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 盟军友谊 印缅战地纪事

李祚达(中国驻印军炮四团)

我姓李,名祚达,原籍浙江奉化,出生于1920年7月1日,黄埔军校第16期炮科毕业生,1942年当兵,同年参加中国驻印军。

我是最早飞越“驼峰”航线远征印缅抗日战场的老兵之一。我今天都叫自己是“驼峰战士”、印缅老兵。印缅战场上的事情深深刻在我的记忆里,那些事直到今天回想起来都好像发生在昨天。

飞越“驼峰”航线

1942年,我以炮兵中尉观测员的身份带领22师39名新兵出征,飞往印度汀江。

我们从昆明巫家坝机场起飞。该机场是美国志愿航空队(又称陈纳德飞虎队)的空军基地,也是中国驻印军空运基地。机场上野马式战斗机三五成群,那是日本空军零式战机的克星,它的明显标志是机头到机腹下画着血盆大口的鲨鱼。机场上还有C46军用运输机,大部分驻印军就是乘坐这种运输机飞越“驼峰”航线到印度汀江机场的。

C46运输机没有雷达、导航、制氧、自卫武器等设备,飞行高度不得超过7000米,航线务必在7000米以下的雪山冰峰之间穿插。那是一条充满死亡气息的航线。

1942年11月4日午后,我们登上飞机,被告知机在人在、机毁人亡,遇敌机务必保持谨慎。随后每人发了西南联大学生会赠送的慰问品一袋,牛皮纸呕吐袋一只,机上43人没有一顶保险伞。飞机在雪山冰峰间穿插飞行,一山又一山,一峰又一 峰。进入喜马拉雅山区后,空气稀薄,呼吸渐感困难,这还受得住。最让人提心吊胆的是飞机出入云层的剧烈颠簸,骤然上下落差竟达10余米。飞机在冰天雪地里飞行,山颠白雪皑皑,银光闪闪,机翼上冰霜层层,自然也有一番独特的景色。飞过冰峰雪山之后,绿色的树的海洋出现了,这时,飞机的轰鸣声音渐弱了,我们的呼吸也顺畅起来。接着,我们看见了红墙绿瓦的建筑,飞机迅速在一座茶园着陆。我们欢呼雀跃,可是彼此却听不见任何声音。

我们短暂地失聪了,那是因为飞机的轰鸣太久地刺激了我们的耳朵。

印度朋友在出口给我们指明要去的方向,他们骨瘦如柴,皮肤棕色,可是双目炯炯,牙齿雪白。语言不通,只好不停比划。

我们到了印度阿萨姆邦汀江地区。

坐火车去兰姆伽

我们一共到达了四个小队,凑足了500人,这才达到开动火车运输的要求。

我们要去兰姆伽,它是印度比哈尔邦的一个小镇,距离大商埠加尔各答约150英里。此行有五天水陆行程,负责指挥的是我团副团长张宏范,负责联络的是美军一名少校军官,我充当临时翻译。

列车正午开动,第二天傍晚到达一个终点站。我们下了车等待坐轮船。因为吃了两天的干粮,我们渴望吃点热饭,于是我们领来一头羊,自己动手做饭。

吃饭的时候,一个印度军官来观看我们使用筷子的技巧,他看见我用的金边瓷碗,眼睛都不转了。我看见了他的心思,用简单的英语问他:“你喜爱这只瓷碗吗?”他点头称是,我马上把碗送给他,他立即回敬了一大盘面制薄饼,两盘羊肉。他还友好地告诉我们,说这里是孟加拉湾东北,是印度第二条大河中游的伊斯兰教地区,告诫一定不要吃猪肉。

经过一个晚上的航程,天明时分,我们坐船到达孟加拉湾恒河西岸,上岸后换乘广轨火车绕过加尔各答,继续向西北方向比哈尔邦前进。我们看见沿途火车站上老幼妇孺和乞丐成群结队,贫瘠的土地一点点延伸,穷困的画卷一路铺开,给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

经过五天的旅程,我们终于来到了兰姆伽。

偶遇史迪威将军

兰姆伽是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部,总指挥是史迪威将军。

史迪威将军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过美军情报官,还曾担任驻华武官,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将军平易近人,衣着很随便,喜欢穿军便服,袖上无臂章,衣领无领章,头戴军呢帽,称呼下属总是用“上尉李”或者“少校王”,没有趾高气扬的官架子,没有三五成群的警卫,常亲自驾驶吉普车来往于指挥总部和各营区,因此基层军官不知道他是什么级别的将军,私下尊称他“平民将军”。

那一天看电影,在兰姆伽电影院我和他有幸并排坐在一起。

在放映前10来分钟,将军先开口问我:“你贵姓?什么地方人?哪一个军校毕业?何时参军?”我吃惊他的普通话讲得如此标准。明明是一个典型的美国老军人,怎么会说出如此流利的普通话?我局促不安。后来,我发问:“请问你贵姓?”他清晰地回答说:

“约瑟夫·史迪威。”

我听了如雷贯耳,他就是我们的总指挥、盟军西南太平洋副总司令啊!

将军和气地继续对我说,他是半个中国人,父亲是一位牧师,过去在天津和郑州传教,他出生在天津,童年在郑州上小学,与中国同学同玩同乐。将军接着告诉我,他家住在重庆,有爱妻和两位千金,她们都穿旗袍,用筷子吃可口的中国火锅,所以和我有共同语言。

我聆听着将军的讲话,短短10来分钟,却使我感慨深深。

在史迪威将军离开兰姆伽前的日子,将军又和我在驻地公路相遇,当时将军亲自驾驶一辆吉普车,我挺胸向将军敬礼,将军向我回礼。那一幕场景,也深深地记忆在我的脑海里。

美国顾问Bugle

我们开始在美国顾问(步兵学校教官)的主持下进行紧张的武装训练。

当时,德寇潜艇在印度洋活动猖獗,美国的运输船受到攻击葬身海底,原计划的105毫米榴弹炮没有如期运来,我们只好用75毫米榴弹炮代替进行训练。美军顾问处先派来了顾问Bugle上校,后来又派来柯灵斯和考茨中校。他们都很幽默,有个性。可是只有Bugle上校是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

我问Bugle上校:“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担任什么职务?”

他一面做出吹军号的手势,一面朗朗回答我:“Bugle”。

从此,我们都以Bugle的名字称呼上校。Bugle上校呵呵笑着,乐于接受这称呼。

柯灵斯和考茨中校负责训练计划的执行和全团武器弹药的补充。另外,每个营安排了同级的顾问少校,分配到连级的则是少尉或者军士。美军顾问们集中住宿舍,只是部队训练野营作战时才随部队行动。

我曾经问bugle:“你们回宿舍后做什么?”

Bugle回答非常坦率:“打打桥牌,写写情书,看看电影,有时候也把爱人情妇的照片、家庭成员的照片拿出来亮相。”

美军顾问们时间观念非常强,训练时从不迟到。他们每人腰间都挂着军用水壶,各自喝自己的水,也不互相递烟。平时他们私生活放荡不羁,工作却十分认真。他们说:“工作应该尽力,生活应该活泼。”

在我和他们的交谈中,他们说:“伦敦的雾养成英国人的沉默,密西西比河的澎湃养成我们美国人的活泼。”

他们还有一个叫我惊讶的共同愿望:环行绕地球一周。他们跨越大西洋绕过地中海来到印度,等到日本投降后,他们要从太平洋回国,实现环绕地球一周的愿望。

他们埋怨印度天气太热、卫生条件差,女人也不如美国的漂亮。他们的确很爱整洁,平时军衣笔挺,皮鞋铮亮,胡须刮得腮帮子发青。可是他们生活的自理能力却不如我们,他们要雇佣印度人为他们服务:煮饭、洗衣服、擦皮鞋。

在美国顾问的管理下,有两件事情值得一提:一是基本上没有了逃兵;二是从上到下不再克扣军饷,杜绝了吃空缺、喝马干(即克扣军马口粮)、卖汽油等污七八糟的现象。原来我们一天吃两顿饭,现在一天可以吃三顿饭了。不出三个月,部队养得兵强马壮,官兵同甘共苦,纪律渐趋严明。

我记住了他们,还有Bugle。

慈祥的英籍老妈妈

DADA钢铁厂是一座现代化军工厂,厂内高级技术人员多是英国人。厂里有高大的烟囱和银光闪闪的防空气球,在10里之外就可以隐约望见了。

我们团300多辆军车,牵引着36门105毫米的榴弹炮轰隆隆经过厂区,穿越厂区需要35分钟。我们在厂区的宿舍区做短暂的休息。我们的到来惊动了一位老太太,她来到我们跟前。这是一位慈祥和蔼的老人,她自称是厂里工程师的眷属。当她了解我们是中国驻印军时,翘起大拇指,脸上露出笑容。她问我:

“孩子,你今年多大啦?是中国什么地方的人?”

我用半通不通的英语回答说:“老妈妈,我22岁了,是中国浙江人。”

老人摇着头表示不知道浙江这个地方。

我补充说:“老妈妈,你知道西子湖吗?西子湖就在我故乡。”

老妈妈点点头。三五个和我年纪相近的军官拥向老妈妈,老妈妈一个个端详着我们的脸,很感慨地说,她有个儿子,在北非战场对德作战,他从阿尔及利亚来了一封信后,就再也没有音讯了,至今生死不明。老妈妈说完,急急忙忙从家里拿来一大盘美味可口的蛋糕,盛情地请我们吃。

我们津津有味吃着异国老妈妈亲手做的蛋糕,心里无比温暖。

老妈妈流下了热泪,说:“我是把你们当作北非凯旋归来的儿子看待的。”

我们随即祝愿她母子平安团聚。当我们和老妈妈分手时,我对她说:“我们将开赴缅甸北部对日作战,等胜利之后,欢迎老妈妈到西子湖来做客。”

她点着头,一手扶着铁门,一手伸出食指和中指做着V字形,频频地呼喊着:“Victory,Victory,Victory!”

集结色地亚

兰姆伽是中国驻印军的摇篮。各兵种基本实战训练完成后,立即开赴缅北战场对日作战。

1944年8月,雨季刚刚结束,我团奉命离开兰姆伽,前往色地亚营地集训,准备开赴缅甸北部前线。我们在兰姆伽整整度过两年,即将分离,有些依依不舍。

经过两天的行军,我们集结在加尔各答西北英军14军总部所在地,再乘坐两天两夜火车到达西里古里,然后继续向东,经过三天长途行军,进入阿萨姆邦东部的汀江地区。两年前,我们从中国飞越驼峰航线抵达汀江,那时是一片荒凉,两年后重返汀江,这里已经是生机盎然,成为缅北战区的后方基地。

色地亚在汀江东边30里处,色地亚军营又在色地亚以北30余里的丛林中,三面围绕着原始森林,一面临近布拉马普得拉河滩。总部选择色地亚丛林作为我团的集结营地,主要是让我团作适应性实战训练,以对付惯于丛林作战的日军坂垣师团。

丛林作战训练的主要内容有:高射炮射击、空中观测、采用榴弹霰弹射击,还有就是适应丛林生活。

我们一直在色地亚训练到1945年初,当我们训练成熟的时候,史迪威公路全线通车,抗日战争形势也一片光明。这时,也就是在4月,我们接到总部的通知,立即整装待发,回国参加对日作战。到了5月4日,我们驾驶着330辆越野车、60辆加拿大生产的军民两用车,拖带着36门榴弹炮,浩浩荡荡踏上归国之路。

我们像一只添翼的猛虎冲下了山林,直向日寇扑去。

可是,当我们回到国内,准备参加收复广西柳州的战役的时候,日本鬼子投降了。

(周良宗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