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毛泽东和袁文才代表的约定，工农革命军先要到宁冈古城。到那里才能最后决定是否同意工农革命军上井冈山。

10月3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离开了三湾，前往宁冈古城。古城离三湾并不远，只有30里地；加之部队经过改编和休整，指战员们精神振奋，因此，中午时分，部队顺利到达了古城。

古城是一个一边傍山，一边临河的小集镇，住着百余户人家。这里旧称升乡，因曾经是宁冈县古县城所在地而得名古城。

部队到达古城，在龙超清、陈慕平等安排下，很快安顿下来，团部就设在了村中央的联奎书院，毛泽东则住在书院的后厢房。

卫生队也被安排在联奎书院。

伤病员的安置是毛泽东最为担心的问题之一。带过兵的人都知道，能否妥善地安置好伤病员，直接影响部队的士气。秋收起义以来，伤病员不断增加，而由于部队一直处于流动状态，伤病员只能随军行动，这既不能使伤病员有稳定的治疗环境，又牵扯了部队较多的人力和精力。为了加强对伤病员的工作，三湾整编时，毛泽东特意派何长工担任了卫生队的党代表。

何长工，原名何坤，湖南省华容县人，曾赴法勤工俭学，回国后在华容县从事农民运动和革命活动，大革命失败之后，化名何长工进入武汉警卫团当兵，直至随部队参加秋收起义。

在联奎书院，毛泽东见到满处的伤病员，不由得找到何长工了解情况：“伤员的情绪怎么样？”

何长工如实回答：“虽然没有出现什么大的问题，但很多的伤病员对前途表示担心，有的人怕长此下去会拖累了部队，也有的情绪不稳，骂骂咧咧，说是不给他们治疗，就抬着他们往山里钻，还不如一枪打死算了。”

毛泽东听后，沉思良久。

部队确实需要有一个落脚点啦！仅从安置伤病员这一点上来说，这都是刻不容缓的事。

毛泽东觉得，工农革命军经过了三湾改编，现在又有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这时非常有必要认真地总结一下秋收起义以来的经验教训，讨论和研究工农革命军的落脚点等重大问题，统一对王佐、袁文才等当地绿林武装的认识。

因此，毛泽东决定开一次前委会，而且是一个扩大的前委会。

秋收起义以来，毛泽东主持开过两次前委会，一次是在浏阳县文家市的里仁学校，作出了退兵的决定；一次是在永新县的三湾村，作出了对部队进行改编的决定。两次前委会都是在关系到部队生死存亡的问题上，作出了正确的抉择。现在，部队到了井冈山下，是上山找一个落脚点，还是继续走下去，或者到广东去找南昌起义的部队，这都需要作出选择。于是，毛泽东又想到了要开一个前委会。

部队抵达古城的当天晚上，前委会就在联奎书院的文昌阁举行。出席会议的有前委委员毛泽东、余洒度、余贲民、陈皓、何挺颖、宛希先、熊寿祺，以及营以上干部，共计40多人。与前两次前委会有所不同的是，因为三湾改编新任命了一批营连干部，使一些基层党员骨干取代了原来的旧军官出席会议；宁冈县党组织负责人龙超清、谢汉昌、萧子南，以及袁文才的代表也应邀参加了会议。

40多个人将文昌阁那间不大的厅堂挤得满满的。

主持会议的毛泽东在简要传达了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的精神之后，对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我们的暴动是按照中央和湖南省委的决定发动的，虽然在军事上我们出师不利，但我们公开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我们用行动向国民党反动派表明：共产党人是赶不尽、杀不绝的！当然，暴动以来，我们有几个仗没打好，主要是把兵力分散了。现在总结起来，当时不应该将3个团分散开来，一个团打一个县，而是应该南北配合起来，将3个团集中到修水、铜鼓之间攻打浏阳就好了。”

听的人连连点头。

毛泽东接着详细地分析了起义以来在军事上的得与失，分析了敌强我弱的形势，然后说：“秋收暴动虽然受到了一点挫折，军事上失利了，但我们也不应该悲观。因为从战略上来看，我们并没有失败，我们毕竟没有被消灭、被打散，而是将这支队伍保存下来了，这是很大的胜利。我们要鼓足信心，放下担子，轻装上阵，建立后方。”

毛泽东对秋收起义经验教训的总结，令与会的许多人折服。不过，对毛泽东最后提到关于“建立后方”的话，却不怎么明白。

关于建立后方的想法，毛泽东在会前就同龙超清交谈过。他对龙超清说，要在茅坪设立一个后方，把卫生队放在那里，要安下家来。这样，部队才好轻装上阵，准备军事行动，开展游击战争。

龙超清当然乐意工农革命军在宁冈安家。

这时，毛泽东向与会的同志介绍了龙超清，并请龙超清谈谈宁冈及湘赣边界的情况。

于是，龙超清详细地介绍了宁冈的基本情况。

位于湘赣边界的宁冈县，属江西省，地处罗霄山脉中段。这里基本上属于山区，高山和丘陵面积占了全县总面积的90%以上，境内山峦叠嶂，连绵不断，千峰万壑，地势险要；群山之中分布着许多丘陵半丘陵盆地，土地肥沃，加上属亚热带湿润性气候，雨量充沛，光照充足，气候温和，无霜期长，为农作物的生长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因而盛产粮油，古县志上记载可“一年耕而三年食”；在莽莽的山岭之中，覆盖着茂密的森林，漫山遍野的林木将群山遮蔽得严严实实。这些，都为屯兵安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龙超清特别提到了大家都还不熟悉的一座山：“在县的南面，离这儿不远就有座井冈山，地跨湘赣两省，山高林密，地势险要，山路崎岖，易守难攻，实在是一个好去处。”

而更为有利的条件是，这里同样受到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浪潮的洗礼，有着较为坚实的革命基础。

龙超清这样说道：“我们这里虽然属于边远地区，但在大革命时期，就有了共产党的组织，也成立了农会、工会、妇委会等革命组织，开展了工农革命运动。还成立了农民自卫军，仅袁文才的部队就有60多支枪。宁冈的土、客籍革命群众曾联合起来击毙和赶走了三个来宁冈执政的反动县长，并一度夺取过全县的政权。”

龙超清的介绍，使与会者对这片原本还比较陌生的地方有了初步的认识，他们开始对在这里安家表示出了一些兴趣。

而毛泽东早已有之的“上山”思想，此时已逐渐明朗和具体，他的目标已经明确，那就是在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建立革命根据地，实行武装割据。现在的问题是要使自己的认识变为各级指挥员的认识，并通过他们变为全军的认识，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果然，有人在会上提出了反对意见，这其中就有仍挂着师长头衔的余洒度。

自毛泽东在浏阳上坪果断作出放弃会攻长沙的决定之后，余洒度就一直心怀不满，他总是打着执行中央决定的旗号，竭力主张进攻。当他的意见在前委会上一次次被否决后，他虽然在表面上表示服从，但却牢骚满腹，消极怠工。

记得在从莲花往永新的行军途中，部队在走了一天后准备宿营，毛泽东见天色尚不黑，为安全起见，遂提议再走10里方才宿营。余洒度对此耿耿于怀，以后一有机会就嘟囔道：“我当什么师长，连10里路的指挥权都没有。”

现在，当部队在毛泽东的指挥下，一退再退，眼瞅着就要钻进深山里安家时，余洒度按捺不住啦，他振振有辞地说：“武装暴动，进攻长沙，是党中央和湖南省委的决定，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现在我们不是组织力量进行反攻，而是一味地退却。而且越退越离谱了，要退到山里边安营扎寨，去做什么‘山大王’。难道呆在这山沟沟里，就能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余洒度的话，的确说出了一些人心中的疑惑。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不就是通过城市暴动而成功的吗？我们到山沟沟里去，岂不是与列宁的做法相违背？这么做，真能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能夺取政权吗？

对余洒度的指责，毛泽东并不怎么在意，因为这一段日子里，余洒度就一直是这么一种态度。但是，为了消除一些同志对上山建立革命根据地所心存的疑虑，毛泽东耐心地讲述道理：“我们现在可以说是处在革命低潮时期，敌强我弱。所谓敌强，是说敌人占据统治地位，控制着大中城市，他们在城市中强。但中国很大，在反动派势力顾及不到的地方，在边远的农村，他们的力量就弱。我们避开强敌，在敌人力量弱小的农村去，就能求生存、求发展，最后打败强敌，夺取胜利。

“《水浒传》有108位好汉，依托着水泊梁山，竟令官军无可奈何。历来的封建统治者，就从未能将‘山大王’剿灭干净过。那么，为了革命力量的恢复、发展，就是当当红色的‘山大王’，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罗霄山脉中段山势雄伟，可进可退，易于藏兵，有回旋余地，一方面，它远离南昌、长沙、武汉等大城市，是反动势力统治薄弱的地方，便于我们积蓄力量；另一方面，它又能影响湘、赣两省，甚至可以影响两省的下游，有利于革命的发展。”

……会议整整开了两天，最后，除少数人之外，终于统一了意见，作出了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抉择。

这是一次明智的选择。许多年之后，当共产党已经夺取并掌握了全国的政权时，一些当年曾处于这个十字路口的当事人，对毛泽东的这一决策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何长工如是说：“从三湾改编到古城会议，解决了军队建设和建立根据地的一些重大问题。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和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点燃起‘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

当然，毛泽东是选择了上井冈山安家。但能否上井冈山，还得看袁文才允许不允许。

此时，袁文才的态度还不得而知，袁文才的代表却流露出了谢客之意：我们可以接济贵军一些给养，敬请“另择高山”。

毛泽东当即又向袁文才的代表晓以大义，陈述利弊。加上龙超清等人帮忙做工作，才说服袁文才的代表改变了主意。

统一了内部的认识，又说服了袁文才的代表，毛泽东仍不放心，他告诉龙超清：“我明天就想见袁文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