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文（中国驻印军新一军工兵第四连）

谈到四川，很多人就会想到华西医学院。华西医学院的所在地以前叫做华西坝，我所就读的中学——华西协高当时就在那一带。1944年11月，我再也无法安心地在学校里呆下去了！独山失守，四川很快就将不保！我见过很多从沦陷区逃难来的同学，他们举家迁移，有的甚至弄到妻离子散的田地！我是地地道道的四川大驿县人，打小就生活在这个盆地里，我热爱着我的家乡，决不允许这里成为日本鬼子烧杀肆虐的地方！热血沸腾，我要从军！

当时我父亲在武通桥帮人管帐，母亲则是个在家操持家务的家庭妇女。我从军本是瞒着家里的，但不知怎么让姑母得知了消息，叫了大哥来劝说我回去。我一听就发了火！“犹太人你知道不？！”我向大哥吼了过去，“犹太人就是因为没有自己的国家才落到四处流浪的地步！等日本鬼子占了中国，你也等着做‘犹太人’么？！”这一句话，问得大哥哑口无言，支支吾吾地回答不上来。就这样，我上了去印度的飞机。初见飞机很是新鲜，飞机的前身上画着鲨鱼张口的画像，牙齿特别突出；还有美女的彩像，当然，都是美国的美女像。我们20个人分为一组上一架飞机。

我本来就对美国的空军有好感，他们帮着我们打跑小日本的轰炸机（特别是空军中的飞虎队）。坐了一次飞机，我更是对他们崇敬三分。飞行时颠簸很厉害，我坐在机舱里忽上忽下，一颗心就像是没有着落一般惶惶不安。美国驾驶员却跟没事儿人一样，还来回走动询问我们是否适应。

我们在印度汀江下了飞机，洗澡、清洁、换衣服之后，美军就要求我们一人打上三针，说是起预防作用。打针时因为人多，针推得很快，感觉很痛！有人便向美军打听，是否可以不用打针。美国大兵微微一笑，肩膀一耸，“NO！NO！”同时将针头不经意地扎入询问者的胳膊里，快速地一推，然后做了一个其实很简单的表情。那人气也不是，笑也不是，哭笑不得，但被逗乐了，却是肯定的。

前去雷多的途中下起了大雨，经过新平洋到孟拱，雨还是没有停，我们就穿着雨衣爬上了带遮雨顶篷的10轮大卡。汽车轮子都深陷在泥浆里滚动，为了避免从坡路上滑下来，三个轮子上都套了很粗的铁链。沿路竟看见许多翻倒在路边的吉普车，很是奇怪怎么都没有人来拉。老兵笑着告诉大家，那是美国人开的车，翻倒之后也懒得去弄，嫌麻烦，直接往部队再领台新车来开就行了！相比之下，我们在国内由于车辆不够用，还有一些学生兵是自己步行到新津机场的，走了一整晚！

路上时常能遇见修路的美国黑人工兵、英国人或者印度人，或许认为我们是开往前线的中国部队，他们往往竖起大拇指向我们欢呼：“OK，OK，顶好！顶好！”就这样我们到了密支那伊洛瓦底江边的抗日训练基地，被编进了新一军教导总队第二期第三队。

军队里的生活充满了乐趣，比如：值星官讲话，从来都是简明扼要的军语：“你不服从我的命令，我就要拿扁担来打屁（屁股）！”逗得大伙儿一阵哄笑，他又一本正经地下令不许大家笑。再有，美国的体育教官上课也是乐事一件：美国老师和中国士兵，清一色的只穿了一条短裤加一双轻便的胶鞋。士兵跟着教官的口令行事，气氛融洽，没有面对值星官时那种既严肃、又瞅空发笑的拘谨，一节课下来就十分轻松且愉快，基本上是一直在欢笑中度过的。课间休息时，有人去找教官学习时下最新潮的踢踏舞，教官一口应承，于是几个人也不管有没有跳踢踏舞所需要的鞋子，就这样在操场上，赤膊上阵，随着曲调跳起来，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都跳得不亦乐乎。

过了不久发枪了，大家都憋着一股子高兴劲儿。哪知领到的步枪上刻着一行字：1914——1918年制造。这分明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出厂的旧武器。大伙儿的兴奋劲去了一半。军旅生活的新鲜劲儿一过，生活就变得平淡且枯燥了。老兵们也依照惯例（某些壮丁班长、官长受了新兵就得任老兵打骂的坏习气影响）对我们随意打骂。我们群情愤慨，自己是来打日本鬼子的，又不是来任人欺负的！我们非常羡慕在兰姆伽接受军训的同学，他们是由美国人训练，不要说打骂，就连上课的气氛都是和乐融融的。我们队里的矛盾继续激化，孙立人在得知这一情况之后，就在例行的集合讲话中讲了一段关于他就读的美国维吉利亚军校（Virginia Military Institute 简称VMI）的情况：维吉利亚是一所很有名气的军校，但它也以揍人最厉害而闻名世界。在第一学年的时候，老生是照例要打新生的。走路时头要正，眼要平，胸要挺，背胛骨要并紧，走的是直线，转弯要是直角，稍有不对老兵就会给你一拳。有时，就在从教学楼往宿舍走的路上，也会冷不防地挨上七八拳。还有一种每月都要举行的习俗叫“苏醒”（RESTORATION），就是老生先起床，站在楼梯、路口上，看见新生，来一个打一个。孙将军第一次出门的时候，还摸不清状况就挨了一掌在胸口上，接着又挨了一掌，第三掌一下来就昏了过去。但老生将他扶起来，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开始向前跑，一路还是要挨打，一直打到站队的地方，这才算结束。

我们对美国军校的这个说法颇有些不相信且不以为然。孙将军又给我们举起了例子：且不说任安羌一战我们救了英军7000多人，就是我们第一次入缅接防那会儿，英军不打仗就往印度撤退，站岗守卫的英军只守八小时就下岗，其它时间根本不守。英美的军队行军到了一个地方就铁定要休息，而且不挖掩体和战壕。美军的骡马在一个山头上被日军的炮弹给炸死了，他们却说，“我们自己都没有挖掩体和战壕，难道还要我们给骡马挖上战壕么？！”这些都说明了英美的军队没有我们的队伍能打仗，而我们的队伍为什么能打仗，就是因为严酷的训练方法。正如美国的维吉利亚军校以严酷而成名是一个道理。他讲到这里，我深深地感受到中美文化的差异，美国除了军校，就连部队都没那种严酷的要求方式，而中国却一直延续了这种训练方法。

所谓军令如山，我们的军纪也是盟军中最严厉的。记得有一次我们的一个老乡罗天鉴（四川金堂人）因病住进了紧邻的48医院。某天上午正在大操场进行基本教练时，一名中国医生忽然跑来对队长陈治报告说，我们队里住院的罗天鉴找不到了。队长一时也没去弄清状况就非常气愤地说：“敢当逃兵！抓回来了一定枪毙！”出操回来之后，我们就看见罗天鉴被捆在了伊洛瓦底江边的一棵大树下。午饭时间叫全队人到江边集合。那时已有两个士兵奉队长的命令去挖埋死人的土坑了。队长腰间别枪，气得眼睛都红了。开始问罗天鉴还有什么话要说。这时为了向队长求情，值星官下了“跪下”的口令，整队人都给队长跪下了！队长仍旧不理，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总队部的传令兵奇迹般地出现了，带来口令，梁总队副要队长将队伍带回去。众人悬着的心，这才落了下来。事后调查，罗天鉴只是到华侨新村去买了一点生活用品就回来了，只不过刚好医生查房时不在。队副吕伯钧（四川成都人）听到这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幸好当时立即向总队部报告了此事。

其实如果传令兵不到，吕队副也做好了夺枪救人的准备。但这个难度就大多了。队长的脾气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要想扳动这根筋，谈何容易！队长以前其实不是队长，而是一个团长，曾在国外军校留学，是一名老兵了，上过很多次战场。有一次他开枪打死了一名想要临阵脱逃的美国联络官而被降为上尉，来教导队当队长（相当于一个连长）。他40来岁的样子，身材不高，只有1米60左右，时常给我们讲一些战场上的事情，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他谈到38师副师长齐学启将军为了照顾伤兵而被日军俘虏的事情。齐将军同伤兵一起撤离，还自己出钱为伤兵买了几头水牛，让伤兵代步，自己却跟在水牛身后走。这些话听得我们对我国的爱国主义将领更增添了几分崇敬之情，对日本鬼子又多了几分仇恨。有时他也给我们讲讲军中的笑话：有些壮丁兵想发洋财，听别人说缅甸有很多毛石（没有开过的璞玉，外面还包着一层石头外壳，看不见里面到底是什么），就捡了一块不知道哪来的石头，背着走了好多天路。半道上，又有人说那不是毛石，于是很愤恨地将它扔掉！另一个士兵不相信，立马捡回来放在自己的行李里头接着走！那一块石头就这样作了好几千里的免费旅行，直到现在也还不知道它究竟是价值连城的毛石，还是一文不值的平常石头。我们听了这话，笑得东倒西歪，但笑过之后又对祖国的现状焦虑起来。英美的国力我们看在眼里，相比之下我们的国家当时真是穷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真希望战争快些结束，回国建设家乡。

（徐文口述 孙艳婷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