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一项伟大的社会试验可以在暮气沉沉中完成，更没有一项改革能够在四平八稳中成功。温州民营经济波澜壮阔的进程史上，温州人以年轻而不无鲁莽、激越而不无尖锐、感性却不少理性的创业基因，充当着开拓者的角色。

正因如此，历史才被他们在规则与破坏规则之中反复写下。

转型期的阵痛

1991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李瑞环来到柳市考察，南存辉被安排在电器总厂接见。李瑞环说了很多勉励的话，忽然问南存辉：“你一年的收入有多少？”对问题没有准备的他犹豫了好久，才吞吞吐吐地回答：“几万元吧。”李瑞环听后哈哈一笑：“你不要怕露富嘛。”

“树大招风”、“枪打出头鸟”等俗语道出了中国人在财富面前低调隐忍的原因。

1999年，一个叫胡润的英国青年设想寻找中国最富有的人群，为他们列一个排行榜。然而，事情远没有他想象得那么容易。在当时的中国，个人的财富还完全处以一种不透明的状态。那么多处于社会金字塔尖端的富人们都几缄其口，谨言慎行，不露声色，谁也不愿意透露自己的家底。

对于从改革开放前后开始成长而来的新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而言，谁都不是天生的富翁。他们都是从生活的底层开始摸爬滚打，发轫于草根，步步为营，历尽千辛万苦，甚至一度还力挽狂澜，这些千回百转的辛酸往事，都让日后的他们不堪回首。

当然，隐秘在这些发家史身后的，还有无数引人遐想的可能。

一些为人磊落的企业家，回顾自己的创业史时，动情之时也常透露一些不为人知的隐秘：1984年开始创办了联想集团前身——北京计算机新技术发展公司的柳传志，在功成名就后坦言，早年的联想面对着企业生存的压力，有过不愿为人知的经历——赖过账，走过私；新希望集团创办于20世纪80年代，刘永好承认，自己的手下曾以销售玉米制成的“假冒”饲料为总司盈利500万元，导致猪食用后不长膘；力帆创始人尹善明多年后回忆，作为机械制造业，重庆力帆雇佣工人众多，在20世纪90年代，工人的待遇让他感到心有不安。

更多的企业家则对这些过往讳莫如深，心有余悸。

如果说中国第一代企业家有着无法洗脱的原罪，那么各种大环境下形成的“灰色地带”是培育原罪的温床。在20世纪的70～80年代，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漫长过渡中，政策监管不健全，市场调控盲目滞后，各种被逼与无奈，各种机会和漏洞，都让那些创业者别无选择，或者说是无力抵抗。而到了9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法律法规存在众多的空白地带，通往财富金字塔的隐秘之路俯首即是，膨胀的人心肆无忌惮，一夜暴富的案例层出不穷。

而在温州，“中国改革的麦加”，这片不安分的土地上，中国最早一批民营企业家往往都是白手起家，他们赚取第一桶金的过程几乎无一例外都带有瑕疵，都或多或少涉足政策监管的灰色地带铤而走险。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各种严防死守，民营经济受挤压打击歧视的不公平待遇，直接催生的是温州土地上走私、诈骗、偷税漏税、地下钱庄甚至政商勾结腐败等病毒的滋生繁衍。

相对于“原罪”的说法，有房产界哲学家之称的冯仑认为：“最初制度安排上的困境和悖论造成的源发性疾病，归根结底是制度环境所激发出来的赌性。”

杜博奇先生在其所著的《中国首富报告》中曾这样剖析那些落马的富翁。

赌性比原罪更不易察觉，却同样与生俱来。不难发现，绝大多数第一代企业家属于白手创业，下海前囊中羞涩，两手空空，实际上是在一无所有的基础上博人生。他们都是生活困顿的穷人，下海其实是无奈之举，正因为一无所有，所以才无所畏惧，所能失去的无非就是原本没有的。带着这样想法的人不在少数，而这恰恰是人性中潜藏的赌性，一旦窥见致富门路，就抛弃所有的道德、法律观念，不惜铤而走险。

赌性体现为冒险性就是扎堆投机，找一个能赌的地方和能赌的项目尽情发挥：20世纪80年代末的倒爷泛滥，20世纪90年代初的房地产泡沫，随后的股市狂热以及经久不衰的官商结盟。在这种充满刺激的游戏中，有人倾家荡产，也有人成功突围，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而后又迅速抽身撤离。就像吴晓波在《大败局Ⅱ》中提醒的那样：如果你是一个身无分文的创业者，你不妨到那些充满了暴利和游戏规则不健全的产业中去捞取你的第一桶金；可是如果你又是一位胸怀大志的企业家，那么，你就必须马上把双手洗干净，然后尽快而永远地离开那里。

尽管在中国早期企业家身上，原罪都普遍存在，但社会各界心照不宣，因为这是中国经济发展蜕变新生不可回避的阵痛。

2002年底，在中国企业领袖年会的闭幕式上，自由派经济学家张维迎将民营企业家的原罪摆上桌面，他提议能否一揽子给予赦免，这在当时形象地被称为“零点方案”。

2003年的最后一天，河北省政法委颁布《关于政法机关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造良好环境的决定》，部分采纳了张维迎的“零点方案”。

2004年2月2日，河北省委政法委发布了对该《决定》的说明。

关于第7条“为民营企业经营者营造宽松的发展空间”。其中规定：“对民营企业经营者创业初期的犯罪行为，已超过追诉时效的，不得启动刑事追诉程序。”这实际是对法律规定的重申，之所以加以强调，主要是为了防止一些执法部门对民营企业的经营者存在这样那样的偏见；对法律明确规定不得查处的超过追诉时效的案件，忽视或故意不审查追诉时效，仍立案查处；启动刑事追诉程序；等到问题查清了，才发现已经超过追诉时效。目的是要求司法机关在查处这类案件前，先审查有没有超过追诉时效。如果确有犯罪行为，但已超过追诉时效；依法不得启动刑事追诉程序。这样，既体现了严格执法，又保护了企业的合法权益。

尽管只是河北一省的决定，但这反映的是大趋势，无数战战兢兢的早期企业家们长舒一口气。对于热衷于“揭老底”的中国人而言，这一切显得多么的难能可贵！

投机倒把的年代

20世纪80年代，温州里隆与香港九龙、台湾基隆并称的“三隆”。在如此“雅号”的传播下，温州里隆以疯狂、混乱的“走私”而闻名全国。

在当时，温州是全国走私最猖獗的地方，其中又以里隆最为集中。

在市区望江路安澜码头，每天一船一船尽是往那里去的人。一个多小时便可到里隆。踏上埠头，进得村来，但见村路边、农户家里，摆在地上的、放在屋前的，琳琅满目尽是各式各样来自港澳台的精巧商品——双狮自动表、手提录音机、黑白电视机、小折伞、新式布料等等。在那商品极度紧缺的年代，一下子冒出那么多物美价廉的东西，立刻吸引了温州市民及周边县区群众蜂拥而来，一般每天上万人、高峰时多达两万人……

这便是20世纪80年代的里隆走私市场。

于是，里隆及周边黄华等地的村民带着无数银元、黄金，到台湾东沙岛附近洋面与港台走私船调换商品。村民一般以几十枚或百来枚银元搭股参与，无数真金白银从大陆流出。东北、西北和内地各省银元、黄金贩子也闻风前来，里隆村头到处响着“叮叮当当”的银元声，银元从最初的5元一枚涨到后来的20多元。

温州靠近台湾，地缘优势明显。与其隔海相望的岛屿之间两岸人可以自由来往，为走私提供了天然的交易所。走私之风始于1977年前后。一艘又一艘的走私渔船把境外的手表、服装、小家电和小五金偷运进来，在乐清、苍南渔村上岸。

一开始，走私行为只是小部分渔民偷偷摸摸的进行。走私来的商品，不仅新鲜时髦，而且性价比高。上海牌手表是当时中国最有名的手表，每块120元，普通工人省吃俭用一年才能买得起一块。走私而来的全自动机械表——东方表却只要60元，性能好，还很美观。

走私伊始时，有人还以为这只是在做对外贸易生意。然而，随着走私品的大受欢迎，走私成为一种暴利的商业行为。越来越多的温州人争先恐后，加入到走私的行列。

温州乐清有一个张姓的走私头目，被称为“保险船老大”，据说他在两年时间内驾船出海12次，出海一次，团伙成员达几十人，走私货品多至十几万元。最疯狂时，走私已形成团伙甚至公司化。几乎所有温州渔民均放弃正业，参与其中。狡猾的他们在渔船上修一个夹层，或用大塑料包密封拖在海水中，让边防人员根本防不胜防。

1980年，已经有胆大的温州商贩背着走私商品沿街兜售，甚至走出温州，走进上海。

在当时国内物质极大匮乏的时候，还有一些能干的温州人，以“舶来品”为模板，在自己的家庭作坊里生产“山寨”品，对外销售，发家致富。

当时温州流传，要想阻挡走私之风，需要“从诸暨到新昌筑造一条万里长城，挡住南风往北吹”。温州市委办公室刊物《温州工作通讯》上刊登了一份材料，“温州存在反革命活动猖狂、走私贩卖活动猖獗、投机诈骗成风等好多问题”，由省政法委向中央政法委和省委报送。

1980年4月，打击走私系列重拳出击，乐清的里隆、黄华成为斗争的火力集中点。到次年的8月，乐清立案审理35起走私大要案，涉及人员490人，其中63人逮捕，37人判刑……据原乐清县打私办主任施太顺回忆，在反走私中统计发现：“在乐清一带因走私外流的银元以亿枚计、黄金以吨计，当地因走私非正常死亡12人。”

而当时轰动全国的“八大王”事件与登山鞋厂事件当中，也掺杂着打击走私的成分。

“八大王”中的“机电大王”郑元忠在当时就通过从台湾走私来的白银制作拉线开关。当时，在国营厂，一只开关卖10元，郑元忠卖3元，还能获得2元的利润。几年下来，郑元忠完成了第一桶金的积累，在柳市成为仅次于“五金大王”胡金林的第二号富翁。当时举报“登山鞋厂”的匿名信中，也有人把就“厂长走私”列为其中一大罪状。

“八大王”最严重的罪名是“投机倒把”。

投机倒把，指的是以买空卖空、囤积居奇、套购转卖等欺诈手段牟取暴利。在计划经济年代，它被广泛运用于对个人经济交易行为的限制。在那个年代，一个农民如把自己家养的鸡下的蛋拿到城市里去卖，都要被定为是投机倒把。而投机倒把罪，根据1979年新中国第一部刑法的规定，是指违反金融、外汇、金银、物质、工商管理法规，非法从事金融和工商活动，破坏国家金融和市场管理，扰乱经济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

由于投机倒把罪的行为内容过于庞杂，所以变成当时刑法的三大“口袋罪”之一，在经济领域里，有“投机倒把是个筐，什么罪都可往里装”的说法。

在现如今看来最寻常不过的商业行为——买进卖出赚取差价，却被视为违法行径。

1977年，温州又一次站在了刀口，走南闯北的温州供销员陈瓯江与廖冒畴却因“投机倒把”罪被枪毙，成为温州模式形成过程中流血牺牲的先烈。

中国最后一个以“投机倒把”罪判处死刑的是温州妇女郑乐芬，发生在1991年。

“投机倒把”是计划经济价格“双轨制”的产物，随着时代的发展，“投机倒把”的定性也在发生变化，从“二道贩子”的恶名，演变到“倒爷”这种诙谐的别称。

全中国最知名的“倒爷”是南德集团的牟其中。20世纪80年代末，牟其中对中国与美国、苏联之间的经济贸易关系进行深入研究，成功地当上了国际舞台上的“倒爷”。1991年，他利用800多火车皮的中国产品（其中包括积压的罐头、日用品、轻工产品、机械设备，涉及中国300多个工厂的产品），从苏联换回了四架民航客机和众多航空器材。“牟其中罐头换飞机”，一时间成为中国人口口相传的美谈。

1997年刑法修改，投机倒把被取消。2008年，适用了整整20年的《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被宣布失效。自此，“投机倒把”成为了一个历史性词汇。

“投机倒把”的罪名，曾经让成百上千的温州人心惊胆战，如同紧紧地扣在温州这座城市上空的“紧箍咒”。时过境迁，回想起历史的吊诡、温州的凄惨与曾经付出的血淋淋代价，不禁让人百感交集，悲从中来。

欺诈起步的市场

经济学家钟朋荣说：“温州模式的背后，隐藏着温州人思维的‘无模式’。”在一穷二白的发家史中，被“无模式”的温州人奉为圭臬的唯有“唯利是图”，他们不择手段、肆无忌惮，于是乱象横生，成为浙江乃至全国经济发展中的“异类”。

无知者无畏，无产者无敌。温州的民营经济正是依靠一群这样的无畏无敌者而野蛮生长，其中的主角就有温州农民。

回溯温州泰顺——浙南最大的二手机械设备交易市场的兴起，不得不承认那些并不光彩的细节。20世纪70年代末，泰顺农民用虚假姓名向全国的国营企业投递信函定购各种二手机械设备，设备到货后当即被就地倒卖获利。然后，这些农民又立即在报纸上为“虚假身份者”刊登死亡讣告。当外地国营企业追到泰顺来讨债时，村里的人便哭丧着脸把讣告拿给讨债人看：人死了，向谁催债？

这样的经济诈骗案例，并非单枪匹马操作，而是整个村庄的农民共同参与了。就是依靠这种匪夷所思的方式，泰顺的农民有了创业的最初资金，二手机械设备交易市场开始起步。

在管理严重不规范的时代背景下，欲望的闸门一旦开启，法制的底线一旦被冲破，温州人的奸诈甚至野蛮的个性，一时间就再也无法收敛。

1981年，《人民日报》刊登文章《温州地区不少社队企业大肆骗钱》：

1.订合同、出广告就凭书包里的一个假印章。“书包工厂”伪造温州市各部门的印章，以及各种对他们有用的印章。凭这样的假印章，骗了全国各地许多单位与个人。刻假印章招摇撞骗，在温州已成为某些人的职业。所以，按读者揭发的厂名去找，好多都是查无此厂。乐清县清北公社农副产品加工厂，经县有关部门批准后，刻了印章，但至今没有资金、厂房、设备和固定人员；印章放在书包和抽屉里，作为投机骗钱的合法招牌。

2.最近，温州市有两个人骗了7万元。起初，这两个人向工商行政管理局打报告，说他们现办厂的厂房、设备、技术力量都有一定规模，请予批准。为了慎重，管理局人员到厂里察看，果真如报告中说的那样。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就批准了他们的要求。不久，他们骗钱的事情暴露了，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才知道受了骗。原来，骗人者事先与那个厂的领导拉好了关系，该厂同意骗人者利用他们的厂。像这样借厂行骗的事在温州并非罕见。

3.骗钱发工资。有些社队企业由于没有正式生产计划，时停、时开。开不出工人工资，就想歪门邪道。有一工厂用发假订货单的手段，骗了黑龙江省一单位的几十万元，几年不交贷款。这个单位派人到温州法院申诉。经法院一查，骗钱的工厂的财产早已被分光吃净，骗来的钱也分光了，无力偿还。

……

温州好些地方制造假黄连素成风。瑞安的一个公社就有30多个这样的厂。这些假药厂是未经批准的非法生产单位。他们制成的假药，以3倍，甚至5倍、8倍的利润，通过各种渠道，大搞不正之风，直接远销省外医药公司或医疗单位。瑞安县封了52个假药厂，把其中骗钱多的一个厂的负责人拘留，法院依法判了刑。处理前，有人为犯罪分子开脱：这药不是假的，因为有成本，虽治不好病，但也治不死人。有领导同志求情说：“社队企业没饭吃，望你们高抬贵手。”

时至今日，我们依旧能从这篇文章中窥见温州民营创业群体曾经的草莽生涯。

中国国情调查研究中心主任刘吉在2004年曾这样描述温州人：“改革开放初期的温州很穷，温州人的出外谋生，当时被叫做‘可怜的温州人’：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温州假冒伪劣产品泛滥，背负骂名的温州人被称为‘可恨的温州人’；上世纪90年代，温州在市场经济发展中，迈出了大步伐，全国都有温州人在闯市场，全国市场都有温州产品，大家都说是‘可怕的温州人’；如今的温州，产品大阔步走向国际市场，行业打赢国际反倾销官司，人人称温州人为‘可敬的温州人’。”

所谓的“可恨”阶段，正是温州人在体制之外甚至是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外，疯狂地敛财。各种欺诈行为在温州滋生。

70年代的欺诈，发展到80年代，便是温州假货，以次充好。最轰动的自然是杭州大火烧毁的温州皮鞋。同样，在这个低压电器之乡，有生产许可证的企业不足1%，各种伪劣现象俯首即是：熔断器中的石英砂，居然用稻糠代替；继电器的白银触头，用白铜甚至贴片冒充……

“苍南的假商标、永嘉的假广告、瑞安的假汽模配件”在全国各地也同样恶名昭彰。

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上，庄晓岩五连胜，获得女子72公斤级以上柔道冠军。之后，她在人民大会堂获得健力宝公司的嘉奖，领回了一个“金罐”。

多年来，她都将金罐保存在银行的保险柜里。直到2011年11月，她惊讶地发现金罐上起了个小包，随后下意识地用手一摸，金罐上有了个小白点。把金罐外层的金属撕开了，结果里面露出了银白色。

这并非个案。之后媒体曝出，1988年汉城奥运会冠军陈龙灿、韦晴光的“健力宝金罐”也同样非真金。“健力宝金罐”事件由此吵得沸沸扬扬。

表面上，这件事情涉及的只是曾经辉煌一时而如今陨落的企业——“健力宝集团”。曾经见证那个时代的人透露，如“健力宝金罐”这种所谓的“黄金”制品在20世纪80～90年代一度非常流行，而最早的“黄金”制品则是来自温州。

改革开放前，国家对黄金的统制非常严格，黄金在寻常百姓家中罕见其踪影。物以稀为贵，20世纪80年代初，走在时代尖端的温州人开始打“黄金”的主意。温州人开始在全国各地搜集民间黄金，甚至绞尽脑汁地从各种废弃设备、器具中提炼黄金。诸如“戒指”、“项链”等黄金饰品，开始作为温州的“特产”出现。

在民间，黄金是饰品，是收藏品。而在工业制造中，黄金同时也是一种产品原材料。到80年代后期，政府对工业黄金的管制有所放松。这时，“黄金”礼品开始出现。

当时的“黄金”礼品并非纯金，只是表面镀金或者掺杂部分黄金。不良商家利用民间对拥有黄金的巨大渴望，以及老百姓对真金缺乏足够的辨识能力，“黄金”制品往往被当做真金和纯金。这种金闪闪的制品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人们对黄金的渴望，并成为风靡之物，“健力宝金罐”就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

在温州人开始暴富的年代，黄金也成为温商体现身份和开拓市场的重要工具。在上世纪80年代，穿金戴银、双手佩戴七八个金戒指的温州人满大街都是。更传奇的是，当时流传着温州人请客为了凸显派头，会上一道“表表心意”的汤：海鲜大盆中浮一小盆，上面有规则地摆了十只进口手表，在座各位一人一表，是为“表表心意”。

近20年的时间过去，一个突然的焦点事件，依然能折射出温州那不堪回首的过往。

人们总以为，时间能洗去一切。温州民营经济长时间的非规范化成长，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渐渐远去。但历史并不会因此消失，忘记过去即意味着背叛。多少年后，温州人要从“可恨”的臭名中摆脱，赢得“可敬”的口碑，温州上上下下付出了的艰辛，旁观者难以体会。

暴富之下的畸形

当金钱来得太快时，温州人开始迷失而疯狂。近几年来，逢年过节，常有媒体爆出“天价粽子”、“天价月饼”等新闻。事实上，在1995年的温州苍南县巴槽镇，这样奢靡无度的情节早有发生。

一天，村东头的鱼市场摆出了一条十分罕见的黄鱼王，围观的村民里外三层。按当地相传百年的旧风俗，谁要是吃到黄鱼王的鱼胶，来年必有好运。人人眼馋，可鱼只有一条，没法子，只能竞拍！在众人的起哄声中，1万元、2万元，价格节节攀升。有邻乡的开厂老板志在必得，一口气直接报价10万元。这下村里人慌了。鱼有可能被拿走不说，这脸还不给丢尽了？但一户人家又实在扛不下来。紧急商议的结果，村里6位腰板粗壮的大户“挺身而出”，合资12万元坚决留住黄鱼王。付的全部是现金，装化肥的编织袋塞了小半口袋。

当天晚上，村里男女老少奔走相告、喜气洋洋，就像过年一样，甚至还有人买了几挂鞭炮，放得震天响。村中心祠堂支起一口大锅，投进整条黄鱼王，炉火通红，熬啊熬。全村人都来了，一人一碗。汤喝完了，出钱最多的大户代表高声宣布：再发现更大的黄鱼王，不客气，照样拿下！

曾经有一段时间里，全国人民为温州人概括了“五毒”，分别是，“黑——靠走私起家，黄——淫秽色情交易猖狂，白——漫山遍野建椅子坟使青山白化，假——假冒伪劣商品泛滥，骗——欺诈行为屡禁难止。”

这“五毒”的存在，来源于温州人无以复加的强烈的赚钱欲望，当然毋庸置疑的是，正是这种“不赚钱，毋宁死”的激情，成为温州人的成功源泉。

其实这些社会怪相，在集体暴富的中国，司空见惯。旧的秩序被打破，新的规则还没有建起，在这新旧交织的变换与混乱中，正是各种荒诞剧轮番上演的时期。

温州作为“最先富起来”的地区，各种畸形的社会形态也更为突出：一些私企简陋的厂房里，密密麻麻挤满了人和机器，粉尘迷眼，怪味刺鼻；一些12～16岁的学龄儿童，为赚钱终日从事着紧张、单调和机械的手工劳动；一艘舟山渔轮在东海翻沉，33名渔民丧生，原因是船粘接板缝的桐油是假的，假桐油产于瑞安家庭作坊；市区一幢“敬老楼”，一层开商店，二层是文化娱乐室，三层放菩萨供人们烧香拜佛；出殡仪式上，24辆摩托车开道、上百人披麻戴孝，身穿白制服的管乐队吹奏着与哀乐大相径庭的乐曲：《十五的月亮》、《妈妈的吻》……棺材由马车拉着，上面放着基督教的十字架；新兴的“农民城”龙港，人们集资建学校、游艺场、电影院，同时也建庙宇，而更多地方“最好的房子是神庙，最差的房子是学校”……

炫富的人们相互攀比，从穿金戴银，到大秀豪宅，挥金如土，甚至祖坟和阴宅的壮观程度也成为相互竞争的项目。

“富不富，看坟墓”在温州的传统观念中，“造坟”与“建房”、“生子”一起并列为人生三件大事。20世纪80年代末的温州，“造坟”运动席卷而来。

在“厚葬”之风最为风行的时候，有的“椅子坟”（浙江南部流行的坟墓形式，尤以温州为甚。由于形状同椅相似，故称“椅子坟”。椅子坟通常一头高一头低，依山而建，不立碑，墓主信息刻于正中石板上。后辈葬于先祖坟墓下方，一代代形成一个如同楼梯般的长墓。一座椅子坟的花费，少则几万，多则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占地二三亩，造坟费用达50万元。据统计，在当时，温州市每年要新增3万座坟墓，每年就要吞噬土地千亩以上。

《中国青年报》记者麦天枢记载：

船行瓯江，迎面扑来的是成千上万的坟墓……这些堂而皇之、居高临下、傲视天地的椅子坟包藏着的，不只是温州人祖先的骨血，这是来自传统的精神的流向，这也是来自市场的新财富的流向，一个地方的富裕程度往往可以从观察椅子坟轻易得出结论：哪个村镇最富有，那里的坟墓就最气派。

这场造坟运动甚至成为《华尔街日报》和合众国际社报道的话题。《华尔街日报》的美国记者说：

中国农民在富裕起来后花在建墓立碑和烧香拜佛方面的钱增加了。温州的青山由于堆起了一座座坟头正在变成白色。造一座新坟所花的费用可能相当于2700美元，这在中国来说是相当大的一笔钱。

在“造坟”运动引起口诛笔伐后，浙江省各级政府开始出重拳进行整治，治理“青山白化”现象，尽管如此，余风依旧存在。

同样屡禁不止的，还有温州的色情行业。

在全国各地，大小城市的街头巷尾都会看到“温州休闲”、“温州洗头屋”之类的招牌，这已经如同是一个享誉全国的知名品牌。白天，这样的店面往往大门关闭；只有到了夜晚，招牌上的彩灯闪烁，挂着门帘的屋里就晃动着衣着暴露的女子的身影。这样的场所以洗头、按摩、松骨为名，提供着廉价的“黄色服务”。

眼下遍布全国成千上万的“温州洗头屋”，并不一定是温州人所开设。但是，显而易见的，这最早的“传统”毫无疑问是来自温州。

洗头屋、休闲屋为何会冠以温州这一地名？名称的来源也无从考证，也许最早的只是为温州人提供服务。因为，一方面，温州人是全中国最早富起来的群体，有消费能力；另一方面，温州人有商行天下的传统，背井离乡、四海为家，有消费的需求。随着慢慢发展，温州洗头、温州休闲才成为一种代名词。

万里黄河，泥沙俱下，温州经济发展带来的是，荣耀与臭名同在，财富与欲望并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