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保密专线打来电话，毛主席很快要来杭州

杭州被誉为“人间天堂”，吸引了无数古今中外名人来杭“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一代伟人毛泽东一生曾39次到杭州，在宁静秀丽的西子湖畔工作、生活了800多个日日夜夜，他踏遍了西湖的山山水水，写下了《五律·看山》、《七绝·莫干山》、《七绝·五云山》等名篇，在西湖，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传世佳话和荡气回肠的故事。但他最后一次在杭州所做所思所想却一直鲜为人知。

毛主席到哪里，那里就安定

1975年2月3日，中共浙江省委书记谭启龙刚起床不久，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在长沙通过保密专线打来电话：“毛主席将在2月8日乘专列到杭州，请你们做好接待工作，并负责浙江境内铁路沿线的安全。”毛泽东先年7月离京到武汉等地休养已有半年了，这次来杭州谭启龙是有思想准备的。毛泽东从1953年首次到杭州起，几乎每年都要来杭州住些日子，杭州正像毛泽东说的那样，是他的第二故乡。几天前，谭启龙跟湖南省委领导打电话，湖南省委的领导告诉他毛泽东在湖南还要住些日子，谭启龙也考虑，这次肯定要回韶山老家看看，近期不会到杭州，没想到毛泽东这么快就要来杭州。

毛泽东到杭州，这是当前压倒一切的大事。放下汪东兴的电话，谭启龙没敢耽误，立即吩咐秘书将汪东兴的电话整理了一下，马上给铁瑛送去。省委的工作现在由他和铁瑛两人负责。秘书走后，谭启龙仍然不放心，他来到办公室找到铁瑛。毛泽东来杭州，铁瑛和谭启龙一样内心里有一种复杂的情感。建国以来几乎每一次毛泽东到杭州，他们都陪在他老人家的身边，聆听着毛泽东的教诲，受益匪浅，他们被毛泽东的人格魅力所征服，对毛泽东的崇敬和热爱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从内心里讲，他们热切希望早一点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但此时的浙江正处在激烈的动荡中。自批林批孔以来，浙江地区派性复杂，武斗频繁，成为全国最混乱的省份之一，他们又担心毛泽东的安全。

1973年2月，周恩来针对浙江的混乱局面几次批告王洪文、张春桥，要他们抓紧处理解决，但同当地造反派关系密切的王洪文、张春桥表面答应抓紧时间处理，却仍在暗中怂恿当地帮派势力继续挑起事端，破坏生产和社会秩序。浙江省委虽然做了很多稳定工作，但收效不大。最令他们不放心的是毛泽东专列必经之地的金华地区派别斗争更加激烈，派仗已发展到相互之间动用各种枪炮的程度，前些日子金华地区300多户遭到抢劫，在混战中有300多人被打死打伤，其激烈程度不亚于一场中等战争。

“你看怎么办？”谭启龙看着一直在思考的铁瑛说。铁瑛说：“毛主席的专列进入浙江境内的安全确实是一个大的问题，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一旦发生意外，我们无法向党和全国人民交待，我看安全问题除了我们自己全力以赴外，还是跟汪东兴联系一下，叫他们有个思想准备，承担起主席的安全保卫。”

谭启龙也早就有这一想法，他通过保密电话接通了汪东兴的专线电话，将现在浙江的情况向汪东兴讲了一下，特别提到了对毛泽东专列经过浙江安全的担心。

其实不说，汪东兴对浙江情况也了解。汪东兴说：“你说的情况我们都清楚，主席的安全问题，由我们随行的警卫部队负责，你们放心好了。”见谭启龙还不放心，汪东兴安慰谭启龙说：“你们放心吧，毛主席走到哪里，那里就安定，到了浙江你们那里就好了。”

话虽然这样说，谭启龙和铁瑛轻松不下来。为确保万无一失，铁瑛和谭启龙立即召开省委会议研究毛泽东来杭安全保卫工作。会上决定以省委的名义向金华造反派下死命令。会议结束后，省委派专人到金华找到造反派头头，转达了省委的命令：2月8日，将有“重要外宾”的专列途经金华，在专列经过期间，不管哪一派都不许开枪肇事，要确保专列畅通无阻和绝对安全，否则，一切后果自负！

2月8日这天，一切准备完毕，谭启龙和铁瑛仍不放心，他们来到住的地方又仔细地检查了一遍，见确实没有什么纰漏，两人才驱车来到艮山门车站。

按预定的时间，毛泽东的专列半个小时后就要到达车站。此时，整个车站被浓雾遮挡，一片朦胧。时间一分一分地走着，谭启龙和铁瑛等人心急如焚，毛泽东的专列经过的地方情况不明，他们着急地不断地向钱塘江大桥方向张望。

就在他们望眼欲穿的时候，一声长鸣的汽笛，划破了晨雾中的静谧。毛泽东的专列冲破晨雾远远驶来。站台上等候已久的谭启龙和铁瑛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铁瑛对谭启龙说：“谢天谢地，总算没有出事。”

列车刚刚停稳，谭启龙和铁瑛二人便迫不及待地进入毛泽东坐的车厢同毛泽东见面。由于长时间坐车，毛泽东显得十分疲惫。

好长时间没见，毛泽东比以前苍老了许多。“主席好，主席辛苦了。”年迈体弱的毛泽东见他们进来，用手扶着沙发把手努力站了起来，迟缓地伸出手同他俩轻轻地握了握说：“让你们久等了，你们不是挨打了吗？”

像受了委屈的孩子见到父母一样，毛泽东的话一出，谭启龙和铁瑛心头一热流下了眼泪。

当年1月，中共浙江省委在杭州饭店召开县以上干部会议，传达刚闭幕不久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精神。会议期间，金华地区造反派纠集一伙人寻机闹事，搅乱会场。混乱中，造反派强行将谭启龙和铁瑛从主席台上拖下来，将二人绑架出会场准备带到金华扣留，幸好警卫部队及时赶到，才把谭启龙和铁瑛从造反派手中夺过来。在这场“争夺”战中，混战中谭启龙和铁瑛二人挨了不少拳脚。由于双方势力相差很大，杭州饭店也被造反派“占领”了，没有办法省委会议不得不另外找地方召开。

谭启龙和铁瑛没有想到，毛泽东对他们的情况这样了解。从老人家关切、认真的神态看，他心里一直在记挂这件事。感动之余，谭启龙和铁瑛二人“检讨”说：“发生这件事，主要是我们省里工作没做好。”接着，他们又叙述了省委会议的详细经过。毛泽东注意听着，并默默点头，但未发一言。

车厢虽然有暖气，春暖乍寒仍有丝丝冷意。谭启龙对毛泽东说：“我们回住地，长时间坐车，您也累了。您先休息一下，找时间我们再向您汇报。”毛泽东听后点了点头同意了。谭启龙和铁瑛一起搀扶着毛泽东下车后，乘车来到汪庄。

肯定做法 稳定局势

毛泽东这次来杭州，主要是检查和诊断病情，进行休养。虽然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休养，他的身体仍比在武汉长沙的情况好不了多少：除了双目白内障、说话含混不清外，两腿还时常疼痛，脚也肿得历害，行动更加不便。以前每次来，毛泽东工作之余或晚饭之后，经常走出书房到湖边散步，有时也到枫树下休息、看书、朗读英语。这次因身体原因，每天早晚由人搀扶着沿园中的草坪散步，虽然步履维艰，但他仍习惯边踱步边吸烟边沉思。为了诊断毛泽东的眼病，有关专家组成医疗小组提出了多种治疗方案，想方设法来阻止和减缓白内障的发展，眼科专家一致主张他不能像过去那样看书和批文件。毛泽东听了专家的汇报后只同意先治右眼，留出病状较轻的左眼坚持阅读和工作。

毛泽东到杭州的第四天，是农历正月初一。为表达全体工作人员的心愿，担任毛泽东警卫的战士们特意赶制了一个大蛋糕送给毛泽东祝贺春节。毛泽东一贯反对给他贺寿，但这一次他却没有反对，他看到大蛋糕后非常高兴。警卫人员把毛泽东扶到蛋糕旁，毛泽东亲手切开蛋糕并吃了一块，他边吃边对身边的人员说：“你们也吃，大家一块来吃。”

毛泽东每次到杭州，都要在这里接见外宾和会见客人，像胡志明和金日成等重要客人都在这里会见过。毛泽东这次在杭期间，由于身体原因已停止了外事活动。但对于身边及全国发生的政治动向，毛泽东仍每日过问，从未松懈。中共浙江省委开会研究决定：毛泽东在杭期间，由铁瑛负责毛泽东在杭的安全警卫工作。会议结束后，为了方便，铁瑛搬到汪庄“六号楼”住下。这样，住在“一号楼”的毛泽东便可随时在住地召见铁瑛，听取汇报。

生性耿直、从不讲假话的铁瑛，曾在1972年赴京参加中央揭批林彪一伙罪行的会议上，被周恩来称为“痛快之人”。同样，在毛泽东面前，他依然秉性不改，一次次向毛泽东如实汇报批林批孔以来出现的种种问题，并直率地表明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他对毛泽东说：运动开始后，全省已有许多工厂停工，本来已经好转的生产形势，一下子乱开了。如杭州钢铁厂，1973年时厂里生产情况还不错，已炼出特等钢，但批林批孔一来，造反派又折腾起来了，甚至还说，多生产几吨钢算什么？苏联钢多，还不是修正主义？此外，农村目前也受武斗影响，浙江本来是江南鱼米之乡，现在却不得不从北方几个省临时调运玉米面、地瓜干当口粮。

铁瑛告诉毛泽东：“现在浙江各种帮派叫喊着砸开党的大门，改造党委领导，乘机大搞突击入党、突击提干。他们把坐天下作为解决的最高问题，迫不及待地给省市提出来名单，强迫按名单安排，我们现在一直顶着。一旦放开，全省的局面就彻底垮了。”

有一次毛泽东听取浙江省委主要领导汇报时，谭启龙说：“我已经在省委会上宣布，省委干部任何人都不能参加派别活动，谁参加了就处分谁，被造反派抢去的地盘也要抢回来。”

浙江省这种混乱局面，显然超过了毛泽东的想像，在多次听取汇报之后，毛泽东说：“浙江不能再乱下去了，你们的做法是正确的，我支持你们。”他对身边的机要秘书说：“联系一下派部队把造反派占领的饭店拿回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军委批准调动浙江部队一个团，将“占领”杭州饭店的造反派赶了出去。这一举动，给造反派当头一棒，也向全省乃至全国发出了一个信号。浙江由此开始稳定起来。

二、休养期间，毛泽东指示：“释放老干部的工作能不能快点。”

1975年1月，中共浙江省委在杭州饭店召开县以上干部会议，传达刚闭幕不久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精神。会议期间，金华地区造反派纠集一伙人寻机闹事、扰乱会场。混乱中，造反派强行将谭启龙和铁瑛从主席台上拖下来，将二人绑架出会场准备带到金华扣留，幸好警卫部队及时赶到，才把谭启龙和铁瑛从造反派手中夺过来。在这场“争夺”战中，谭启龙和铁瑛二人挨了不少拳脚，由于双方势力相差很大，杭州饭店也被造反派“占领”了，省委会议不得不另外找地方召开。

谭启龙和铁瑛没有想到主席对他们的情况这样了解，从毛主席关切、认真的神态看，他心里一直在记挂着这件事，感动之余，谭启龙和铁瑛二人“检讨”说：“发生这件事，主要是我们省里工作没做好。”接着，他们又叙述了省委会议的详细经过。毛泽东注意听着，并默默点头，但未发一言。

毛泽东到杭州的第四天，是农历正月初一。为表达全体工作人员的心愿，担任毛泽东警卫的战士们特意赶制了一个大蛋糕送给毛泽东以祝贺春节。毛主席一贯反对给他祝贺和贺寿，但这一次他却没有反对，他看到大蛋糕后非常高兴，警卫人员把主席扶到蛋糕旁，毛主席亲手切开蛋糕并吃了一块，他边吃边对身边的人员说：“你们也吃，大家一块来吃。”

中共浙江省委开会研究决定：毛主席在杭期间，由一名主要领导负责毛泽东在杭期间的安全警卫工作。最后决定由铁瑛负责此事。会议结束后，为了方便，铁瑛搬到刘庄“六号楼”住下。这样，住在“一号楼”的毛泽东，便可随时在住地“召见”铁瑛，听取汇报。

生性耿直、从不讲假话的铁瑛，曾在1972年赴京参加中央揭批林彪一伙罪行的会议上，被周恩来称为“痛快”之人。同样，在毛泽东面前，他依然秉性不改，一次次向毛泽东如实汇报“批林批孔”以来出现的种种问题，并直率地表明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他对主席说：运动开始后，全省已有许多工厂停工，本来已经好转的生产形势，一下子乱开了。如杭州钢铁厂，1973年时厂里生产情况还不错，已炼出特等钢，但“批林批孔”一来，造反派又折腾起来了，甚至还说，多生产几吨钢算什么？苏联钢多，还不是修正主义？此外，农村目前也受武斗影响，浙江本来是江南鱼米之乡，现在却不得不从北方几个省临时调运玉米面、地瓜干当口粮。

铁瑛告诉主席：“现在浙江各种帮派叫喊着砸开党的大门改造党委领导，趁机大搞突击入党、突击提干，他们把坐天下作为解决的最高问题，迫不及待地给省市提出名单，强迫按名单安排，我们现在一直顶着，一旦放开，全省的局面就彻底垮了。”

在一次毛主席听取浙江省委主要领导汇报时，谭启龙说：“我已经在省委会上宣布，省委干部任何人都不能参加派别活动，谁参加了就处分谁，被造反派抢去的地盘也要抢回来。”

浙江省这种混乱局面，显然超过了毛主席的想象，在多次听取汇报之后，毛泽东说：“浙江不能再乱下去了，你们的做法是正确的，我支持你们。”他对身边的机要秘书说：“联系一下，派部队把造反派占领的饭店拿回来。”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中央军委批准调动浙江部队一个团，将“占领”杭州饭店的造反派赶了出去。这一举动，给造反派当头一棒，也向全省乃至全国发出了一个信号，浙江由此开始逐渐稳定起来。

毛主席在杭州休养治病，但他仍然关注着国内外大事。在杭州期间，针对国内国外的形势，毛主席先后审定了几份对全国有重大影响的文件，并对有关问题做出口头指示。2月10日，毛主席批准《中共中央批转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通知》及其附件《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按照这个计划指标，1975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预计数增长11％左右。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在中央的《通知》中，首次向全党公布了毛泽东关于“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

2月27日，吃完午饭，毛主席对随身秘书说：“你打个电话催一下，释放老干部的工作能不能快点。”由于身体和眼睛的原因，有什么指示他都是通过随行人员来传达。毛主席提出这件事情不是突发奇想，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早在1975年年初，谈到国民党战犯时，毛主席对负责组织工作的纪登奎说：“先释放国民党战犯，先解决外部，后解决党内积案。”“把战犯释放后，党内外呼声强烈，战犯都放了，那些老干部革命一辈子，应该释放。对在押的战犯一个不杀，全部释放，都放了散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土改的时候我们杀恶霸地主。不杀，老百姓怕，这些人老百姓都不知道，你杀他干什么，所以一个不杀。”在具体政策待遇方面，他特别交待：“放战犯时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多吃点鱼肉。每人发100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的要治病，跟我们的干部一样治。”

主席在听取专案组汇报时对专案人员说：“搞了这么多年不能结束，好像你们不搞出几个反革命就没有成绩！”

秘书要通了电话。当时这项工作是纪登奎、华国锋、吴德三人负责，纪登奎牵头。秘书将主席的指示传达给纪登奎，当时审查的有300多人，每人一大堆材料，这么多的工作不是短时间能完成的。接到电话后，纪登奎立即赶到三〇五医院向因身体原因住院的周总理汇报。周总理听了汇报说：“这件事一律按主席的意见办，不要再请示了。”

有了尚方宝剑，这件事情办起来就方便多了，纪登奎跟华国锋、吴德一商量起草了一个报告送到医院请总理审查。总理审查后同意。3月6日，总理硬撑着出来主持政治局会议，这份报告在会上通过了。会后周总理派专人将报告送呈毛主席。3月7日，毛主席看了报告，表示同意。他对秘书说：“打电话叫他们把释放人员名单送来，我要看一下都有谁。”

接到毛主席秘书打来的电话，纪登奎几个人连夜把名单整理好。7日当天，将全部名单汇齐送去。8日下午毛主席起床后，秘书将报来的名单给毛主席，这次主席没用秘书读，而是艰难地用患病的眼将名单看完后，用颤抖的手在报告和名单上批了同意，直接退中办办理。这样“文化大革命”以来被关押的几百名干部几乎全都解除监禁，许多人被安置工作或住院治疗。

三、蒋介石死讯传来，毛泽东怎么想？

“人间天堂”杭州并没有使毛主席的身体很快康复。此时，一件意外的事情使毛主席本来就虚弱的身体雪上加霜。最近几年，周总理的身体越来越差，前几年大便中偶有潜血出现，进行肠胃检查，发现膀胱癌，经过两次开刀、三次电烧，已能稍稍控制。最近大便中潜血每天都有，大便也不畅通。进行食钡和灌钡检查，发现大肠内接近肝部有一肿瘤，类似核桃大，食物成便经此肿瘤处蠕动甚慢，通过亦窄。若此肿瘤发展，可堵塞肠道。不管是良性还是恶性，除了开刀取出外，别无其他治疗方法。负责周恩来治疗的政治局常委听取了医疗组的汇报，看了X光照片和录像电视，同意施行开刀手术并报告毛主席。毛主席看到报告，又仔细地询问了随身医生，认真地听了医生对病情的分析后，才批准同意给周恩来总理做手术。

这些天铁瑛见主席心情不好，有时间就过来陪主席聊一下天，在一次聊天时主席对铁瑛说：国家面临着领导危机。

对于这种危机，别人无法理解主席的这种忧愁。面对无法抗拒的生死自然规律，一种无奈时常折磨着毛主席。没有人理解他对国家的忧患意识，更没有人敢在他的跟前谈论这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又是无论如何无法回避的。在无奈中他只好吟诵或听读一些中国古典诗词，这些诗词大多是民族英雄和爱国志士们的咏唱，或激昂豪放，或悲怆凄婉。这些词诗，成为毛泽东排解内心复杂而又难以言状的愁绪的一种情感寄托。

四月的西湖，春花绽放，柳枝摇曳，雀跃莺啼，一派生机盎然的情形，毛泽东住在这里已经两个月了。毛主席最近一直在考虑一件事。祖国统一成了他心中最大的夙愿。1950年、1955年的三次台海危急，毛主席将对台方针从武装解放台湾转变为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在1958年金门炮战中，毛主席对中央领导同志说，台湾是要胡适、陈诚，还是要蒋介石，我看还是要蒋介石好。从蒋介石退守台湾岛所经历的风波曲折中，不管出于何种政治动机和政治意识，他在坚持一个中国，反对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确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立场是一贯的。在这个重大问题上，蒋介石和毛泽东有着强烈的共识，蒋介石在晚年多次公开反对“两个中国”的主张。1967年9月7日，蒋介石在与日本首相谈话时说，美国由于不愿卷入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漩涡，于是有了两个中国的想法，借此苟安于一时，殊不知两个中国的办法，是我所绝对反对，而也是中共所不能接受的，仅为一种幻想而已。

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又在进行促进国共和谈与和平统一祖国的工作。1972年10月，他曾要求去美国的人前往纽约看望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常驻美国大使”顾维钧，邀请他来大陆看看，还要告诉他统一祖国是海峡两岸爱国人士共同的愿望。1973年春天，他又打算派专机送章士钊老先生飞香港，要架通沟通大陆与台湾的和平桥梁。章士钊先生不幸病逝于香港。1975年春节前后，蒋介石通过已经从美国回台湾担任“总统府”资政的国民党元老陈立夫，经秘密通道向中共中央发出邀请毛主席到台湾访问的消息。陈立夫和谈心切，在没有得到回音的情况下，在香港报纸上公开发表了一篇《假设我是毛泽东》的文章，欢迎毛泽东和周恩来到台湾访问，与蒋介石重开和谈之路，以造福国家和人民。陈立夫特别呼吁毛泽东“以大事小”，不计前嫌，开创再次合作的新局面。

这时，从海峡彼岸传来一条消息：1975年4月5日午夜，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因心脏病在台北士林寓所去世。警卫人员从收音机里听到这个消息都十分高兴，起床后，便将这个消息告诉了毛主席。出乎大家的意料，毛主席听后并没有高兴，相反一脸的凝重。他对身边的人说：“知道了。”此时，没有人能理解毛主席内心的复杂感情。毛主席还没来得及将大陆的信息反馈过去，蒋介石已溘然长逝。而蒋介石的去世，对于统一大业来说是一个损失。

时间过得很快，不知不觉毛主席来杭州已经两个多月了。春天给主席忧郁的心情带来稍许安慰。4月10日上午，一直陪同毛主席在杭州的中办负责人汪东兴、张耀祠通知毛主席警卫处负责人：金日成主席将率领朝鲜劳动党和代表团访华，毛主席准备在杭州与金日成会晤，警卫部队要尽快做好准备。

金日成到杭州会见毛主席，铁瑛立即责令警卫处制订方案。根据以往的做法和经验，警卫部队很快制定了接待和警卫方案。两天后，汪东兴和铁瑛一起听取了警卫汇报，各项警卫工作均按要求就位。

中朝之间的友谊是鲜血凝成的。毛主席同金日成有着特殊的友谊和交往。前不久，毛主席过81岁生日，金日成特地送来贺寿礼物朝鲜苹果，毛主席收到金日成捎来的苹果非常高兴。毛主席知道金日成眼有病时，立即调派国内最好的眼科专家到朝鲜为金日成治病。专家在朝鲜期间，毛主席时刻关注着金日成的治疗情况，并亲自审阅有关诊治情况的电报。

4月13日晚7时，原来的计划突然改变了。当晚，警卫部门又接到通知，金日成不来杭州了，毛主席决定要回北京会见金日成。对如此突然的变化，一般都难免措手不及，但担负毛主席警卫的部队不愧是一支经验丰富的部队，他们在不到一个小时之内，将毛主席离杭州的车辆调配、行走路线、沿途警卫迅速确定。晚上8点，毛主席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缓慢地走出刘庄一号楼。毛主席步履蹒跚，送别的人都泣不成声。毛主席以疲惫的目光环视了一遍周围的人，无力地点了点头，算是向众人告别。

毛主席突然离杭，使得当晚正在省委开会的谭启龙、铁瑛两位书记措手不及。在接到毛泽东要离杭的紧急通知之后，谭启龙和铁瑛立即停止了会议，二人迅即坐车赶赴刘庄。但毛泽东已经离去。于是，他们又直驶杭州车站。待赶到站台时，专列正徐徐启动。他们跑着来到主席坐的车窗，这时只见车厢里的毛泽东隔着玻璃窗，向两位书记频频挥手告别。从留在刘庄中办另一位负责人口中得知，毛主席原本打算离杭州前找谭、铁二人谈一次话。毛主席要谈些什么？他对第二故乡杭州还有什么话要说？这些随着毛主席的逝世，永远成为了一个不解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