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的最高级谈判，并没有驱散笼罩在中国大地上内战的阴云。如果说，蒋介石和毛泽东这两个掌握着中国命运的人物会面之初，出于各自的考虑，两人都不同程度地还抱有避免内战、缔结和平的意愿的话，那么，经过这场面对面的较量，彼此之间又加深了了解，双方都清醒地意识到，中国的问题仅仅靠谈判桌是解决不了的。

于是，此时的中国政坛将两幅色彩完全不同、极不协调的画面，同时展现在世人的面前。一方面是毛泽东和蒋介石在谈笑风生，把手言欢；另一方面是双方都在加紧军事行动，试图在谈判桌上增加说服力。

所谓“台上握手，台下踢脚”。

重庆在调兵遣将。

延安也在积极进行战争准备。

重庆谈判期间，在延安代理党中央主席的是刘少奇，毛泽东临行前，多次举行政治局会议，甚至同刘少奇作过彻夜长谈，两人的思想彼此心领神会。

延安和重庆，两条战线，刘少奇和毛泽东配合得相当默契。

9月中旬，重庆谈判桌上的斗争进入白热化阶段，火药味也越来越浓。

在一次会见中，蒋介石对周恩来说：“盼告诉润之，要和，就照这个条件和，不然，就请他回延安带兵来打好了。”

毛泽东可不是软骨头，次日见到蒋介石，巧妙而又毫不含糊地回击了他的进攻：“现在打，我实在打不过你。但我可以用对付日本人的办法来对付你，你占点线，我占面，以乡村包围城市，你看如何？”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谈判桌上有进有退。毛、蒋两人都深知此道。于是，便有了9月17日，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和赫尔利共进午餐，赫尔利分别约见国共两党代表，劝说双方妥协的一幕剧。

重庆的毛泽东精神疲惫。延安的刘少奇也不轻松，几天来他一直在思考着如何替毛泽东解难，让他在谈判桌上占据主动的良策。

他一遍又一遍地环视着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终于，一个全国战略大构想——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在刘少奇的脑海里愈渐清晰。

首先，刘少奇通过一系列成功的外交，疏通了同苏联的关系。

9月14日，东北苏军代表在先期进入沈阳的八路军冀热辽部队第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时任沈阳卫戍区司令部曾克林陪同下到达延安与中共中央商量东北问题。苏联同意在不违背它履行同国民党所订条约的前提下，不限制共产党势力在东北的发展。

其次，从战后国共双方军队所处的位置看，北方也有利于我们的发展。

东北地区自“九·一八”事变被蒋介石丢失后，国民党在那里没有一兵一卒，它要很快控制这块地区比较困难。与此相反，共产党在华北与东北的接合部已创立了冀热辽根据地，军队开入东北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另外，东北还有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他们同日本侵略者进行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在那里有着较大影响和一定的群众基础。这些都是中共争取东北的有利条件。

然而南方，尤其是江浙一带，刘少奇也仔细想过，那可是蒋介石的心腹地带，他绝对不会留有空隙。日本投降后，蒋日伪合流，大肆抢占江南战略重地，使中国共产党抗战后期“向南发展”战略受挫就是证明。

形势十分明了。东北出现了有利于共产党发展的形势，北方在向共产党招手，而南方却亮出红灯，告示你此路不通。

刘少奇将自己思考中的问题用最快的方式征求在重庆的毛泽东的意见。

毛泽东得此方案，紧张的精神一下子松弛了下来。

在重庆的谈判会上，毛泽东和周恩来率先作出让步。提出：关于军队数目，中共仅要求达到全国军队总数的1/7，较9月3日所提方案让步5个师；关于解放区问题，为了表示中共和平诚意，中共愿意让出江南8个解放区，将海南岛、广东、浙江、苏南、皖南、湖北、湖南、河南境内黄河以南区8个地区的军队全部撤到苏北、皖南及陇海线以北地区。

僵持了一段时间的谈判会场因为延安方面的让步又出现了回旋的余地，又有了友好的笑声。

就在毛泽东在重庆公开宣布中国共产党作出重大让步的同时，刘少奇在延安秘密向党内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任务和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和部署的指示》，胸有成竹地宣布：只要我们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证中国人民的胜利。

为实现这一“全国大战略”，刘少奇采取的办法是：大踏步进退。

首先将山东主力调往东北和冀东，其次将华东新四军主力10万再调到冀东和山东，最后将新四军江南主力部队移到江北。

这个办法，既加快了中共军队进入东北的进程，又对南方采取防御态势，掩护了向北发展。

军事调动节节移防，环环相扣，既避免了被各个击破的危险，又将南方的公开退却与北方的秘密进攻巧妙地结合了起来。至于政治上收获，则更是巨大的，它既让我们在谈判桌上争取了主动，又赢得了国际国内的赞誉和人心。

“让开大路，占领两厢”，毛泽东对付蒋介石的战术历史有时是非常捉弄人的。

前面说过，重庆谈判时，毛泽东面对蒋介石的挑衅，曾不卑不亢地回复了这样一段话：

“现在打，我实在打不过你。但我可以用对付日本人的办法来对付你，你占点线，我占面，以乡村包围城市，你看如何？”

毛泽东的话表面上看来是在说气话，或者开玩笑，但事实上，毛泽东说的是个大实话。

可惜，蒋介石当时不可一世，没有把毛泽东的话听进去，更没有加以重视。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争夺东北时，毛泽东真的是运用了重庆谈判时告诉过他的那套战术，并让他在这里扎扎实实地栽了一个大跟头。

1945年10月11日，毛泽东平安回到延安。延安飞机场挤满了两万多名各界迎接的群众。

毛泽东回到延安之后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由于身体状况的原因，他仍将大部分的工作甩给了刘少奇，但东北问题他却密切地关注着。在毛泽东看来，如果中共能控制东北，便可使东北与华北各解放区连成一片，摆脱长期以来被国民党分割、包围的局面，并有一个兵源充足、物质雄厚的战略后方。正如七大上他代表中共中央提出的那样：东北四省是很重要的。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和将来的前途看，如果我们把现在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当然，其他根据地没有丢，我们又有了东北，中国革命的基础就更巩固了。

控制东北，对于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的战略意义一目了然。正因为这样，刘少奇才有“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全国大战略。

对于东北，蒋介石也并不是没有心眼的。抢占东北，“接收”东北，早就被他列入了“国民革命最重大的目标和最迫切的工作之一”。

由于抗战胜利初期，蒋介石的主力远在西南，东北无一兵一卒。为了弥补他在东北无一兵一卒劣势，他不惜忍痛割爱，在中苏谈判时，接受苏联提出的许多涉及东北主权的条件，换取苏军的许诺，撤军后将东北交还到国民党军队手里。

由于蒋介石这样想：东北，他有条约保障，把共产党完全排挤在门外，将来可以整个地从苏军手中“名正言顺”地接收过来；而江南，他凭借着自己的优势实力和美国的支持，日伪的配合，抢先占领。到那时全国的桃子统统姓“蒋”了。

他没想到共产党的思维和动作一点也没有落在他的后面，在他经略江南时，共产党的势力已经深入到了东北，并有独占东北的架势。

10月以后，国民党政府针对中共大军北上及苏军对其友好态度，采取了十分强硬的两手策略：

一是外交上美蒋联合对苏联施加压力，迫其履行中苏条约，并保证将大城市及长春铁路交给国民党。

二是军事上借助美国的军舰、飞机，从海上、空中将国民党的军队送到秦皇岛、沈阳、长春等战略要地。

形势的发展，让毛泽东预感到了东北斗争的艰巨性。经过反复的斟酌、考虑，他决定调整战略，从长计议，改“独占东北”为“建立根据地”。

12月2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东北局的指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指出了“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方针。

“让开大路”就是主动撤出大城市和交通线，把点、线交给国民党。“占领两厢”就是占领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争取群众，建立根据地，巩固“面”。

一年之后，毛泽东的战术就看出成果。表面上，蒋介石的进攻得手，但由于他的战线拉得太长，被共产党抓住了弱点。共产党由于在东北建成了东满、西满、南满、北满4块巩固的根据地，将蒋介石占领的点、线来了个分割包围。

“让开大路，占领两厢”是对重庆谈判时毛泽东与蒋介石那番话的高度概括。沈阳战役失败后，不知蒋介石是否检讨过自己当初过于忽视毛泽东而铸成的大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