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3月（农历二月），一场更加惊心动魂的武装斗争就要到来了。

当时，以毛简青和罗纳川等人为核心的中共平江县委，为了给国民党反动派以更大的打击，同时也为了营救县委组织部长朱璋出狱，决定趁驻守县城的敌人力量薄弱之机，再发动一次数万人大规模“扑城”的暴动。

山雨欲来，平江山城显得很不安宁。大街上冷冷清清，行人稀少。那些“黑狗子”也像是嗅到了什么不祥的气味，抱着枪在哨位上时不时地伸出头东窥西望的。他们在找什么？ 在墙壁上，电线杆上，尚可发现一些被撕布告的残余部分，被雨水淋湿的字迹隐隐约约的也尚可辨认。其中，1928年2月×日的一份，是中共平江县执行委员会驳斥平江清乡委员会的檄文。抄录一部分如下：

工友们，农友们，一切革命的民众们：

反动豪劣地主结合的平江县清乡委员会，现在公然□□梭镖带领军队下乡来向你们进攻了。他们一面来烧你们的屋，杀你们的人，宰你们的猪、牛，抢你们的财物，奸你们的妇女；一面满口说出假仁假义，似是而非的欺骗群众的话，发出狗屁一般的告民众书，想使你们抛弃革命，将来好把你们任意屠杀，把你们做他的下酒物。

工农们！你们想想，他们豪劣地主的用意，是何等恶毒啊！他们说：“共产党假打土豪劣绅的口号，任意杀人放火。”

工农们，这是有事实摆在面前的，我们烧的屋，如南乡王季兰、傅任卿，去年勾结土匪阎仲儒、恶官王紫剑，在平江四乡任意捉人，尤其是在安定桥、思存（村）见人就杀，在献钟一个早晨杀二十一个农民。试问这一班人，哪一个不是土豪劣绅？哪一个不应杀？哪一个的屋不该烧？哪一个财物不应没收？反转来看，他们所杀的人，哪一个不是工农？他们所烧的屋，哪一栋不是工农的屋？他们所抢的衣物、牛、羊，哪一件不是工农的东西？又说：“共产党惯走江湖，在抢得洋钱满腰包之后，就桃（逃）之夭夭，丢下你们去送死。”这更是故意挑拨，造谣生事！

其实共产党员，无论谁也不敢吃铜，无论谁犯了吃铜的罪，都要枪决，试看现在的共产党员，哪一个不是穷得精光？哪一个有丝毫吃铜嫌疑？更明白的说，共产党是要打倒私有制度的，难道自己还想发财吗？我们共产党是杀不怕、杀不尽的。他们尽管杀来，看谁杀得赢些他们。又说：“共产党要工农打梭镖，出壮丁，放哨，开枪，杀人，放火，荒废春耕。”

工农们！这更是你们应做的事，没有梭镖，你们把什么杀土豪？不放哨，不杀人，不放火，你们哪里能够杀尽反动派？不杀尽反动派，你们怎样安生？可怜你们年头到年尾，辛辛苦苦种出来的谷子，自己一顿饱饭也没得吃，都要送交土豪，还不能马虎一点，不然，土豪就要把你们送官，坐牢，打屁股。你们向他借钱，就要十分八分的重利，盘剥得你们精穷，那些劣绅更是帮助欺侮你们，还要你们请酒，送年。你们自己没得吃，哪里还有力量养豪劣？

他们又说：“前次扑城时，共产党首领及游击□□面，都要徒手工农打先锋去送死。”这更是不符合事实！那天攻城□□□□是游击队的特务□□在寺前会龙潭一带的，不□□那天没有会龙□□，反动军队渡河包抄，共产党领袖，哪一个不是挺身冲锋，□□□□□指挥呢？这回阵亡的烈士有几个不是共产党的党员呢？你们只有始终站在共产党的旗帜之下，为自己的利益而革命，而努力，而奋斗！

这一类的宣传，显然是很有感召力和说服力的。成千上万的老百姓愿意跟共产党走，那也是显而易见的。当时，毛简青、罗纳川等共产党人再次“扑城”的号召，真可谓一呼百应。

在酝酿这次暴动之际，平江正处于一片白色恐怖的笼罩下。暴动委员会的第一步行动，不能不谨慎，不能不注意保密。开始，他们只在党内、游击队内和农民自卫军内进行动员，做好战前的各项准备。时机快要成熟的时候，便普遍在各村庄组织了班、队。

老百姓起来了，那力量是巨大而可怕的。不几天，从18岁到45岁的男子，都自愿报名要参加“扑城”暴动，连妇女和孩子们也不甘示弱。用回忆者的话说，“上至拄棍的，下至懂事儿的，都忍不住要动手去宰那些王八蛋了”。

为了封锁消息，他们切断了前往县城的所有通路。这时候，如果你是一个陌生人，你有什么事去了乡里，那么好吧，你就走着瞧——“站住！”走着走着，便有一支梭镖从路旁的大树后伸出来，拦住了你的去路。有自己人开的路条吗？没有，那么请你向后转，回去！

这是不能有半点客气的。村里，正热火朝天地干着呢：熬硝的，在制造土炸弹；掏树心的，在制造松树炮；铁匠们赤膊抡锤，加紧打造梭镖大刀。总之，这些都不能让外人知道。

当时，游击队拢共只有三百多支枪。“扑城”的农民怎么办？没法子，只好使用土炮、梭镖、斧头、大刀、钩镰、扁担、木棒。干粮嘛，也得准备够吃三天的。人多极了，怎么统一指挥呢？他们想了一个办法：用稻草编作 一条一丈多长的“秆龙”，将它高挑在竹杆上作为一面“稻草旗”，用来指挥暴动队伍的行动。

攻城的口令：前进叫“犁庭”；撤退叫“扫穴”。相互识别的标记也很有意思：一般群众的腰间系一根草绳，班长以上的骨干分子腰间系一根秆棕绳。至今，还有许多人记得那句顺口溜：“革命分子棕包秆，农民分子系草绳。”

这样的准备够了？不够。庞大的农民队伍一旦行动起来，那可真像山洪爆发一般，没有一个完整的组织体系是不成的。于是，暴动委员会又做了统一的调整：以区成立大队，以乡成立中队，以村或屋场地段成立班；每班十余人，几个班编为一个中队，几个中队台为一个大队。班长、队长，都是由作战勇敢意志坚定的人来担当。

总指挥是谁？余本健。

政治委员呢？罗纳川。

总指挥部麾下还设有敢死大队，破坏大队，侦察大队，运输大队。四个大队的负责人，个顶个的都是响当当硬汉子。好家伙！敢死大队长邱训民；侦察大队长赖汝樵；运输大队长袁兆祥；破坏大队长是谁？没有记载，也许是一个不便告人的神秘人物吧。

至此，暴动的准备行了吧？

还不大行。总指挥部又下设了四路指挥：东路指挥钟次农、方浩然；南路指挥袁金如、陈再励；西路指挥钟仁陔；北路指挥喻庚、赖汝樵。

当时，共产党在平江各地已经有了自己的组织。这年早春，上东、下东、南乡、北乡、西乡，都分别成立了特委。五个特委书记是：吴钦民、罗纳川、邱平川、刘宗义、胡筠。

特委的工作真是了不起，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被动员起来了。

当时，东乡献钟镇的一个印刷所的小学徒，也学着父兄们的样子参加了义勇军，这个小家伙后来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他的名字叫方强。方强将军的回忆颇为动人——

他说，当时平江的东、南、北三乡和西乡的一部分，都已经成为赤色区域了。在通往县城的各条道路上都设下了哨卡。哨兵们拿着梭镖、马刀、锄头什么的，发现有人过来就要盘查一番。可疑的，扣押；不可疑的，可以过来，但不准再入城去。如果是逃跑的土豪劣绅呢，那就对不起了，拉到山坡上或是树林里，干掉他！

他说，预定“扑城”的日期是旧历二月二十五日。在这个激动人心的日子到来之前，人们都忙得很呢。游击队那三百多支枪怎么够用呢？远远不够。为了加强火力，他这个小学徒也跑跑颠颠地收硝磺去了。收硝磺作啥？装松树炮嘛。

献钟出产爆竹。他的祖父就是一位爆竹工人。于是，小方强灵机一动，便跑回家去对祖父说：“公公，我要用点硝磺。”

祖父正在给一捆捆的鞭炮安药线呢。祖父问：“要多少？” “越多越好。”听了这话，祖父便停了手里的事，默默盯了他一眼。方强参加义勇军的事，可没有对祖父说过，然而他早就心中有数了。有一天夜里，方强跟其他战友跑到汨罗江对岸，收拾了一个很坏的大土豪。他回来敲开爆竹店的院门，就被祖父一把拉进去，随即将他推到床上，嘴里骂着：“造反啦！这么晚才回来。”可是脸上却没有丝毫责怪的意思。

这一次呢，祖父又从他的眼睛中看出了秘密。于是，老人埋下头继续做活儿，同时轻声告诉他：“两袋硝磺在里间柜子上，你都拿去吧。”方强高兴极了，立即跑到里间扛出袋子来。走到门口，他扭头说：“公公，不要告诉别人！”

祖父便瞪了他一眼，骂道：“小小的人这样噜嗦！”方强跑了。以后，他又到处去讨要硝磺，跟同志们一起装配炸弹和松树炮。那些炸弹，都是用洋铁皮焊制的，做得像一只只罐头盒，外壳裹着一层白布，里面塞满了硝磺、石子和铁砂，像摔炮一样一撂就炸开了。松树炮呢，总得有六七尺长、一二尺粗吧，挖空了里面，外面打上几道铁箍，然后装上炮药和碎铁皮，再用泥土填结实。引上火，“轰——！”一声巨响，打得不算远，也有挺大的杀伤力，只是容易炸裂，放上几炮那炮筒子就报废了。

方强说，到了旧历二月中旬，暴动的准备工作都差不多了，敌人好像还蒙在鼓里。这才好呢，让那群混蛋等着瞧！在那些日子里，平江的老百姓犹如寒冰之下的一江春水，汹汹涌涌的仿佛随时要突破堤岸了。瞧瞧吧，在短短的三天内，暴动的响应者竟多达20万人，这将是何等雄浑而可怕的暴动狂潮。终于出发了！

那一天，是1928年3月15日。

平江的20万农民大军，从各个指定地点向县城进发了。好家伙！烟尘滚滚，浩浩荡荡呵。

他们不明言暴动。他们像是过节。在暴动队伍的最前列，走的是铳炮队，这些人一边嗷嗷叫着，一边朝天上打铳放炮：“轰！轰！轰！”“嗵！嗵！嗵！”好动人心弦呀。

跟着的，是大鼓队，大锣队，大号队。“呼咕隆咚！”“嚓嘁嚓嘁！” “嘀哩啦哒！”多令人振奋啊。

再接下来，便是五色缤纷的彩旗队啦，跃跃欲试的舞狮队啦，长龙一般的彩龙船队啦，还有什么故事队啦，道士队啦，和尚队啦，好热闹哇。队伍中化装的人很多。有的人披麻戴孝却暗露喜色，给谁送葬他的心里清楚；有的人背柴负薪，看样子像是进城换几个辛苦钱的樵夫；有的人牵上一头小毛驴，那驴背上驮着一个并不害羞的小媳妇。那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

化装队担负的是特殊的任务，他们要先行入城作为内应，只要听到城外发出的战斗信号，他们就要操起家伙干上了。

暴动队伍逼近那山城的时候，便迅速分为四路人马。东路队伍从三眼桥出发，经横槎、破碧滩、童家岭，进入三阳街；南路队伍从安定桥出发，经大桥、石子岭、长冲，突进鲁肃山；西路队伍如何行进，没有人记述；北路队伍由钟洞童家坪出发，经烟舟、白源、暹江，再抵北门画桥。

在各个出发点集结，其实也不是容易事。就说东乡吧，沿着汨罗江只有一条石板大道通县城，路又窄人又多，乱哄哄的快走到半夜才赶到三眼桥。三眼桥附近有一个庙。暴动队员们就在庙里小憩一下。天冷，他们就拉倒那几尊木菩萨，点上火烧了。菩萨不保佑穷人，该烧。他们骂着，急着去攻城。

哪里是主攻目标呢？

北门。

知道攻城的信号吗？当然知道。

次日拂晓，主攻北门的一声大炮响，那就是暴动开始的信号。

此时，东路的化装队已经进入城内，各路大军也浩浩荡荡进入城郊了。

守城的兵丁们，在曙色之中望见那些农民抬着又粗又黑的大家伙，想必他们会惊讶得伸长了脖子直瞪眼，他们像傻瓜似的高声喝问：“站住！抬的那是个什么家伙？”

“轰——！”就是这样的家伙。

这一下，那几个兵丁认识松树炮了。他们还没醒过神来，敢死队已经抢先冲过浮桥，呼喊着杀向东街。东街的兵丁们睁开矇眬的睡眼，慌慌张张操起枪跑出来直嚷：“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就这么回事——“交枪不杀！”

随即，南路人马冲到了黄沙滩，北路人马冲过了画桥，他们很快与敢死队合兵一处。城里的化装队呢，早已抛掉了各种伪装，抽出暗藏的武器杀上去了。

激烈的巷战展开了，他们能打赢吗？瞧瞧县城的地势吧：它，被汨水围抱了东南西三面，河面宽二三百米，估计水深可没颈。河上本来有浮桥可通行，但是中间的几节却被敌人拆掉，将东南方面的八九万人阻挡在三阳街一带。对岸已经响起了敌人的机枪，许多人急得直跺脚。怎么办？怎么办？

寒春时节，水冷刺骨。没有别的办法，义勇队只能冒着弹雨抢渡。中流的水势又深又急，其实已经淹没了头顶。有些人过不去了。敌人的机枪在猛扫，一些人就牺牲在河里，一些人又牺牲在岸边，冲上去的人一部分被打回来；另一部分顽强地杀进城里去了。

这时，他们多么需要强大的火力掩护呵。然而，哪里有那样的火力呢？

他们手里只有几十支步枪，再就是土枪、松树炮，而梭镖大刀这时有什么用呢？其实，松树炮也不大管用，目标小，又不容易瞄准，放了几炮，只杀伤了几个士兵。

国民党军的一个团驻守在这里，他们打老百姓还是很有办法的。起初，仿佛有人突然敲了他们一棒，他们的头上懵了一下，随即清醒过来开始反扑了。他们嗷嗷叫着放枪放炮，拼命倾泻他们的无耻和不义，这就是对给他们衣穿供他们饭吃的劳苦大众的报答。

这群家伙的火力很猛。然而，在上滩浅水区，已经有义勇军的几支队伍过去了。他们与先头部队一起，呐喊着冲到东城的黄沙滩、菜园和丁家埠一带，跟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从北门一度攻入城里的农民义勇队，虽然也夺下了偌大的一块地盘，并且缴获了几支步枪，但是，遇到坚固的工事他们就难以攻上去了。敌人猛烈的火力，迫使他们不得不且战且退，到底还是撤出了北城门。

暴动指挥部正在调整火力，准备发起总攻击。

就在这时，有情报说从长沙开过来两个团的敌军，已经赶到城西的瓮江铺了。这么多增援的敌人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怎么办？再蛮干下去，就会招致更大的伤亡。余本健和罗纳川在危急关头断然决定：撤！

松树炮“轰——！”“轰——！”大吼着，阻击着对岸的敌军，掩护着自己人撤退。队伍全部撤到三阳街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

当时是下午五点左右，游击队的弹药所剩无几，哪里还能再度攻入城中呢？也就在这时，敌军突然发起反攻，来势十分凶猛，这些家伙在手拿梭镖棍棒的农民面前，都成了敢打敢冲的英雄。

这场“扑城”激战，进行了大约八个小时。现在，各路指挥员正加紧行动，让农民先行撤出，游击队在后面掩护。农民，毕竟是农民。一见攻城不下，敌军弹雨如蝗，他们已是乱了阵容和打法，此刻又见敌军呐喊着射击着追上来，便乱纷纷地转身撒丫子就跑。

人多道窄，追兵又狠。这一跑，可就是一场大乱。一路上，死的，伤的，挤掉在沟里的，逃入河中的，也不知到底有多少。那可是20万人哪，汹汹涌涌的一片狂潮，连撤退的时候也是浩浩荡荡的。

只看东乡的那路人马吧：从黄金洞经长寿、嘉义、献钟、三眼桥至县城的近百里大路上，暴动的队伍一直不断。前头的打完仗撤回来了，后面的队伍刚刚离开出发地点不久，离县城还有几十里呢。于是，后上来的就大声叫：“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别他妈的鬼叫啦！”退下来的没好气，嘴里骂骂咧咧。游击队撤到距县城五六里外的地方，便迅速占据了有利地形进行阻击。

就这样，大批的农民弟兄安全撤回乡里，没有造成更大的伤亡。

20万人的大规模“扑城”，竟然落了这么一个结局。

然而，不论如何，3月16日这次农民暴动是了不起的壮举，是即将到来的平江起义的序幕。

此次“扑城”，使国民党当局大吃一惊，想不到平江会掀起如此巨大的风浪，于是急忙派遣三个师的兵力去“清剿”。“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走一人！”那个臭名昭著的口号又被叫得连天价响，又一场腥风血雨席卷了汨罗江两岸。

3月17日，中共平江县委组织部长朱璋遇难。朱璋牺牲之后，平江县委随即改选，毛简青仍任县委书记，罗纳川改任组织部长，宣传部长是张幄筹。

27日，由于叛徒告密，驻岳阳翰林街的中共湘鄂赣特委机关被敌军包围，特委书记郭亮和周尚武不幸被捕。敌人将他俩押解到长沙，进行了惨无人道的严刑拷打，终不能使他们屈服。当他们牺牲在刑场上的时候，平江劣绅李铁桓正在长沙组织“旅省清乡会”。紧接着，李铁桓一群败类就伙同国民党军队杀奔乡里，去清剿参加过“三月扑城”的劳苦大众了。

那些反动的土豪劣绅和挨户团还不住地讥笑“扑城”，他们编了顺口溜：“平江革命真好笑，松树挖空作大炮，鱼叉钝铲打冲锋，梭镖鸟铳逞英豪。”

他们笑够了，便又瞪起眼睛吼叫：“杀！杀！杀！”一改失势之际的可怜相，毫不留情地下手了。

面对日益严重的白色恐怖，中共平江县委决定派毛简青、张幄筹和欧阳桂生三人，秘密去找省委并通过省委向中央汇报情况，以求应变之良策。此时，平江县委的工作都落到了组织部长罗纳川的肩上。

至4月3日，国民党反动派的正规部队开始到平江大规模清乡。这时候，醴陵的农民暴动已经失败，仅东南乡一带的老弱妇女就被屠杀了一万多人。现在轮到平江了。

平江的伪县长罗策跳出来，带着他的爪牙气势汹汹杀至东乡。他大叫：“杀！有报即杀！看穷光蛋们还敢不敢造反，杀！”

也就在本月中旬，湖南反动当局又加调程培生独立师和刘凤池师杀赴平江。这两头丧尽天良的猛兽，在动员士兵们的时候张开大口，不约而同地这样吼叫：“血洗平江！人换种！地翻边！”

国民党平江县政府的要人们一听，立即为他们摆下酒宴接风洗尘，禁不住相逢抱拳，弹冠相庆。酒至半酣，一个大土豪躺在地上打滚大哭，叫道：“共产党搞得我家破人亡，此仇不报我誓不为人！”周围的坏蛋便一哄而起，眼珠子部瞪得溜圆放射出血色，都急不可耐地要动手了。

他们杀人，还要杀得正规，杀出一个威名来。他们不仅有军队，而且有挨户团、难民团之类的反动武装。5月里，却又要正式成立一个平江挨户团常备队——挨户去作恶不够，还要“常备”！这一个常备队便拥有六百余人，五百八十多支枪。其队部又下设四个大队，每个大队还下设两个分队。这些嗜血成性的爪牙们，就分驻在平江各区充当职业杀手。

当年平江县境内的人口超过五十万，可怜如此众多的父老乡亲，随即陷入被烧、杀、抢、掠的大劫难之中。这些没有人性的野兽，杀人烧屋竟然如同进行一种惬意的比赛。他们闯入农民家里，抢了财物，奸污了妇女，还要放火焚烧房子，逮住猪、鸡、鹅等家禽，带不走的便架在柴火上烤得吱吱作响，然后乱哄哄围作一团口咬手撕，大吃大嚼。据地方报载，匪徒们烧了北风洞的一个共产党员家，还将他的老母亲扔进火里去，他们就坐在噼噼叭叭的烈火旁，吃一只烧烤得焦煳的小猪，一边喝酒一边大呼小叫地划拳猜令。真不知这些该死的都有没有父母妻儿。

在北乡虹桥一带，阎仲儒的难民团为非作歹更是令人发指。什么难民团？ 彻头彻尾的杀难民团，害难民团。游击队员被他们抓住了，五花大绑吊在树上，用皮鞭一顿猛抽，想逼出一些对他们有用的口供。不说吗？那就用火烤。再不说吗？那就用烙铁烫。“吱——！”一烙铁贴上皮肉，顿时是一声惨叫，一缕青烟。还不说吗？那就使出最后的一招：活剥皮！人吊在那里，双眼大瞪着，有的口中骂声不绝，有的浑身抖动不止。那刽子手便走到跟前，操起锋利的尖刀从头皮开始，一刀，一刀，再一刀……一张人皮剥下来，那鲜血淋漓的人还活着！

啊，苍天！这种惨状真是看不得，说不得。仅仅在北乡虹桥区，被活活剥了皮的有多少人？三百多！

也是在5月里，一个正规营的国军又去残害他们的国民了。而且有难民团协助他们呢。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个拥有一千多人的难民团，正是专门制造难民的。一个是残害国民的，一个是制造难民的，分作两路烟尘滚滚地扑向湖坪里。

湖坪里，是福寿山第一游击大队的根据地。尽管当时的革命武装力量已经受到严重摧残，游击队的人数锐减，枪支也不多，但是他们有老百姓的支持和配合，到底还是打了一场有名的“湖坪之战”，粉碎了敌人这一次清剿。

在此期间，平江县委的负责人罗纳川被叛徒告密，不幸被捕于西乡梓江。敌人的严刑拷打，并没有使罗纳川屈服。是年6月7日，张幄筹向上级报告道：纳川已压杠子两次，香袭一次，并闻足掌亦被剖开用竹篾刺刷，要他供出平江党务实情，日来想已杀了。并闻他于被捕时曾向士兵及农民演说，闻者颇为感动。陈（弗）章被杀，罪名为共党首恶，景潜亦凶多吉少

的确，罗纳川是5月26日被敌人秘密杀害的。他牺牲的时候，汨罗江已是血泪滚浓。在12万人口的连云山一带，已经血水横流，遍地陈尸。最惨的是辜家洞，“七百多户人家，三千七百多人，五百多栋房屋，八百多个纸槽，三十家商店，六所小学，都被反动派的清乡队铲尽、杀绝、烧光，成了无人区。”

张幄筹在报告中还说，大屠杀最甚之时，中共平江县委只剩下空架子，“四乡的特委、区委、支部大半已经出逃，平江全县的党，可以说通通塌台武力亦失掉三分之一。”

这时候，平江县委的主要负责人还有谁呢？胡筠！

尽管胡筠和邱训民等人所领导的游击队（是年6月改为平江工农革命军）仍在坚持斗争，并且寻机狠狠打击了一股清剿北风洞的“国军”，还消灭了两个挨户团，打垮了虹桥、大坪、浆市等地的地主武装，但是，敌人的大屠杀并没有停止，而是日甚一日，变本加厉了。

受害最甚的，当数辜家洞、徐家洞、芦洞、白水洞、北风洞等地，那真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几天之内，被害者竟多达二千余人，这些地方的房屋几乎全部被毁，老百姓难觅栖身之处。东乡、南乡、北乡的高山密林，统统放火烧了，火线竟长达八十余里。

平江大血劫如此凄惨，如此可怕，如此触目惊心！此处插一句：如此令人痛心疾首的大劫难还会发生，那是在1939年6月12日，由国民党军第二十七集团军杨森部制造的“平江惨案”。

而如今，在1928年炎热的夏季里，漫山遍野都充满了尸臭。这只能激起更广泛更强烈的复仇怒火，老百姓在历次斗争中从来没有被斩尽杀绝过，他们是砍不完的树木烧不光的草。

面对血淋淋的沉痛教训，共产党人变得异乎寻常的冷静和清醒了，无数革命者和劳苦大众从死难者身边爬起来，也陷入深深的苦闷和思索之中：为什么会落得这样的结局呢？这到底是为什么？

成千上万人的流血和牺牲，促使共产党人苦苦寻求其中的重要原因：一是由于敌人政局暂时的稳定，能够倾全力镇压革命；二是各地的斗争极不平衡，当平醴暴动最激烈之际，浏阳的斗争尚未开展起来，使敌人能够各个击破；三是农民的盲动主义和保守主义作怪，既有扩大打击对象的错误，又有不愿扩大斗争的区域；四是忽视工人运动，没有使安源工人成为一支强大的领导力量；此外，还有组织和军事上的指挥不能统一，各县各区域的关系和交通造成的困难等。

不论如何，“三月扑城”也是一次十分可贵的大胆尝试。如果将当年工农革命喻为一个正在成长的孩子，那么，他的跌跌撞撞摸爬滚打，他的种种挫折和种种伤痛，总是难以避免的。

正是这些沉痛的教训，进一步验证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促使亿万工农大众不断发展、壮大自己的武装力量，并且继续在敌人的营垒内寻找举义的队伍。

历史，便将一个神圣的使命，赋予了彭德怀和他率领的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