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光钧（中国驻印军指挥部警卫营士兵）

我父亲是位私塾先生，母亲则是个地地道道的家庭妇女。“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幺儿”，我正是家中的老幺。七个哥哥和二姐或工作或成家之后，我才上小学。父母很是宠我，家里条件又不差，我基本没吃过苦。但却感到压抑，日本鬼子都骑到我们头上来了！独山失守四川将不保，难道还等着做亡国奴么？ ！ 愤恨之余，瞒着家人，投笔从戎，往老隍城报名去了。那时正是11月，隍城外的考棚也还在，美国的军官们身着军便服为我们体检。大伙儿脱光了挨个儿检查。我心里有些紧张，生怕选不上。那位瘦瘦高高的美国中士像是看穿了我的心事一样，往我背上重重一拍：“OK！”

我大喜过望，跟着一块儿来的同班同学一起高高兴兴地回学校去。同窗们早做好了欢送会的准备，相聚之后，第三天我们便出发了。

到印度后我做了一名宪兵，编入了宪兵三营第四连第三排第五班。回想起来，那时侯是糊里糊涂地上了车，糊里糊涂地做上宪兵的。等大家伙儿反应过来时，已经到达驻地了。当下就有许多人吵了起来，非要上前线不可：“我们是来打小日本的，不是来做缩头乌龟的！”

部队里于是就派了教官来向大家解释宪兵的重要性。宪兵可是军事警察，少了宪兵那怎么行呢？于是心里虽有不平也渐渐熄下火来。一门心思全用在学习上，琢磨着虽然上不了前线，换个方式也得为国争光啊！

虽然已在成都市立中学念到高三了，可我的英语还是很烂。编班的时候，便把我分到了初级英语班。教官是一位三四十岁的美国人，名叫Clyde，一米七八的个子，说起话来连比带划，比如：站住stop，投降surrender。说投降的时候他一下子忘了中文应当怎么讲，想了半天干脆双手上举，口里念念有词：“surrender、surrender……”逗得全班哈哈大笑。他却因为达到了目的对着我们竖起大拇指：“China，OK！顶好，顶好！”

等调到了驻印军联合指挥部，我接触的美国人更多了。指挥部设在离雷多不远的公路边上，警卫室就是一顶大帐篷。中美两国的卫兵搭配着值班站岗。和我一组的那个美国兵威廉是一个混血儿，母亲不知是亚洲哪国人。他的个子较一般的美国兵要矮，脾气却比谁都大。你用警卫室的电话他要骂，你说几句俏皮话他也听不惯，黑人来办事时他更是虎着一张脸，大伙儿都积了一肚子的火气。

有一次，轮到他和陈发光一起守桥。陈发光是个矮个儿，也就1米50左右。听人家说刚到印度那会儿，他领到的军裤是卷了12卷才算穿着合身的。但人不可貌相，陈发光虽有个陈矮子的绰号，却掩盖不了他身为川大外文系高才生的才华，一口英语说得字正腔圆。守桥是一件很无聊的工作，闲下来时，两个人就开始聊天。不知怎么搞的，一来二去他们就吵了起来。威廉平时因个子小也只是磨磨嘴皮子不敢逞威风，今天一看是比自己个子还矮的陈发光，一拳下去就把陈矮子打翻在地。陈发光也急了，顺手摸起一块鸡蛋大的石头就扔了过去。威廉额头上顿时肿起了个疙瘩。陈矮子还要上前，被闻声赶来的战友拉住了，那边的威廉却叫嚷开了：“朋友，顶好！朋友，顶好！”打那以后他再也没同谁发过脾气。

除了美国人，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离乡背井、见到我们如见亲人的华侨。华侨对我们的情谊，我这一辈子都无法忘掉。身处异国他乡的我们，还是一个个半大的孩子，不懂得人情世故，不懂得好好照顾自己。印度人也有差别，有的信奉印度教，有的信奉伊斯兰教；有的把牛尊为神明，有的却不吃猪肉专门杀牛取食。有一回好容易有了一个假期，高兴之余，大伙儿便邀着去赶集。三五一群的拦车到了一个小镇上。印度人每逢赶集地摊上总有许多小玩意儿，我们觉着新鲜，就蹲在地上仔细挑选。我正看得入神，忽然听到“哞——”的一声长唤，旁边有一头牛走了过去，吓我一大跳！左边地摊上的一位战友用手轻轻拍了牛头一下：“别在我身上嗅来嗅去的！”

见此情景，几个人都乐了起来，“印度人也真是的，整天让牛闲逛也不管！”那位战友拍了拍自己的衣裳。这事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笑过之后，很快也就忘了，大伙儿继续在街上打发时间。

可过了不久，一位中年华侨气喘吁吁地跑到我们跟前说：“你们快走，回驻地去！”众人不解地看着他，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你们是不是有人打牛了？村子里正商量着要给你们一个教训。还不快走！”大伙儿面面相觑，谁也没有预料到事情会有这么严重。人都已经散开了，不知道在哪些地方，于是约好在场口上见之后，就分散开去通知所有的战友。幸喜穿的都是军装，好辨认，十几个人很快就聚齐在场口上。

当时，没有什么班车和公交车之类的说法。要到哪里去，如若不是自己开车，就站在路边，看老美的车从远处来时伸出一只手，竖起大拇指拦车，想到哪儿都行。这次却偏偏越急车越不来！等了一会儿，就听见喧闹声由远及近。回头一看，村子里的一大帮印度人（大概有二三十人）操着家伙赶来了！吓得我们出了一身冷汗，手无寸铁的，怎么跟人家打？但那群人却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停了下来。嘈杂了好一阵子后，只是回过头对我们嚷了好一会儿，就掉头走了。

正纳闷时，那位华侨大叔又跑了过来：“小伙子，你们放心，他们已经被我劝回去了。你们快走，下次可不要再得罪牛了啊！”可惜当时走的仓促，也没问他老人家的姓名，更没法报答这份情谊！

在国外，不要说是华侨，只要同祖国有点儿沾边，我们都觉着万分亲切。在异国的那一段日子里，吃的最香的一顿饭是余副营长在加尔各答华人街中餐店请客那一次。我和几位战友奉命到加尔各答去接收中国籍的逃兵，有整整一个星期的公差时间。加尔各答那时被称为兵城，街上、餐厅、俱乐部……到处都是军人。我们住在联军招待所里头，有空的时候就出去走走。一天下午竟然遇到了军训时管我们的余副营长。他正在休假中，见到我们很是高兴，非请大家吃饭不可。

他是个湖南人，老兵，对学生兵很器重。看我们都是四川人就点了一桌子川菜。老板似乎同他很熟，40岁上下，中等身材，张口就能听出是个广东人。军营里的食物，尽是些盟军提供的罐头。虽然吃得很好，却是别国的风味，口味不对。再加上时时吃相同的东西，早就腻了！很盼望能吃上中国菜，更怀念家乡的小吃。就连原本瞧不上眼的锅盔，也在思念中成了美味。突然之间有了吃家乡菜的机会，大伙儿的眼睛都亮起来了，焦急地等着菜上桌。麻婆豆腐才放稳当，几双筷子就迫不及待地伸了过去！几乎每一道菜都是刚上桌就见了底。最后上来的是焦皮肘子，揭开外面那层皮，里头是半肥半瘦的肘子肉。我闻着那香味差点流下泪来，在家时，母亲最常给我做这道菜！我的思乡情越发浓厚起来……

1945年8月15日，小日本无条件投降了，我终于得以回国完成学业。但异国他乡的这一段生活是我生命中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我将永世难忘……

（钟光钧口述 孙艳婷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