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共产党转变路线，开始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积极努力的时候，一直被共产党人视为“卖国贼”的蒋介石，在日寇的步步进逼下，也认识到中日战争的“无法避免”，开始着手改变以往政策，一面“着手对苏交涉”，以期获得苏联的援助；一面“着手用政治方法来解决中共问题”，实现“和平联苏”的局面。

蒋介石最早向中共伸出联系的触角是在1935年。

1935年圣诞节，两个化名李融清、江帆南的人，从上海乘德国邮船，以新任驻德国大使程天放的随员身份，前往柏林。李融清即陈立夫，为国民党资深中央委员、组织部长。江帆南是国民党中组部要员张冲的化名。他们此行是受蒋介石指派，秘密访苏，商谈对日军事同盟问题，并寻机同中共人士对话。

为了避免外界舆论，陈立夫在国内谎称因病赴杭州休养。陈临走前还特地写好几封致亲友的信函，由家人携至杭州投寄，使人相信他在杭州，可以说是做得天衣无缝。去柏林后，陈立夫也行动神秘。但他的赴苏之行还是为日本特务获悉，并公诸报端。苏联害怕，蒋介石紧张，陈立夫被召回国。此行未能成功。

但陈立夫布置的另一条联络渠道开通。

陈立夫的亲信，时为铁道部次长的曾养甫，通过其部属谌小岑，同中共北方局取得了联系，走出了与中共接触的第一步。

1935年11月下旬，谌小岑给与北平中共地下党有联系的中国大学教授吕振羽写信，信中用了巧妙的暗喻：

“近年以来，东邻欺我太甚，惟有‘姜府’和‘龚府’联姻，方期可以同心协力，共谋对策，以保家财。兄如有意作伐，希即命驾南来。”

“姜”、“龚”是蒋介石与共产党第一个字的谐音。吕振羽接信后，马上找常与他联系的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长周小舟经北方局研究后，吕振羽、周小舟代表中共与曾养甫、谌小岑进行了几个月的谈判。

而最早把国民党欲求谈判的信息直接送给中共中央的是宋庆龄。

1935年下半年，蒋介石也要宋子文设法打通同中共的联系。宋子文即和二姐宋庆龄商量。宋庆龄决定请老朋友董健吾去陕北一趟。董当时的真实身份是中共上海特科人员，公开身份是上海圣彼得教堂的牧师，与宋家关系密切。1936年1月，宋庆龄邀董到自己的寓所，把一包要件交给他，请他送到陕北，面呈毛泽东和周恩来。宋庆龄叮嘱，这件事要办好，成功了益国非浅。

1月中旬，董健吾化名周继吾，带着宋庆龄为他办理的通行证，以“财政部调查员”的身份从上海启程。到西安时，正值连天大雪，董便去找张学良帮助解决交通问题。张学良由此察觉到国民党中央正在同中共秘密联络，派人将董送入苏区。此后，张学良更加大胆进行联共抗日的活动，遂有了洛川谈判。

2月27日，董健吾到达瓦窑堡。此时，毛泽东、张闻天在山西前线，周恩来在陕北前线。留在瓦窑堡的中共中央负责人博古会见了董健吾。董说明来意，“暗露蒋可同意：甲，不进攻红军；乙，一致抗日；丙，释放政治犯；丁，武装民众；戍顷（倾）蒋尚有款”。并转交了所带的一包“要件”：宋庆龄送给红军治病的一包云南白药和同她联系的电台呼号及密码。

博古即将南京来人的情况电告毛泽东、张闻天等。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对此情况非常重视，3月4日即联名电复瓦窑堡，明确表示“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并提出一个谈判方案。

第二天，红色牧师董健吾携此方案返回上海，向宋庆龄复命。

由此，10年干戈对峙的国共两党终于在民族大敌当前着手联姻。

根据蒋介石姿态的变化，中共中央迅速作出反应。

1936年1月29日，《红色中华》报发表中共领导的谈话，称：“倘蒋能真正抗日”，“当然可以在抗日战线上和他携手”。首次明确表示“联蒋抗日”的态度。

4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为创立全国各党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第一次公开宣布把国民党包括在统一战线内。

同年8月12日，毛泽东致电朱德等《关于今后战略方针之建议》，确认“南京为进行统一战线之必要与主要的对手”，并提出“逼蒋抗日”的问题。

8月的陕北，天气已十分炎热，但毛泽东等人的头脑并未发热。他们清醒地意识到，蒋介石的变化是为形势所逼，但骨子里还想“招安”共产党，收编红军，共产党不能上当。同时，蒋介石对联合抗日仍处于动摇观望之中，只有逼蒋抗日，才能达到联蒋抗日的目的。

关于“逼蒋抗日”的政策，毛泽东有个形象的比喻。他说：这就好比陕北老乡赶毛驴上山，前面要有人拉，后面要有人推，再不走还得用鞭子抽两下，一拉二推三打，逼他抗日。

毛泽东开始实施这个策略。从1936年夏天开始，他一面全权委托周恩来负责对蒋介石统战工作，放手让周恩来继续与陈立夫等人多方联系；一面亲自做国民党上层人物及国内知名人士的工作。在大约半年时间里，毛亲自致函竟达近百次之多，鸿飞南北，对象几乎遍及国民党党政军文化界所有头面人物。信中痛陈中共对寇深祸亟的忧患，申明自相煎熬则亡，举国奋战则存的道理，希望他们共同去做蒋介石的工作，督促批判，责其更新。

这收到了显著的效果。毛泽东肝胆相照的诚恳态度，博得了普遍赞同，许多国民党人搬出了“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古训，呼吁国共尽快合作抗日。宋庆龄、冯玉祥、何香凝等屡屡公开提出了联俄联共抗日的方案，从内部逼蒋抗日。

1936年12月1日，毛泽东又率全体红军致函蒋介石本人，再次陈述共产党的愿望，态度至诚，非常感人。下面摘录几段以共飨：

“人心与军心之向背如此，先生何不清夜扪心一思其故耶？

“天下汹汹，为公一人。当前大计只须先生一言而决，今日停止内战，明日红军与先生之西北‘剿共’大军，皆可立即从自相残亡内战战场，开赴抗日阵线，绥远之国防力量，骤增数十倍。是则先生一念之转，一心之发，而国仇可报，国土可保，失地可复，先生亦得为光荣之抗日英雄，图诸凌烟，馨香百世，先生果仍故不出此耶！”

“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择一。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失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吾人诚不愿见天下后世之人聚而称曰：亡中国者非他之人，蒋介石也。而愿天下后世之人，视先生为能及时救国救民之豪杰。”

“语曰，过则勿惮改。又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何去何从，愿先生烹察之。”

然而，长期以来凝成的坚冰，怎能在顷刻间消融。

1936年下半年，在日本的威迫下，蒋介石态度逆转，对中共态度强硬，秘密谈判未取得实质性进展。10月下旬开始，蒋介石认为剿共只剩下最后5分钟，催促张学良、杨虎城与红军开战，终于导致了12月12日蒋介石被囚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意义重大，正如斯诺所言，“在历史的大峡谷上实现了一次历史的大跳跃”。经历了西安骤变的蒋介石，知道民意不可违，民意不可侮，开始认真调整内外政策，走到谈判桌前与中共就国共合作、共同抗日问题进行正式谈判。从1937年1月至9月，周恩来、博古、叶剑英、朱德、林伯渠等先后与顾祝同、贺衷寒、张冲、蒋介石、陈立夫、宋子文、康泽、邵力子等在西安、杭州、南京、庐山进行了多次谈判。

谈判之初，国民党方面坚持红军只设3个师，在3个师以上设政训处，直属行营领导，而不设某路军司令部或总指挥，参谋长只能由国民党南京政府委派，且规定政训处只管联络，无权指挥，并建议朱德、毛泽东“出洋”考察。周恩来等坚决地拒绝了这些无理要求。

就在谈判僵持不下时，震惊世界的卢沟桥事变爆发。

7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电，大声疾呼：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国同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驱逐日寇出中国，为保卫国土流尽最后一滴血。

7月9日，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等人代表全体红军，打电报给蒋介石，表示：“我全体红军愿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绶名为抗日前锋，与日寇决一死战。”

7月15日，中共代表将一份题为《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蒋介石。《宣言》提出了发动全民族抗战，实现民权政治，改善人民生活等三项基本政治纲领。为共赴困难，中国共产党作了重大让步，表现出光明磊落、大公无私的态度，在《宣言》中作出四项保证：

“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

“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

“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发，担任抗战前线之职责。”

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和共产党倡议国共合作抗战的情况下，蒋介石于7月17日发表了《对于卢沟桥事件之严正表示》的讲话，声称“万一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

8月13日，日本侵略军又突然发动对上海的大规模进攻，战火已烧到南京政府统治的心脏地区。蒋介石眼看家门口着火了，如不竭尽全力抵抗，覆亡就在眼前了。他迫切需要红军开赴华北前线参战，以牵制日军，减轻上海方面的压力。于是，他不得不作些让步。8月19日，蒋介石同意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僵持已久的红军改编后的指挥和人事问题终于得以解决。共产党也作了些让步，如取消政治委员制度，师政治部改为政训处等。

8月22日，国民党政府正式发布了八路军总部及所辖各个师的番号。

9月中旬，国共两党代表举行了第二次南京谈判。经过中共代表努力，蒋介石承认了陕甘宁政府的合法地位，以林柏渠为边区政府主席，张国焘为副主席。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向全国播发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次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诺了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认为“整个民族之利害终超出于一切个人、一切团体利害之上”，认识到：“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而当使全国国民彻底警醒，力谋团结，以共保国家之生命与生存。”表示愿“开诚接纳”“国内任何派别”。

以此为标志，毛泽东所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姜”“龚”两府捐弃过去成见，放弃了10年的旧仇宿怨，终于“喜结良缘”，共赴国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