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自然的灾害倘若无可避免，人为的灾难则叫人心生惋惜。持续恶化的美国经济没有丝毫回转的迹象。就业、制造业和零售销售等经济领域的疲软数据表明，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的增长正在下滑。坏的消息接踵而至。

美林证券、摩根大通、花旗银行相继宣布巨额亏损。雷曼兄弟疯狂裁员。美国股市一落千丈，美元持续走软。华尔街噩耗频传，布什政府紧急出台刺激方案，美联储不得不输血救市。起始于房地产领域的次贷危机其实刚刚开始。

在中国温州，危机犹如蝴蝶效应，他们开始随着整个世界，步入低谷。

中小企业　潮涨潮落

2008年，持续恶化的美国经济没有丝毫回转的迹象。就业、制造业和零售销售等经济领域的疲软数据表明，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的增长正在下滑。坏的消息接踵而至。

美林证券、摩根大通、花旗银行相继宣布巨额亏损。雷曼兄弟疯狂裁员。美国股市一落千丈，美元持续走软。华尔街噩耗频传，布什政府紧急出台刺激方案，美联储不得不输血救市。起始于房地产领域的次贷危机其实刚刚开始。

危机不可避免地浸入实体经济领域，只是早晚问题。金融危机推倒的多米诺骨牌以惊人的速度倒下：冰岛国家面临破产，比利时全国陷入瘫痪状态，傲慢的英国人也不能幸免，西方世界引以为豪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遭受质疑。

在欧盟、美国、俄罗斯等温州产品的主要出口地，市场疲软，消费需求紧缩，无疑让温州产品苦寻出路，措手不及。

2008年3月，温州制造业全方位告急。温州200多家企业破产，小作坊倒闭无数。温州作为中国制造业的发源地，有34个产业集群化的生产基地，有来自温州民间机构的调查数据显示，30多万家制造企业目前正有20%处于停工或半停工状态。

这一年，受需求低迷影响，温州外贸出口持续保持低迷，连续4个月负增长。第一季度，温州2500多家较大规模企业中，有29.1%开工不足，10%处于停工状态。上半年，温州工业总产值与销售产值分别下降8.1%和8%。

皮鞋、眼镜、打火机等温州产品的市场萎缩最为严重。

温州市鞋革行业协会提供的行业调查报告显示，温州的鞋企在近几个月内倒闭转产的企业有100多家，“随着各种压力的上升，转产、倒闭的企业将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

在2003年，温州有一定规模的鞋企达5000多家，当时全世界40%的鞋子出自温州，而温州生产的鞋子60%都出口国外。然而，2008年，温州的鞋企数量萎缩了一半，基本上只剩下2600家。到2008年8月份，统计显示已经有150家温州鞋企被迫关闭。

前往温州采访的记者发现，在鞋企的集中地——温州龙湾、瓯海工业园区，一片冷清，人去楼空，处于停产和半停产状态的更是难以统计；在温州鹿城工业区，夜里，那些昔日通宵达旦加班加点的鞋厂，如今一片漆黑寂静。

同样严重依赖于国际市场的温州眼镜业，所遭受的冲击有过之而无不及。温州的眼镜80%出口，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眼镜出口增幅回落一半，甚至大部分企业都出现了负增长。据温州市统计局统计，2008年，温州眼镜产品出口总值5.7131亿美元，同比增长10.9%，同比增幅减少了10个百分点，销售收入44.8566亿元，同比增长-3.06%。

最为低端的产品——温州打火机，更加惨不忍睹。曾经一度达到3000多家的打火机厂在2007年底剩下500家，而到2008年6月，能够坚持开工的则只剩下100家。

每年的6月28日，是温州市烟具行业协会的年会，作为协会副会长黄发静有些戚戚然：“以往都有几百人，热热闹闹的。今年来了不到100人，整个会场空荡荡的，简直有点寒酸。明年更不知道是什么样子了。”

在国际市场需求量大幅下降的同时，各国对温州出口产品的贸易打击也更加恶劣。

2008年9月，俄罗斯开展“灰色清关”打击，莫斯科阿斯泰市场上的华商仓库遭到突击查封，五六千个集装箱里的鞋服袜子大部分来自中国温州，价值达21亿美元。

次年6月，俄罗斯官方再次焚烧温州鞋，22个集装箱里价值8亿美元的温州货化为灰烬，这一行动直接导致了国内400多家温州鞋企受损，100多家破产倒闭。

2009年11月，罗马尼亚政府突击检查，“中国商城”300多家温州商铺被查封，停业半月，损失超过3亿欧元。

当金融风暴席卷全球时，各国为了化解各自的危机，纷纷采取措施保护自身市场，对外设立了贸易壁垒。

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总额8000多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获国会众议院批准后，一项规定部分救援资金只能“购买美国货”的附加条款引起越来越多贸易保护主义质疑。

根据“众议院版”经济刺激计划，任何基础设施项目要获得刺激方案的资金支持，所使用钢铁产品必须为美国生产，除非联邦政府认定购买美国货可能面临成本远高于外国货等情况，“有损公众利益”。

除钢铁产品外，方案还规定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所使用的任何制服和纺织品必须为百分之百“美国制造”。

上述“购买美国货”条款最初在众议院拨款委员会讨论时便获一致通过。根据程序，经众议院28日投票批准后，方案还需经过参议院讨论通过，最后将一份两院协调后的方案递交奥巴马签字生效。

美国《华盛顿邮报》29日报道，参议院最早2月初讨论这一计划。根据已经起草的“参议院版”经济刺激计划，有关“购买美国货”的附加条款更加“激进”，规定除钢铁产品以外，水泥等项目所需一切制成品也须由美国生产。

有分析认为，这种做法不仅违背了美国有关自由贸易的承诺，还为其他经济体做出了贸易保护主义的“坏榜样”，可能引发保护主义的恶性循环，加剧国际经济危机。

早已屡遭调查的温州产品首当其冲。从欧美发达地区，到更多的发展中国家，贸易保护主义层出不穷，对华反倾销、技术性、标准性、绿色贸易等各种名目，让温州企业不堪其扰。

2008年6月，中国薄壁矩形钢管产品被美国商务部裁定具有“2.17％至200.58％不等的补贴幅度和249.12％至264.64％不等的倾销幅度”；2008年10月，中国皮鞋遭到欧盟反倾销日落复审调查；2009年1月，出口紧固件遭到欧盟反倾销征税，5年内平均高达80%……

中国眼镜在土耳其、印度、阿根廷、巴西等国的反倾销之后，2008年，爱尔兰对中国生产的“calmg”太阳镜提出商品预警；2009年初，眼镜等产品被厄瓜多尔相关部门列为限制进口产品……

甚至，在全球经济的低迷期，让温州民企感到颇为头痛的是，海外的“老赖”也在日见增多。国家商务部研究院在2008年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得出：“中国企业被拖欠的海外欠款大概有1000亿美元，并且每年以150亿美元左右的速度增加。”

内部挤压　生命之重

温州企业的危机，是外忧与内困并存，新病与旧伤同患。当所有的问题积攒到一起，就成了“最后一根稻草”。

温州轻工制造业的永久内伤是——企业规模下，质量良莠不齐，市场结构单一，未形成自由的品牌和营销网络——这些最终都指向了一个结果——抗风险能力差。因而，主要赖以生存的国外市场一旦有风吹草动，国内企业就喷嚏连天、无以为继。

任何一个经济体，一旦泡沫堆积严重，都难以逃脱破灭的厄运。所有的泡沫都来源于经济体的内部，一定程度范围内的泡沫是健康的，是允许的，也能够实现正常的自我挤压，然后回归正轨。

中国式的泡沫，形式多样，盘根错杂，大泡沫中又有小泡沫，积累放大，繁衍生殖，最终发展到无可控制的地步。不管是自我挤压，还是外部冲击，泡沫的破灭迟早是要到来的，只是结果迥异。

温州资本的泡沫存在于中国经济的大泡沫中，温州炒房团的泡沫寄生在楼市泡沫之上，温州模式的存在就是中国模式的典型表现。

2007年开始，国内经济结构性通货膨胀已成为各界共识，并且走向全面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引发的物价上涨，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生产成本。2008年8月至11月连续3个月内，温州瑞安市企业家协会进行市场调查：温州民企生产的产品平均价格涨幅在3%左右，而产品所需的能源、原材料的价格同比上涨10%以上，甚至最高达到30%。

打火机的主要原料是铜和锌合金，2008年，“铜从2万元/吨涨到7万多元，锌也从原来的8000多元涨到了近4万元/吨。”如此一来，温州打火机生产商无奈地表示：“光原材料的涨价，就足以使打火机的成本上涨25%。”打火机作为低端加工业，是典型的微利行业，行情好的时候毛利润也只能达到10%。

原材料的涨价使得利润空间被压缩得微乎其微，同时也还需要生产企业拥有更多流动资金，规模较小的打火机厂无一例外地选择了停产休业，尸横遍野在所难免。

日丰打火机厂总经理黄发静，已经在打火机行业坚持了16个年头。黄发静的日丰称得上同行中的佼佼者：有一定的生产规模，工人数达到500人，能承接较大量的订单；2002年，日丰打火机厂与知名打火机品牌zippo联袂合作，在全球打火机行业中拥有一定的地位。但在这场危机面前，黄发静还是感叹：“活着就已经很不错了，现在企业根本没有利润，每天睁开眼睛，就得准备几万元钱……”

倪云在“中国电器之都”温州乐清柳市镇有一家工厂。和这个镇里其他不大不小的工厂一样，他们都是为“正泰”、“德力西”等标杆型企业服务，为其生产各类配套产品。倪云回忆，两年前的2006年，他生产“磁光片”的原料单价是6000元/吨，成品能达到6500元/吨。而在当下，同样的原料，上涨到8000元/吨，但产品却只能买到8300元/吨，一上一下，毛利整整减少200元/吨。在2008年那样一个市场低迷供大于求的状况下，倪云说：“不用想提价，不然你根本卖不出去。”

皮鞋厂的上游企业是皮革厂，主要集中在有“中国皮都”之称的温州平阳县水头镇。2008年，皮革厂成本的惊人上升，已使得“中国皮都”失去了往日的热火朝天。

温州平阳峰丽皮革厂经理黄开锋算了一笔“心酸账”，“今年买进来的生猪猪皮价格从三四十元上涨到80元，一年时间翻了一倍多，然而加工好的一张猪皮，能劈开分成三层皮革，这三层皮革全部加在一起顶多也就能卖100元左右，而工厂工人的工资现在也提高了近三成……”一张皮，一百来元的成本，只赚得一两元，如此可怜的利润，何来开工的动力！

皮革价格上扬，制鞋的成本也水涨船高，各种指数综合到一起，温州制鞋业的生产成本与2007年相比，增加了20%。

2008年最后一场面向高校毕业生的大型招聘会，并没有想象中的热闹，甚至在人才中心的三楼，有10多家从事制造业的企业展位空置着。

据温州市职业技术学院招生就业处的老师说，往年技术型人才——轻工、机械、电器等专业毕业生很抢手。而2008年，这些企业不但压缩，甚至放弃了招人的计划，而且还大可能进行裁员。

2008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新《劳动合同法》，使人力成本大增，这对于劳动力密集的制造业而言，实属雪上加霜。

日丰打火机厂有工人500人，黄发静说：“仅员工社保一项，工厂每年需要为每个工人多支付5000元。”

服装行业的净利润原本在5%左右，其中还包含中小企业通过挤榨员工所获得的利润。新《劳动合同法》颁布后，行业净利润又减少了两个点。

瑞安市企业家协会针对人力成本做了一项调研，结果显示，2008年始，“年平均劳资成本每位职工同比增加支出在4000元至7000元之间，最高的一家成长型企业达9642元。也就是说，企业每年要多付4000～7000元给员工，如该企业员工为1000人，每年用工成本就需要多支出400万元。”

在用工荒普遍存在的制造业，有一定的规模的企业还需要通过涨工资来留住人才，温州富康鞋业的负责人说：“我们现在每年都必须涨工资100～200元，不然员工就会跳槽。”

人民币升值后，汇率变动也加大。而往往一笔跨国贸易，到账期限基本是在两三个月，而这样一段长的时间，汇率的变化已经足够大。人民币升值，中方企业受损；人民币贬值，外伤受损。在当时的情况之下，作为生产厂家，温企原本就少得可怜的利益更是难以保障。

有一定实力的企业会与外商进行谈判，相互约定共同承担汇率风险，然而“谈判成本越来越高，周期越来越长，那些资金断区、产品竞争力小的企业，还未能进入谈判环节，就会被内部资金、管理等问题缠住。”

2007年7月1日开始，我国出口退税率调整，服装、鞋帽等的出口退税率由13%调整至11%，粘胶纤维由11%调整至5%。还有众多原本退税13%的产品，直接降到5%。

在这次退税调整中，鞋类产品的出口额占到了调低退税率产品总出口额的40%左右，温州鞋企受到的影响可想而知。还有专业人士推算出，“出口退税率每下降一个百分点，纺织行业的营业利润就下降约4%”，2006年全国纺织行业的平均利润只有3%，剩下一成的平均利润，供企业苦苦维持，挣扎在零利润的边缘。

直到2008年8月1日，为重振温州民企的信心和活力，国家财政部、税务总局明确部分纺织品、服装的出口退税率由11%提高到13%，“相当于温州企业可以节省成本2亿元”。但在此之前，已有众多的企业破产倒闭。

通货膨胀原材料成本上升，人力成本增加，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下调，都利剑一般狠狠地刺向温州中小企业脆弱的躯体。有为数不多的坚强者毅然前行，而更多的庸庸之众则泯然退出。温州制造繁华的表面终于伤痕累累，血迹斑斑，温州模式步入了一个新的谷底。

深陷2008楼市泥潭

在国外金融危机、国内通货膨胀的双重压力下，国家终于对2008年的楼市进行宏观调控。从紧的货币政策，无论是从事实业还是投资的温商，都感到前所未有的紧张。

银行贷款的收紧，导致民间借贷利率的上涨。2008年，温州民间借贷的月利息基本都达到了10%。在此之前，温州的民间借贷主要是短期的借贷，高利率的民间借贷对于实业生产而言主要是应急，“订单来了，借钱购买原材料，生产出售后，可能半个月就把钱还了”，而在2008年，各种成本上涨之后，众多企业连正常生产的资金都出现短缺，依靠民间借贷来维持生产，是不现实的，也是异常危险的。

对于房产投资者而言，银根收紧更无异于釜底抽薪。

眼看着身边越来越多的人因炒房而暴发，温州瑞安挖沙的农民——许同从2005年开始成为一名炒房客。在小试身手之后，许同把更多的同乡带入到炒房队伍中。2007年年初，许同在北京美景东方以9900元的单价购买了6套房子，半年后，他以14000元的单价出手，这种暴利让他感到异常亢奋，于是愈战愈勇，胃口大开。

2008年8月，许同在手握9套房的同时，又先后买进20套房。岂料宏观调控突然来袭，保障住房、二套房贷、货币从紧，如同一道道紧箍咒，令许同感到窒息。在一场市场的接力中，许同奋勇向前，岂料游戏戛然而止，自己拿到的最后一棒，无法脱手。不仅原有的本金以及之前所有的盈利都砸在里面，而且还包括通过民间信贷挪借的资金，还要背负高额的利息，“一天就有整整3万”。

但许同并不甘心，不想降价抛售，更不愿提前退场。

还有更多的温州人同样深陷泥潭无法自拔。2008年6月，上海古北豪宅开盘，温州人组团前往，占到购房者的80%～90%。之后，楼市调控升级，银根迅速收紧，大部分的按揭贷款都没有获批。后来，楼盘开发商以“拖延付款”为由，向百多名温州炒房客提起了诉讼，索赔1亿元“违约金”。温州炒房团被套成了毫无争议的事实。

2007年底，新一轮宏观调控刚开始时，一名资深的温州“炒房客”——王浩在上海投资有63套房产，刚开始王浩咬着牙硬撑，与开发商结成攻守同盟，他们相信总有“救市”的政策出台。2008年10月，一个个利空消息传来，王浩感到天都要塌了下来：“我们家族开始把所有的存量房挂牌，不惜降价也要在春节之前全部出手，我们是觉得这个攻守同盟快顶不住了。”

而在此时，出手也难上加难，众多的温州炒房客在同一时段抛售：“今年春节的时候，均价还在23000元以上，一直到9月份都很坚挺，但等我10月份去挂牌时，却冒出一大批房子来，而且每周都有业主把总价向下调，最后，我卖出去的时候，均价只有19000多元，跟中介一问，抛的都是温州人。”

房子已经成为烫手的山芋，早抛才能早解脱，少亏损。

完败与再战

在温州本地中小企业内忧外患、炒房团在楼市低迷中艰难度日时，远在山西的温州煤老板也气焰大挫风光不再。

2009年4月，《山西省煤炭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出台，山西省政府要求：“到2010年，全省仅保留1000座煤矿，兼并重组整合后的煤炭企业，规模原则上不低于年产300万吨，单井生产规模原则上不低于90万吨。”这场国内煤炭资本市场前所未有的“国进民退”运动，温商投资150亿的500个小煤矿全在被收购重组之列。

温州“煤老板”进行最后的抗争，与山西煤改行动展开了一场拉锯战，但最终面对已无退路的投资败局，唯有以对联自嘲：“让你卖你就卖，不卖也卖；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横批：不卖不行。”

撤离山西，“煤老板”们何去何从，颇感迷茫。尽管受到重挫，但相比之下，温州人并不缺钱。2009年，据温州银监分局的数据显示：“2009年温州居民储蓄存款出现大幅攀升的势头，截至9月末，全市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为2764亿元，创历史新高。”

举棋不定时，部分温州人选择了静观其变。还有一部分在开始回归实业。

2008年曾走访温州平阳水头镇的中央电视台记者还清楚地记得，到处都是闲置已久的皮革厂，厂房的门卫告诉记者：“老板到山西去了，包煤矿去了。”一年之后，记者重访水头镇，却惊喜地发现，大部分厂房重新开工，原来生产半成品的皮革加工开始向皮件制造转型，因为部分煤老板已经撤资回到了家乡。

当然，相关重振中小企业信心的政策也及时出台，当地一家诚达皮带厂的负责人王文绪说：“从去年10月份以后，政府已经很快地就采取了一些措施解决融资困难的问题。小量贷款，放宽了贷款的条件，这个给企业帮助很大。还有，政府又减免一个月的劳动保险金，给企业减少了很多负担。出口退税方面，从2009年1月1日起，退税率已经从5%提高到了9%，到现在已达到14%。”

这只是温州资本中的一小部分，更多的温州人怀揣着重金，奔波在外寻觅新的投资机会。2008～2009年，全球矿产价格下滑，做鞋起家的温州霸力集团也因此被矿产拖垮。过去几年，温州著名的“炒煤”、“炒矿”都走向衰落。2009年下半年，楼市开始反弹，沉寂一时的温州炒房团东山再起，楼市再次成为温州资本的避风港。

然而，这一时期，国内宏观调控变化不定，也导致楼市的波澜起伏。在2009年报复性反弹之后，2010年的楼市持续高位盘整的状态。几年之间，温州“炒房团”时隐时现，辗转全国各地，先趁机抄低，后疯狂炒作，待价格暴涨后又迅速再出手。在经历2008年前后的低潮之后，温州团再次横行肆掠。

2009年5月，杭州楼市迅速升温，排队买房的热潮、楼盘两天内一售而空的现象再次出现，两年前关闭的二手房中介市场开始通宵达旦营业，杭州市产权交易中心的大厅内热闹非凡……在杭州楼市“虚火旺盛”的背后，是温州炒房团的卷土重来。

年中，温州团又转战上海，上海国际剪裁家居品牌中心、上海东方国贸批发、上海箱包城、上海周浦万达广场，都涌现出温州团的队伍。

之后深圳、重庆、武汉等地又纷纷成为温州团的目标阵地。最具吸引力的当属海南，2009年海南国际旅游岛的规划纲要获批，温州团闻讯而动，海南房价迅速蹿升。

迪拜的“烂尾楼”

海外温商遍布全世界，次贷危机爆发，他们是最直接的受害者，无可逃脱地被卷入风暴当中。欧洲大陆，中餐馆生意普遍下滑30％～50％；意大利温州批发商经历长达半年的萧条后不得不关门歇业，“很多人想改行”；西班牙的温州批发商则“把钱捂在手里不敢再做”。

“倒闭潮”在各国疯狂肆虐。2008年11月，第二届世界温州人大会召开，“怎样在金融危机的寒冬里避寒取暖”，成为最受关注的话题，58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余名代表急迫地寻找出路。

大环境不景气，温商受牵连，这只是暂时的。而真正让温州投资者感到元气大伤的，是一年之后的迪拜危机。

多年来，在阿联酋从事贸易、务工的华人有10万人左右，其中有6000温州人，大部分在迪拜购买了房产。

迪拜，这个奢华的地区拥有一系列的现代化配套基础设施，大规模的建设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人们。更让世界各地的投资者兴奋的是，这个用“石油美元”堆积起来的城市是一个免税的天堂，也是购房者的“美丽世界”。

迪拜房地产市场的操作非常简便，这里的房产投资相当于国内的“炒楼花”。土地买卖不需要招拍挂程序，开发商拿到地之后，就可以在媒体上刊登广告卖楼，售楼中心都不需要。买房程序也非常便捷：“先付10%就可以了，连贷款都不用，过3个月或者5个月再付10%，甚至更低。”

易买易卖，很多炒房者付完第一笔资金，发现价格上涨了，就可以立即出手。如此一来，世界各地的炒房者都云集于此，温州商人自然也不放过这个机会。

2007年，在温州同乡、阿联酋温州商会副会长、阿拉伯亚洲商务电视台董事长王伟胜的推荐下，胡宾斥资2800万美元，买下迪拜世界地图岛中的“上海岛”。如此霸气的海外投资大手笔，在温州商界被奉为美谈。同时也吸引了更多的温州民间资本前往迪拜。2008年，加拿大温州商会会长张进云获得迪拜人工岛“丹娜岛”上50万平方米土地的所有权。

在胡宾以不足1000美元的单价购买“上海岛”时，阿联酋附近的“爱尔兰岛”房价已经突破1万美元，而“朱美拉棕榈岛”的每套住房价格则在50万美元到140万美元之间。因此，胡宾与张进云等温商都深信不疑，迪拜的地产市场潜力无限。因此，“上海岛”和“丹娜岛”都被预计打造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旅游房产。

温商看到暴利，于是把资本纷纷转移到迪拜房产。“刚开始一套两套，最后是大家一起整层买，整幢买。”阿联酋温州商会副会长王伟胜说，“全世界的炒房团都来，印度人最多，一个印度人买了50幢别墅。温州人里面，只要在那边经商几年的，没有不买房子的。”

2007年，国内的房地产早已杜绝炒楼花，各种管理异常严谨，而迪拜的“自由市场”让温州投资者窃喜，王伟胜回忆，在最火热的时候：“一顿饭吃下来，当地的一幢楼可能就被温州人买下了。”

此后，迪拜的楼市疯涨。在2001年，迪拜的别墅每平方米售价8000元人民币，到2008年迅速上涨到4万多元每平方米；迪拜塔是世界著名的“第一高楼”，2004年迪拜塔还没有开建，每平方米高达5.6万元人民币。2008年，市场炒作的顶峰期，达到惊人天价——20万元每平方米。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当泡沫堆积时，危机也在暗中滋长。

金融危机爆发后，2009年底，迪拜财政部对外宣布：“由政府持有的迪拜世界公司及旗下的房地产分支棕榈岛集团，将推迟偿付数10亿美元的债务最少6个月，以便进行债务重组。”《纽约时报》的报道称：“‘迪拜世界’的对外债务高达590亿美元，占迪拜总债务的74%。”欠下巨额债务的迪拜世界房产项目，无可争议地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烂尾楼”，这个烂尾工程，被称之为“世界地球岛”，由300多个人工岛组成，规划成世界上最大的人造海岛群，吸引了全世界各大银行资金以及惊人的国际热钱。胡宾买下的“上海岛”就是其中的一个小岛，预计投资12亿，在2010年造成一个世界性的“海上皇宫”。危机爆发之后，“上海岛”项目也就此搁置。“卖掉了四成的房子，钱付过6000万元人民币左右，然后就没有动静了。如果没有金融危机，我的‘上海岛’现在已经有几十亿元的销售了。”

当众多的温州投资者纷纷撤离时，一位温州女商人却成为了“最后的守望者”。就在2009年，她投资3亿元买下迪拜5块地，每半年首付6000万元。如此庞大的项目，一时半会儿找不到接盘者，这位温州女人只有期待“守得云开见月明”。

之后，又有媒体曝出一条让投资者恐慌的信息，“世界第一高楼”迪拜塔已经在打“三折”出售。截至2009年第三季度，数据显示，迪拜的现楼价格同比缩水超过45%，楼花暴跌57%，新房空置率超过四成。

就此推算，温州人在这次迪拜危机中，蒸发掉的资产达20亿元。还有一种说法是：“温州民间投资迪拜楼市被套的资金达30多亿元人民币，这并不包括在迪拜经商的温州人购买的自住房的缩水资金。”

楼市全线崩溃

2010年楼市的高价持续，导致温州炒房客的再次疯狂，楼市泡沫堆积如山。

2011年伊始，新一轮国家宏观调控重拳出击、步步紧跟，房市迎来全国性“拐点”，泡沫全线崩溃。

从10年前开始发展至今的温州炒房团主力——“太太炒房团”在2011年史无前例的出现歇业。在限购令的阻拦下，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以及省会城市都被炒房团划入了“黑名单”。

温州炒房客迅速做出反应，降价抛售，以防被套。温州总商会的一项针对地产投资的调查显示：有8成的温商放弃一线城市的住宅投资，转向商业地产。用官方的表述则是：“住宅投资已经失去了金融杠杆的支持，投资回报率已经从前几年的15%下跌至5%，普通住宅已经丧失了投资属性。”

不仅全国各地不时传来温州炒房团崩盘的消失，就是在炒房团的“大本营”——温州，也是市场凋敝，跌声四起。

每年的5月是楼市的黄金周，但2011年温州的5月打破常规，新房成交状况异常凄惨。相关数据显示出连续几个“个位数”的成交量，在近几年来温州房产史上实属罕见。“5月6日，温州全市新房总成交量为5套，成交房源同样来自乐清市；5月7日，温州市新房总成交量为6套，成交地区均为乐清市；5月8日，温州全市新房总成交量只有1套，为苍南的房产。”

在温州炒房客中，有两种现象：真正有实力的炒房客紧握手中的楼盘，不急于撒手；依靠借贷炒房者，则因利息过高负担过重，资金难以周转，唯有选择挥泪抛售。种种迹象都指向同一个结论：“越来越多的温州投资者正在撤离住宅市场。”

2011年年中，在温州市内的中介门店里，在当地媒体的广告版面上，“资金周转急卖”、“白菜价出售”、“大降价”等字眼，非常醒目刺眼。急于抛售的房子通常会在单价上降下3000～5000元，但吸引力依然不够。

温州二手房市场的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1～6月，温州主城区二手房交易量4849套，而去年同期成交量是5980套，前年同期是7253套，今年比去年同期减少了近4成。而进入7月份以后，整个楼市掉进‘冰窟窿’，甚至出现零交易量的情况。”

2011年下半年，各地二手房市场房源突增，细探之下发现，都是温州炒房团抛售在作祟。“钢运置业”是重庆市规模最大的二手房中介，其负责人坦言：“从9月起就比较明显，有的客户一人就拿出了10套。光在我们‘钢运’，温州客挂出的房源就有七八百套，全市挂出的房源起码有数千套。”同样，在浙江、江苏、福建、广东、湖南等地，温州客投资性房源纷纷露出水面，抛售套现成为普遍现象。2011年底，江西南昌也传出消息：“浙江‘炒房团’一次性抛售160套红谷滩新区房源，而且价格方面也‘好商量’。”尽管如此，2011年的二手房市场并不理想，成交量下降，价格回落，低迷状态大有持续之势。

新浪网在2011年中国楼市年报中如是总结：“2011年，全国房地产市场在全方位的限制性环境中生长。这一年，央行总共3次加息，6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信贷日益紧缩，致使房地产行业运行整体放缓。这一年，全国超过120个城市出台了房价调控目标，46个大中城市出台了‘限购令’，10个城市出台了针对楼盘的强制‘限价令’。‘限价’、‘限购’和‘限贷’等多样限制手段，致使房地产市场流通全面受阻。在诸多限制性手段的作用下，调控效果日渐显著。3月起，在全国重点城市范围内，商品住宅成交量迅速下滑，至11月份，全国范围内几乎所有大中城市无一幸免地遭遇寒潮。”

同时，各地降价潮“捷报”频传：杭州主城区内首次出现万元以内房源，北京通州楼市出现单价近万元的跌幅，深圳新房成交量年底较年初下降21%。在国家统计局，2011年最后一期房价指数表示：“全国70个大中城市，仅有两个城市出现上涨，其中北京新建商品住宅价格同比涨幅连跌19个月，二手房价格同比下跌2%，创下年内最大跌幅。”

久经沙场的温州炒房客并不是风声鹤唳，温州炒房团的大撤离，有资金链紧张的缘故，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温州人根据多年的经验判断，2011年的情形已截然不同于2008年的楼市低谷，这场寒潮不会很快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