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逐步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大政党，它所领导的革命事业空前发展：到七大召开前夕，党员由原来的3万余人发展到120万；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已达91万，民兵220万；根据地遍布大江南北、黄河上下，人口近1亿。

在此时，党要处理远比过去复杂的党内外、国内外、敌、我、友等多方面关系，面临着繁重的民族民主革命任务。为了很好地指导中国革命，党的领袖人物注意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研究中国革命的问题，撰写了一大批理论著作。其中以毛泽东最为突出。《毛泽东选集》（1—4卷）所收集的158篇文章，有112篇是这一时期写的。毛泽东的一批重要论文发表，从政治、军事、经济、思想文化、哲学等方面，对中国革命经验作出了系统的理论概括和总结。

同时，延安的其他领导者，包括曾经犯过错误、受过批评的同志，在思想理论上也十分活跃，写出了一批很有影响、很重要的著作。如朱德的《实行对日作战》（1937年7月15日）；刘少奇的《在党的活动分子会上的报告提纲》（1937年11月）、《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论党》等；周恩来的《怎样进行持久战》（1938年1月）、《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等；张闻天的《出发归来记》；王稼祥的《关于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此外，晋察冀根据地领导人聂荣臻写的《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总结了抗日根据地经验；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撰写了《论公营商店》等研究经济政策的文章。这些都促进了党的理论繁荣，说明延安群星璀璨。

历史进入20世纪40年代前期，党的一些理论工作者和党的许多重要领导人感觉到，需要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论给以适当的命名和正确的评价，以增加党的凝聚力和号召力。

怎样命名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是以最杰出的最有代表性的人的名字来命名的，如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毛泽东这个名字。

1941年3月，理论工作者张如心在《共产党人》杂志上发表了《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这一提法，并指出毛泽东的言论著作“是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典型的结晶体”。他说：“我们党特别是毛泽东同志，根据于中国党长期斗争丰富的经验，根据他对中国社会特质及中国革命规律性深邃的认识，在中国革命诸问题的理论和策略上，都有了许多不容否认与不容忽视的马克思主义的贡献。”

1942年7月1日，毛泽东的老战友朱德，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纪念党的二十一周年》的文章，提出我们党已经创造了指导中国革命的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理论。他说：

“今天我们党已经积累下了丰富的斗争经验，正确地掌握了马列主义理论，并且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创造了指导中国革命的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的理论。”

还说：“我们党已经有了自己的最英明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他真正精通了马列主义的理论，并且善于把这种理论用来指导中国革命步步走向胜利。”

1943年7月4日，刘少奇在《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一文中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这一概念。

第二天，即7月5日，王稼祥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

王稼祥在为纪念党的22周年诞辰而写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指出：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是在与国外国内敌人的斗争中，同时又与共产党内部错误思想的斗争中生长、发展与成熟起来的。”

“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主义，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研究了中国的现实，积蓄了中共二十二年的实际经验，经过党内党外曲折斗争而形成起来的。……它是创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它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布尔什维主义。”

7月16日，周恩来由重庆回到延安。8月2日，中央办公厅组织隆重的欢迎会。周恩来发表演讲，提出：“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

1942年7月，张闻天高度称赞了毛泽东。他说：中国革命过去的历史证明，有了毛泽东的领导，革命力量就会逐渐壮大，就会逐渐走向胜利，就会转危为安；如果没有毛泽东的领导，即不听毛泽东的意见，或反对毛泽东的领导，革命就会遭到挫折，就会转胜为败，就会从胜利走向困难。

博古也于1943年7月13日发表《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为保卫中国共产党而战！》，赞扬毛泽东为“中国革命的舵手”，表示将更紧密地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周围，在毛泽东的旗帜下战斗！

这表明毛泽东已得到全党的衷心拥护，成为众望所归的领袖；毛泽东思想是一杆耀眼的红旗，代表着中国革命理论的最高水平。

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由王稼祥明确提出后，逐步为党内的大多数同志所接受。1944年5月，在中共中央晋察冀中央局领导下，邓拓主持编辑出版了5个分册的《毛泽东选集》。这是中国革命出版史上第一套《毛泽东选集》。

对此，毛泽东表示了他的看法。1943年正值毛泽东50岁生日。延安的一些同志想为他祝寿，并同时提出宣传他的思想。凯丰把这个意见报告给毛泽东。

毛泽东复信凯丰，明确反对做生日。对于宣传其思想，他诚恳地表示：“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当做体系去鼓吹，因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

毛泽东默认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但他坚持毛泽东思想“不是我一个人的思想，是千百万先烈用鲜血写出来的，是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

1944年年底，英国《新闻纪事报》记者·斯坦因来访，毛泽东在接见他时说：

“我也是一个小学生，一个群众的小学生，如果我们要取得战争的胜利与和平的话，则群众的观念和经验，必须成为我们政策的基础，因为老百姓可以教导我们很多东西。我们的任务便是倾听他们的意见，学习他们的经验，洞悉他们的愿望和批评，把他们所要的东西的总体规定下来，并把它作为政策交给他们。”

在1945年4月20日六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发言说：“《决议》把许多好事都挂在我的账上，我的缺点错误没有挂上，不是我没有，而是没有挂，为了党的利益没有写上。这是大家要认识清楚的，首先是我。”

在七大的预备会议上，他又说：“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案把好事都挂在我的账上，所以我对此要发表点意见。写成代表，那还可以，如果只有我一个人，那就不成其为党了。”

他进一步指出：“我们大家都是半殖民地社会出来的人，只有这样多的一点知识，这样大的一点本领。说我毫无本领，一点也不懂马列，那我也不同意。说我马列主义成了堆，那也不是。”

关于以毛泽东的名字命名的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当时还有一种提法：“毛泽东主义”。

1942年2月，张如心在一篇文章中使用了“毛泽东主义”一词。

1944年7月1日，萧三发表在《解放日报》的《毛泽东的初期革命活动》一文中，提出应用“毛泽东主义”来概括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思想、思想方法、战略策略以及工作作风这整个体系。

1948年8月13日，华北大学校长吴玉章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表示：想在华北大学成立典礼上提出“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把毛泽东思想改成毛泽东主义”。

毛泽东看到电报后，立即于8月15日给吴玉章写信，信中说：

“未元电悉。那样说是很不适当的。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因此不能说毛泽东主义。不是什么‘主要学毛泽东主义’，而是必须号召学生们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

“另外，有些同志在刊物上将我的名字和马恩列斯并列，说成什么‘马恩列斯毛’，也是错误的。你的说法和这后一种说法都是不合实际的，是有害无益的，必须坚决反对这样说。”

毛泽东坚持不提毛泽东主义，坚持不把自己同马、恩、列、斯并列，认为自己仅仅是他们的学生，反映了延安时期的毛泽东非常地谨慎、谦虚。在一片颂扬声中，毛泽东能保持冷静的头脑，表现了大家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