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几十年的传奇，因大起大落引人入胜。大起是时势造英雄般的华丽，大落则是遭遇十面埋伏般的悲壮。

各种金融手段，早已如野草燎原之势，无孔不入。这些资本游走于法律边缘，一不小心就踏入雷区。

无限的能力加上无限的欲望，其结果不是一场大胜利，就是一场大灾难。

难以忘却的过往

回顾中国民间金融业发展史，1984年的温州有不可磨灭的一笔，谈不上浓墨重彩，但是却有着首创性的意义。

9月30日，苍南钱库，白底红字的木质招牌“方兴钱庄”，竖立在横街29号方家老宅。

据说这比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分行的开业还早了一个月，这是大陆第一家由私人挂牌营业的金融机构。

开张当天，钱庄创始人方培林把几沓手写的借贷利率表张贴在钱库的大街小巷，不足3万人口的小镇一天之内都知道了方兴钱庄。

长期存款：月息1.2%，3个月以上结算。

临时存款：月息1%，随时存取。

贷出款项：月息2%，视情况而定。

显然，钱庄在各方面都比银行更有优势。比如，银行、信用社服务时间为法定8小时工作制，而方培林的钱庄24小时不间断提供服务。

在钱庄筹备之前，在国营医院当收发室工人的青年方培林四处翻寻中央文件，在中共中央(84)一号文件中发现这样一句话：鼓励农民集资兴办各种事业，尤其是兴办开发性事业……“集资如果合法，那么与股息性质相同的私人利息理应合法”，因此，他为自己的钱庄计划找到了政策依据。更让人刮目相看的是，在当时，方培林的经营管理采取的竟然是董事会制。钱庄投股集资，每股金额1000元，个人入股不限，总股为100股，计10万元。由股东选出董事会和董事长，董事长委任经理主持日常工作。

在向当地镇政府提交申请时，镇委书记黄德余给予了莫大支持：“不要搞股份制，万一股东思想不统一，容易出问题。就你一个人去办，不要叫什么金融服务社，干脆就叫方兴钱庄。”同时，黄德余还通过镇里发了专门的文件——为改革经济体制，适应商品生产的迅速发展，狠刹社会高利贷活动歪风，经镇委研究，同意方培林同志试办方兴钱庄。

但没想到的是，在挂牌的第二天，温州市农业银行的工作人员便冲到钱庄门口抗议。不得已之下，方培林将“方兴钱庄”的招牌取下，便转入地下钱庄。

方兴钱庄在社会各界引起极大关注后，在温州市政府的指示下，1984年底，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支行派出专人对钱庄进行了调查，在向市政府提交的调查报告中，这样写道：

经过行务会议讨论，温州市人民银行对要不要试办钱庄统一了认识，基本的看法是同意试办，并建议加强管理监督。我们认为在钱库镇这个商品经济繁荣、资金需求量大、民间借贷频繁、银行和信用社难以满足需求的情况下，批准试办一个钱庄有利于理论探讨和金融改革，在实际工作中也有助于探索新路。从理论上讲金融形式取决于经济形式，经济上提倡和允许国营、集体、个体一齐上，金融形式上也应该适应经济发展。从实际上看，钱庄在经营作风、服务方式、服务态度上跟当前银行和信用社相比都有其独特之处……不过，必须持慎重态度，要加强管理：一要经过批准，发执照；二要有一定的自有资金；三要有一套账册；四要接受人民银行管理；五要上缴保证金；六要照章纳税；七要框定业务范围；八要确定利率杠子，人行对钱庄资金不担风险。

之后温州分行试探性地为方兴钱庄向国家总行申请“金融许可证”，却不料在整整1年之后，才得到相关回复：

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分行：

11月6日电悉，经与国家体改委研究答复如下：

对于私人钱庄，请按国务院银行管理暂行条例规定办，不能发给《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

尽管转入地下，但钱庄的生意依旧兴隆，开张不到1年，存、贷2400多人次，资金周转总额达500多万元。

在一日地上钱庄，5年地下钱庄之后，面对银行的夹击，方兴钱庄无力抗争，自行停业关闭。而据当时的记载，钱庄的扫尾工作非常认真负责，没有留下任何纠纷。

方培林的“中国第一私人钱庄”躲躲闪闪地蹒跚前行，其实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温州民间资本力量涌向地面的不可遏制。而最终，钱庄并没有获得一纸认同，因此激发了民间资本以极端和激烈的方式进行着贪婪的金钱游戏。

在方兴钱庄做出正面积极试探的同时，温州地下金融违规操作早已如野草燎原之势，无孔不入。这些资本游走于法律边缘，一不小心就踏入了雷区。

这种能够夺人性命的金融游戏，被当地人称为“抬会”，实际上是对温州一带民间融资活动的笼统称呼。所谓的“抬会”早在解放初期便流行于乐清城乡。那时作为民间互助筹资融资方式，资金投向主要用于满足生活消费。随着规模扩大，以及资金投向发展成生产经营资金的垫支，久而久之，便产生出一些食利阶层：“抬会”会主。许多灾难后，负债累累的家庭，都或多或少源于郑乐芬，或者和郑乐芬担当会主的温州妇人。

抬会通过以高于银行存款利率的优惠吸收存款，再以一个合理的贷款利率放出贷款，通过利率差赚取费用。1985年前后的温州，以这种方式进行流通的民间资金超过3亿元，成为私人企业发展最重要的资金动力。几乎所有的业主都从“抬会”中借贷或出贷过资金。替美军陆战队制造军徽而名噪一时的陈加枢回忆：“工厂要发展全靠地下渠道，最多一次可借到1000万元。”

然而“抬会”以信用作基础，其在法律保护上的缺失将成为短板，制约着这种信用金融的未来发展。若遭遇信用危机，大规模的群体事件将成为不可避免的注脚。1985年，人们沉浸在“抬会”高回报的片刻喜悦中。更多的人带着更多的钱涌入会主家中，或许用“疯狂”来形容都不足以表达当时的情境。

机关干部、中学老师，乃至拾荒者，不用别人游说，只要一有闲钱就会将钱放在箩筐里，上面盖着菜叶，趁天黑时挑着一担一担的钱往会主家里送。经历事件的人描述：钱收进来，先在墙两头放着，很快两头的钱连在一起，一上午整面墙堆满了，到晚上一间房子全部是钱，脚都插不进，封门派民兵举刺刀看门，人群不肯散去，高呼着要入会，把大叠的钱扔进来，民兵只有用刺刀逼他们后退。

人们之所以如此狂热，那是由于他们被承诺的收益几乎和高利贷相差无几。按当时最流行的抬会规矩：一个会员入会交1.16万元，从第二个月开始，会主每月付给会员9000元，连续12个月，计10.8万元；第十三个月起，会员再付给会主3000元，连续付88个月，计26.4万元，会主每月付出9000元。如此循环滚动，一个会期为100个月。最大的风险在第一年，会主要把1.16万元变成10.8万元。有人计算过，一个1.16万元的会员要维持下去，到第六个月必须发展22个会员，到第十二个月要发展69一个会员，到第十八个月就要发展2.0883万个会员。

诱人的投资，高额的回报，一个“不可能的游戏”在侥幸、病态的集体驱使下燃烧起来。30万人卷入其中，会款发生额达12亿元之巨。

1986年春天，抬会链条出现断裂崩盘的迹象，恐慌如瘟疫般在各个乡镇飞散开来。一场金融大灾难汹涌而来。短短3个月里，温州全市有63人自杀，200多人潜逃，900多人被非法关押。

灾难之后，一个名叫郑乐芬的女人，一个死刑犯，在她第三十八载痛苦离世，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作为灾难主角之一，郑乐芬不幸成为政府竭力整治的靶心。这位温州妇人在潜逃百天后被捕，5年后被判执行死刑。其丈夫蔡胜南潜逃一个月后主动自首，被判无期，总算是保住了1条小命。

如今仍有不少人对会主抱有复杂的怨恨与偏见。若客观追论金融风波的始作俑者，与其将全部责任归咎于这些会主，倒不如说这场本不该发生的错误源于当年温州民营企业的迫切融资与国家尚未对私营经济开放的金融政策之间的张力——这种张力成为“抬会”快速发展的内在动因。

民办金融的风雨征程

世界金融发展的历史，是一部由民间金融不断完善演变为正规金融的历史。银行、保险、证券期货市场、黄金市场、外汇交易市场、信托、金融租赁……各种金融形势，无一不是由民间发起，而后才得到相关官方认可。

温州遍地都是企业家，事实上，也曾经有不少温州人在成为银行家的道路上奋勇前行，可惜的是，最终守得云开见月明者少之又少。

1986年，全国最早的“股份合作制信用社”——鹿城城市信用社在杨嘉兴等人的努力下宣告成立。6天之后，全国第一家私人独资的城市信用社——东风城信社新开张，开创了民营金融机构的先河。两年后，16家农村金融服务社获得批准，是设立在温州市下属县城的股份制信用合作组织。1992年，温州苍南成立了第一家农村合作基金会。

“两社一家”，是温州民间办金融的典型成果。数据显示，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温州存在过51家城信社、34家农村金融服务社、188家农村合作基金会，平均每个乡镇至少一家机构，城信社数量占浙江全省的1/3。

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温州的民营小金融出现了存款量突破亿元大关的案例，而当时全国各地的官方农村信用社的存款规模平均值为四五千万元。温州民营金融机构总资产达20亿元，在全市的存贷市场上占到20%的份额。

1991年，温州泰顺县金鑫城市信用社成立，当时的股东构成非常复杂，有政府集体性质的当地村委会、政府部门，有企业，也有单独的农户和工商个体户，总投资50多万元。金鑫城市信用社发展不错，股东每年的利息和分红都非常可观，成为民营金融机构的典范，被当时相关部门寄予厚望。

4年之后，这家口碑出众的“金鑫社”法定代表人叶青、总经理吴小明挪用存款潜逃，顿时，一场人心惶惶的挤兑风潮爆发。据知情人士透露，“金鑫社”负债1000余万元，破产告终。

“两社一家”在“血统”上就存在着硬伤：股东关联贷款过多。作为民间金融机构的先行者，摸着石头过河，经营管理上始终难以规范化。更有甚者，利用当时金融体制改革初期政策的缺失，大肆投机。“金鑫社”的变故只是点燃了一根导火线。1998年底，温州22家城信社、34家农村金融服务社、33家民间融资服务部的资产不良率分别为7.7%、20.6%、22.4%。

2000年3月，温州苍南县23家农村合作基金会，进行全面清理整顿。其中12家基金会业务并入当地农村信用合作社，其余11家基金会被强制清盘关闭。

金融机构的民营化、自由化与金融监管的不成熟不稳定，导致了这场民营金融机构的改革失败潮。90年代，全国走红的东风信用社创始人苏方中也同样没有“善终”。

当时的东风信用社全部由企业控股，个人不占股份，但所依托在苏方中的东风家具厂，也基本等同于个人控股。

东风信用社的发展速度也远远高于当地的官办金融服务机构，渐渐成为了苏方中资本运作的“摇钱树”。1988年，苏方中兼并了3家国有企业，创办了温州市第一家民营股份企业——东方企业集团，自任总裁。

1991年，苏方中的膨胀之心渐起。走出温州的他，在深圳投资了耗资1亿元的中南大厦。然而，这时的苏方中仍然缺钱。于是，在没有获得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情况下，苏方中行走到了尖峰时刻——发行东方企业集团的“认购券”，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认购券，对外号称“无风险、高利息、信用好”，利息每3个月发还一次，本金到期一次性偿还。

此时的苏方中俨然是炒作的高手，他善于利用媒体为自己宣传造势，为自己的融资获得了巨大的便利。

然而，深圳的中南大厦并没有给苏方中带来预期的利润，2亿多元公众存款、银行贷款以及私人借款，都让苏方中再也无法自欺欺人。1999年8月，一向如期兑现的“认购股”停止兑现，空有一身空躯壳的东方企业集团终于撕掉了光彩夺目的画皮。曾经入选《共和国之最》的方兴中身陷牢笼，一个中国民营金融明星人物陨落破碎。

多少风流人物在潮涨潮退中失意泯灭，但总是会有痕迹留下，告诉人们：不管怎样，历史可以留白，但不会一片空白。

温州在民营金融机构上的探索，在多年之后依然引发了一个新的议题。

经济的发达，资金的密集，贸易的频繁，注定了温州在任何一个时期都是金融机构的必争之地。随着我国股份制银行的发展，进入温州是实力发展的必然路径。根据相关规定，跨区域经营的股份制银行，要先获得当地相关部门的允许，再通过国家有关部门审核批复，方可准入，其过程之繁杂，无形中会增加巨大的前期成本。

通过收购当地拥有金融机构网点牌照的机构，借壳进入，成为最便捷的选择。而在温州，那些业已退出舞台或日渐没落的民营金融机构成为了抢手的“香饽饽”。

最早行动的是浦东发展银行，于1997年便将温州支行收购瑞安瑞丰城信社和乐清兴业城信社收归囊中；2002年4月，兴业银行温州支行成功收购永嘉瓯北城信社；2004年，民生银行相中温州金鑫社，却不料被后来者——光大银行横刀夺爱。随后，民生银行又“另寻新欢”，在温州苍南一信用社旗下“抬会”遭整顿之时，趁机而入，企图接手此信用社，作为打入温州的新方案。

在若干年后，温州民营金融原有的探索为股份制银行的跨区域拓展提供了各种基础，而当新的母体出现之后，原来的“两社一家”又将重获新生。

地下钱庄的野蛮生长

在经历1986年血雨腥风的金融大灾难之后，温州的民间金融活动并没有就此销声匿迹。

90年代开始，温州家庭作坊向正规化、企业化发展，但中小企业依然很难从银行获得贷款，创业初期的温州人只有通过民间资本拓展规模。温州经济的第二次创业，民间资本是当之无愧的功臣。

懂得经济学的人都知道，资金周转的同时，新的财富也在生成。

但这个真理怎样具体运用到实践中，恐怕再没有人比温州人更了解。

晋先生在温州经济开发区有一个百十人规模的小厂，像他这种阶层的老板，温州比比皆是。但他的另一重身份，恐怕只有急需用钱的温州老板们知道。

也许你已经猜到了，晋先生本人还是一位负责放款的“银行”老板，即俗话所说的“地下钱庄”老板。他这个身份，有一段时间甚至比他身为厂长的身份还要忙碌，比如过年的时候。

晋先生介绍道，很多企业到年关都缺钱，当筹钱无门的时候，就想到从“地下钱庄”借钱。运气好的时候，晋先生的地下钱庄一天甚至可以放款出去一千多万。因为每天都有很多人打电话借钱，况且一般借钱的人都是中小企业的老板，所需的数额比较大，几万、几十万、几百万，数额不等。一天能接五六单这样的生意，就差不多上千万了。

晋先生还透露，他经营“钱庄”一年之后，总共放出去大约1亿元，自己靠利息获得的收入也有几百万。

像晋先生这种“地下钱庄”，有很多温州老板也同时在从事着。这种性质虽然类似于放高利贷，但与我们普通人所理解的高利贷是不一样的。这种钱庄的性质，主要是为了给创业者提供资金上的方便，一般借款的时间比较短，而且如果是熟人的话，根本不需要担保及各种借据，也不会出现暴力催逼还款事件，完全依靠温州人的信用。而且借款的人多是熟人，生人的话，即使利息很高也不借。

在放款的时候，为了保证放款能收回，晋先生还跟着借款人亲自考察借款者的经营状况，直到认为对方的投资项目不错的时候，才放款。这与银行的借款政策很相似。

由于要缴纳一定的利息，加之容易影响自己的声誉，一般借主在资金周转过来之后，都会立刻还款。

这种“地下钱庄”的存在，既方便了借款者，又为“地下钱庄”老板提供了利息收入，可谓是一种不错的投资方向。

以晋先生为例，他也是无意中发现这是一种不错的投资项目。在最初的时候，他手上有一些闲钱，他的朋友们也打拼了好几年，手上也都有一些钱。由于他的厂在温州老家，熟人比较多，朋友们就把自己的钱先放他这里，他们之中谁需要资金周转的时候，从这里拿，象征性地交一点利息就行了，这笔钱就相当于大家的共同备用资金。这笔钱当时大约有600万，加上他，总共6个合伙人。

后来，随着自己和朋友企业的不断发展壮大，备用资金越来越多，他们已经不需要这么多钱来周转自己的企业了。于是6个人商量了一下：既然现在有很多老板需要资金周转，我们何不把这笔钱向外放贷？于是，这个地下钱庄就形成了。

由于利率调整相对合理，一般企业家都能承受，而且信誉比较好，晋先生的地下钱庄开始有了一定的名气。后来做久了，有更多更有钱的老板就充当了上家，将手中的钱交给晋先生的钱庄打理，晋先生彻底晋升为钱庄老板，钱庄借贷也成了一种新的投资项目。

由于地下钱庄的存在，很多人盛传温州人全民皆贷。事实虽然没有这么夸张，但这种地下钱庄性质的民间借贷是非常普遍的。

在国家出台了新八条之后，温州资本从房产中撤出很多，资本的去向一时成为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民间借贷因为回报率高、回报快，就成了最热门的短期投资。当中小企业无法通过银行来获得资金周转的时候，通过地下钱庄借贷是最正常不过的了。

2008的时候，软银赛富总裁阎焱曾称中国可能是世界上资本市场效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他说：“目前中国的银行大约有超过30万亿的存款，占中国资金市场总量的90%以上，而创业者却得不到银行的支持——中国的银行基本不对创业者贷款，几年前甚至对民营企业都不贷款。”

在温州，资本的利用率遥遥领先于全国，这完全得益于民间借贷关系的活跃：温州的家庭只要有闲钱，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涉足了民间放贷；2011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温州市有大约89％的家庭个人和59％的企业都参与了民间借贷；温州地区30多万家民营企业，其启动发展资金的60%以上来自民间借贷。

“民间金融兴，则中小企业兴。”2009年7月，温州市副市长徐育斐在一次讲话中说：“温州庞大的民间资本闻名全国，温州的民间流动资金长期保持在4000亿左右的规模，利用这些资金，温州人在全国各地创办了3万家工业企业、500个商品交易市场，温州的资本为全国各地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方面，数量众多的民营中小企业难以从银行获得贷款，另一方面，程序复杂手续繁琐的银行难以满足中小企业贷款的要求——数额不定、周期灵活、临时性强。这必然促使民间借贷的兴盛。

民间借贷是一个灰色金融区，温州人依靠血缘和各种裙带关系来发生借贷，少有抵押或担保，而是凭信用来进行约束。同时，民间借贷的利息非常高，但通常因为关系太亲近的缘故而无法兑现。因此，作为第三方的地下钱庄就有了存在的必然。

当民间借贷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有组织的“地下钱庄”便无法遏制地膨胀起来。地下钱庄给予单个的放贷人的月息一般为20%到30%，给钱庄的放贷基本月利息起点则为50%，甚至高达100%。疯狂的时候，地下钱庄为了最大可能地吸纳资金，向放贷人承诺的年利息回报达40%到200%，那么贷款人要付出的利息便可想而知。高不可攀的利息回报吸引更多的人来放贷，但也为钱庄的资金回笼迅速增大了风险。

地下钱庄的借贷关系没有得到政府认可，因此放贷人的利益也无法得到法律的保护。于是，不法之徒利用这个灰色的金融体系的隐蔽性，从事着各种非法的活动，在这件貌似华丽实则破旧不堪的袍子下面，隐藏着无数的虱子与虫蚁，侵蚀着放贷民众的权益。

1998年前后，平阳人谢孝忠成为了一名地下钱庄庄主。退休教师的身份为谢孝忠增加了无形的信誉，比同期银行存款高出将近10倍的月利率也极具诱惑力，到2001年10月，谢孝忠的地下钱庄已有存款户182家，吸纳资金2000多万元。利用地下钱庄的资金，谢孝忠开设了一家房地产中介所，进行房地产炒作与土地买卖。

2001年10月中旬的一天，谢孝忠突然消失，同时也有风声放出：由于房地产市场不景气，加上地下钱庄的经营不善，谢孝忠资金链断裂钱庄无以为继。

表面上，这是地下钱庄失控导致的债务危机，但其背后却是一桩资金诈骗案。

利用地下钱庄的资金“炒房”“炒地”的谢孝忠收获颇丰，完全有能力偿还钱庄的债务。但在谢失踪后，由谢孝忠亲属组成的“还债理事会”处理后续事宜。在理事会的操作下，地下钱庄的债务通过各种途径来逃避或转移债务，诈骗资金。其中最重要的途径是，以谢孝忠名下的地产来抵债，但是在估价中，谢的地产高出市场价50%到200%。存钱户为了尽快拿回存款，不得不同意了这种变相的欺诈，通过此种方式，谢孝忠获利800多万元……

从上世纪80年代初的“抬会”开始，温州“地下钱庄”的模式基本没有变化。2003年高秋荷的“经济互助会”成立，互助会的门槛不低，50万到100万的入会费，但是仍然有成群结队的乐清人加入。这些会员的资金基本上都是通过整个家族拼凑而来，看中的是互助组的高回报——1万元的会费，每月可回报1500元。

高秋荷需要做的，就是遵循经济互助会的基本架构，吸引越来越多的会员入会。高秋荷手握巨额会费，不断地为自己置办大量房、车等固定资产。

同时，前期会员高得出奇的利息，必须由新会员的入门会费来支付。为了维持这种循环，高秋荷必须马不停蹄地进行一轮又一轮的圈钱，房地产开发、成立投资公司等成为了最好的理由。

当所有的会员都享受着“一本万利”的回报时，“传销式”的互助会终于到了崩盘的时候，2007年，高秋荷已欠下115个会员1.16亿元的资金。最终，高秋荷被处以死刑，没收全部资产。判决书上有满满三大张纸的受害者名单，这些受害者的每个账号上几乎都有近百万的资金的“一去不复返”。

地下钱庄的借贷中，多数借贷没有担保人，部分借贷借据金额与实际借款金额也不符，甚至未注明利息，地下钱庄所承诺的高利息，在实际中也难以兑现。在借助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益时，因为此中的各种不规范，存款户拿不出受法律保护的凭据，因而家破人亡的悲剧并不少见。

2010年上半年，温州鹿城区法院今年就共受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869件，同比上升37%，案件总标的额高达12.8亿。而其中这些受理并获得判决的案件中，又有绝大部分因为执行人下落不明或者没有可执行财产，导致借款人最终“竹篮打水一场空”。

“担保”的变异与猖狂

从法律上来说，担保是指“为确保特定的债权人实现债权，以债务人或第三人的信用或者特定财产来督促债务人履行债务的制度”；然而在中国的人情观里，“担保”二字隐藏着“义气干云”“两肋插刀”等潜台词。

在民间借贷异常发达的温州，融资担保网络以血缘、地缘、朋友圈等为纽带，千丝万缕，错综复杂，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然而，这种担保网络所体现的“抱团”精神，正是温商最为器重的商业精神与传统。

遍布全世界的温州人，成立了大大小小的商会——旨在“相携相伴，商行天下”。以商会名义成立的担保公司似乎更加能说明这种团队精神。2003年，新疆温州商会中的15家骨干企业出资组建的新疆宣乐担保有限公司，为新疆的温企提供专业信用担保，成为第一家温州商会担保公司。之后，合肥温商担保有限公司、昆山浙商投资担保公司、桂林温州人信用担保公司等纷纷成立，“担保公司是为解决会员、非会员企业融资难问题而成立的，服务对象主要是温州人创办的企业”，商会的担保公司搭建了良好平台，为温州商人与各大银行建立良好授信关系提供了最大的助力与后盾，让人们确信“温商”已经成为银行授信“金钥匙”。

与此同时，还有各种投资公司、风险投资也纷纷成立，直接参与到了投资放贷的环节当中。神力集团和温商林阿信创立上海首华创投公司，并成立了针对温商的转向基金，还有一些投资服务类机构涌现，如温州聚才投资有限公司、温州天银投资有限公司、温州恒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等。

尽管如此，但在温州本地，已经有众多的“担保公司”产生变异，把手伸向了“民间非法信贷”。每当中小企业融资受挫，或国家政策银根收紧时，相应的民间信贷形势——高利贷就异常繁荣，温州担保公司的盛宴也同时开启。

知情人士透露：“温州小型的担保公司早已成为民间资金集结借贷的重要载体，我们这里称为‘倒款’。就是将亲朋好友的资金汇集，然后放高利贷。以自然人名义放贷的真实利率，和以担保公司名义开具的‘担保合同’约定的利率不同，‘两张合同’使他们可以轻松应对查处。”

浙江云光泵阀制造有限公司，矗立在温州永嘉瓯北的一家工业园区内。朱吉光为此风斗争了整整20余年。

2007年，当自己多年的生意伙伴叶贤敏的企业资金困难，亟须银行贷款，朱吉光像所有有义气的温州商人一样，以自己公司的资产为朋友做了担保。

此后又有多次，叶贤敏请朱吉光担保借款，并告诉他之前的贷款已经还清，深信不疑的朱吉光总是非常爽快地同意。

直到2008年的一天，叶贤敏与一个叫朱天成的人发生矛盾，并因砸毁朱家住所而被判刑七个月，朱吉光才恍然得知，这是一个连环担保案：叶为朱天成作担保而深陷泥潭，为解救自己，无奈之下，叶将朱吉光拉下水，朱吉光成为叶多项高利贷的担保人。叶贤敏进了监狱之后，“老高”找到了担保人朱吉光。朱吉光做梦也没想到的是，连本带利，自己为叶担保的借款已达1000万元，而这些都落到了自己头上。

在“老高”的疯狂逼债之下，朱吉光选择了自杀。

在现行的法规中，担保公司并没有放贷的权限，只能在企业向银行贷款时进行第三方担保。而叶贤敏的所有高利贷都是来自担保公司的直接放款。这种担保公司异化成“地下钱庄”的形式，在温州早已司空见惯。

在温州当地的报纸上，几乎所有的分类信息版面，都被借与贷的广告充斥。“地下钱庄”的存在形式多样，担保公司、投资咨询公司、典当行、寄售行等在实际上也是从事着与钱庄类似的民间借贷活动。

借助着这种合法组织的形式，地下钱庄公开化或半公开化，在高利贷市场中肆意妄为，堪称温州经济肌体上的吸血鬼。这些担保公司隐身在温州市江滨路、景山公园等风景区，以高端会所形式呈现，带有美容、餐饮、娱乐等服务。在这些身价不菲的客人谈笑风生、享受服务的同时，有大量的资金如暗流般流进流出。

比较高端的以会所形式存在，分布在江滨路、景山公园等风景秀美的场所，集美容、餐饮、娱乐为一体，为腰缠万贯的会员提供服务。

有数据显示，温州在2011年底有担保公司186家、典当行48家、寄售行360家，投资咨询公司780家，合计1374家。

在温州经济的发展史上，这种类似与担保公司的“民间借贷”曾被当做中小企业融资的救市观音菩萨，但在2008年温州经济爆发危机之后，这样的机构顿时成了让人闻之色变的“催命阎王殿”。

这些担保公司的背后，往往是一个从事实业生产的大型企业。担保公司的资金一部分来自民间散户，而还有一大部分则来自银行。

2011年，在温州企业“跑路潮”发生之后，人们惊讶地发现，温州“巨邦”鞋业、温州江南皮革、温州耐当劳鞋业等资金链断裂都有一个共同的因素，这些企业都涉足投资了“非法担保公司”。

有人说，在温州的资本链条中，企业、银行、担保公司之间组成了一个等边三角形，相互之间的角色可以随时调换。正常情况下，企业要从银行贷款，必须通过担保公司存入一定量的担保金，然后银行向企业发放数倍的贷款资金。

随着民间信贷需求的旺盛，有不少企业开始低调从事高利贷业务。他们以自己企业的资产为抵押，从银行贷来大笔资金，并不运用于扩大再生产，而是放贷到资金缺乏的中小企业。大型企业以低息从银行获得贷款，成立担保公司，之后又立即转手发放高利贷，赚取巨额利息差。在这过程中，中介担保、投资咨询公司“反客为主”，银行沦为担保的角色，担保公司反而成为一个庞大的资金供应商。

银行成为高利贷市场巨大的融资平台，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现象。

这里是昔日“八大王”叱咤一时的地方，是中国第一家私人银行诞生的地方；在这里有中国最活跃的私营企业集群，也有中国最密集的亿万富翁；这里有高密度的奢侈品商店，也有数以万计的名车。后来，这里又诞生了一个在中国其他地方都不能仿效的记录——数十个跑路的大老板。

在温州老板们的跑路事件还不明朗的时候，舆论中有一种观点认为温州的私营企业出现问题是一种必然和客观的现象，一些温州企业在近5年的发展中严重迷失了方向，盲目地扩大投资。一些企业投资风险大的奢侈品市场、房地产市场，结果在国家政策专项和国际金融危机的双重打击下，大批的企业开始出现资金链紧张的状况。

这种观点认为，温州出现问题的企业只是一些本身就存在问题的企业，它们出现问题是必然的事情。

从后来的事实来看，当时的这种观点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如果我们看一下当时出现问题的那些温州企业的投资结果，就会发现，大部分“跑路”企业都存在主业之外的投资。

不过从更加客观的角度去分析，将温州企业的问题归罪于投资，不免有些有失偏颇。任何一家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都需要不断拓展投资领域，如果用我们熟悉的一种投资理念来说就是“不要将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实体经济的投资。

那么，“跑路”的众多诱因究竟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