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首脑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撤离延安后，向何处去，成了举世瞩目、关系全局的一件大事。

蒋介石的目标是一举消灭中共中央，消灭不成便赶过黄河，迫使中共中央离开陕甘宁边区，从而在政治上打击了中国共产党。

3月25日，也就是胡宗南占领延安后的一个星期，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就造谣说：毛泽东、周来恩等“已迁佳木斯，或已潜逃出国”。

其实，此时毛泽东、周恩来就在瓦窑堡附近的王家坪，和先行撤退到这里的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同志会合，初步讨论了党中央的去处和部署。

29日凌晨，中共中央的首脑们从王家坪又到了枣林沟，一下车连觉也顾不上睡又继续开会。

这就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光辉一页的枣林沟会议。

会议是在窑洞里举行的，没有庄严的讲台，没有松软的沙发，没有高级的麦克风，也没有式样新颖的录音设备。可是这次会议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发生了重大作用。

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围坐在炕上。

“我反复的考虑了，我们中央不能离开陕北。”毛泽东说，这是他一路上反复考虑的问题，“留在陕北，我们可牵制胡宗南的23万大军，叫蒋介石这个战略预备队失去作用”。

任弼时没有顺着毛泽东，他质问似地说：“一面濒水，三面临敌，万一让胡宗南把我们一网打尽怎么办？”

与会人员都知道，这当然不是危言耸听，而是面对现实！

毛泽东留在陕北确实带有“冒险性”，而且后来真的两次遇到了危险。所幸两次均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会上，朱德投了任弼时的赞成票。

毛泽东又阐述了自己的看法：“我们在陕北住了12年，老百姓供养了我们，一遇险情我们就跑，对不起陕北人民啊！”

“我们不能感情用事，要考虑一个万全之策。”刘少奇发言明显也有倾向性。他们都在关心毛泽东的安全。

没想到，刘少奇发言后，毛泽东的话更感情用事了，“总之，不打跨胡宗南，我是不过黄河的，要过你们过好了”。

应该指出，党中央留在陕北，毛泽东早已下了决心。还在胡宗南进攻延安之前，毛泽东就决定两步走：第一步，坚持保卫延安，不到万不得已决不放弃延安；第二步，如延安实在守不住，主动撤离以后党中央仍然要留在陕北。3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附近送别王震将军的时候就说过：“我和他们一起坚持在陕北斗争，不打败胡宗南，决不过黄河！”

既然中央主席说了这种话，其他人也就无话可说了，他们都同意留下。

等大家都表态后，“不！”毛泽东突然话锋一转，“不是全集中到这里。弼时的意见有道理，万一我们叫胡宗南一网打了怎么办，因此我们也来个古书上说的，兵分三路”。

枣林沟会议最后决定，中共中央首脑机关成员一分为三，成立三套领导班子：

中央工作委员会，简称“工委”，由刘少奇、朱德率领去晋察冀的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负责处理中央委托的工作；中央后方委员会，简称“后委”，由杨尚昆、叶剑英率领进驻晋西北，负责陕北战场后勤保障和安置中直、军直机关及家属的工作。

，杨尚昆为后方支队司令，李维汉等参加的中央后方委员会，在晋西北地区统筹工作。图为叶剑英在干部会议上作报告中央前敌委员会，简称“前委”，继续留在陕北，代表中央指挥陕北和全国的解放战争，书记处的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留下。

这次会议，形成了一个文件，这就是到达横山县青阳岔发出的《1947年4月9日的党内通知》。

《通知》告诉全党和全军：中共中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将继续留在陕甘宁边区，同陕北人民共同担负起保卫边区的任务。

枣林沟会议后，前委转入了地下，毛泽东化名“李德胜”，周恩来化名“胡必成”。仅从“得胜”和“必成”的名字就可以看出，毛泽东、周恩来他们面对强敌那种一往无前的气概和革命一定会胜利的信心。

为统一行动，统一指挥，留在陕北的中央机关，按军事编制组成一个纵队，并成立一个司令部，任弼时为司令，陆定一任政委。

正当国民党特务在到处搜集情报、刺探中共中央的去向的时候，3月30日，一个代号为“昆仑”的神秘纵队在陕北出现了。这个纵队由200余人组成，司令叫“史林”（谐音），政委叫“郑位”，参谋长是叶子龙，副参谋长汪东兴。

直到失败，胡宗南也没有弄清楚这个“昆仑”纵队，就是他们一直在寻找的中共中央，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都在其中。全国各大战场上，人民解放军所接受的指示就是从这里发出的。

有人认为，毛泽东力排众议，坚持党中央留在陕北是盲目的冒险行为。其实这是不正确的。

毛泽东的决策一贯建立在对问题的科学分析之上。当时，他的分析是，陕甘宁边区地形险要，群众条件好，回旋的地区大，安全方面有相当大的保障。

后来的事实证明，毛泽东坚持把党中央留在陕北，是他在书写自己一生历史的辉煌篇章中的“得意之笔”。

政治上，他给蒋介石、胡宗南打了重重的一记耳光。军事上，只要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还在陕北，蒋介石的最后一张王牌——胡宗南的23万大军就被牢牢的钉死在陕甘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