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毛泽东根据边区实际致信边区政府秘书长谢觉哉说：“经济建设一项乃是其他各项的中心，有了吃穿住用，什么都活跃了，都好办了。”

分管边区中央局的任弼时，根据这一精神，主持作出了《关于边区经济建设的决定》，把广泛地开展边区经济建设当作刻不容缓的迫切任务，并要求各级党委把它当作当前最迫切的实际中心工作。

1942年12月，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又指出：陕甘宁边区必须以发展经济为基础，从发展经济中解决财政问题，根本之计在生产。否则，“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用之者疾，为之者舒，是要塌台的”。从此，“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成为党的财经工作的总方针。

在40年代的延安，“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不单纯是一句鼓舞人心的口号，而是从党的领袖毛泽东到通讯员，从部队总司令朱德到普通战士都争先恐后身体力行的事。

朱德积极参加劳动是人人知道的。井冈山时期就流传着“朱德的扁担”的故事。大生产运动开始后，朱德身先士卒，为人表率。他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一起，组成了一个生产小组，首先在王家坪驻地开荒种了三亩菜。他常说的话是：我们是人民子弟兵，是革命的队伍，扛起枪来能打仗，拿起锄头能种田。我们要用自己的劳动成果解决吃穿问题，不能有依赖公家的思想，更不能靠增加老百姓的负担过日子。朱德是种菜能手，按蔬菜的不同生长期搭配，轮换种上了西红柿、洋白菜、菠菜、茄子、豆角、土豆、南瓜、苦瓜等，菜园里一年四季色彩纷呈，让人很是羡慕。

在杨家岭，毛泽东在自己住的窑洞对面的山沟里开垦了一块荒地。由于毛泽东种菜的天赋本来就不如朱德，加上又是个“夜猫子”，晚上工作，上午睡觉，当他早晨刚刚进入梦乡，朱德就已早起施肥了。头一年的收成，自然赶不上朱德，但他心里不服。

第二年，毛泽东请来杨家岭的老乡当顾问，一有空便到菜地施肥、浇水、除草，精心管理。

功夫不负有心人，毛泽东种的西红柿又密又大，而且还种出了他喜爱的红辣椒。他非常高兴，逢客人到，就拿出自己种的菜招待客人。

此外，毛泽东还与机关工作人员一起开荒种谷子，上缴公粮。

当时的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已年近花甲，但也不甘人后。为了开展好大生产运动，他不断找同志们谈话，广泛听取大家意见，研究制定各种鼓励发展生产的政策、计划，帮助群众解决各种困难。边区群众亲切地叫他“林老头”。

参加生产劳动，他也不甘落后。由于延安的党政机关、学校单位多，大家都搞生产，找块闲地还真不容易。林老就拄着拐杖，四处找地，一连几天，都没有找到。大家劝他：“您工作那么忙，年纪又大，近处又没合适的地，还是算了吧！只要我们每人多开一镢头荒，就够您那份了。”

可林老严肃地说：“我是边区政府主席，要求别人做的，我首先要做到。我不完成任务，怎么去要求别人呢？”

大家实在拗不过他，秘书小王出了个主意：“咱们在河滩上找块地种。”

“河滩上种地，大水来了怎么办？”林老担心地问。

“咱们种糖萝卜，等大水下来时，糖萝卜已经收了。”小王胸有成竹地说。

于是林老带上身边的工作人员，在河滩上搬走石头，开出菜地，种上了糖萝卜，年年收成不错。

1943年底，他又制定了1944年的个人生产节约计划四条：

（1）从农业生产上，完成细粮二石，交粮食局（用变工合作方法）。

（2）收集废纸交建设厅。

（3）自1944年1月1日起，戒绝吸外来纸烟。

（4）今年的棉衣、单衣、衬衣、鞋袜、被单、毛巾、肥皂，完全不要公家供给。

林伯渠把生产节约计划在新年墙报上公布，同时还赋诗一首：

待客开水不装烟，领得衣被用三年。

淡巴菰一亩公粮缴，糖萝卜二分私费赡。

施肥锄草自动手，整旧如新不花钱。

发动男耕和女织，广开草菜增良田。

边区子弟多精壮，变工扎工唐将班。

彭德怀、李富春、陈云、萧劲光、罗瑞卿等领导人也都挥锨上阵。但对垦荒最有心得的是当时任西北财经委员会领导的贺龙。

人人都知道贺龙一把菜刀闹革命，屡建战功，是位赫赫有名的军事家，在华北抗日前线，把日军战斗力最强的“功勋联队”都打得鬼哭狼嚎。此时，他为当好党在西北的“总粮草官”，把军事上的战略战术运用到农业生产中来。他说：要推陈出新，创造科学的耕作方法，例如战士们在平地开荒，采取打“包围战”的战术，大家在一块荒地周围向中心发展，使包围圈愈来愈小，大家的情绪就愈高，一直到消灭这块荒地为止。“在山地开荒，则采取‘从中突破’的战术，在山下选择一点，向山上挖去，一直挖到山顶，把荒山分割成两块，战士们仰望到大片荒地已被‘突破’，分头去消灭，就会增加信心，更有把握。”

为了既节省力气，又提高劳动效率，贺龙还总结出一套合理的开荒姿态。他介绍说：在平地开荒，两腿“前钩后箭”，就是前腿弯曲后腿伸直，这样脚跟站得稳，腰部挺得直，镢头柄要长些，可以不必扬高，免得弯腰曲背。两腿累时，前后变换位置。这样挖地，一镢顶老百姓挖三镢，因为速度快，甚至一分钟可以动作48次。在山上开荒，则面向山坡，两腿并列，镢头柄要短些，动作时一挖一拉，亦不必弯腰。

有如此好的耕作方法作指导，垦荒部队如虎添翼。1944年，贺龙号召陕甘宁边区的部队完成生产细粮10万石，相当于上上年5倍的增产任务。部队没让贺龙失望，在农作物受灾的情况下，仍收获粮食82万石。

部纺线而周恩来、任弼时擅长的是纺线。

1943年的一天上午，延安杨家岭大礼堂整齐地排列着几十辆纺车，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警卫团在此举行的纺线比赛就要开始了。

周恩来、任弼时、李富春等中央领导同志出现在大礼堂，同志们报以热烈的掌声。这次，他们三人不是来观摩的，而是来参加比赛的。

9时整，随着哨声一响，全场几十辆纺车立即转动起来，发出的“嗡嗡”声在参战者和观战者的耳中都是欢快的旋律。

周恩来和任弼时不慌不忙，右手摇动纺车车把，左手把一条条的纱线抽出来，上到穗上。他们动作娴熟，抽出来的线长、匀，而且很少断线停车，不一会儿就纺出了一个像萝卜一样大的线穗。退出线穗，又迅速接上线，“嗡嗡”地纺起来。直到中午12时整，评判委员宣布比赛结束。

当天下午，比赛结果出来了，任弼时纺的线既多又好，获纺线第一名，周恩来被评为纺线能手。他们纺的线被送到边区工农业生产成就展览会上展出。

周恩来、任弼时能取得好成绩是努力学习、实践的结果。他们都曾向专人请教，从卷棉的松紧，打弦的方法，装锭的高低，摇车与抽线的配合，到摘渣、接头等全套技术无不用心领会，反复实践。当然，任弼时能得第一名，也有王震的一份功劳。他的纺车是王旅长从南泥湾送来的，质量不错，是加速型的，用起来很顺手。

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书记处的书记在工作之余还能纺出如此好的线，中央机关的其他同志也不想落伍。每天天未亮，就有人摇起了纺车，到了晚上，在灯光下、月光下，更是“嗡嗡”的纺车声不断。

由于领导同志的亲自动手，极大地提高了人们克服困难的勇气，激发了军民的生产热情，边区的各机关、部队、学校迅速行动起来。一时间，白天在荒山野岭处处可见开荒的人忙碌的身影，晚上则纺车声不绝于耳。每天天刚亮，拿着铁锨，扛着镢头，挑着粪筐的人流涌向田间，整个边区的山山岭岭、村村寨寨都有热火朝天的劳动大军。

“多开一亩荒，就多增加一分革命力量”，这是人们的共识。“加紧生产，努力苦干，多打粮食也是抗战……”音乐家冼星海谱写的《生产大合唱》成为黄土高原上抗日军民最喜爱的歌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