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旧历7月，我出生在兴国杰村圩白石村，乳名赖三娇。

我父亲赖来义是个私塾先生，靠教书勉强维持家庭生活。我母亲张氏生了两个女儿，因营养不良患水肿病，溘然去世。从此，家里生活更加困难，忧郁苦闷的父亲为了解脱，竟抽上了鸦片烟，最后家里更穷得揭不开锅。

14岁那年，走投无路的父亲，把我卖给杰村圩一户姓谢的人家做童养媳。

第二年春天，红军开进杰村圩。在村里成立了苏维埃政权。红军派出宣传队，四处动员广大妇女参加区妇女改善委员会。我得以脱离谢家，报名参加了区妇女改善委员会，后来担任改善委员会主任。那年我刚满17岁，更名赖月明。

解脱了婚姻的牢笼，我无忧无虑，没日没夜地泡在工作里。1932年4月，少共中央通知，送我去瑞金师范学习培训。

我高兴地进入瑞金师范读书，原定6个月，但不久便被蒋介石第四次“围剿”的隆隆炮声轰断了。

1932年6月上旬，少共中央组织部将我分配到少共江西省委。当时，少共江西省委驻扎在宁都县城北门的一条小街上。书记张绩之找我谈话，要我在少共省委儿童局工作。

不久，粤北南雄水口大捷。中央红军主力打垮了“围剿”的粤敌20个团。配合主力作战的江西红军回到宁都作短暂的休整。少共省委马上组织人员进行慰问演出。

戏台搭在城郊，七里村一个土岗子上面。稀疏的松树间，四边的草地坐满了黑压压的红战士，火把星星点点地眨眼儿。文艺队演出了不少节目，如《父与子》，《空山计》、《十杯酒》、《小放牛》、《龙冈扭职》、《送郎当红军》、《活捉侯鹏飞》等。演出最后，由我与少共省委宣传部长李美群压尾，对唱兴国山歌。

李美群也是个兴国的田螺妹子，在机关工作时间久，胆子很大，一对眼珠骨碌碌打转溜，两只手赶圩儿似地空甩。

我这个人没有哪般过人之处，对歌儿却天生有副好嗓子。小时候放牛，这岭一个，那坳一双唱得多了。但这么大场面我却没见过，起初，不敢抬头，也不敢放大嗓门。唱了几支山歌，听得下边掌声呼啦啦山响，我的胆子便壮了，扬起脑壳，脸孔红扑扑地发烧。

哎呀勒――红军兄弟要听清，哎――田螺妹子道一声，哪喂――红枪红旗红五星，哎呀哪个同志哥，跟着共产主义真嗬哟哟喂――台下前排的观众中，有个宽脸膛的首长几次站起来，边拍掌边瞅着我，待掌声稀落。他便扭头扯落四川口音朝战七们喊：“喂，同志哥们，再来一个好不好嘛？！”战士们齐刷刷地直脖子叫：“好！”“要得，要得！再来一个――”那位首长蛮爽快地冲我招手。他身边的张绩之是我们领导，就一个劲儿朝我打手势。

得了鼓励，我十分高兴，一支接一支兴致勃勃地唱下去。

那晚，演出直到下半夜才停止。下了台，我问张绩之，那个逗趣喊话的首长是谁。

张书记顿时打着哈哈，说那是陈毅司令员，你新来乍到不晓得哩。

我吓了一跳，吐着舌头暗暗庆幸，好家伙！好在未得罪这尊黑面菩萨。

这就是我和陈毅的第一次见面。想不到，第二日我便与他直接打交道，还“得罪”了他。

那是早饭过后，我和李美群拿着自制的板子，拼拢两张饭桌打台球。过了一会，外面走进一伙人，当头的就是陈毅总指挥。

我心儿一虚，顺势侧过身子，卖劲儿打球，装着没看见。

李美群叫了声陈司令员。陈毅便走了过来，在我身边抱着手臂看了会儿，伸出手拍拍我的肩膀，“打得不错嘛，你这个小鬼头，怎么不理我呀？哈，我晓得了，江西老表不好惹。江西嘛，山多水多田螺多，田螺妹子也多，山歌更多……”“四川佬，你什么意思？我是田螺妹子，你是什么？！”我停了球，瞪着眼跟他赌气。

陈毅一愣，接着嘴一咧哈哈笑了。他要过李美群的板子说；“小鬼头，莫发火嘛！来来，我们两个对对！目标――发球！”

“哼！”我翘起嘴唇，啪的就是一个球过去。陈毅连忙把球对过来。打了二盘，我都输了。我红着脸，“啪”地撂下板子，打着兴国土语说道；“不打啦，打这种鸭蛋儿算不得本事。”一伙人都笑了。陈毅还捏着板子愣在那儿，张绩之笑着过去，把他拽入自己的办公室。他们是好朋友，陈毅好动，常抽空与少共省委的同志搞体育运动。

我和李美群躲到一边跳绳子玩，在窗下听到屋子里的说话声。

张绩之笑着说：“陈指挥，你看看，这个月明不错么，你孤单单一个郎子，要不要我说说，招个嫂子暧暖脚好不好？……”“我说同志哥，岔了盆了，革命没有成功打什么老婆的主意……”陈毅这么道。

“哎，不能这般说。就说我吧，也是革命里头找着个屋里人，我眼看就要做爸爸了，还不是一样的干革命！”张绩之反驳道。

“老张的话对，陈司令员，我看你的确该考虑考虑婚姻大事了。”这是少共省委组织部钟浩培的声音。

“哈哈！我说同志哥们，你们可是推老牛下坎，是不是嘴馋想打我的地主？既然有这个意思，那好，你们去跟那个小鬼头说说……”我气得跺脚，嘴里“呸”地一声。李美群掩嘴偷偷笑着，拿手在脸上比划着羞我。我来了性子，抓起地上一块土坯，“砰――”往窗户里扔去。

屋里人打开窗扇，陈毅啊了声，张绩之叫着我的名字。

我才不理他，又气又急，扭头便跑，冲进自己的房间。“砰”地关上门，一头倒在床上，嘴里叽哩咕噜地骂了一阵。这时，我心里象有头迷路的小鹿在突突地窜动。躲了好一阵子，小鹿不奔了。“扑嗤”一声，我笑了起来，心想人家只不过是取乐子罢了，生这个闲气又何苦？

不曾想，说客真的寻上门来了。

打头的是张绩之，后是钟浩培等人。他们轮番向我进攻。

我真有些气疯了，叉着腰大叫：“莫捏着弯弯捣鬼啦，我不会嫁给他的。他是总指挥，我是个小鬼，平民百姓一个，嫁个当大官的，只有作婢为奴的份。他想按个长发客打瞌儿，千寻万找就是不要摸着我的头。”

“月明，你个死脑壳，土里土气！总指挥看上了你，你就认蹬上马允了吧。我们可晓得哩，总指挥是个知冷知热的郎君，要是我，嫁着这么一个心肝哥哥，还不知是哪辈子修下的福份呢。”李美群逮了个空子，搂着我的肩头，贴着我耳根劝导我。田螺妹子，你也伙着别人出田螺妹子的洋相。吃里扒外的东西，看我好好收拾你。”我的力气比李美群大，说着一下了把她按倒，搔她的胳肢窝。

这样一来，我好端端的心给搅乱了，昏昏颠颠寻思起来：也许，大伙儿的话是有道理的，竹大分杈，女大出嫁，陈司令员那么聪明的人瞧上了我，把话挑明了，我有什么理由不答应他呢？……

这天，我心烦意乱，去红军医院抱了捆绷带独自儿跑到梅江河，使劲地搓呀拍呀，鲜红的血渍把江水都染红了。

看到血，不知怎么，我拿着棒槌的手垂了下去，望着流水出神。

几条乌篷船相连着顺流而下。

一声吆喝，又有一个打鱼的撑竹排过去。排头，立着一对鸬鹚，紧挨着，缠着颈脖，乌眼珠子傻呆呆地瞅我。

鬼鸟儿，笑我么？！我心里骂着。

“月明，月明同志！”随着一个男人的声音，水里映出一颗带八角帽的头，高颧骨，厚嘴唇，浓眉下边一对豹子眼。

“陈毅！”我心儿一紧，脱口而出，“陈司令员，你来做什么？”“我从瑞金开会回来，路过这里看见了你。”陈毅语调平和，平易近人地说。

我偷偷地瞄了他一眼，果然，稍远处，他的警卫员钟老表牵着那匹大黄马站在那边。

“怎么，还在生我的气么？这没有什么嘛，革命同志，婚姻自由，有话当面讲，不同意就算了。”陈毅又笑着说道。

我赶紧低下头，心里感受到了一重压力，又慌又乱，声音都在打抖，撩了把水说：“陈司令员，你不会嫌我？”“不嫌，当真！月明同志。”陈毅道：“第一嘛，你长得蛮标致；第二嘛，少共中央的同志讲你觉悟很高；还有嘛，你那兴国山歌唱得呱呱叫。”“我没有文化哩，又小又不懂事，这些你不嫌我么？”我拿眼角瞅将他。

“噢，文化嘛可以提高的，结了婚我支持你学习。”陈毅认真地说道：“月明同志，虽然我陈毅飘洋过海留过学，那只不过我有个大地主的家庭……”“你讲什么呀？你家是大地主？”我紧张地盯住他。

“是啊是啊。”陈毅见我怪模怪样的，试图作番解释，那边钟老表催促他赶紧上马回去。

我记不得他回头说了些什么。当时心里像灌下一碗桐油，咕噜咕噜翻开了，眼泪忍不住直往下掉；天啦，这是怎么回事儿？我千辛万苦扛根梭镖闹革命，到头来却要嫁个穿绫罗绸缎打折扇的地主少爷作丈夫……

“妈啊，妈妈！……”我大声地哭着，泪水涟涟。水里始终看不见妈妈的影子。

真正使我改变态度，并且应允与陈毅结婚的，是省委书记李富春和省委组织部长兼妇女部长蔡畅来做媒。那时，我打心眼里敬重蔡畅大姐；大姐也很关心我，每逢开会她总喜欢拉我坐她身边、我非常钦佩大姐懂得那么多革命道理。所以，蔡畅大姐的话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我记得，蔡畅大姐的话是这样的，“月明，你不要对他的阶级成分耿耿于怀，出生不由己的。他是个真正的革命者，党组织绝对信任他。他既然拜托了我们，依我看，你就听大姐的，跟他结一对革命的夫妻吧。”李富春大哥是这么说的：“月明，你也是个好同志，少共中央对你的评价很好，不要顾虑什么，你配得上陈毅。他的年龄是比你大得多，其实没有什么不妥。对于这位老同学，我是知道底细的，他最晓得疼人，绝对不会耍大男子主义。以后结了婚，如果他有什么不好，你就往我这儿告黑状，我替你做主。好了，月明同志，过几日陈毅同志又要带队伍上前线，我看事不宜迟，我和蔡畅作这个大媒，你们马上成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