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篇 战区杂记 远征行

李铁椎(中国驻印军新一军30师防毒排中士)

受训生活

到达兰姆伽开始接受整训时,我被编到了孙立人部新一军30师防毒排。防毒排里的专业课程是由美国教官讲解的。如何预防毒气、排查毒气、使用防毒面具等是基本的教学内容,而先进新式的化学武器——火焰喷射器更是让我开了眼界。

火焰喷射器是美国先进的化学武器。它是利用纳朋氏粉溶解在汽油里而形成纳朋酱为燃料,用电器火花引燃氢气,再将纳朋酱引燃,其温度能达到1000℃,再用高压氮气为动力,将燃烧的火焰喷射出去,因其黏度高,粘在任何物体上都能燃烧。有车载和手提两种,车载的射程能达到50米,而手提的射程也有10-30米。而我们使用的就是手提的。

这个手提式火焰喷射器外观像个方形的箱子,有15公斤重,需要两个人配合才能完成操作。因为我个子矮小、灵活,就负责掩护的任务,而背负火焰喷射器、负责发射的任务由一个山东大汉来承担。这样,我们两个人的默契是最重要的,就像相声的双簧,最终要给人一个人的感觉一样。我需要在短短的几秒钟内适时地开启火焰喷射器上方的氢气开关,同时完成掩护点选择的任务;而山东大汉则负责火焰喷射器的连发或者单发射击任务。通过几次的配合、操作,我们完全就心有灵犀了,但由于我们到达印缅战区时,敌人已经处于溃败之中,基本没用上这先进的玩意。

除了有这样专项的技术训练外,我们的步兵训练也是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的,由我们的排长带队。半自动步枪的射击是我的强项。我想,既然是来杀敌人的,那就得弹无虚发,一枪消灭一个敌人,所以,在平时休息的时候,我就爱不停的琢磨、擦枪、瞄准,经常实弹练习。不久,我就能在十米之内一枪命中幸运牌香烟纸盒中间那个圆星。

有一次,排长童宝森和副排长汪涛为了让美国教官看看我的枪法,指着一棵七八十米高的大树上的秃鹰让我射击,我一枪就命中了。美国教官直拍我的肩膀,叫着“OK!OK!”还有一次,排长为了锻炼一个战士的胆量,让他提着个罐头站在10米的地方,叫我开枪。要是稍有偏差,那边的战士就会送命,我屏住呼吸,抬手就打中罐头。

因为枪法不错,我特别爱和人较量。记得在密支那的时候,我就因为会说点简单的英语,找了个美国兵比枪法,到伊洛瓦底江打漂子。江水很急,石块飘忽不定,瞄准是不容易的,就更考验枪法。美国大兵用的是自动步枪也就是卡宾枪,而我用的是半自动步枪,最后还是我胜了。那个美国人竖起大拇指说:“Good,very good!”当时我就想,我们中国人并不比外国人差,不仅能打赢日本人,也能胜你美国人。

因为我在训练中成绩突出,在兰姆伽整训结束后,我就从下士升为了中士。

我们的任务

到达密支那不久,我们防毒排就接到了任务,跟随部队前进,负责战地物资供应站和野战医院的守卫工作。当时,对前线物资的供应主要是依靠飞机空投,也有汽车运送的,飞机空投不受公路条件的限制,盟军也已完全掌握了缅北的制空权。那时候,地面上大概10公里就可以设立一个给养站,只要地面设有标记,美国飞机就向该处投下作战物资,包括弹药和生活物资。前线战斗部队就在较短的时间内来领取,基本上是需要多少就拿多少,不受限制。这样充足的前线供应,使每个战士都能随时获得弹药和食品,能在战时轻装上阵,狠狠地痛击敌人。而我们就负责这些物资的发放、清点、看管等。随着我军的不断胜利,物资供应站也不断前移,基本上是两、三天一变,每个供应站保存的物资都不是太多;而供应站的设立、移动和空投物资的多少,也是完全根据前线作战的需要而决定的,对于剩余物资基本是不做回收的。每当看着美军飞机又超低空飞来空投物资的时候,我知道我们离最后的胜利也越来越近了。

送兄回国

然而在这个胜利的战场上,却有一件令我十分悲痛与遗憾的事情,那就是我的堂兄战死疆场,没能和我一同凯旋。

我和我的堂兄都在30师的直属排,只是我在防毒排,他在特务连。开始我们一直都不知道,直到在密支那一次战友的串联中,我偶然看见了那个熟悉的身影。“李伯森”,我喜出望外地叫起来,真是高兴极了。密支那大捷后,我们排驻扎的营地本与特务连相隔遥远,谁也没想到,上天会安排这样一场亲人相逢。

在遥远的异乡战场,亲人相见是倍感温暖的。他比我早一年参加驻印军,在特务连里他的任务是管理一匹马并保管一些军事地图,当然也要担任战地侦察的任务。那段时间我们经常在一起聊天,相互鼓励,以减轻对家乡、亲人的思念。在这个将生死置之度外的战场上,我们也很自然地谈过死亡的话题。虽然话题沉重,但我们都对对方说过,如果战死,要尽可能将尸骨带回祖国安葬,以慰亲人。

没想到,最后是我怀揣着他的尸骨回到祖国的。

在密支那的相聚是短暂的,很快我们兄弟就分手了,这一别就成了永别。

他是在贵街战役中执行侦察任务,通过敌人封锁线时被日军发现而打死的。1945年3月我随部队到达腊戍时,特务连的战友和领导告诉了我这个消息。堂兄战死的消息像是晴天霹雳,我当即失声痛哭。想起在密支那我被疟蚊叮咬,患上疟疾,在帐篷里昏睡几天,而他每天都来照顾、看望我的情形,我更是心如刀割般的难受。

我打了准备前往暂时掩埋地收尸的报告,师部很快同意了。

师部特批了一辆吉普车,由一名参谋开车,车上带了一桶汽油,同我一道去了堂兄的安葬地。那里大概有30多个小土堆,每个土堆前立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死者的姓名。再没有别的了,凄凉极了。我来到哥哥的墓前,心潮难平,昔日里鲜活的记忆浮现脑海,而眼前却是一抔黄土。“哥哥啊,你是幸运的,战死沙场,我还能为你收尸,可如果有天我也像你一样战死,又有谁为我收尸呢?”

我用四个卢比请了两个缅甸人,让他们挖开坟墓。土堆挖开了,将十分简单的木板棺盖揭开,哥哥的脸清晰可辨,尸体尚未完全腐烂,却因脱水显得非常干枯。这可能跟当时距他牺牲还不足三个月、又因是机枪扫射身中多弹、体内血已流干有关。参谋问我:“是不是你哥?”我说:“是的。”于是,他就叫那两个缅甸人找来了一大堆的木柴,将尸体拖出来,哥哥的肋骨被撞断了几根。我没有哭,只是心里不停地在说:“哥,我来接你回家,你安心吧!”尸体被放在了柴上,淋上了汽油,熊熊的火焰将尸体火化。最后我在那一堆骨灰里,用颤抖的手挑了几块大点的骨头,轻放在降落伞包里,然后把伞包裹好放进了我的军用背包,我们两兄弟又在一起了。

历经艰苦而危险的行程,我终于辗转到了重庆,在重庆听到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胜利的爆竹声,终可以告慰堂兄的亡灵了。我回到老家,把哥哥的骨灰交给了嫂子安葬,送兄回国的使命也终于完成了。

(李铁椎口述 尤颖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