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全球经济复苏，有人说：“好日子，回来了。”然而，诺查丹马斯的一本书却预言：“8月，太阳系九大行星和月球呈十字排列，处于十字中心的地球将接受末日审判。”

对于温州人而言，他们的境遇竟然一语成谶，成为一种现实版的商业魔咒。

内外交困

20世纪90年代，在温州上下提出“第二次创业”之后，温州家庭企业摆脱粗放的经营模式，向股份合作制、企业集团化等方向发展，为温州的经济发展赢得了第二春天。

然而，到了世纪之交，温州的民营经济又开始出现一个新的“七年之痒”。制造业的发展普遍遭遇了“天花板”。

皮鞋、低压电器等主力产业因为行业自身的局限，再做大的空间已经非常狭窄。温州的打火机，在上个世纪已经占领了世界市场的近80%，然而如此惊人比例的产值也才几十个亿。

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更多的温州产品走向国际，但是情况并不乐观。“生产一双鞋，中国人只得一元钱，跨国公司得了几十元，利益大头都被人家拿去了。”中国入世功臣龙永图所言确实不假。

在以制造业为支柱的温州，其作为世界“代工厂”的身份尤为尴尬，在整个商品生产流通销售的循环中，“代工厂”只能依靠廉价的劳动力赚取非常微小的利润。全球流行的玩偶——芭比娃娃，绝大部分都是在中国温州生产的。在美国市场，一个芭比娃娃售价高达10美元，但中国“代工厂”大概收取2美元的费用，其中包括管理费、运输费1美元以及材料成本0.65美元，能获取的利润微乎其微。

利润空间逼仄、附加值地位低、抗风险能力低，“温州制造”开始进入一个微利甚至亏损的时代。

以温州为首的“世界工厂”开始在世界舞台上攻城略地。每小时温州生产12万双皮鞋，每天温州外销100万副太阳镜，每年温州产出1亿只打火机，这些数值都让世界市场感到惊愕与胆战，铺天盖地的中国制造势必要瓜分了他人的蛋糕。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不到半年的时间，2002年5月，中国产品即遭到国外市场的抵制与阻击：土耳其外贸署宣布决定对中国出口的自动铅笔和圆珠笔进行反倾销调查。

在当时，中国出口到土耳其的自动铅笔和圆珠笔达1000多万，其中半数以上出自温州。100多家温州制笔企业因此感到压力重重，引起阵阵骚动。

当然，这种威胁几乎是针对所有的轻工制造业。

同在5月，“中国入世第一案”便直指温州打火机。

欧洲标准化中心通过打火机《CR法规》，其中特别规定：一、全面禁止玩具型打火机进入欧洲市场流通和使用，以防止吸引儿童玩耍；二、售价在2欧元以下，即人民币15元以下的打火机必须加装保险锁，以防止儿童开启。

温州打火机企业对此并不感到陌生，早在1994年，美国的CR法案已经让温州打火机有了“前车之鉴”。

日益成熟的温州民企在协会的组织下，成功地利用法律进行了自我保护。虽然，温州打火机企业最终逃过了这一劫，但是已经有无数的事实告诉温商：温州模式必须思变。

温州第二次集体创业中的佼佼者浙江东日，在1997年率先上市，在之后的几年的表现只有惊而无喜：“1999年上市时，其每股净利润0.29元，一年后的2000年跌至0.20元，2001年又下降至0.09元，到2002年年中，每股净利润只有2分。”带着国有身份的企业尚且如此，温州民企似乎更加无望。

只有痛定，才能思变，2002年底，几乎所有的温州民企都在思变。

打火机企业的代表人物徐勇水不仅用高薪聘请了人才，还开始以股份留住人才，他甚至在盘算：“对于欧盟CR反倾销，官司要打，要是绕过去在欧盟办分厂，不是更好吗？”

而在当时，正泰已经在密谋将研发机构迁到美国，天正开始与瑞典ABB合作联姻，夏蒙、报喜鸟、奥康都向国际品牌伸出橄榄枝。时任温州服装商会副会长郑晨爱，不无担忧：“温州的服装业已经走进死角，同样的结构模式、同样的产品定位，2003年中国的服装业肯定是一个冬天。所以，我想我们应该用外国人的‘脑子’来指挥我们自己的剪刀。”

除了国外市场中的阻挠，温州企业还面临国内企业的困扰。

历史有时候难免时空更换。若干年前，温州企业的不讲诚信、唯利是图、无所不为，饱受国人诟病。在付出沉重的代价后，“以质量立市，以诚信立市”，温州化茧为蝶走进一个新阶段。然后，当其他地区的企业踏上昔日温州的发展进程时，他们那混乱的市场信誉常常会干扰到匆匆赶路的前辈。

河南某服装店向温州某服装厂下了10万多订单。双方约定，河南商人先付部分定金，在收到服装后的某一日期付清全部余款。岂料，约定的日期到了，余款却迟迟未到，温商多次前往催债，始终无果，最后连人都见不着了。

温州西山特种陶瓷工业企业集团公司也有同样遭遇，被赊账800万元，不得不抽出人力四处要账，收效甚微。总经理谢进兴无奈地说：“有些人做生意，看市场好，想尽各种手段要货，市场一变，马上翻脸，无一点信誉可言。”

1999年，温州品牌已经在全国小有名气。这一年，奥康获得浙江省名牌产品50强，全国民营百强企业。然而，王振滔感到异常恼火，自己辛辛苦苦兢兢业业创下的奥康品牌居然在武汉、安庆、高密、临沂、泰安等地市场上，遭遇“李鬼”，诸如“×奥康”、“奥×康”、“奥康×”等商标，严重地扰乱了市场，影响了品牌形象。

于是，王振滔派出专人去打假，结果有惊人发现：高密碾头村生产的假冒奥康皮鞋具有相当规模。10家造假企业，形成一条龙的配套生产流水线。1家专门制作奥康商标，3家专门制作奥康包装，另外6家则专门生产假冒奥康皮鞋。

于是王振滔在杭州武林门火烧假冒温州鞋，掀起了一场“打假保名牌”的运动。

当年，处于起步阶段的温州民企，天不怕地不怕，肆意横行，终于闯出一片天。而如今，有了一定规模和实力的温企反而感到处处掣肘，起点更高，突破更艰难。于是，有部分温州商人对步步为营的实业心生疲惫，感到力不从心，无力承担财富快速膨胀的欲望，希望找到更加便捷省力的途径。

纷争升级

世纪之交的温州经济，放到一个更大的舞台之中，陷入一种后有追兵、前有堵截的不尴不尬位置。

好强的温州人，从不满足；有了实力的温州人，更加冒进；心生“暴富”之心的温州人，走上迷途，丧失自我。

1997年，一些企业开始走下坡路，其中有曾风光无限的“耐宝”。

1990年的夏天，王成栋走在温州鞋业的前头。受到一家香港公司青睐的耐宝成为温州为数不多的合资企业，引进意大利制鞋流水线和配套设备，把那些从家庭作坊起步的制鞋企业远远地甩在了身后。随后几年，耐宝风光无限，相继获得“中国沿海地区外向型企业产品质量特等奖”、“北京‘百鹿杯’鞋类博览会金奖”、“第八届国际鞋业博览会金奖”等称号。

耐宝开始步入高速扩张的轨道，到1997年在全国开设了328家专卖店，甚至提出“千店工程”的口号。同时，王成栋融资3000多万元，向多领域进军，投资兴建了“耐宝大酒店”。酒店的经营并不尽如人意，疏于管理的耐宝皮鞋也遭遇质量危机，销路受阻。

1997年的秋天，温州制鞋业的风流人物王成栋出走，耐宝倒闭，以破产告终。

这一年，正是东南亚金融风暴来袭，中国的金融保卫战虽然取得成功，但温州的轻工制造业依然受到挫伤。当时温州企业主普遍感到，随着内外环境的恶化，竞争日益激烈，产业的利润已经被拉得越来越低，“再也不是之前谁都能赚钱的年代了”。

耐宝事件更是给温企敲响了警钟。危机面前，康奈、奥康、吉尔达、红蜻蜓选择大力培育自主品牌，经过多年脚踏实地的发展，终修成中国名牌。然而，耐宝的倒闭让霸力鞋业的王跃进深有感触：多年来，霸力与耐宝可谓是“齐头并进”。

1984年创办鹿城跃进皮鞋厂的王跃进，在1990年将工厂向公司化转变，更名为霸力皮鞋厂。之后，王跃进把重心放在质量上，成为第一个把信誉卡放进鞋子的企业，得到“创新鞋王”的称号。1993年，霸力获得首届“中国鞋王”的美誉。这一阶段的王跃进，扎扎实实，把企业带到了一个高度。

然而，也许是“鞋王”的称号壮大了霸力的野心。当年，他用7张牛皮造出世界上最大的男式皮鞋，长2.05米。两年后，他又造出了长达2.4米的最大女式皮鞋，并在全国各地展览。

1994年，王跃进组建浙江霸力成为省皮鞋行业首家集团公司。当时，其他制鞋企业只有一两条生产线在生产，霸力则8条生产线全部开通。王跃进的膨胀之心无以复加。1997年，王成栋的出走并没有让他清醒，反而走向另一个极端——置“老本行”于不顾，转而涉足矿产投资。

2004年，霸力集团陷入走私风波，王跃进远走澳洲逃避检查。之后风波平息后，又继续其“开矿”之旅。2009年，当全球金融危机再次来袭时，霸力成为又一个“耐宝”，“中国鞋王”轰然垮塌。

霸力倒下后，康奈的郑秀康回忆起当年的一个细节，1994年郑秀康参观霸力集团，王跃进志得意满，对郑秀康说：“老郑，我成立集团公司，你也去弄一个吧。”今时今日的郑秀康庆幸自己的坚持，他当时回答王跃进说有所顾忌：“我还是先把鞋底做扎实了再说吧。”

在王跃进盲目扩张走上不归路之时，“远东皮革”的王大同则饱受家族企业“内残”之痛。

1994年，平阳县昆阳镇，王大同发动家人筹钱，全家共同创办企业“远东皮革”。如众多的温州家族企业一样，当时一家人并没有明确分工，也没有明晰的产权。

从公司创办开始就埋下的隐患，终于在1998年开始“发作”。于是，王大同宣布新的股份分派方案，家族成员签订《股份协议书》。

只是，让王大同没有意想到的是，原本以为平息的家庭纷争随着企业的壮大也不断升级。

经过多年的发展，“远东皮革”拥有了自营进出口权，从国内走向国外，浙江、广东、香港及越南等地都分布有“远东系”的关联公司，最高年产值曾突破5亿元，资产达到20余亿元。2005年，再次股份分派；2006年，“远东皮革”豪门恩怨恶化，王大同离奇地被自己亲人当做精神病患者送进医院，而远东集团走向分崩离析。

各种形式的企业管理危机，将部分温州的制造业推向困境甚至陷入陨落，同时也有部分企图打破旧有“温州模式”的企业开始远离实业发展之路。

在20世纪末，温州的轻工制造企业本身已基本完成了从粗放向品牌的初级蜕变，之后如报喜鸟、庄吉、德力西、正泰等集团化的改变，是在谋求新的出路。然而，劳动密集型、低加工度的制造业结构固守着温州区域产业的主体地位，既难以获得新的突破，又难以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化。

2002年，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建成10周年，时任国家副总理吴仪视察发现，开发区综合实力发展缓慢，甚至一度排名倒数第二位。吴仪不留情面地质问随行官员：“再倒数下去的话，我看你们这个开发区也不用办了。”

用专家们的话来表述，则是温州模式已经进入顽固的“代际锁定”：“温州两代创业者大多固守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形成了特殊的人格化交易方式，使得制造业出现‘代际锁定’现象，限制了温州人进入新的行业。如果不能完成从人格化交易向非人格化交易的蜕变，温州经济就不能实现从有形市场向无形市场的转变，温州模式也必将走向衰落。”

温州要继续发展，实业的萎缩似乎成为不可逆转之势。

实业精神　渐行渐远

世纪之交，全民浮躁之心泛滥。港台文化进入内地，各地兴起追星热。1999年福布斯把内地影星刘晓庆放在了中国大陆财富榜榜首。

在90年代，温州成为多数港台歌星的内地演唱会的首站。温州并非省级城市，也并非文化中心。何以得此机会？一方面，温州作为最先富起来的地方，“不差钱”，有消费能力；另一方面，曾经一度以吃苦耐劳、低调隐忍著称的温州人，膨胀之心渐起，以各种形式炫富，追星之势更甚。

1997年10月，温州迎来史上第一场明星大型演唱会。内地当红明星刘欢、臧天朔、田震等出席，最惹人注目的是，香港巨星谭咏麟首次来到内地，在温州连续献唱三首歌曲。

此类明星演唱会，当时温州已有专门的策划公司。全球畅销书《商业秀》的作者科特·麦克凯思说：“所有的行业都是娱乐业。”在精明的温州人眼里，“所有的行为都是商业，所有的机会都可以挣钱”。

1998年，刘德华到内地的个人演唱会首场就选定在温州。

在策划公司的安排下，刘德华演唱会的冠名权、酒店下榻权、赴宴权纷纷予以竞拍。一时间，吸引了温州各路人物前来一掷千金。

精明地利用名人效应，通过刘德华指定白酒、服装、鲜花，相关的温州人大发其财。

名人效应非常符合温州企业的口味。

2000年5月，一家名不见经传的温州服饰企业因为一封信件蹿上了国内几大门户网站的页面：温州一家民营公司向美国总统克林顿发送电子邮件，表示愿以200万元人民币的年薪“聘请”他在卸任后担任该公司“形象大使”。

书信的内容是这样的：

尊敬的克林顿总统：

我们是用“真诚”和“敬意”给您写信。这封信凝聚了数千名法派员工的心愿和梦想。

我们给您写信，就是希望您卸任后做我们的“形象代言人”。我们公司的情况在此信中就不一一赘述。总之，“法派”企业是一个生机勃勃、不断向世界靠拢的中国服饰企业。

而您，一定对“中国”这个东方国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吧。前些年您到过中国的西安、桂林，我们的一位员工曾亲眼目睹过您的容颜。更多的时候，我们是通过媒体关注您。

我们“法派”是把最精致的服饰奉献给热爱生活、追求卓越的人们。而您的气质、风度及丰富的人生内涵不正是我们寻找的最佳选择？

我们欲高薪聘请您担任法派的“形象代言人”，我们是极其真诚地对您发出邀请。望我们的愿望能实现。

再一次对您致以崇高的敬意！

法派服饰有限公司

此爆炸性新闻一出现，“法派”服饰顿时名声大振。事后，业内人士纷纷感叹，“这么多媒体报道这件事”，就是“拿5000万到中央台做广告，也没有这样的效应”。“法派”公司也不得不承认，自己在中央电视台每年投入广告费不下千万，从未取得如此效果。

一封电子邮件产生如此轰动效应，幕后策划者“法派”董事长彭星自己都始料未及。

几个月前，“法派”董事长彭星赴国外考察。期间，无意中听到信息：总统克林顿卸任后可能从事影视业。商业的敏感，让他马上意识到其中大有文章可做。

当时的“法派”服饰正在筹划国际化路线。如果能邀请克林顿为“法派”男装做代言人，效果显然事半功倍。有了这个构想，彭星决定先制造声势，于是就有了各大网站上电子邮件的出现。

之后“法派”服饰登上了国内外数千家媒体的头版，其中包括《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和《朝日新闻》。

作为事件的另一主角，白宫方面并没有做出任何回应。围观者纷纷散去，都认定这是一场高水平的炒作。

孰料一年之后，克林顿的妻子希拉里回复“法派”，明确表示，卸任的克林顿愿意认真考虑“法派”的邀请，期待与“法派”方面进一步洽谈。

2003年11月，克林顿果然来到北京，与彭星会面。两人握手交谈，共进午餐。会谈后，克林顿欣然接受彭星馈赠法派西服、衬衫、皮鞋、领带系列产品。这让外界几乎都认定克林顿即将成为“法派”代言人。“法派”再一次成功吸引眼球。

出人意料的是，此后，双方虽然多次接触，却并没有对外公布实质性的合作意向，事情最终不了了之。

从品牌营销策划的角度来看，“法派”此次代言人事件堪称典范。同时，从此事也可以看出，与当年的埋头苦干相比，温州企业家越来越急功近利，把更多的心思放在了营销、策划甚至于炒作，他们开始寻找各种真正的一夜暴富、一劳永逸的捷径，企图步入事业发展的快速车道。凡事都有两面性，温州人忽视实业而注重投机的风气也与日俱增。

早在1987年费孝通第一次考察温州之后，全国各地官员纷纷前往温州学习。新世纪伊始，又掀起了一股“学习温州”之风，只是这次的主要群体换成了各地的创业者和企业家，他们希望近距离接触温企，从中汲取经营谋略。

商业头脑异常灵光的温州人把这种参观潮变成商机，推出一项以“游温州，走企业，看经济”为主题旅游项目——“温州经济神秘游”，除国内人士蜂拥而至外，还成功吸引了不少外国友人参与。

2001年底，在温州媒体推出了“谁是温州青年的偶像”的大型调查中，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位居薄熙来、雷锋、张艺谋三人之后，成为明星企业家的代表。媒体对这位温州首富如此评价：“中国新兴民营企业的代言人、温州人奋斗发家史的缩影。”

就此，南存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意味深长地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我刚把企业做到1000万的时候，参加市里、县里的会议，我总是在心里问：‘为什么不让我上去发言？’现在，企业规模到几十亿元了，每次开会时，我心里祷告：‘千万别让我上去发言！’企业做得越大，我越感觉到市场经济的惊涛骇浪，越感觉到如履薄冰。人，其实就像猴子，爬树爬得高了，容易把尾巴露出来。所以，必须时时警惕，要不断跨越自我，老老实实做人，做好一个大写的人，才能真正做好一个企业。”

南存辉所代表的这种时刻反省、居安思危的温州精神，已经渐行渐远……

政商关系　越来越亲

温州，既被视作资本主义的温床，又被称做市场经济的“麦加”。在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中，每一次交锋，每一次整顿，每一次肃清，温州似乎都毫无例外地首当其冲。

有人曾经把“温商”比做“中国的犹太人”。因为失去了祖国，犹太商人曾四处飘零饱受打击。后来，强大的犹太人吸取教训，开始不惜成本地在政治战略领域进行投资，培养可以依靠的政治力量。

在国内遭受过多次整顿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表面上，温商似乎抱着一种埋头经商、不闻政事、明哲保身的姿态。

实际上，虽然捉摸不透的政治令温州人栽了不少跟头，但却让他们学会了看风向、识大体，顺势而为，与政府修好。

随着内外压力的加紧，随着欲望诉求的膨胀，温州民营经济开始寻求和政治挂靠，希望拉近与政治的距离。

其实，官商的关系，在中国历史上从来都是亦远亦近。费正清曾经表达过这样的意思：“中国的传统不是制造一个更好的捕鼠机，而是从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权。”

正是因为这样一个传统，1999年的温州，个体户开业庆典，开始邀请政府官员出席剪彩。当这种形式成为一种流行时，一个基本的市场行情流传开来：市长剪彩，15万元一刀，副市长10万元一刀，其他领导依次递减。

温州竟然如此胆大？媒体对此进行报道，相关部门前来调查。最后的调查结果反而是褒奖。原来，这是温州政府工作的一项创新：所有的官员“出场费”并不归剪彩者所有，而是直接打入市级财政，存为社会福利事业专项资金。据传仅此一项每年便达数百万之多。

于是乎，温州企业里开始纷纷设立公关部门，专门负责与政府的各个分管部门建立并维系良好关系，每隔一段时间，“到对口部门坐一坐，和办事人员聊聊天，请他们吃顿饭”；一些公司捐助政府公益事业，目的是“帮助官员树立政府形象”；甚至有些老板出价30万元或者更高，为跻身“政界”，哪怕捞个“五品”村官。

当时民间有这样的说法，“百万富翁不能入党。老百姓就是老百姓，重大的原则问题不能从钱的多少来掂量”。此说法源于1989年中共中央的专门文件的明确规定：“私营企业主不能加入中国共产党，原党员可以暂不考虑劝其退党。”

“浙江老板入党第一人”的刘建国感到很委屈：“我入党的动机，无非搞好企业管理，努力服务社会，带动职工拥护党和政府。我年轻、我有钱、我要求进步，这有什么不好？”1999年3月，刘建国递交第一份入党申请书，半年后，成为入党积极分子。但是他未能很快如愿。

温州私营企业主涌现出更多的入党积极分子。老板们怀着各种单纯或复杂的动机，要求入党。当时，政府感到良莠不齐、真假莫辨，索性一概拒绝。

在一次杭州的人才招聘会上，有私营企业打出醒目的横幅：高薪聘请优秀党务工作者，年薪10万。2000年12月，刘建国在公司建立党支部，聘请复员军人出任党支部书记。新华社如此报道：“各地参观的人能看到青春的活力，慕名的客商能感受到商业奇才的魅力，外地打工者能体会到无限的温暖，党政领导能看到党建在非公有制企业中照样能发挥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此时，刘建国企业销售业绩已经达到1亿元，占浙江省行业销售份额的1/6，他再次申请入党，仍旧被拒。

刘建国的事迹传到浙江省委副书记乔传秀耳中。她专程前往刘建国企业，对他说：“企业要做大做强，政治上要积极要求入党。”受到鼓舞，刘建国和浙江其他99位民营企业家一起，第三次递交入党申请书。刘的申请引起中央重视，6人调查组赴浙。层层考核，刘建国如愿以偿。

20世纪80年代，“八大王”之一的刘大源曾把1978年之后的温州民营经济与政府政策的关系分为四个阶段：“对着干、开着干（公开）、放着干、扶着干”。温州商业开始与政府修好关系的态势，不言而喻。

2012年初，继《激荡三十年》、《跌荡一百年》之后，吴晓波推出了“中国企业史三部曲”完结之作《浩荡两千年》，在接受采访时，他说：“在经济的复苏过程中，企业家阶层对政府投资的依赖度越来越高，改革失去了‘假想敌’……在今天，企业要做强做大，仍然需要得到政府的‘政策倾斜’及扶持。因为资源操之于政府之手，被授权者又没有获得对等的契约资格，因此，后者的财富保有及增值便非常地不稳定，这便造成了两个景象，其一，民间商人集团被迫向政府索取特权契约，造成市场竞争的灰色和不公平，权贵食利阶层因此而滋生；其二，企业的可持续成长受政策波动的影响非常巨大，存在强烈的不确定性。”

随着温州企业的产业升级和转型，温州商人迫切地需要更进一步拉近与政府的关系，以获取更多的机会。政府官员权力寻租的现象也越来越严重。

温州官员杨秀珠、杨湘洪、高金熙、吴长柳等东窗事发后，又牵扯出一系列行贿的温州企业。甚至一度出现这样的调侃之言：“在温州，当官真是高风险职业。”

制造业向投资、房产、矿产等领域拓展，没有一定的政府背景支撑，私企就没有足够的竞争优势。近10年来，官商相携的关系得到极大的积累。在温州人的概念中，花钱建立有利的圈子是必需的也是值当的。而借助政策和政府的平台，来为企业的发展提供后盾，站在政府的肩膀上，近水楼台获取更多的商业机会，已经成为温州人的“共识”。

费正清曾经说过：“中国商人最大的成功是，他们的子孙不再是商人。”从古至今，这一观念都得到了传承。据媒体报道，2006年，温州市公开招录449个公务员，引来近3万人网上报名，最热门的岗位引来400人角逐，其中有不少民营企业主子女。在温州这片盛产老板的土地上，近年来，“公务员报考人数与聘用岗位之比竟然屡创新高，持续居浙江首位。”对此，温州学者马津龙分析，温州老板在想方设法谋求可靠的“政治地位”。

数据显示，2002年，温州公务员报考人数与聘用岗位之比为19：1；到2005年，跃至34：1；2006年又攀升至44：1，近年来都在50：1以上，且屡创新高。温州成为浙江公务员报考人数最多，也是竞争最激烈的城市，2010年6月，市环卫处8个“80后大学生粪便处理工”岗位，竟引来1102人报名，招聘人数与报名人数之比接近1：140。

随着“温商从政”的欲望增长，“政转商”的故事也在温州流行。1990年开始，数例县级以上官员辞职经商的案例出现，集中爆发期是在90年代中后期（其中代表性人物包括：原温州市委宣传部部长徐国林，原市检察院副检察长邹丽华，原平阳县委书记、市委副秘书长董希华，原洞头县委书记、市政府副秘书长叶正猛，原市经委副主任、乡镇企业局局长钟普明，原永嘉县委书记谢炳清，原温州市委副书记、后任省信访局负责人何树鑫，原永嘉县副县长李浩然等。）。最为轰动的事件是2003年，以温州市副市长吴敏一为首的四位省直辖市政府要员同时辞职从商。

不管是自主创业还是进入企业任职，温州官员下海潮中最为成功的当属现南都集团总裁、原浙江省委书记秘书周庆治。

周庆治在1991年下海经商，凭借多年从政积累的人脉，也依靠对政策方向的准确把握，其生意如鱼得水迅速发展。从贸易起家，如今周庆治在房产、投资、基建等领域多有建树。2002年，下海经商的第十一个年头，周庆治以1.45亿美元的身价排名福布斯富豪榜第48位。

然而，也许正是其多年的政治生涯背景，周庆治保持着高度的神秘，数十年来他几乎不接受媒体采访，其南都集团，连一个对外展示的网站都没有。

种种迹象表明，温州民营企业已不再死心塌地干实业，更多地以权力支撑而野蛮涨大的行业兴起。

多年后，温州地下钱庄爆发资金链断裂，如一团麻绳，牵扯出大大小小无数的银行职员、政府官员。最大的浙商非法集资案主角吴英，为了自救爆出一系列官员腐败事件，却遭到当地官员联名上书速判吴英死罪，引起法律界和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其中的玄机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