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记不清那条街道的名字了。

这条不长的小街，坐落于中国深圳市福田区一座“城中村”附近。那是一个炎热的初夏正午，七、八个为沿街五金店打零工的农民工，把几个摆放在人行道上、尚未刷上油漆的货架当作叠架床，分层躺在其中午休；五金店对面的建筑工地也暂时停工，许多农民模样的建筑工人横七竖八地躺在临时工棚里午睡。整个小街上，似乎只有一个人睁着眼：他是深圳市无数拾荒者之一，在靠近建筑工地的人行道上，他坐在自带的小马扎上，正在翻阅收破烂收来的一本旧杂志。

“你收旧报纸吗？”我走上去，与他搭讪。

“收。旧报纸、旧杂志、旧书，什么都收。”他显然把我当成了一位普通的主顾，“旧家具、旧电器也成。”

他递给我另外一个马扎，“坐吧。这是我老婆用的，但她现在到对面五金店收废品去了，一时回不来。”

既然他把我当成卖主，我也没必要说破我的真实身份。我假装真的对抛售旧货感兴趣，详细询问了各类废品的售价。

渐渐地，我们熟了起来，开始聊起与售价无关的家常来。

他告诉我，他叫范青（化名——作者注），四十多岁，来自安徽阜阳农村。老范说，深圳有很多来自安徽阜阳的拾荒者。他还说，他们拾荒行业内有句“行话”：“刨不如捡，捡不如运，运不如换，换不如收。”老范就是一位“最高层次”的拾荒者：他专收废品，他与妻子轮流分工，“我上门收购时，我老婆就坐在这里，等人问价；我老婆上门时，我就在这里坐等。”当然，他们夫妻会经常变换“上门”和“坐等”的地点。

老范没上过几年学，但一直喜欢看书，即使从事拾荒，也经常翻阅收购来的旧报刊，所以也算知多识广。他离开农村老家、出外打工，已有十多年历史，最初，他就像附近工棚中午休的那些农民工，在不同城市的建筑工地之间奔忙：他曾为浙江温州私营企业家兴建的厂房和私宅搭过砖，也曾为海南房产泡沫中上马的“烂尾楼”砌过瓦；他也尝试过像温州人那样，做做小本生意，但“亏得一塌糊涂”，以至于使他得出一个结论：“做生意，不是我们安徽人干得了的。”当我以史上的“徽商”为例质疑他的结论时，老范尴尬地改口说：“做生意，不是我们阜阳人干得了的。”

最后，随着年龄的增大，老范感到自己“既不能靠智力吃饭，也不能再靠体力吃饭”，只好来到了这个“相对不那么歧视安徽人”的深圳市，与妻子一起，靠收购废品维生。

“这么说，你们已经把深圳当作你们的第二个家了？”我忍不住问他。

“哪里，哪里，深圳就是个旅店。我们只有一个家，那就是阜阳农村老家。”老范笑了，但笑容中带着一丝苦涩，“我们没有深圳户口。就是有户口，我们也不属于这里。我们不过是一对儿收破烂的老夫老妻，城里人看不起我们，我们也瞧不上他们。”

据老范说，自从改行干起收购废品这一行当，他们夫妻俩就像一对儿“候鸟”，每隔一段时间就回一趟安徽农村老家：“我们家里还承包着土地，播种和收割时，我们就赶回老家。种子播下后，我们就进城打工，也没有托给亲戚邻居照管，因为村里大部分人都出外打工去了，剩下的都是老人和小孩，管不了。我们现在是完全靠天吃饭：如果风调雨顺，我们就赶回去收割庄稼，如果逢旱遇涝，颗粒不收，我们也不怕，反正我们也不指望种田糊口。”

“如果你们不出来，完全靠在老家种田，能活下去吗？”我问。

“也能活下去。”老范停顿了一下，“说心里话，我们并不想出来打工，辛苦不说，还受人歧视。如今上面取消了农业税，种田的收入其实也不太差。但我们全村，不老不少的人，全出来了，如果你还守着家种田，是要被人笑话的。”

一阵哨声传来，工棚中午休的建筑工们渐次起身，揉揉眼，重新开工了，而对面五金店雇佣的木工们，则早已离开临时叠架床，重新操起锯、刨干活了。

我突然觉得，老范刚才说的那番话，似乎道出了他们夫妇自己、那些建筑工和那些木工背井离乡来到这个遥远、陌生、不甚友好的城市打工的深层原因。

看来，推动着中国城市化的无形之手不止一只。除了农村人多地少、收入微薄这只推力之手和城市收入更高、机会更多这只拉力之手之外，似乎还有一只颇具中国特色的“脸面文化”之手：本村的邻居、朋友、亲属们都进城打工去了，只有你还守在家里，只有你还在土里刨食，那你在别人眼里，就太没本事了、太没出息了、太没脸面了。时至今日，人不仅要为自己而活着，同时也要为他人的看法而活着。

其实，中国农民踏出离土又离乡的第一步，并非城里人所想象的那么轻松、那么容易。根据上海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葛剑雄的说法，历史上，中国农民除非迫不得已，否则是不愿意离开故土的。

“农业文明造就了中国人安土重迁的习惯，对中国农民来说，只要土地能够满足他的要求，他就不会迁移的。但是，在非常态情况下，特别是碰到天灾人祸的情况下，中国农民也会被迫迁徙。”曾经主编过《中国移民史》的葛教授在位于上海近郊的家里接待了我。他还分析了通常满足于“老婆孩子热炕头”的中国农民被迫移民的另外一种压力：“另外，即使在常态的情况下，也有一个情况：在人口稠密的地区，由于人口增加，土地满足不了人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也有人口迁移现象。”

但研究当代中国农民工现象的学者发现，如今输出农民工最多的几个省份，其实多数位于中国中部，而非最贫穷的西部。因为相对于沿海地区，中部地区仍属落后，所以沿海大城市有吸引力；相对于西部地区，中部地区还不算太穷、太偏僻，所以有进城找工作所需的足够信息、足够关系和足够路费。

这个现象有点儿像偷渡海外的中国非法移民现象：偷渡客最多的省份不是中国最贫穷的省份，而是相对富裕的广东省和福建省。

“中国的流动人口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富裕地区出来的，是经商的，中等地区出来的，是打工的，落后地区的人则不流动出来，因为落后地区的人可能连路费都没有。”中国著名民意调查公司——零点调查公司的董事长袁岳对我说，“有些农民工出来，什么技能也没有，什么关系也没有，身上只带了500块钱，这也许是他一辈子的本钱，如果他能在城市里找到工作，这500块钱可能很快就赚回来了，但如果找不到工作，路费也用光了，那他一辈子的本钱也就这样耗光了。这也是中国流动人口的一个特点：有的贫困地区，如果贫困到了连路费都没有的话，他就不出来了。例如，西南、西北贫困地区出来打工的人就很少，如贵州、广西，打工的人就少，山西的情况是：有煤的地方很富，没煤的地方就很穷，所以山西出来打工的农民就不多。”

零点调查公司曾经从事过多次有关农民工的大型调查。在位于北京朝阳区佳程广场的公司总部中，袁岳这样向我介绍他们调查中的一个发现：“从全国来看，出外打工者最多的省份是四川、安徽、江西、湖北、湖南，不仅与这些省份的经济状况有关，而且也与这些省份居民的流动爱好有关。”

拾荒者老范来自安徽。安徽阜阳籍的拾荒者不仅遍布珠江三角洲，也散落在中国许多大中城市之中。袁岳和他的同事们也发现了农民工的来源地与他们所从事的职业之间的有趣联系：“北京的木材生意，基本上是福建人做，鲜花生意，主要是湖南人做，小商品生意，基本上是浙江人做，小商品中的眼镜、童装，基本上是浙江瑞安人的，普通服装，基本是浙江乐清、永嘉人的，低压电器，是浙江乐清人的。山东人出来，主要是做蔬菜贩运的，北京市场上的蔬菜，85%来自山东，而山东寿光县一个县的蔬菜，就占了80%，寿光人中，一部分人做长途贩运，一部分人做批发，还有一部分人做大的零售户。”

袁岳也没忘了谈到北京的安徽民工：“北京摆摊的小菜贩中，安徽人比较多，安徽人大部分做的都是比较末端的生意，比如水电工、家庭中的低端装修工。因为家庭装修，安徽人接不了大单子，只能接小单子，而家庭中的高级装修工，通常是江苏南通人做的比较多。”

那么，老范的“安徽人不适合做生意”的观点是否得到了证实呢？

我采访过的专家大多数认为，某些地域的农民工相对集中地从事某类职业，这个现象也许更多地与农民工进城找工作主要靠亲友、老乡介绍的特点有关，与中国人独特的“地域文化”或“圈子文化”有关，而与“某某地方的人天生不适合做某某事”关系不大。

然而，尽管中国城市的生活水平远远高于农村，尽管进城农民在城里经商、务工、甚至捡破烂的收入都会超过在家务农，但他们在城里的工作条件和所受到的待遇，却并不一定好过农村老家，他们因此付出的代价，也是他们原先难以想象的。

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在老“世界工厂”英国，金发碧眼的“农民工”曾经付出过血汗、甚至生命的代价，二百多年后，在新“世界工厂”中国，黑发乌眼的农民工们也不例外。

我曾经去过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煤炭生产重镇纽卡斯尔，参观过当地一家城市历史博物馆，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这家博物馆展览的工业革命时期历次矿难事故中死亡的矿工花名册，花名册详细记载了死难者的籍贯、性别和年龄，其中绝大部分来自英国农村，许多死难者是童工，年仅十五、六岁。

英国建筑史学家丹·克鲁克香克（Dan Cruickshank）曾经如此描述英国工业革命时期进城农民的工作状况：“毫无疑问，新兴工厂中的生活非常艰辛，而且高度纪律化。例如，在当时的一些工厂中，童工每周工作六天，每天工作13个小时，而且昼夜轮班。当工厂主对利润的追求变得至高无上时，当几乎没有什么法律保护工人利益时，雇主的剥削常常变得非常极端，工人的工作条件常常变得极为糟糕，特别是在艰苦危险的采矿业中，情况尤为恶劣。”

本报曾在去年发表过“全球城市化系列报道”，介绍了世界城市化进程中充满了血汗和眼泪的历史与现状。“几百年来，一种无情的发展逻辑，推动着人口向城市集中。”本报记者艾伦.贝蒂题为《人类是怎么成为城市动物的？》的主打文章这样写道，该文如此描述了英国早期的城市化进程——

“英伦三岛包含三种从农村迁移至城市的模式。在英格兰，这种迁移是渐进的，而且相对不那么痛苦：小型租赁农场的所有者们的‘圈地’和将公有土地变为更大企业的过程，花费了数百年的时间，而16世纪及17世纪的君主们曾努力减缓这一过程，以安抚抗议的村民。后来，当工业化在纺织及其它行业创造出更好的就业机会时，农村人口往往自发地迁至城镇。而在苏格兰，这种迁移经常是野蛮而突然的，如始于18世纪的苏格兰低地和高地清除——强迫佃农迁走，为规模更大、产量更高的农场让路。格拉斯哥和爱丁堡被贫困的难民所淹没。在爱尔兰，从农村向城市的迁移，实际上不啻为一次有计划的屠杀，即便并非有意为之——19世纪中叶发生的饥荒和土地掠夺，给利物浦、波士顿和纽约带来了大批移民。”

如何评价城市化的这种痛苦、甚至残酷的代价，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也许是微观、宏观的视角不同，文学家、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所得出的结论也大相径庭。英国作家狄更斯描述了伦敦贫民窟的悲惨状况，让人更多地了解到城市化的负面代价；美国经济史学家格雷戈里·克拉克（Gregory Clark）却通过对大量数据的分析，揭示了西方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积极效应：长期来看，西方工业革命的最大受益者其实是体力劳动者，至少是后来那些发达国家中的蓝领工人，他们托了工业革命之福，享受了此前人类历史中所有“苦力”们根本无法想象的物质“红利”。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则以“倒U字型理论”解释了工业化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在长期的工业化过程中，收入差距通常会先扩大，然后会逐步缩小。不过，即使是东西方的经济学家或经济史学家，对人类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评价，也不尽相同。

时至二十一世纪，中国也出现了骇人听闻的山西黑窑奴工事件，那些不良矿主对待来自农村的中国童工的手段，其野蛮、残酷的程度，一点也不弱于二百多年前的英国资本家。围绕着如何消灭这类黑暗现象，中国传媒、学者和民众又展开了新一轮激烈的争论。

其实，自从改革开放政策带动了中国城市化进程，这类争论就从来没有停歇过。在广东、在海南、在北京、在上海，我曾与许多报道农民工问题的记者或研究农民工遭遇的学者聊过中国进城农民的命运，那时山西黑窑奴工事件还未被媒体曝光。但他们讲述的故事，其令人唏嘘的程度，一点儿也不比山西的故事逊色。他们认为，如果中国不改革户口制度，不在制度上消除城乡差别、消除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差别，那么，农民工的命运就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那些令人唏嘘的故事还会照常发生。

我也对他们谈起过我在深圳街头认识的那位拾荒者老范的人生遭遇，他们的反应几乎是相同的：“我们所听到的其它故事比老范的遭遇更辛酸！”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对我说，因为没有城市户口，许多进城农民都难以摆脱这种宿命：青年进城卖苦力，中年进城卖破烂，老年进城去讨饭。

老范说，迫使他从“卖苦力”转为“卖破烂”的关键性因素，是他在海南的一段经历。

“听说去海南搞建筑好赚钱，我就和几位安徽老乡从温州跑到了海南。”老范回忆说，“但没想到，去海南容易，出海南就不那么容易了。”

老范停顿了一下，望了望在附近工地干活的农民工，然后接着说下去：“在海口，我和老乡跑了好几个建筑工地，都是干完活没拿到钱，或者拖了好几个月才拿到很少的钱。后来干脆没活干了。在温州挣的钱也都花光了，我和老乡只好睡在工地、睡在桥下、睡在街头。那时，我好想离开海南，但我连买船票的钱都没有。我记得，有一次，我和老乡找不到活干，无聊之中来到了海口假日海滩，我们隔着琼州海峡，遥望对面的大陆，老乡告诉我，对面模模糊糊的那一片陆地，就是广东的雷州半岛。我也看到了，但心里好难过：呵，这么近，看得见却过不去……”

老范最终也没有告诉我，他后来是怎么跨越琼州海峡，回到大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