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篇 战区杂记 我的翻译官生涯

苏先功(中国驻印军独立宪兵第三营)

抗战时期,大后方最大的纱厂——重庆裕华纱厂的大股东有四家:张、苏、徐、黄。这其中的“苏”指的就是我们家。我是土生土长的重庆人,在重庆南开中学念过书,记得最深的就是南开对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1944年,我考入了华西协大药学系,独自到成都学习。未读满一年,独山失守的消息传遍了街头巷尾。11月,我没向学校报告保留学籍就报名参军到了印度。

印度雷多是继汀江之后我们到达的国外第二站。露天里搭上了许多帐篷,一顶就能住下14人。第二天,来了很多吉普车,分走了一两百人,剩下的三四百人就留下原地待命。一个30来岁的高个子上尉走到队伍前方说:“你们这三四百人就留给我管了!鄙人姓赵,赵侠义,以后就是你们的连长。”打听下来才知道,留我们做了宪兵。同学们一下子炸开了锅,闹着要换兵种,上前线打日本鬼子。这一吵,把营长也惊动了。他自我介绍来自云南宪兵13团,也是个大学生,又讲了宪兵工作的重要性,安抚大家。三个月之后,军训完毕,正式执勤开始了。

队里的翻译官张少校却在这时奉命调往别处,营里于是举行了选拔翻译官的英文考试。我还记得是以“你为什么要参军”为题,写一篇作文。我和两位校友考取了前三名: 第一名:谢海亮(华西协大经济系);第三名,卢有玳(不仅是华西协大,还是我南开中学的高中同学)。选拔结果出来之后,谢海亮分往营部工作,调往密支那;我同卢有玳留在了雷多,一个分到二连连部,一个调往三连连部,主要的工作是负责连部与美军的联系,如领给养物资、修理军用车辆等一切与美军交流有关的工作。

领给养物资的仓库附近时常有美国的巡逻队来巡逻。还没当上翻译官之前,我就和巡逻队的一个少校交上了朋友,常常在一起聊天。我曾问他,他们服役要服多少年,他摆着手说:“No!No!Point!。”他们服役以“点”计算,“点”(point)也可以理解为积分,积分满了服役即结束。印象中美国人在他们的消费合作社(px)买烟、酒等东西也是要算点的。当上翻译官之后,到仓库去的时间更多了,我的美国朋友显得比我还高兴。做翻译官后第一次见到他,我开玩笑说:“现在我是中尉了!你小我大!”他立马给我行了个军礼表示欢迎。

除了巡逻队,仓库还有一个20多岁的美籍管理员。我同他也很有些交情,知道他喜欢中国邮票,就时常给他带去一些。他问题也颇多,老爱问邮票上画的都是些什么图案,表示什么意思……我也一一耐心地解答。他对我的邮票数量感到惊讶,不知道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我们出来之后,不仅同家里,还和同学保持着联系。我们在信中不仅谈些生活学习情况,有时还会寄上一些惊喜回去。热带的花花草草只要是国内没有,而我们又觉得好看新奇的,就摘下来夹在书里,干了之后寄过去。那些奇花异草就通过军邮呈现在亲人朋友眼前。印度的蚊子很特别,有一寸多长,我们几个男同学就去抓来压成标本寄回国内。他们见到那些,更对我们的生活充满了好奇,频频来信询问,信件自然就多起来。回信也就成了每周必做的功课之一。

还有两件事也是每周必做的。

第一件事是到华侨面馆去吃面。虽然不能同国内的面食相比,但在国外能尝到点儿家乡的味道是很不容易的。吃过面之后往往还要来上一杯牛奶红茶。面大概要花一两个卢比,而牛奶红茶还不到一卢比。我们一个月的军饷16卢比12安。这笔钱是我们享用这含有家乡味的美食的保证。

第二件事则是到紧邻的美国军营去看电影。那里每周都要放上两三场露天电影,全是外国片,原装外文版,只在荧幕的一边打出翻译的中文。由于美军的俱乐部仅供美军消遣(不让中国兵进),看电影就算是比较普通的休闲方式。若是遇上美籍慰问团前来演出,就能称得上是比较高级的休闲方式了。慰问团的成员都是当时美国国内的当红明星、演员,除了唱歌、跳舞还带来乐队。我比较喜欢的是爵士音乐,也很欣赏他们跳的“基巴特”,但英美的士兵更喜欢一位名叫Bob Hope的笑星,他只要一上台就会受到英美士兵的热烈欢迎。我曾仔细地打量过那位笑星,长得并不特别,样子也并不搞笑,可见人家是有真本事的。但就是像我这样的翻译官,在两个美国人聊天时也很难全部听懂他们的对话(语速快,又含有地方口音),更别说是这位笑星如机关枪般的话语了。所以,往往英美籍士兵笑得前翻后仰、东倒西歪,中国兵却大眼瞪小眼,看着他们笑也只好跟着不明就里地笑两下。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语言不通是一个很大的障碍。盟军在一起共事,深入了解才能够配合默契,很多时候就因为沟通不便造成了许多误会。

有一次,连部突然打来电话,要我和连长一起到“野人山”下 “鬼门关”附近的检查站解决纠纷。赶到现场时,中美双方人员快打起来了!各自用各国的语言叫骂着,带队的美国上尉和中国排长手提冲锋枪,子弹上膛。一了解情况,中国排长说美国兵欺负人,美国车队让过,中国车队不让过;美国上尉说中国排长脾气差,莫名其妙地骂人。到后来才弄明白,“鬼门关”坡很陡,汽车要上去必须要在轮胎上捆上铁链才安全。美国车队都捆好了铁链子,而中国车队全没有捆上。语言又不通,讲了半天他们也不明白,只好让他们等翻译官来。一解释,冰释前嫌,双方道歉。那位中国排长当众宣布,自己要学好英文!

我的英文能达到这个水平,应当归功于南开中学给我打下的好底子。南开中学43、44级的很多同学都在参军后做了翻译官。

1945年10月,我回国继续完成学业,现随子女移居美国,时时想念家乡,也常常忆起当年的翻译官生涯……

(苏先功口述 孙艳婷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