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 盟军友谊 翻译:盟军桥梁

汤毅强(中国驻印军第50师148团第三营翻译)

1944年,我正在浙江大学念大三。校长竺可桢先生号召同学们报名参军,担任翻译官。我便与92位同学首批报名参加了军委会的考试,成绩下发后即向印度出发。

在新津机场,来了几位美军空管人员教大家使用降落伞。他特别告诫,“驼峰”航线经过喜马拉雅山脉,气候恶劣,又有日机中途拦截,若是看到机内红灯一亮,则表明敌机来攻击。如果机门打开,只有跳伞了!说得大家都捏了一把汗。跳伞的关键是跳出机门后不能立马拉开胸前的张伞手柄,否则伞一弹开就会被呼啸而过的机尾截断!接着他又关怀备至地叮嘱,正确跳法应当是跳出机门,默念one thousand, two thousand ,three housand(一千,两千,三千),相当于自由落体3秒钟,飞机已前去好远了,再打开降落伞,便万无一失了!美国战友这么细致的交代,我很难忘,而这一次经历更让我难忘。

飞越“驼峰”时,警报红灯忽然亮了!大家意识到日机来袭,都警觉起来。美籍空管人员出来看望了大家一次,见没有骚动,冲我们笑笑又回到驾驶舱。其实大家内心都很怕机门打开,那样就不得不跳伞脱险了。我手抚胸前的开关把,又回忆了一次登机前所上的那一课。几分钟后,红灯熄了,耳边传来一声长长的叹息,大伙儿都松了一口气!飞机过了“驼峰”,放眼望去,白雪皑皑,雪线下却是一片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气温也渐渐升高,大家脱下毛衣,兴奋地交谈起来。

到了印度,军委外事局驻雷多办事处主任告诉我们,远征军50师奉命调缅北作战,一批翻译官将派往该师值勤。级别待遇是同部队少校级,除国内工资外,还享受同级卢比补贴(我当时做翻译官拿的津贴是一个月180卢比)。大伙儿于是乘上了由黑人士兵驾驶的10轮大卡车正式奔赴前线。就这样到了新平洋基地,接受了保卫前进指挥部和机场的战斗任务。我们团的美国联络官组组长是美国西点军校毕业的职业军人,也是国内著名的橄榄球投手,就连从军,也还将橄榄球随身带上。这位贝乞勒上校的投手名气也不是吹出来的,我曾见过他轻轻一投就去了40多米远的距离。不久,又换了一位联络组长,名叫卡勃林格中校,应征前是一名中学校长。

随军战斗的翻译官责任特别重大,由于国内的军官大多不懂英语,而发给的军用地图又全是英语版本,所以翻译官的工作很繁重,也曾闹出过不少误会。听说我军在密支那有一个团遭遇“围困”(surrounded),等待支援,却被翻译官错译为“投降”(surrendered),以致竟未前去支援。所以后来改用中文下达指令,以免出错。

在军训中也出现过不少语言沟通导致的困难。有一次,翻译没听懂美籍教官的讲述,反复对教官说:“Pardon me!”(原谅我)教官很是光火:“God damned!”翻译官双手一摊:“Teacher, if you were me, you'd be more troubled than I am!”(教官,假如您是我,您混乱的时候比我还多!)教官虽然不会中文,但知道中文很难学,马上点头说:“OK! Your Chinese is much more difficult to learn than ours!”(是的,你们的中文可比我们的语言难多了!)

半个月后,营里换了个联络官汉默(Hanmer)少校,他还带来了四位盟友。等我与他们混熟了之后,被告知汉默少校有一个绰号“钉锤少校”,但我左想右想也没想出原因为何。指挥部左翼的保卫任务一下达,我们便进入杳无人烟的原始森林,向目的地进军。

林内乔木遮天,大风也吹不进来,脚边全是各种杂草。尤其可怖的是那不到一寸的山蚂蝗和疟疾蚊。我们昼夜行军,实在累得不行,再停下来休息。联络组的美国大兵从驴背上取出特制的吊床,用绳子固定在树干上,约莫半米高。上为雨布,下为厚帆布,四周还有蚊帐。休息时,拉开拉练钻进去,湿靴就吊在床外。起床时再顺手穿上,十分方便。继续赶路时,只需解开那吊床一方的绳子,边卷边抖去雨珠,然后用另一头的绳子捆好,放在驴背上就行了!真是方便实用。

闲暇时,我喜欢和联络组的成员聊天交谈。他们总爱拿出家人照片一一向我介绍。听到我的赞扬,他们都显得非常高兴,比自己受了夸奖还开心。

跨过迈立江支流到达指定的坐标位置之后,我们马上拓展出一座100×10平方米的空投场,便于给养与武器弹药的补充。联络组随即与指挥部联系运输,以便于及时空投。

物资一到位,驻营与后勤工作立即得到解决,搜索敌情的任务便全面展开了。我喜欢跟着侦察班背着马克兴冲锋枪四处侦探。一次搜索中在相距约30米的战壕内发现有一敌人正持枪瞄准。我方立即匍匐前进,散开包围敌壕,才弄清原来是一名奄奄一息的日本兵。他的眼睛已完全闭上了,手却仍持三八式步枪,右手扣在扳机上,只有嘴还略有些轻颤。想来是患了恶性疟疾被部队抛弃。

恶性疟疾是一种我们谈之色变的病。我也曾阴差阳错地患过这种病,所幸好好医治之后也没什么大碍。那是在加尔各答休假之后,我与另一位素不相识的中国兵搭上了黑人司机的便车。哪知那位战友将手伸出窗外划伤了,我们就将他送进了医院。这时我突感不适,经诊断竟是恶性疟疾,不觉心惊肉跳!给我做检查的美军上尉和蔼地安慰着:“不要害怕!病人的心理因素是最重要的。我们是有把握治好这病的!”由于我的配合,不多时日也真就恢复了过来。在医院又遇见了一位与我年龄相仿的中尉医师。一次,我向他谈到自己鼻腔肿胀,他出手一摸:“没什么,只是软骨增大。我给你做个小手术就行了!”20多分钟的手术过后,我那多年鼻子不通畅的毛病就解决了!

保卫的任务完成之后,上头就下来了命令,情报科长将飞往前线视察。王团长对我解释:“这个情报科长名叫约瑟夫,是史迪威总指挥的长子。”我听了这话,便急于想见到这位中校,很想看看他是否同他那不戴军衔、穿着便衣、在战场各处跑来跑去的父亲相像。

飞机降落,他走了出来,180厘米左右,很瘦,同他父亲一样,也有一个长长的鼻子。我们高声叫到:“约瑟夫中校好!”他随即回礼:“下午好!团长,译员!”并和我们按照中国的礼节握手示好,然后开始听取团长的汇报。他同他的父亲无疑是很有相似之处的,办事干脆,不拖拉,也没有官架子。上个世纪20年代,在中国面临外有帝国主义侵略、内有军阀混战的艰难局面时,史迪威曾以美国武官的身份在天津工作,并在山西担任修路工程师,天天生活在贫困民工之中,深入了解了民间的疾苦。可以说这位美国人是我们一位不可多得的好友!

(孙艳婷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