空军出动在国内和在朝鲜境内增建机场工作也已开始着手，为修建机场，空军向朝鲜派出了联络组。1月底开始，向朝鲜境内增派了高炮部队和铁路抢修部队。

除机场修建比较复杂外，其他各项准备，到4月底基本就绪。但正如毛泽东在1月14日给彭德怀和金日成的电报中所估计到的，“即客观形势迫使我们在二月间就要打一仗”。1月下旬战场形势即已发生了变化，“联合国军”开始了全线反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