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12亿张嘴巴:中国的粮食消费 一、填饱12亿人的肚子要多少粮食?

独一无二的国情

中国有12亿多人口,却只有19.2亿亩耕地,人平仅1.55亩。

这是中国独一无二的国情,也是中国的吃饭问题显得尤为重要的原因。

人类消费的大部分物质和95%以上的蛋白质取自土地,其中80%以上的热量和75%以上的蛋白质来自耕地提供的粮食。根据热量计算,一个人仅维持生命,每年需要125公斤粮食;如果要保持一定的体力,并保持良好的营养状态,每年必需消费230公斤粮食;如果要保持充足的体力和充分的营养状态,每年必需消费粮食300公斤;而如果要保持较好的体力和较充分的营养状态,则每年必需消费粮食400公斤。

中国虽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由于党和政府对粮食生产的重视与对人民生活的关心,中国的粮食消费已超过维持充足体力和充分营养状态的水平,接近与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一个人的粮食消费包括直接和间接两部分。直接消费是人们直接消耗粮食,包括每天一日三餐吃的米饭、馒头、窝头等主食(即口粮);点心、豆制品、米粉等副食品(即食品工业用粮);以及饮料酒用粮。间接消费则主要是饲养家畜、家禽消耗的粮食,人们虽未直接消耗粮食,但却是将粮食以饲料的形式转化为动物的肉(譬如猪肉、牛肉、羊肉、鸡肉等)后食用。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间接消费逐渐成为主要的消费。

一个国家的粮食消费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粮食生产状况,二是人们收入状况,均呈正比关系。我们这里有一组1986年的人均粮食消费的构成情况:一是口粮大约273公斤;二是食品工业用粮大约11.2公斤;三是饮料酒用粮大约10.1公斤;四是饲料用粮大约69.8公斤,以上四项相加,便是一个中国人一年需要的粮食,大约354公斤。如果加上工业用粮和种籽粮,则一共是391公斤。

1997年尚未见精确的分类统计。据专家分析,1997年的粮食消费,除口粮基本不变或略有下降外,其他几项均有增加,突出的是饲料用粮明显增加,因为我们对猪肉等动物肉的消耗大幅度增加。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1997年我国人均占有肉类50公斤,蛋17公斤,奶6.6公斤,已超过或接近世界平均水平。按此推算,1997年,我国人均消耗粮食约388.3公斤,全国的粮食总消费量是48000万吨。

从上一章节我们知道,1997年,全国粮食总产量是49250万吨,与消费量大致适应,供需基本保持平衡,并略有节余。

48000万吨,这是一个多么庞大的数字,一座多么巍峨的粮山!它占了全世界粮食总产量的1/5。如此巨大的消费量,是许多国家无法想象的。美国是粮食生产大国,但它一年的总产量也不过30000万多吨,法国则只有5000万吨,日本、西德、英国都只有几百万吨。中国在粮食问题方面的压力与风险由此可见。

难怪许多国家惊奇:中国居然养活了12亿人,居然满足了48000万吨的粮食消费需求。

坎坷50年

1949年10月1日,首都30万群众齐聚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在群众的欢呼声中,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5亿多人民欢欣鼓舞,从此扬眉吐气。

但是,作为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却深知,他接手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最棘手的便是吃饭问题。由于国民党政府的腐朽统治,加上战争不断,灾害频发,1949年的粮食总产量仅11318万吨,比1936年下降了12%,虽然人均有209公斤,但事实上,由于耕地的70%掌握在少数(约10%)的地主、富农手里,因此,粮食的占有与消费极不平衡,占总数90%的贫农、雇农和城市广大工人、市民陷入贫困状态,食不果腹,濒临无法生存的境地。以至当时饥民遍地,饿殍载道。不少西方人士为此断言:新中国将由于解决不了自己的吃饭问题而垮台。

毛泽东,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他深知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对于一个新诞生的国家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因此,他不仅把“以粮为纲”写进农业发展的总政策,而且还具体制定了“水、肥、土、种、密、保、管、工”的粮食生产“八字方针”。他以一个伟人的气魄和胸怀,带领全国亿万人民兴水利,造梯田,垦荒地,改造山河,“深挖洞,广积粮”……作为共和国的第一任领袖,他为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虽然其中有许多曲折,有许多坎坷,但从此以后,除1959年至1962年的三年困难时期出现过一次粮食危机外,中国再也没有发生过大面积的饥荒了,绝大多数的中国人至少有饭吃了。

从粮食的人均占有情况看,1952年,全国粮食总产量首次超过1936年的水平,达到16392万吨,人均占有粮食275公斤,比1949年增加了66公斤。

这是一次最大的飞跃,是从饥荒向温饱的一次大的跨越。

遗憾的是,信奉“人多力量大,热气高”的共和国领袖却忽略了人口发展的副作用。以至以后20多年,虽然我国的粮食总产、单产年年增长,但人均粮食占有量却一直在300公斤左右徘徊。1965年为268公斤,1978年为316公斤。29年中,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增加107公斤,平均每年仅3.9公斤。

1979年,我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粮食生产又出现了一次较大的飞跃。这一年,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342公斤,比1978年增加了26公斤。以后几年有所回落,1984年再创高峰,全国粮食总产突破40000万砘,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392公斤,创解放以来的最高记录。

以后的10年,粮食总产、单产仍然不断提高,但增长的部分全部被增长的人口抵消了。以至1997年我国粮食总产以49250万吨成为历史上第二个丰收年时,人均粮食占有量却仍只有398.5公斤,与1994年相比仅增加了6.5公斤。

49年时间,我国在粮食生产方面耗尽了心血,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虽然粮食总产增长了近4倍,而人均粮食占有量却只增长了1.8倍,仅只恢复性地达到清代的水平。据统计,战国末年,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为460公斤,唐朝达到628公斤,宋朝579公斤,明朝559公斤,清朝中叶314公斤。当然,在封建统治社会里,人均粮食占有量远远不能说明中国人的粮食消费。因为封建社会的剥削制度,使大量的耕地掌握在少数地主、富农手里,相应的绝大部分粮食也被控制在他们手里,因此,农民、市民、工人真正的粮食占有量少得可怜,基本处于饥饿状态。这便是诗人描述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而现在,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采取的是按劳分配的分配原则,粮食的占有与消费全国各地区、各阶层、各行业基本平衡。换句话说,目前我国的人均粮食占有实际上也是“人人占有”;人均消费基本上也是“人人消费”。这就是我国为什么人均粮食占有量不高,但却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的实质原因。

虽然如此,我国目前粮食占有量远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要求。近50年里,我们作了种种努力,我们仅在1996年刚刚突破人均400公斤的水平,而这是一个国家彻底解决温饱问题的基线。一些发达国家的人均粮食占有量甚至超过1000公斤,达到“过剩”的状态。像美国,早在80年代末期就达到1500公斤,加拿大是1997公斤,澳大利亚是1838公斤。

人均粮食占有量决定了我国的人均粮食消费量。

1949年全国解放时,我国的农业生产由于国民党政权的腐败以及战乱频仍,受到严重的摧残,相应的粮食消费下降到了一个极低的水平,绝大多数的农民和市民处于饥饿与半饥饿状态。解放后,我国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粮食生产的措施,同时加强了粮食市场管理,打击不法粮商囤粮投机的行为,才基本上缓解了建国之初的饥饿危机。1952年,我国的人均粮食消费量逐渐增加到197.6公斤。

1953年起,我国开始实行宏伟的第一个五年计划,随着生产的发展,国民收入增长了45.2%,职工平均工资增加了42.8%,农民收入增加了27.9%。我国人民的粮食、牛羊肉、食油、糖等基本生活消费品的消费量增长很快。到1957年,我国人民的粮食消费量增加到203公斤,猪肉增加到5.08公斤,牛羊肉达到1.11公斤。这意味着,解放8年后,中国人民终于从饥寒交迫中踏上了温饱之路。全国绝大多数人的基本生活需要第一次得到了初步的满足。“吃得饱了,穿得暖了,生活安定了,心里踏实了。”正是这一时期人民消费水平和心理状态的真实写照。

如果说从1949年到1957年,我国人民的消费水平在第一个8年呈逐年上升趋势,并于1957年达到高峰的话,从第二个8年开始,这一发展势头却连年受挫,急剧下降,至60年代初跌入低谷。国家统计局曾以可比价格对建国以来的居民消费水平作出统计,如果将1952年消费水平指数定为100,则1957年已上升到122.9%,而到1961年又下降到99.4%,尚不及1952年的水平。与1957年比较,粮食消费减少8.4%,食用植物油消费减少47.8%,猪肉消费减少80.6%。之所以造成这一局面,我们以前已有过详细论述,那就是天灾加人祸。脱离实际的“大跃进”与“浮夸风”,加上严重自然灾害,致使全国农业生产大幅度滑坡,粮食生产尤其急剧萎缩。刚刚走向温饱的中国人又一次沦入了饥饿的魔爪,全国许多地方发生了较为严重的饥荒。

1961年后,党和政府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工农业生产逐渐恢复到健康发展的道路,1965年再次达到高峰。消费水平指数由1961年的99.4上升到132.7,超过1957年的水平。不过,由于消费水平指数的统计涉及面较宽,所以,从人们感受比较直接的“吃”的消费看,我国1965年的人均消费与1957年相比,提高并不多,有些方面还有所下降。突出的是粮食,反而由203公斤下降到了183公斤,另外,食用植物油、牛羊肉也都有下降,惟有猪肉略有上升。

1966年后,中国又陷入了一场历时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浩劫。政治上的疯狂,加上人口盲目发展(10年时间增加了2亿人口,相当于一个日本和一个法国的人口总数),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处于基本停滞的状态。到1976年,我国的年人均消费量,粮食为190公斤,与1965年相比,11年时间仅增长了7公斤,平均每年增长不到1公斤。平均每人每月15.8公斤,这就是当时一般国家公职人员每月分配14.5公斤大米还很难到位,必须用一些红薯之类的东西抵充的原因。猪肉由1965年的6.29公斤增加到7.38公斤,11年时间仅增加了1.09公斤,平均每年增加不到0.1公斤。其他如食用植物油、牛羊肉不但没有增加,反而有所下降。当时有一个荒唐透顶的观点,认为讲究吃穿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提倡“越穷越革命”,“补丁越多,思想越好”,以至大部分人是饿着肚子闹革命,人们的生活消费被压抑在一个较低的水平,许多地方没有摆脱饥饿和贫困。

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10年动乱终于结束,但当时由于在思想路线上仍然延续“左”的那一套,在经济领域也继续执行过去那种压抑消费的方针,工农业生产和人民消费水平仍处于停滞状态。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我国的工农业生产和人民消费水平才迅速大幅度提高。

1979年起,我国人均粮食消费开始明显增长,这一年达到207公斤,1988年达到249公斤,10年时间里增加了42公斤,平均每年增加4.2公斤,而从1965年到1976年的11年里,却只增加了7公斤。人均猪肉消费达到9.66公斤,1988年增加到14.91公斤,10年增加5.25公斤,平均每年增加0.5公斤,而“文革”10年平均每年增加不到0.1公斤。食用植物油、牛羊肉也都普遍增加。

又经过10年,到1997年,中国的消费水平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无论是粮食还肉类,都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接近或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1997年,我国人均粮食消费量为388公斤,肉类50公斤,蛋17公斤,奶6.6公斤。我国粮、棉、油、糖的消费量分别比1978年增长0.62倍、1.1倍、3.1倍和2.9倍,猪牛羊肉和奶类产品分别比1978年增长了4.6倍和6.1倍。

粮食消费水平的发展变化受多种社会因素制约,而最主要的是国民收入总额与居民收入水平。国民收入总额高,增长速度快,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必然导致消费水平提高,反映在粮食消费上,就会从量上扩大,从质上提高。我国的历史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另外,粮食消费水平与人口总量也有着明显的关系。粮食消费水平是由人均占有量或消费量来衡量的,因此,粮食消费水平与粮食总供给量成正比,与人口总量成反比。在粮食总量一定的条件下,人口总量越大,人均粮食占有量越少,反之,则人均粮食占有量越多,这说明人口总量对粮食消费水平的影响是相当大的。1979年与1949年相比,我国粮食总产量增加了2.96倍,但由于同期人口增加了1.8倍,人均粮食占有量只增加了1.64倍。如果用1994年的数字与1949年的数字相比,人口总量对粮食人均占有量的影响更为明显。1994年同1949年相比,粮食总产增加了3.97倍,但由于人口增加了2.21倍,人均粮食占有量却只增加了1.8倍。

人均粮食占有量的增长速度低于粮食总产量的增长速度,其原因就是被新增的人口抵消了。从我国与外国的对比中,我们也能证明这一点。1993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达到45640万吨,但人均占有量仅为385公斤,而同期,美国粮食总产量为3亿多吨,人均占有量却超过1500公斤,按总量我国比美国高出1/3,占世界第一位,但人均粮食占有量只有美国的1/4。中国在1990年粮食总产量便达到44625万吨,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390.3公斤,此后虽然粮食总产量有所波动,不过总的趋势是增加的,但人均粮食占有量却多数处于下降状态,最低年份仅374公斤。直到1995年后,人均粮食占有量在粮食总产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才摆脱徘徊局面,再次站到390公斤的线上,到1997年,达到398.5公斤,距400公斤的目标仅一步之遥了。

因此,虽然中国的粮食总产稳居世界第一,单产水平也进入了世界先进行列,但由于人口基数过大,人均粮食产量仍处于较低的水平,只相当于美国的35%,加拿大的19%,澳大利亚的17%,匈牙利的28%。

总体来看,我国目前的人均粮食消费量已基本保证我国成为温饱型的社会。近400公斤的人均粮食消费不仅基本解决了吃饭问题,而且整个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它虽然还只有美国等发达国家人均粮食消费量的1/3至1/2,但已超过世界平均水平,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接近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坎坎坷坷50年,我们终于摆脱了饥饿,摆脱了贫困,走向了温饱,并正在走向小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