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共产党和“山大王” 毛泽东在井冈山搞调查

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安家之后,为了开辟新区,扩大影响,曾多次往周边地区出击,湖南的茶陵是第一个目标。

1927年11月16日,工农革命军从宁冈大陇出发去打茶陵。

毛泽东赶往大陇,为出征的部队送行。他没有随部队一同去打茶陵,因为在秋收起义时落下的脚伤一直未痊愈,他不得不留下来疗伤。

虽说是疗伤,可毛泽东并没有闲着,他利用这段时间搞了调查研究。

“调查研究”,是现如今使用频率较高的一个词,尤其是一些党政领导干部,常将这个词挂在口头上。可是,人们是否知道,在共产党内最早倡导和实践调查研究的,是毛泽东。

在求学时期,青年毛泽东就一把雨伞、一双布鞋,利用假期走乡串寨,搞过社会调查。

大革命时期,当农民运动如暴风骤雨般席卷中国农村大地时,国民党右派攻击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糟得很”;共产党内也有人不辨是非,指责农民运动“过火了”、“搞糟了”。毛泽东则一头扎到湖南农村,用了32天的时间,先后走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5个县,对农民运动进行实地考察,并在此基础上,写下了那篇被誉之为“中国的革命者都应当读一读”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热情歌颂了农民运动的丰功伟绩,驳斥了对农民运动的种种责难。

现在,毛泽东到了井冈山,要在这里开辟一条革命的新道路,他少不了要做一番调查研究。

毛泽东的调查从宁冈开始。他在茅坪的坝上、洋桥湖、马沅一带采取开座谈会或个别访问的方式,进行了广泛的社会调查。毛泽东对调查工作非常认真,“自己口问手写,并同别人开展讨论”。在获取了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毛泽东将这些材料整理成文,取名为《宁冈调查》。

接着,毛泽东又在永新的秋溪乡一带搞了一次社会调查。

秋溪,位于宁冈、永新两县之交的七溪岭下。1928年2月下旬,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的一个连,来到这里开展革命活动。

在秋溪,毛泽东除了率领工农革命军打土豪、筹款子之外,还广泛发动群众,开展建党工作。与此同时,毛泽东也没有忘记搞社会调查。他广泛地找农民谈话,召开各种类型的座谈会、调查会,向农民了解情况,听取农民的意见。而且,毛泽东还发动工农革命军的干部、战士,分头深入龙源口、秋溪、小山湾、厚山、横溪等村,访贫问苦,搞社会调查。

如何进行社会调查,毛泽东为那些从未做过调查工作的革命军官兵拟订了调查提纲,内容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群众生活状况、剥削关系、风俗习惯以及地理条件等等。有的调查项目还非常具体,例如:当地的地主、富农、中农、贫农人数及其比例;各阶层占有土地数目及其比例;群众斗争的情况;当地的工价、物价;地方农产品、土特产品;地形特点、河流宽窄、深浅和流速、流量等等。

在毛泽东的指导下,部队官兵逐渐学会了做社会调查工作。

秋溪乡之行,毛泽东写了一个《永新调查》。

《宁冈调查》和《永新调查》,是毛泽东为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及为党制定农村土地革命政策而做的基础性工作。当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于1928年6月间来到井冈山时,毛泽东曾要秘书将这两个调查材料送给他看。

数十年后,杜修经回忆了当时对待这些调查材料的态度:“我一看,这些写在商人账本‘总簿’、‘坐簿’上的农村调查,一本一本地叠了尺多高。由于我不理解这些就是毛泽东同志为我们党制定方针政策的依据,对这些调查材料,只当作一些故事或情况阅读,一天的功夫就看完了。毛泽东同志见我启而不发,知道我没有看懂,失望地把这些退回来的调查材料收捡起来。”

毛泽东把这些调查材料又收了回去,但是,这些辛辛苦苦整理而成的调查材料,却在频繁的战争环境中,不幸遗失了。

毛泽东对失掉的调查材料非常惋惜,他在以后的日子里曾多次提及。1930年,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时,曾做了寻乌调查,后来在《寻乌调查序言》中,他说过这么一段话:我过去做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永新、宁冈七个有系统的调查,湖南那五个是大革命时代(1927年1月)做的,永新、宁冈两个是井冈山时代(1927年11月)做的,湖南五个放在我爱人杨开慧手里,她被杀了,这五个调查大概是损失了,永新、宁冈两个,1929年1月红军离开井冈山时放在山上一个朋友手里,蒋桂会攻井冈山时也损失了。失掉别的任何东西,我不着急,失掉这个调查(特别是衡山、永新两个)使我时常念及,永久也不会忘记。

“时常念及,永久也不会忘记”的竟然是调查材料!毛泽东重视调查研究由此可知。正是因为毛泽东通过调查研究,掌握了井冈山地区的大量社会情况,从而为毛泽东在领导边区的斗争中,作出正确的判断,制定正确的政策,提供了客观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