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玉璋（中国驻印军指挥部警卫营士兵）

我15岁的时候，父亲是国民党四川省财政厅的财政督导员，每月不仅拿着固定的工资，还时常做一些来钱的生意。母亲也没闲着，在一所小学当语文教员。所以弟兄姐妹虽多，家境却也富裕。那时老师天天讲时事，日本人的飞机又不时从头上飞过，到后来大街小巷都在传着：独山失守了！我心里装着一腔热血，我要去打小日本！家里却很是反对。1944年11月24日，好友兼同学牟正伦一身军装到宿舍外来见我，说是辞行。我一听，急了，非要他给我想办法不可。部队下午就要出发了，牟正伦也很难办。想来想去，我们的一个同学严德馨报了名后，被关在了家中不让出去。于是我俩搞到了那身军服，当街换了直奔老隍城，连晚饭都高兴得忘了吃。

当晚步行了90多里到了新津机场，又从新津乘美国运输机（我们叫“抱鸡婆”，一架能装四五十人）到昆明陆良机场，再由昆明到阿撒米省。

印度的天气十分炎热，我们一下飞机就忙着脱掉棉衣，七歪八倒地坐在跑道边上，无暇顾及其它。直到一个戴着德式软军帽的中国兵，跑来对我们说：“你们已经到印度了，就在这儿等汽车来接！”大伙儿才反应过来目的地已到了。

我看见从旁边走来五六个美国人，穿着美军军服，同我们中国兵一样的草黄色军用皮靴。早在华西坝我就见过英国人和美国人，都是高大、帅气，身体很壮的样子。那时对空军的印象特别深刻，他们穿着咖啡色的飞行夹克，背上都有白底黑字两排汉字：“洋人来华助战，军民一体救护！”印象中他们也很热情。我正寻思着是否要同老美打招呼，一个1米80左右的下士走到我们面前“Change money！”（换钱！）我愣了一愣，就在这会儿一个1米50上下的矮个子挤到美国人跟前，叽哩咕噜地和他讲开了。美国人极度惊诧，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那矮个子的样子十分狼狈，打着赤脚，穿着汗衫，头发又乱又脏，仰着头同老美对话。经过他的翻译，才知道美国人是要同我们换法币。这时有人感叹道：“幸好有陈发光这个川大外文系的高才生在！”我刚到印度的时候，感觉出美国人不是很喜欢中国兵。这也难怪，我们刚到印度时，又脏又臭又饿，实在不像文明人的样子，也根本看不出是些有文化的学生。有些美国人光看到表面现象，就以为我们和那些强征来的壮丁兵是一样的。所以也不常和我们说话，认为我们根本听不懂英语。但美国人很开通，只要你有才能，他们是十分尊敬你的；而且也十分好学，他们学习中文很刻苦。彼此了解之后，就有好多美国大兵来向我们请教中文。那个其貌不扬的陈发光就曾教过好多美国“学生”。

同样的，我们也向美国人学习，比如英语，比如生活……美国人对生活品质的要求很高，记得刚到咚不咚马的驻印军招待所，就要我们将所带东西和身上的衣物全扔进几个1米多深、10多平米大的火坑里烧掉。清洁之后发给的东西有一大堆，光是衣服就有衬衫、汗衫和外出服三个品种，除了衣裤鞋袜帽之外，还有头罩、毛毯、旅行袋等东西。在招待所住的那十几天里，平均每天分配给每个班（一班12个人）的食物单是牛肉和蔬菜的罐头就有五六个，每一个都有好几斤重，而分的米是铁定吃不完的。

未到部队之前，我们都听过一些军队里的传言，什么打板子、关禁闭呀，什么等级森严等等。但在雷多，第一天军训集合的时候，我就觉着这参军真是对了。营长是一个上海人，1米70左右，戴着漂亮的金丝眼镜，斯斯文文的像个学者，中校军衔，名叫高瘦影。他对我们说：“亲爱的同学们，你们投笔从戎，满腔热血，到印度来打击日寇，我们十分欢迎。你们都是学生，我知道，你们对部队的感觉是不好的。但是我这个地方不一样，首先，我们废除体罚。你们有什么事可以直接来找我，有啥问题我办得到的，一定给你们办到！我们这里绝对民主！”话音刚落，满场掌声震耳欲聋。后来他也果真说到做到，没有食言。

发枪的日子是在军训的第二天，每个人一枝美国步枪，10发子弹。一个班发给一枝汤姆森冲锋枪。发枪的时候，大家兴奋异常，拿到枪立马觉着自己特别牛。当时日本鬼子用的是三八式大盖枪和轻机枪。三八式大盖完全是手动式，一次只能装5发子弹，推一次打一发；而美国步枪是半自动式的，一次能装8发子弹，子弹上膛后只需打就行，不用推。日本轻机枪在世界上都很有名气，它的弹匣上有个漏斗式的容器，打时只需用手将子弹抓进去，子弹就能通过漏斗直接上膛，只管打就行了。但它体积大，很重，一般只能架在地上打。而且因为是直接将子弹抓进去的，所以一把子弹里，一旦有一粒的方向不对（本来应该弹头朝前，却不小心弄成弹头向后），就会引起卡壳。而汤姆森冲锋枪则不同，它比较轻且是全自动式的，还分快慢机，有一次装20发子弹的也有装30发的。使用快机时，装上弹匣，只管扣住板机，子弹就自动打出去，直到打完为止；使用慢机时，则打一发是一发，十分方便。但我当的是宪兵，没有上过前线，也没机会用这些先进的武器打击日本人，实在可惜。

虽然没机会上前线，但我也曾因受伤住过院，还与美籍护士有过一段难以忘怀的交往。1945年2月，我16岁，在关押违纪军人的禁闭室工作。由于住在野外，照明等用电全靠自给自足。靠水来冷却的发电机，需要不时换水。一天晚上8点过后，吃过晚饭，我去换水，却没戴皮手套和头罩，结果水蒸气冲出来，将我的右手和脸部给烫伤了。那时中国兵进医院须得美国联络官开介绍信才行。但美军没同我们住在一起，天色已晚，美籍联络官早已回美军营地去了。连长许煜是个老兵，有些经验，就忙着要人去炊事班找酱油。也是不巧，刚好酱油没了。我就这样躺了一夜，直到第二天上午8点联络官到了，才开条让人送我过去。一拿到条，许煜上尉就赶忙开了一辆吉普车，送我到最近的野战医院——美国陆军14医院。到了医院门口，背了枝卡宾枪的美国卫兵拿了条进去叫出了两个中国兵。连长扶我下车对我叮嘱道：“你好生在这儿养病，好了之后快点儿回来！”我那时根本痛麻木了，只向他点了点头。那两名中国兵见状要上前扶我上担架，我死活不肯，倔强地喊着：“我能走！”那时总觉着好好的人上担架不是一件光荣的事，但他们却不肯放手，说：“不行，规矩是这样的！”不由分说把我抬进了手术室放到手术台上，马上就有两名美国军医上前来询问我的病情。他们都穿着军装，外面罩着白大褂，戴着船形帽。胖的是个少校，30来岁；瘦的比较高，大概1米70左右，似乎是胖医生的助手。他们问得十分仔细，问完之后就配了药给我包上。一张脸就只留两只眼睛、一个鼻子和一张嘴巴裸露在外头，好像戴了张面具一样。然后我被送进了中国兵的病房（当时中、美病房是分开的，美军用的是钢丝床，中国兵用的是木床），输了4瓶血清。50多年过去了，至今我还对美籍军医记忆犹新，他们的认真负责，他们的细心都在我心里打下了深深的印记。我被送进病房后是被绑在床上的，后来有人告诉我，那是怕我因为痛乱动，弄坏了伤口。现在我脸上根本看不出有被烫过的痕迹，所以十分感谢那两位美国军医。一个礼拜之后，我已拆了纱布，蜕掉了死皮，长出了新皮，但医生还是不肯批准我出院，坚持要我待到完全康复之后。

拆纱布后的第二天早上，早饭后不久，美国护士就来查房了。当时野战医院所收的基本上都是前线回来的战士。有些人为了打日本鬼子，伤刚好就回部队，医生不放，便偷跑回去。也有闷得发慌，聚众赌博的。因此护士一天要查好几次房。那护士身高1米70左右，蓝蓝的大眼睛、长长的睫毛，虽然脸上有些雀斑，但丝毫不影响她的美丽。她看到了我觉得奇怪，因为那时我个子尚未长高，很是瘦小。看她惊诧的样子，我向她做了个手势：“How are you！”（你好啊！）她笑了一笑朝我走了过来，整个人是笔挺的，显得很有气质：“Little Chinese boy！”（中国小男孩！）我一听这话生气了，挺直胸脯说：“I am Chinese military police！”（我是中国宪兵！）她听了这话，有些惊讶，上下打量了我一番，开了口：“Excuse me，How old are you？”（对不起，你今年几岁啦？）“16！”我大声地回答了之后，又孩子气地加上一句：“And you？”（你呢？）她笑了起来，说：“17！You are my brother，I' m sister！”（你是我的弟弟，我是你的姐姐！）这时我也笑了，我觉得她很漂亮也很开朗，于是指着她说：“My dear sister！”（我亲爱的姐姐！）她也笑了，指着我说：“My dear brother！”（我亲爱的弟弟！）然后冲上前来抱着我的头就亲了一口。

此后，一有空闲她就拿着一本红色的小册子过来找我，那册子上头有日常生活中常用的英语单词和中文词汇。我们便互相请教，相互学习。交流不顺畅就连比带划，再不行就翻开小册子，找单词和汉字。靠着这个法子，我们交谈过许多话题。我知道了她的名字叫露易丝，参军前也是个高中生。这场战争是我们时常触及的话题，也不时谈论着战争结束后的打算。她邀请我同她一起回美国继续读书。我笑着回绝了，我给她讲长城、讲故宫、讲我的家乡，坚定不移地告诉她，我要回我的家乡去。不久医生就同意我出院，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在医院大门口，我们相互交换了联系方式，依依不舍地告别。

我真正同美国士兵有了更深的接触，是在调到总指挥部工作之后。总指挥部设在离史迪威公路不远，到雷多小镇还有二三十公里的原始森林中间，除了军队几乎没有老百姓。我们的任务主要是保卫总指挥部、公路巡逻、桥梁保卫、检查过往车辆等。美军和中国军队各有两三百人，每天搭配着出任务。除了在一起工作，下班之后，我们还在一起相互交谈、学习语言、邀着打猎等等。还记得有一个中文名叫欧水的下士，曾在晚饭过后，拿着一个笔记本找我。他用中文对我说：“你能教我唱歌吗？”我上下仔细打量了他一番，问：“什么歌？”欧水递过笔记本来，翻开一看，原来是《义勇军进行曲》。我笑了笑说：“行，这歌我们这儿谁都会唱！”此后，他就时常来找我，等学会了那首歌，我们也成了好朋友。交谈中，他提到，他曾拜一位华侨为师，是一个十分了解和热爱中国的人。

我最要好的美国朋友是一名上等兵，可惜我已记不住他的名字，只知道他20多岁，是在当警卫站岗的时候认识的，熟识了便常在一起玩。记得第一次和他见面，是在一个上午，站岗实在无聊便聊起天来。他中文不行，我英文也十分糟糕。不知怎么谈到宪兵，我便说：“Military police”（重音在前）他愣了一下，问到：“What？”我又说了两三遍，他还是不懂！我指指他，又指指我自己，他还是摆摆手。我指指我们的臂章，他还是摇摇头。最后，他见我很着急，拍了拍我的肩膀说：“Can you spell it？”（你能把它拼出来吗？）我看着他的眼睛，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认真拼了出来。他笑了：“Military police！”纠正了好几次，我才读正确，我现在的英语发音还算标准，全得益于耐心且友好的美籍教师们。

德国投降之后，上等兵便回国了，从此与我失去了联系。他送我的一把军刀和一块手表后来也丢失了。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那刀有30公分长，木头刀把，牛皮压花的刀鞘很是精美；一同丢失的还有露易丝回国时给我的一个笔记本，32开，扉页上有着一行字：“My life in military！”（我的军中生活）后来我回国后还收到过露易丝的几封信，可是由于当时人太年轻，太浮躁也没有回信，就此断了联系，也不知她是否安好。

1945年日本投降后，我们也回了国，于9月8日12点左右到了上海，驻进了以前的日本宪兵司令部。我在那里只感受到两个字：血腥。在关押中国人的一间屋子里，我看到墙上有一行用血写的字“快点儿让我死！”当地的群众组织在同我们交接的时候，告诉我们，日本人有时用狼狗活活把人咬死！日本人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是中国人所不能忘的，是中国人所愤恨的！

（吴玉璋口述 孙艳婷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