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的欲望再加上成长的希望，构成企业起跑的原动力。

建国后，中国在经济建设领域一直学习、效仿苏联模式，优先发展重工业。经过30年的时间，日化轻工业已经跌入低谷。开放以来，虽然国家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路线，但仍沿着计划经济的轨道在运转。幸好有千千万万个投身于此的温州人，才让日化产品重新在市场上活跃起来。仅仅10年之后，来自中国温州的小商品，已经可以拿到苏联换回飞机。

可见在起跑的初期，他们的机遇有多大。

市场悄然绽放

尽管温州经济发展压力重重，但在20世纪70年代末，温州的商品市场已经积蓄了一股强劲的力量。

1978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全国人民的副食品由国家统一分配，柴米油盐酱醋茶等大部分生活用品都要凭票购买。在温州，农副品市场上小商小贩已经悄然兴起。

市场上，常有小商贩们拎着两三条鱼，把写明斤两和价钱的小纸条塞在鱼鳃里。熟悉套路的买主遇上了，就掀开鱼鳃，与小商贩讨价成交。

当时30来岁的陈寿铸是温州工商局市场科的一名工作人员，他和同事的主要工作任务是察看市场，对无证商贩进行取缔。面对这些小商贩的小伎俩，陈寿铸与同事通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有时候还远远吹哨，提醒小商贩避开检查。

1978年10月，温州城市农副产品市场全面开放。1979年1月8日，清明桥、上陡门、永中、瞿溪等1一个粮油市场也相继开放。直到1979年9月15日，官方正式的文件出台，浙江省批准开放温州农副产品市场，允许三类农副产品上市交易。

此次解禁意味着政策上的松动，让被压抑已久的温州商品市场迸涌而出的爆发力异常惊人。各类贸易市场、专业市场开始如雨后春笋冒出地面，成为温州民营经济发展的标志。

1981年8月15日，《人民日报》上出现了一篇题为《活跃的温州市场》的文章：

到过温州的人，都感到温州的农副产品市场和饮食服务行业非常兴旺。点心从早晨四时到深夜零点，随时可以买到；谁家如有宾客临门，生熟菜肴也随时可购；一年四季做衣不成问题；理发、修配也不犯难。

过去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市场冷冷清清，群众吃了苦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温州有关部门清理了“左”的影响，局面逐渐发生了变化……允许多种经济并存，流通渠道畅通了，商业网点增加了，市场活跃了……

1983年2月，温州永嘉县桥头纽扣市场正式营业，这是我国最早的农村专业市场。追溯纽扣市场的起源，从外乡带回第一批纽扣的“弹棉郎”叶克春被载入《桥头镇志》，成为温州桥头镇从事纽扣贩卖的第一人。

1985年，《解放日报》记者桑晋泉对桥头纽扣市场进行了报道：

有一年，两位弹棉郎从外地一家纽扣厂的垃圾堆里觅回来了一堆次品纽扣，居然在桥头镇一销而空。于是，他们果断放下弹棉担子，经营起了纽扣……“东方大市场”不经意间就此诞生。

事实的确如此。17岁离开家乡外出弹棉被，在外闯荡10余年的叶克春于1978年底回到桥头镇。叶克春带回的还有一堆纽扣。多年行走的叶克春毕竟见过了世面，他将纽扣钉在白布上对外销售。这些纽扣样式新颖，色彩鲜艳，很快遭到乡邻们疯抢。

试想一下，1978年的中国人，刚刚开始告别一身蓝、灰、黑，穿上的确良衬衫，爱美之心开始爆发。纽扣作为最基本的服饰装饰物，自然颇受欢迎。

只是当时叶克春的乡邻们不知道的是，这堆纽扣是工厂丢弃的次品，被叶克春与哥哥在外地的纽扣厂门口捡了回来。初尝甜头的叶克春开始正儿八经琢磨起经营纽扣的生意。他开始四处打听纽扣生产厂家。

当时同镇有一位老乡在推销一种塑料编织虾。此种塑料编织虾、编织金鱼，通常用来与钥匙悬挂一起，做佩饰用。最传神的是，这种塑料编织金鱼有一双活灵活现的大眼睛。敏锐的叶克春看到了商机，他打听到这种“眼睛”是由台州市路桥区国有纽扣厂生产的玻璃纽扣。

五颜六色、生动鲜活的编织虾成为一种流行，订单一下子上10万元。叶克春的纽扣生意自然也打开了市场。就这样，叶克春被载入《桥头镇志》，成为温州桥头镇从事纽扣贩卖的第一人。

眼看着叶克春的纽扣生意非常红火，乡亲们也跟着卖起纽扣来。当时永嘉桥头村的妇女主任王碎奶30岁出头，行事风风火火，她开始带着乡亲们北上江苏、上海，南下江西等地采购纽扣。与此同时，金华、义乌、嘉兴、江苏、上海等地的纽扣采购商也纷纷涌往桥头镇。当时，王碎奶自己的摊位一个星期可以赚到200多元，也就是说一年下来，就能成为名副其实的“万元户”。

市场初见雏形，于是有人开始自己在家庭作坊中生产纽扣。

据王碎奶回忆：“刚开始土了吧唧的，一颗纽扣生产要做好几道工序下料、刮面、‘挖屁股’、抛光，加上中山装的四个洞也是一道工序。工序比较多，速度比较慢，一天最多做2万颗左右。但就是这样慢也比跑供销的成本节省不少，利润高出许多。家里没有生产纽扣的，就到隔壁有生产纽扣的人家拿货销售。那时候，桥头每家每户都要跟纽扣打交道，也靠着小小的纽扣养活了整个桥头镇。”

纽扣市场开业的头一年，数百个摊位就摆在桥边，非常拥挤。之后王碎奶组织大伙商量，把镇上的小学进行了搬迁，盖起了一个真正的专业市场，上下两层楼，摊位1000多个，门面700间。桥头镇开始成为纽扣生产与销售的基地。1987年5月，王碎奶成为桥头镇纽扣市场的党支部书记。专业市场就这样逐步形成规模。

纽扣市场带动了桥头镇的经济。

曾经全镇只有“一家饭店，一家旅馆，一辆客运汽车”，到1986年，“全镇已经开出了40多家饭店，50多家旅馆，每天有6辆长途客车直达金华、杭州、上海，20多辆短途面包车、近200辆机动三轮车穿梭往来于温州市区和县城方向。”

1983年底，温州市形成了以永嘉桥头纽扣市场为首的十大商品产销基地和专业市场：乐清柳市五金电器市场，乐清虹桥综合农贸市场，苍南宜山再生纺织品市场，苍南钱库综合商品批发市场，平阳水头兔毛市场，平阳萧江塑编市场，瑞安仙绛塑革市场，金乡徽章标牌产销基地，瑞安塘下、莘塍塑料编织袋松紧带市场等。

当时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平阳一农妇，看到家乡人外出收购兔毛赚钱。一不识字，二不会说普通话的她在口袋里装了两张纸条，一张写着：我是温州平阳人，请帮我买车票。另一张写着：我要收购兔毛，每斤多少钱？凭着两张纸条，老太太走遍了大半个中国，成了万元户。

当时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万里1983年11月29日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评价苍南县宜山区再生纺织业，使单一的农业生产开始变为农工商综合经营，“展现出农村生产力充满生机的发展前景”。

十大商品专业市场的形成，其背后有琳琅满目的“小商品”，成千上万的“家庭作坊”以及浩浩荡荡的“供销大军”。成形于20世纪80年代，在90年代得到发展，并成为温州经济的支柱产业，十大专业市场是日后温州经济享誉八方的第一阶段。

历史欣然翻篇

从历史的进程看来，1956年，温州永嘉“包产到户”是一次惊天动地的创举。但在当时，这种反农业合作化的举动却遭受到铺天盖地的打击。

温州地委机关报《浙南大众报》指名道姓批评李云河主导的包产到户是“打退堂鼓”。“永嘉包产到户”的“始作俑者”永嘉副书记李云河撰写长达5500字的专题报告发表在浙江省委机关报《浙江日报》，为自身辩护。

两年后，批判李云河的大字报贴到了浙江省人大代表会议的会场。“文革”期间，李云河更是难逃“厄运”——被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划为右派分子，劳动改造。

22年之后的1978年12月，安徽小岗村农民“包产到户”的开天辟地之举后来被载入史册，被誉为“揭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

又是3年过去，1981年8月，题为《1956年永嘉县试行包产到户的冤案应该彻底平反》的文章出现在了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第282期简报上，并被加按语肯定了“当年首创这种责任制”。

尽管永嘉“包田到户”得以平反，但是温州的私营经济依然是迷雾笼罩。

1981年9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温州地区和温州市合并，实行市管县的新体制，袁芳烈任中共温州市委第一书记。据称，履新的袁芳烈来到温州带着在省委立下的“军令状”——一年内，解决温州所有制问题。

很显然，当时袁芳烈对个体经济是怀有偏见的，新官上任的工作重心就是割掉私有化的毒瘤，一系列打击私营经济的组合雷厉风行地展开。“八大王”和“登山鞋厂”事件就是温州经济整肃运动的典型案例。

然而，在大刀阔斧地“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同时，袁芳烈也于1982年下半年进行了两次脚踏实地的调研。

一次，瑞安调研路途中，袁芳烈惊讶地见到上百头牛，头头膘肥体壮。常年在基层工作，袁芳烈见过的牛，大多缺乏照料，瘦的瘦，死的死。于是，他向牛倌请教。牛倌告诉他：牛是一家一户养的，所有权归集体，收益归个人。瑞安人把水牛叫“三五牌干部”，一头水牛畜力年值500元，奶水由炼乳厂收购值500元，每年产犊一只500元，1500元正好相当于一个30年工龄干部的年收入。

瑞安塘下镇，袁芳烈钻进灯光昏暗的地下工场。半间房子，5台简单的机器，主人兼工人是带着孙子的一位老太太。她早晨领料，晚上将成品松紧带交给小贩。5台机器投入500元，年净6000元收入。老太太的收入让副省级的袁芳烈自叹不如。他算了一笔账：100个这样的老太太，年利润60万；1000个，就是600万。而在当时的温州，袁芳烈竭力扶持而纯利超过60万的国营企业却不过3家。

正是调研中的所见所闻让袁芳烈对私营经济的态度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变化。

1982年12月16日至19日，在袁芳烈提议下，温州市委、市政府决定召开“两户大会”，请两户代表现身说法。

参加会议的代表是各行各业带头从事商品生产的“能人”，也是全市各地先富起来的“能人”，共有代表1200人。所谓“两户”，是当时对专业户和重点户的一个概括。所谓专业户，是指家庭主要劳动力专门从事某项专业生产，收入成为家庭主要经济来源，专业部分的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60%以上；所谓重点户，是指家庭辅助劳力或主要劳力利用业余时间从事某项专业生产，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50%以上。用现在的话来说，当时这个“两户”，就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其中林业专业户周人正成为“两户大会”中的风头人物。从1979年起，周人正投资38000元，雇工50人，承包2000亩荒山。两户会议上，他作为典型发言。《温州日报》在头版发表一条400字的新闻，在二版发整版长篇通讯，配合宣传。

尽管是市委书记亲自相邀，“两户”代表一想到“八大王”事件，似乎依然感到心有余悸，因此，全体代表要求市委将袁芳烈的讲话每人发一本，作为白纸黑字的凭据。

两户会议有如冬天里的一把火，促使温州私营经济的星星之火向燎原之势发展。据当时媒体记载，瑞安一个挂靠学校的校办工厂，“两户”会议后总共100多员工中突然有四五十人辞职独立办厂。

最初，以扶植国有经济打击私营经济为己任的袁烈芳开始为温州的私营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温州历史上遭受的一系列打击开始陆续得以重新定性定论。

1984年，袁芳烈组织相关部门成立调查组，复查“八大王”案件。终于，1984年3月27日，被关押了186天的“电器大王”郑元忠被无罪释放。其他“大王”也获得新生，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翻开新的篇章。

此时，全国上下的大环境也日趋暖和，“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温州的个体户、私营业主终于感叹，守得云开见月明。

从1983年的一系列媒体报道中可以窥见当时“风向”的转变：《浙南日报》报道，“1月，市二轻系统59个集体所有制企业，实行经营承包责任制”；《经济日报》报道，“2月26日，金华温州开办零担物资集装箱运输业务”；《人民日报》报道，“5月24日，经营承包改造落后企业，温州水泥厂扭转多年亏损局面，承包后第一个月产量超过前三个月总和”。

1983年，个体户叶永国荣获“全国先进个体劳动者”称号，赴京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叶永国本是高中毕业，在市区小商品市场摆了个卖女装的摊位。最初，感到难为情的他躲在店面后面，让母亲在店里当营业员。在被评为“全国先进个体劳动者”之后，20岁刚出头的他当选为温州第一届个体劳动者协会副会长。

叶永国的事迹，标志着曾受尽歧视的个体户开始以正面积极的形象出现在温州的历史舞台之上。这一年，温州个体户占全国总数的十分之一，已有八九万人。

第二年，另一个姓叶的温州人成为全国名人。1984年5月，《人民日报》头版刊登消息：浙江省温州苍南金乡家庭工业专业户叶文贵，被政府破格提拔为金乡区副区长。私营业主成为正经八百的父母官，在当时的情形下不能不说是惊人创举。

第一代温企崭露头角

1984年开始踏上仕途的叶文贵感受到“不能承受之重”，无意中向媒体“倾诉”，而终结了自己的官场生涯。之后一头扎进“电动轿车”的研发中，最终“折戟沉沙英雄迟暮。”

尽管叶文贵的故事最终是以遗憾收场，但在四五年的时间里，叶文贵把一个小型家庭作坊发展成温州第一企业集团，成为显赫一时的苍南首富，他的故事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的温州私营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

苍南金乡的叶家是一个经商世家，其祖父早年在上海开银楼，其二伯父创办了上海自行车三厂，20世纪70～80年代全国风行的凤凰牌自行车就出自三厂。

1969年，叶文贵作为温州知青被分派到黑龙江偏远农村。

因会电工懂技术，叶文贵与当地矿务局素有往来。有着家族商业思想熏陶的叶文贵发现，当地矿务局长期需要大量铁锹木柄，而叶文贵所在知青点有着大量的林木。于是，叶文贵伙同几位知青一起开办了一家锹柄厂。到1978年温州知青返城前，叶文贵的铁柄厂市场已经从关外拓展到了关内。在穷山僻水的知青点，叶文贵完成了自己的第一笔财富积累。

回乡后，他发现苍南金乡的铭牌徽章作坊已蔚然壮观，8万人口的小镇涌现700多家商标厂，从业人员1万多，全国一半以上的校徽都出自金乡。

但是徽章的原材料铝板多为外地采购，于是叶文贵召集亲戚集资组成家庭作坊，生产铝板。仅4个月，铝板厂的投资全部收回，到年底还净赚了20多万元。

铝板制造的技术含量低，进入门槛低，因此叶文贵急流勇退，先后投资高频热合机厂、压延薄膜厂等，都如愿获得惊人收益。之后，他创建金乡第一个企业集团，可以说，这是整个温州的第一个企业集团。

1984年，全国开始拨开计划经济的迷雾。在这年，用日本《国际贸易》一篇文章的话说：“中国进入真正的商品经济时代。”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肯定了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代名词），突破了经济建设中的束缚，正式拉开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其中提出的改革的基本任务是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正是20年后中国积极努力推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雏形。对于决定，邓小平作出如此评价：“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

温州民营经济中积蓄已久的力量乘势而出，汹涌爆发。

1984年，温州乐清的补鞋匠南存辉与跑供销的胡中成创办了求精开关厂，这便是日后温州知名企业正泰和德力西电气的前身。

与此同时，同是乐清人的“电器大王”郑元忠，被释放出狱后雄心不改，决定东山再起，开始第二次创业，办起乐清精益开关厂。当时的精益开关厂在合作形式上其实就是股份制，只是当时国家对这种经济形式还没有正式的名称。

同一年，在温州市工艺美术研究所工作的陈敏不安于现状，突发奇想，缝制了五件风衣到市场上销售，赚了100元。于是开始正式涉足服装业，设计生产当时风行的蓝色牛仔裤。1986年，陈敏辞掉了研究所的工作，创办了温州华联服装厂，专门生产男式西服。第二年身价便逾百万，之后打造了“金顶针”西服品牌。1996年，陈敏与郑元忠、吴邦东合作，成立庄吉集团，陈敏担任董事长一职。

1985年，在苍南县桥墩镇这个贫困的小地方，几个做啤酒批发生意的朋友找到桥墩卫生院牙医吴祖宗。他们看中了当地丰富优质的泉水，想创办一家投资35万元的啤酒厂。得不到国家的投资帮助，也无法从银行贷到款，朋友们来找吴祖宗筹措办厂费用。

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吴祖宗被推选为厂长。吴祖宗带头以5000元一股入股，广招股东，8一个农民筹集到了37.5万元启动资金。

资金的问题终于解决。而按照不成文的常规做法，办厂需要找挂靠单位。合股创办的企业既不属于国营，也不属于集体，因此几次三番领取工商营业执照也没有成功。最后，还是桥墩工商局“欺上瞒下”，给啤酒厂办了一张临时营业执照。

没有挂靠单位的啤酒厂反而摆脱了束缚与掣肘，肆无忌惮地大胆推行所有权、决策权和经营权分离，在此基础上正确划分股东、董事会和厂长的权利和业务。中国第一个正式的股份合作企业在温州苍南县农村诞生。

事实上，最初的两年，啤酒厂发展并不顺利。直到1987年，时任温州市委书记董朝才带队在瓯海、苍南考察时，董朝才提出对那些“非驴非马”的企业，要定一个名：“过去有股份企业，有合作企业，我们把‘股份’和‘合作’合在一起，叫‘股份合作企业’。”之后，在董朝才提议下，温州出台了《关于农村股份合作企业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

文件一出，无疑表明政府认可了啤酒厂的身份，顿时让吴祖宗等人信心大振。股份合作制的定性，让啤酒厂享受到政府的扶持，发展迅速。1990年前后，5000元的一股就能分到1000元的红利。

温州乐清市的赤脚医生赵章光亲眼目睹了掉发患者的痛苦，于是潜心研究治疗脱发的生发药水。却不料，这种医者仁心却成为一次历尽千辛万苦的创业历程。

为了研究生发药水，赵章光变卖家产，在家人身上做实验，经历了上百次的失败，终于在1974年左右，他的药水“章光101”研制成功。

然而，命运似乎在捉弄赵章光，卫生局把赵章光视为“假药骗子”、“江湖郎中”，并警告他，“以后不准再行医骗人，否则取缔法办”。

之后赵章光辗转温州、宁波、鹿城等地，申请行医，都遭遇失败。

1985年，通过《浙江日报》的一则广告，赵章光与河南郑州市亚美商店联系上，后经亚美推荐，赵章光当上郑州管城脱发专科医院的名誉院长，他开设了诊室，在郑州治疗13000多名脱发掉发患者。

后借助医院的上下斡旋，河南省科委主持召集全国著名皮肤病专家、教授、药理学专家，鉴定“101生发真正是有效”。1986年，脱发病研究所宣告成立，赵章光任所长。紧接着，郑州市“101”毛发再生精厂顺利建立。名声传播开来，在北京市民政局的邀请下，北京“101”毛发再生精厂创办，赵章光出任厂长。

纵观20世纪80年代的温州民营经济创业史，不论是叶文贵、吴祖宗还是赵章光，他们都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泥腿子”，他们创办的企业与70年代“家庭作坊式”的创业已有截然区别，其生产规模、技术含量、组织形式等都不可相提并论。

到1986年，全市有股份合作企业10413家，年产值13.61亿元，上交税利9124万元，分别占乡村工业企业户数、产值、税收额的71.3%、71.5%和69.6%。

当时前往温州考察的经济学家费孝通在叶文贵的厂里转了三圈，赞叹：“了不起的新型企业家。”加拿大著名机电学教授不远万里跑来看叶文贵：中国农村想不到有你这样的奇人。

同时，叶文贵的经营思路已形成了企业管理体系：培养后备人才，选送职工去同济大学、浙江大学培训深造；企业内部开办电大班、阅览室，组织职工知识更新和升级。

赵章光不为吃饭穿衣而创业的事迹更是打破了“贫穷是催生温州民企崛起的原动力”温州创业的固定模式。其研发的“章光101”在第十六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览会上，获得个人发明最高奖——奥斯卡发明奖和产品金牌奖，之后又陆续获得了11项国际大奖。

南存辉、胡中成、陈敏、郑元忠等人也在80年代创办了真正意义上的企业，是今时今日温州名企正泰、德力西、庄吉等的起源，至今依然是温州民营经济的中流砥柱。

温州模式的兴起

20世纪80年代中期，温州经济一片繁荣。据当时的数据统计，温州永嘉桥头镇的“万元户”已占到80％；温州农村每百户自行车拥有量近60辆。而且，年轻人追求品牌高档的自行车，还掀起“摩托热”；宜山、金乡、龙港、柳市的农民纷纷盖上新房，大理石、抽水马桶等现代家具设备成为新房必有之物；少有问津的呢绒、绸缎等高档衣料和服装普遍进入人家；西装、连衣裙、风雪衣、健美裤开始流行；当时初中三年代培费1000元，高中三年2000元，费用高得令人咂舌，不少企业家还是不惜代价地把子女送往上海、杭州学习；致富光荣的意识已经深入到千千万万温州人的内心。

从1978年至1985年，温州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为13.71%，工业总产值增长速度高达21.14%，人均国民收入增长速度也达到12.97%。

特别是农村商品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其中引人注目的是13.3万个家庭工业和联户工业的发展，它们的年产值占农村工业产值的60%以上。

全市有415个专业市场，年成交额在8000万元左右的达到10个，1985年某市贸易成交额10.6亿元，为社会商品零售额的57.28%。

在温州经济一片火热之时，全国各地和社会各界对温州的关注度也骤然提升。

1983年底到次年年初，《人民日报》围绕温州农村商品生产问题，先后比较系统地组织报道和发表评论文章。从那时起，温州步入了专家学者的视野，关于温州经济问题的理论研究性文章逐渐增多，也因此引起了中央的关注。

1985年被称做“温州年”。在这一年，“温州模式”的民营经济成为继“苏南模式”集体经济之后的又一全国性典型。

是年3月18日，林业部部长杨钟、国务院农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吴象以及参与主持起草了著名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的杜润生等一行专程来到温州。他们先后视察永嘉桥头纽扣市场、瑞安塘下家庭工业，乐清北白象村镇建设、柳市五金电器市场。视察结束后，他们评价：“温州商品经济搞得活跃、有特色。”

3月下旬，国务院副总理万里，本想从上海赴温州考察，却病倒在了上海。袁芳烈得知此事，立即委派农委副主任李仁续，带了一盘《温州农村商品产销基地》的录像带，火速赶往上海汇报。

万里看了录像后很高兴，对李仁续说：“我今天在这里什么人也不见，但你是例外。这么远赶来，成绩这么大。你们的录像我看了，我不还了，我准备送给小平同志看一看。你回去带话，叫大家继续大胆干。只要革命，只要前进，工作中总会有不可避免的缺点。但总得走出来才对啊，这里不许走，那里不许闯，哪能走到四个现代化。”

4月，《人民日报》登出文章《温州的谜——浙江农村采访札记》。记者用大量篇幅记载温州私营经济的成就，感言：“温州是个谜，不少到过那里的人都有这种感觉！”

这里不像苏南、浙北，有较雄厚的乡镇企业的底子，而是很不相同的另一种模式——异军突起的家庭工业挑大梁。

家庭工业的发展速度快得惊人。三四年前，家庭工厂还只是寒星点点。现在，如同江南金灿灿的油菜花似地涌出了一大片。瑞安县塘下乡，三千农户中就有一千五百多台织带机。塘下小镇上，前店后厂比比皆是，几乎家家机声“哒、哒”。别看小镇不起眼，全国有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要向它订购松紧带呢。每台机器一年能净赚四千元。

在可以搜寻到的当年对“温州模式”的报道中，这一篇算是意识较早的文章。不过，由于体裁限制，文章重描述轻评论，作者对温州模式仅仅点到为止。而仅仅20天后，《解放日报》才给“温州的谜”找准了答案，文章把谜底精确地浓缩到四个字——温州模式。

5月12日，《解放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肯定温州个私经济的新闻报道和评论员文章：

地处浙南的温州广大乡镇，这几年走出了一条发展经济、治穷致富的新路子，这条路子的独特方式，就是乡村家庭工业的蓬勃发展和各种专业市场的兴起。它同乡镇工业发达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相比，具有鲜明的不同特色，被一些经济学家称为“温州模式”。

温州模式被拿出来公开讨论，质疑声掀起了些许微澜。1986年2月，乍暖还寒，全国政协副主席费孝通来到温州，决心对温州模式一探究竟。

作为此行的成果，费孝通在《瞭望》上发表了1.5万字的《小商品大市场》文章，为温州正名。文中激情澎湃地写道：“无论是苏南模式、温州模式或其他群众创造的模式，评价的唯一标准应当是视其是否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提高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这些模式在中国历史上乃至人类发展史上都旷古无师……”

费孝通前后三次考察温州。第二次是在8年后。他走访了市区、瑞安、苍南等地，以《家底实创新业》为题写了再访温州的调查文章，连续发表于《瞭望》周刊。文章中，他得出结论：“正在温州发生的历史事实说明，市场经济是可以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发展生产力的。”1998年10月，费孝通第三次到温州。当年全国“两会”期间，市长钱兴中带着南存辉登门拜访费孝通。钱兴中介绍了温州的变化，费孝通十分高兴，表示要再写一篇反映温州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文章，当场敲定题目《筑码头闯天下》。

有“温州模式教父”之称的费孝通的考察，不仅为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使人们免费享受温州模式所带给他们的种种优惠，还让温州模式有了示范全国、扬名天下的机会。

1985年10月，温州产品展销北京，6万多顾客光临。遐迩驰名的正宗海味、地方小吃、系列配套的“擒雕”奶品、韧度均匀的“隆山”松花彩蛋、味美醇厚的甘露酱油、气味芳郁的“老酒汗”酒，以及价廉质高的温州鞋，都受到首都人的欢迎。展销期间，专柜前水泄不通。展销结束次日，8天时间，零售额达100万元，批量额达700万元。

正是在这种声名鹊起中，温州人“敢为人先”的劲头更加充分，财富欲望也更加膨胀。

躁动的爆发年代，是对财富的追求和炫耀达到鼎盛的年代。两手七八个金戒指的人比比皆是。但这根本不算什么，因为还有做得更出色的温州人。在那里，有派头的人请客，必上两道汤，一道海鲜大盆中飘浮一只百元美钞折成的小船，是为“一帆风顺”，另一道海鲜大盆中再浮一小盆，上面有规则地摆了十只进口手表，在座各位一人一表，是为“表表心意”。

发展的“生死时速”，近乎畸形的财富观，为之后几年的温州变故埋下了伏笔。

1986年的金融大灾难，温州货被大火烧得声名狼藉，柳市突如其来的激荡之殇……具体到个人，赵章光遭遇商标危机，求精开关厂的南存辉、胡成中经历“合作之痒”……无一不说明：欲速则不达，失控则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