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口隆夫

1950年7月15日，我们这970名日本战犯从苏联的哈巴罗夫斯克战俘收容所出发，经过古罗泰可夫，7月17日傍晚到达中国东部边境城市绥芬河。

自朝鲜战争爆发以后，不知为什么，我们心里总感到很紧张。在广阔的俄国境内，我们曾先后转移到好几个收容所。

最近几天，又被装进货车车厢，在士兵的押送下，晃晃悠悠地来到了中苏边境，一到绥芬河，我们就从货车及苏联士兵的手中移交中国。现在看到的绥芬河的山岭和原野，还是老样子。这里是我居住过的已经阔别了5年的第二故乡。面对着这里大自然的美丽景色，使我顿时产生了一种亲切感。

列车途经牡丹江、哈尔滨、奉天（即今沈阳——编者），最后到达抚顺。过去铁路沿线因战争造成的荒凉景像，现在还没有完全消失，这又引起了我对残酷战争的追忆。

然而，通过在铁路两旁田地里劳动的中国人民的新面貌，可以看出他们因解放而产生的喜悦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一路上伙食很好，不但有我们爱吃的白面包，还有煮鸡蛋。

担负着警戒任务的士兵们对我们很亲切。这一切都使我们感到很愉快。

到达抚顺以后，见到的是一种同苏联的战俘收容所完全不同的、想像不到的监狱生活在等待着我们。

这里，过去曾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用来监禁中国人的监狱。据说，过去的典狱长大村，现在就在我们中间，这真是具有讽刺意味的话题呀！

中国，是把我们作为战犯来进行惩罚呢，还是不久就把我们送回日本呢？我们中间，嘁嘁喳喳地发出各种议论，对前途充满着恐惧和不安，心情是非常复杂的。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给了我们新被褥、新衣服，衬衫、皮鞋、防寒帽子也都是新的。

我们已经几年没见到没用过的牙刷，现在也有了。每顿都是大米饭，让我们吃得饱饱的。这一切，使得我们变得喜悦乐观起来。无论是准，都感到被引渡回中国是件幸事。窗外常常有飞机飞过，因为朝鲜战争正在激烈进行着。

10月21日，我们又全体离开抚顺，乘车来到哈尔滨。把去向事先告诉我们，这也使我们感到很新奇。据说，朝鲜战争的危险已经威胁到我们的安全，因此，中国政府经过考虑，采取了这一措施。

当时，我们心里只相信美帝国主义的绝对优势，担心战火会烧遍全东北。我们不相信中国管理所工作人员“中朝必胜”的说法，甚至认为，说不定还要把我们重新送回苏联呢！我们就是怀着这种矛盾复杂的心情北上的。后来的事实给我们上了一课。我们一行，按照预定的计划，在哈尔滨下了车。

哈尔滨！哈尔滨的中国大街就相当于东京的银座。它是一条贯穿哈尔滨商业中心道里区、并一直通到松花江边的大街。街道是用石块砌成的，上面咯噔咯噔地跑着俄国式的马车，还行驶着公共汽车和俄国人驾驶的出租汽车。马路两旁，有“模范大旅社”、“秋林洋行”、“松浦洋行”、“帕莱毛皮商店”、“马鲁斯咖啡馆”、“佐罗泰·洛古大饭店”、“伊比利亚·高加索大菜馆”、“阿塞拜疆·俄罗斯点心店”等。

中国大街的尽头距离松花江岸大约300百米。同中国大街成直角交叉的警察街与商务街之间有一条小胡同，胡同口有一根四角木桩，上面写着“哈尔滨刑务所道里分所”。走进胡同五、六步，是一栋长长的二层楼砖房住宅。

从这儿走过去，向左一拐就是道里监狱的大门。监狱四周，修着很高的红砖墙。一面正临商务街，另一面离警察街大约100米，还有一面同中国大街只隔着一栋住宅。那栋住宅，正好把城市里住宅拥挤不堪的场面挡住了。在这座监狱的狭窄牢房里，已经挤满了900多名囚犯。除了几十名俄国人以外，其他人都还没有受到审判。

这座监狱的马路对面，与这里大小相当的一片地盘上，从1944年10月起，又盖起了三栋两层楼的长形建筑物，四周也围着高墙。这是日军滨江地区保安局的秘密拘留所。保安局抓的人都被秘密地送到这个拘留所来。至于这些人后来怎么样，那就不得而知了。作为“思想犯”被关押到这里来，是决不会释放的。而现在，建筑在人口稠密的闹市区的这座“监狱”与“秘密拘留所”已经合二而二，成为新中国的哈尔滨监狱。我就被收容在这里。

我被转移到靠近中国大街的二楼上的牢房里。吵人的汽车发动机声打破了黎明前的寂静，再过一会儿，就要到起床时间了。这是公共汽车的声音，在附近的中国大街与警察街交叉路口的一角上是个公共汽车的车库。

每天早饭前，这里都会有一个男孩子的响亮的叫卖声传过来。我每天都要等着听这少年的声音，直到听他走远为止。一到8点钟，就会有工厂的汽笛声响起来。胡同里玩耍的孩子们的吵闹声和各种车辆发出的噪音也不断地传进来。

星期日，从一大早开始，俄国人教堂的钟声就接连不断地敲响。公共汽车库的对面就是一个教堂。俄国人的信教者都在这里集会，据说，这座教堂就是他们集资修建起来的。俄国移民的生活，同宗教的关系很密切，一月的圣诞节（原文如此——译者）、二月的洗礼节、三月的复活节钟声把我带回到过去的中国大街嘈杂的人声当中去……

那时，我是人们望而生畏的检察官，又懂俄语，就成为街上的主角了。

走路的人们见了我，都脱帽低头致敬。“检察官先生，您好！”我经常夜晚在哈尔滨街道上彷徨。“幻想曲酒馆”的舞台，交际舞的舞女，歌手，地下的“柯兹别克酒馆”，“莫斯科酒馆”的乐队，俄国姑娘——混血儿舞蹈家，葡萄酒，混合酒，水果，伏特加、凉菜，松花蛋，俄国人的“尼察妓院”，“三套车”裸体舞厅，哄笑声，叫骂声，撤娇声，曾使我陶醉。

我喝醉了酒，常常像野兽一样，在马路上横冲直闯，用我殴打“嫌疑犯”的手殴打路上的行人。

清晨两三点钟，霓虹灯灭了，在亮着昏暗街灯的石板马路上，从酒馆、饮食店里跑出来的日本醉鬼们三三两两、歪歪斜斜地在街上晃着。这时，只有出租汽车在招徕这些醉鬼。我已经习惯于哈尔滨之夜的官能性的刺激了。我眯起眼睛，沉溺于对过去的哈尔滨生活的回忆，感到很亲切。

可是，我所留恋的只是那时的安逸生活与检察官的权利。我在回忆当中，还缅怀着检察官时代的生活。

可是，睁开眼睛看一看周围的现实世界，就不能不看到自己过去的见不得人的阴谋与罪恶，以及自己的沾满鲜血的刽子手形像。我在苏联接受审判的时候，把自己所干过的事情完全隐瞒了起来。而现在，我是生活在以检察宫身份在这里度过整整4年的哈尔滨了。只要中国政府一调查，我的罪行就会完全暴露出来。过去的审判记录还会有的，从那里可以知道，我曾经折磨过许多人。

可我现在，还想把自己的罪行隐瞒到底呢！说不定，不经过调查，这些事情就已经清楚了。我过去审问过的有中国人、朝鲜人、俄国人，有我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

当我一想到他们的时候，就想像着他们高举着拳头、怒吼着向我冲过来。他们都会揭发我的，连我常去的理发店的犹太人老板，也会手持锋利的剃刀向我逼过来的。去他妈的！我要反抗！要杀便杀！我虽然这样决定了，可心里还是很不安。

我在这中国的监狱里，总是回忆起当年日军战败时的情景。战败！这使我们失去了过去那些可以肆无忌惮生活的全部特权。

一个犹太籍的律师对我说：“日本战败了。或许你会认为，你当检察官的时候，也为某些人干了一些好事。可是，没有一个人会感谢你！在街上，有许多人都受过你的害，他们都憎恨你。这种情况，你自己应当明白。”

他的话稍稍停顿了一下，又一针见血地对我说：“他们见了你，马上会杀死你的”

有一天，在一个俄国人的指挥下。我们到马家沟附近去填平过去挖的反坦克车的壕沟。这个骑着马巡视的俄国青年走过我身边的时候，目光敏锐地认出了我。他骑在马上看着我，傲然地说道：“喂，检察官！现在，我们是主人啦！”

迟早是要受审判的。我没有任何理由不害怕这一天的到来。

1945年8月9日，苏联对日本侵略者正式宣战。日本的失败，已成定局。

尽管如此，关东军还要作最后的挣扎。我们在哈尔滨以东的香坊挖反坦克车的壕沟，就是妄图阻止苏军的进攻。为此，把许多市民驱赶到香坊去，那次，我也去了，我是去监督检察厅的中国职员挖壕沟。

8月13日，不知为什么，挖壕沟的工作停下了。我在当天晚上撤离香坊。

从香坊直通哈尔滨市中心的哈尔滨大街上，被撤回的日本侨民老人、妇女、儿童步履沉重地走着。装满日本士兵的卡车接连不断地从香坊向市内奔驰着。车上的日本士兵都没带武器，悄然无声。偶而还有几辆发出突突突响声的军用双人摩托车，从其它车辆旁边飞驰过去。我已经亲身感到快要战败了。

8月14日下午两点，哈尔滨高等检察厅副厅长西川清海先生把我找去了。我离开楼下的检察官室来到二楼的副厅长室。西川穿着一身合服，像酒坛子似的肥胖身躯压在椅子上面，他用力抬起那颗梳着斑白色大分头的头颅。他把两手搭在椅子扶手上，稍稍向前欠了一下身子，算作打招呼。他平素那种傲慢的样子，不知跑到哪里去了，此时两眉之间出现了深深的忧郁的皱纹。西川说话还和平时一样，语调低沉而且枯燥无味，语速很快，好像在发布强制的命令：“日本已经完蛋了！再让他活下去很危险，你马上把孙国栋给我杀掉！”

西川说这话的时候，鼻子下面剪得很短的小胡子一个劲儿颤动。他的锐利的目光从正面盯着我的脸，好像在刺探我的心思一样闪闪发光。

孙国栋志士，是抗联第三路军于天放支队长的副官。抗联第三路军在张寿篯将军的指挥下，活跃在北满，是一支为了中国人民的独立而同日本帝国主义及伪满军警英勇作战的人民军队。

1944年12月，“满洲国”警察在北满各地逮捕了同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有联系的50名中国爱国者。其中就有在绥化县九井子村被捕的孙国栋。是我在对孙国栋进行审问之后加以起诉并要求判处他死刑的。在哈尔滨高等法院，由审判长横山光彦宣判了他的死刑。此后，孙国栋就作为“死囚”被监禁在道里监狱。

我一听到孙国栋的名字，心里就不舒服。自从被警察逮捕以后，不用说，他受尽了残酷的拷打与审问，但是，在我审问他的全过程中，他一直坚强地正视着我。从他那十分严实的嘴里，听不到一句多余的话。他为数不多然而却是斩钉截铁的话语，充满了坚定的必胜信念以及对我们的强烈憎恨和坚决对抗到底的决心。

这一切都很刺激我的神经，我咬牙切齿地骂道：“这个混蛋！我一定给你点颜色看看！”

但是，他坚信中国人民的胜利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灭亡，并为之奋斗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而现在，他的信念真的要实现了。苏联军队、中国人民军队，不久就要进入哈尔滨，就要把人民从我们手中解放出去。那时，最先释放的，恐怕就是他们这样的为抗日而献身的“政治犯”。

我决不能把这个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我手中释放出去。中国人民、苏联人民，都是我们的死敌。一个人也不能让他们活下去。让他们活下去，我的性命就危险了。一定要杀掉孙国栋！

接受了西川的命令，我立刻直奔道里监狱而去。我把死刑的执行通知书发给刑务所长奥田，命令他执行孙国栋的死刑。

这座监狱里虽然有一个死刑场，可是，没什么特殊的设备。在靠近中国大街的那面墙的角落里，有一处停尸房，房子旁边有一块狭长的空地。空地上立着一根好像网球上的网柱一样的木柱。木柱上离地面大约80厘米的地方有个穿着一条麻绳的小洞。在木柱的一边，用麻绳系着一根带把手的铁棒，那个把手一转，绳子就一圈一圈地绕到铁棒上。

“准备完毕！”听到报告以后，我和刑务所的所长、文书科长、保安科长一起到刑场上去。那里已经来了四、五名看守，其中就有执行死刑的刽子手，他们正等着我们。

我们走到离柱子两、三米远的一张桌子旁边坐下。一瞬间，由于沉默，我全身都像绷紧了似的。

不一会儿，戴着手铐和脚镣的孙国栋从牢房里走出来。脚镣上挂着一把50厘米长的大铁锁，咣啷咣啷地，每走一步就响一声。

在8个多月里，他过着非人道的、不断被野蛮拷打的监狱生活，双颊的肌肉已经塌陷下去，胡子乱蓬蓬一团。可是，他的脚步虽蹒跚，但从容不迫，没有一点恐惧与犹豫的样子。他的目光如晴空一般深邃，射出镇定的光芒。对于周围的异样气氛，仍然像平时一样沉着冷静，他的这种大义凛然的气魄，把我们全都镇住了，我心中感到一种急躁。

看守慌忙地把他拉到桌子前面用细绳从他的手铐中穿过去，再绑到他腰上，这是为了使他的手绝对动弹不得。刑务所长照例地询问他的原籍、现住所、姓名、年龄，这是在验明正身。被他庄严的态度所慑服的所长的声音，带着颤抖的调子。在场人员的视线都集中到孙国栋身上，可是他仍然不动声色。这时，他把锐利的目光从所长身上移到我身上来，在这一刹那，我畏缩地躲开了他的目光。所长问他还有没有什么话要留给家属。孙国栋斩钉截铁地说，什么也没有。

这时，我和所长的目光不期而遇，我向他使了个眼色，他马上发出了命令：“执行！”

看守们便一起拉住孙国栋，他昂首直立的身躯晃动了一下，用那双燃烧起憎恶与愤怒火焰的眼睛紧紧盯着我们，然后，从心底里进发出一句铿锵有力的口号：“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人看守们一下子吓得畏缩不前了。我心想，孙国栋这是在众人面前公然反抗、侮辱我们日本人，是在嘲笑日本吃了败仗，于是，我差点气得头发根都竖起来。

看守们把他拉到柱子旁边去，他脚镣上的大锁又发出了咣啷咣啷的响声。看守让他靠着柱子坐到地上。他的戴手铐的手仍然绑在腰上，戴着脚镣的双脚往前面伸出去，好容易才坐下来。执行看守绕到他背后，从柱子的小洞里拉出麻绳套到他的脖子上，然后把麻绳两端紧紧地绑到柱子后面的铁棒上。

执行！铁棒的把手被用力转动起来，麻绳被紧紧地缠到铁棒上去。绷紧的绳子一下子就勒进了孙国栋的咽喉，他的头紧紧地贴到柱子上。一刹那间，脸色变红，又由红变紫了。

他那一双眼睛一直睁得很大，此刻好像死死地盯住我，即将冒出愤怒的烈焰一样。他的双手被细绳勒得肿了起来，一阵阵地抽搐着。这阵痉挛好像马上又传到肩部、腹部和整个上半身。被手铐勒得硬梆梆的手指头散开着，随着铁锁喀嚓一声响，双脚也立刻痉挛五分钟！眼看着他的目光变得混浊起来，手脚都没有力气了。

监狱的医生用手摸着他的脉搏。10分钟！15分钟！医生第二次、第三次用听诊器去听他的心跳。最后，医生摘下听诊器，报告说：“心脏停止跳动了！”

这时，我头上也沁出了冰凉的汗珠。

在祖国燃烧抗日烈火的大地上进行爱国斗争的志士孙国栋，没能享受到中国人民解放的喜悦，就这样被我这个魔鬼检察官用可怕的毒手夺去了宝贵的生命。

我最后一次到这座监狱去是8月16日。哈尔滨高等检察厅座落在南岗的官府街上，它的斜对面是滨江省公署警务厅。

那天，我是在外面吃的早饭，回到检察厅门口时，正好遇到警务厅特务科的警长高野。高野抓住我的胳膊，一口气告诉我一件使我逃脱不掉的大事。他说：“监狱里还有一批与抗日军有联系的死囚没处理。我看，得把他们都杀掉！如果苏联人来了把他们放出来，那时，你我这样的人就要倒霉了！这些人都被咱们拷问过，如果在监狱里不好下手，我那里可以干！可以让特务科的年轻人，用日本刀砍了他们！”

昨天，听到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广播之后，我马上把高等检察厅办公室里的文件、记录等等整理出来，把重要的东西都烧毁了。在混乱中，我竟忘记了处理监狱中的死囚这件事。今天，听了高野的话，我马上跑进副厅长办公室，对他说，应当把死囚都杀掉。

副厅长西川说：“好吧！你和吉良一块儿到监狱去一趟，下令把他们全杀掉！”吉良是两三个月前从长春调来的思想科的检察官。

8月的太阳晒得人脸上火辣辣的。我腰里别着手枪，和吉良一起乘马车到道里监狱去。没想到，日本宣布投降后的街道上这样平静。可是，一来到中国大街，人立刻多了起来。

日本的投降，就好像长期压在头上的巨石突然被搬掉似的，解放了的中国人、朝鲜人、俄国人都沉浸在喜悦之中，他们的紧张神情，好像还在期待着什么重大事变。现在，到昨天为止还在这里唯我独尊、横行霸道的日本人，在街上连影子也看不到了。

我们在监狱门前下了车，便急急忙忙地走进办公室。在一楼保安科的房间里，一些过去都认识的中国人看守们聚集在一起，不知在谈什么，他们听到我们的急促脚步声便回过头来。他们的脸上现出很明显的反感与憎恶的表情。他们的目光仿佛在说：“这里已经不是你们的天下了！”我们赶紧向二楼的所长室走去。

所长室里没有人，我们来到接待室兼会议室。这是一个大房间，所长奥田正同两个男子坐在桌旁低头商议着什么。我们急匆匆走进来，那三个人吃惊地站起身来。他们用提心吊胆的目光迎接了我们。那另外两个人，一个是牡丹江刑务所长今井，一个是辅导院的院长，都是我认识的。这两个人让出座位，站到窗边去，我和吉良一屁股就坐到沙发上。

奥田对我们的到来，感到很狼狈。

我开门见山地说道：“是副厅长命令我们来的。要你们立刻把死囚全部杀掉！”

所长的脸色一下子变青了。他没有答话，但可以看出，他在拼命地压制着内心的震惊。奥田过去当过和尚，入伍后当过刑务所的劝导师，后来，才当上刑务所长。他很踌躇地说了一声：“啊！”我看到他犹犹豫豫的样子，便用强硬的语气说：“凡是共产党员，都不能让他们活下去！何况，他们都是死囚呢？”

“我已经对在押的全体人员讲过，我现在有责任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不然的话，我们也会有生命危险。如果想处他们死刑，中国看守们是不会干的，这就没办法了。”他胆怯地用颤抖的声音说道。

“这些死囚如果活下去，那些审问过他们的警察，日子就不好过了！如果监狱里不能处理，那就让警察们去处理吧！”我这样说了几句。

“反正我是不能干啦！我还想保住一条命呢！请转告副厅长，取消这次的死刑吧。我求您啦！”身材短小、40岁刚出头的奥田，好像要哭出声似地这样说道。

我是被派来执行死刑的，听到这个家伙在“囚犯”面前表现得如此软弱、动摇，便用力敲着桌子，想要发火。

可是，这时脑海里突然再现了楼下中国看守们的反感与憎恶的目光，便没有发火。我摸摸腰里的手枪，心里想，我是不会对敌人发慈悲的，我无论如何也要把那些“囚犯”杀掉！

“那么，就让警察们去杀吧！”说完，我和吉良一起离开了所长室。

我们急匆匆地来到南岗的警务厅特务科。特务科在警务厅最里面的大屋子，那里一片混乱，20多张桌子挤在一起，文件、表格扔得到处都是。屋子角落里，有一张接待客人用的桌子。特务股长望月警佐正和高野警佐挤在那里的沙发上。高野见我们进来，急忙站起身来迎接我们。

他对我们说道：“特务科的年轻人，刚刚乘火车南下了。现在形势很紧张，已经有人身危险，所以把资金分开，决定转入地下活动。可是，真糟糕，我的亲戚望月患了伤寒病，动弹不了，我只好留下来。听说，还有最后一趟火车，我们才好歹赶到这里来等车。”

在哈尔滨培养出来的特务警察中，身材魁梧的望月是个不知疲倦的人。他好像天生就是一个逮捕、屠杀中国人的警察材料。镇压中国人，他总是在第一线。现在他却瘦弱得不能动弹了。我马上就明白，“囚犯”是杀不成了，而且，望月和高野对我已经毫无用处。于是，我只说了一句“保重吧”，就离开了警务厅。

吉良说，还是到日军宪兵队长那里去说说，让宪兵去杀吧。吉良同新任的哈尔滨宪兵队长儿玉一真大佐是一起从长春来时就认识的。儿玉还到宪兵队来讲过刑事诉讼法。宪兵队总部设在南岗，就在检察厅的后边。我们来到这里。

儿玉对我们说道：“宪兵已奉命集合完毕。现在，我们不必动手，用这个就可以杀掉他们。”

说完，他把一包氰化钾递了过来。然而，现在就是用药也杀不了啦！即使我能亲手把药带到监狱去，想要杀死监禁在那里的中国人也是不可能的。我们过去认为中国人是软弱无能的，现在，他们的力量已经增强了，他们会把我举起来的手钉到那里的。过去我认为很可靠的基础，现在早已大大地动摇了。不仅如此，现在，大和民族的团结与牺牲精神，也不知跑到哪里去了。不管是谁，首先考虑到的都是自己的安全，不愿去管别人的事情。

日军军官的家属，已经秘密地乘专车逃到安全地带。关东军对侨民已经见死不救。我就像飘浮在洪水的水面上摇晃着枝叶的一棵小树，为自己失去栖身之地而感到孤独、不安、焦躁。可是，我还不希望看到世界会发生大变化。

犯过这些严重罪行的我，在哈尔滨战犯管理所的三年中，为自己的罪行而感到深深的内疚。

日本军队占领了满洲，并且制造了一个“满洲国”。我从日本到中国来，充当“满洲国”的一名检察官，在这块土地上，杀害了抗日联军的志士及中国爱好和平的人民。

现在，我被中国人抓住了。受过我们屠杀的人，反过来杀掉我们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我们没有任何怨言可说。日本战败前，我在监狱里杀害过中国的志士，战败后，我不是还企图把在押者全部杀掉吗？中国人民一定要向我讨还血债的！

可是，自从被引渡回中国以后，每年都发给我们新衣服，每月都发给我们日用品、大米、肉、蔬菜等等，吃得饱饱的。还常常发给我们水果和点心。到了春节，特地给我们做日本风味的年糕饼。

我们留在哈尔滨的只有200多人，就派给两位医生，3—4名护士，还有药剂师和化验员。他们采用新疗法给我们看病，毫不吝惜地给我们用药。

我很注意观察管理所对待我们的态度。中国政府不但根本不想虐待我们，不想使我们痛苦，相反地，还让我们每天都能看报纸、看杂志、锻炼身体。不久，还在运动场上举行了排球赛，这使得我们大家都增加了对打排球的兴趣。晚上，还有文娱活动，可以下围棋、打麻将等。

医生申先生、崔先生和护士们对我们百般热心照顾。从他们那里，我们根本感觉不到对我们这些战犯有憎恶的情绪。我曾经用自己的双手直接地给许多中国人带来灾难。说不定他们当中就有被害者的亲属、朋友呢！我总想向他们赔罪，请他们宽恕。

管理所的指导员曾经找我们进行个别谈话，问我们有些什么要求和愿望。我通过直接接触，通过指导员和医务室的医生们的言语和态度，感觉到他们是向我们伸出了打破民族界限的、毫无憎恶之意的温暖的手。

我为过去的罪行而感到痛心，总想在这些人面前把我的一切罪恶坦白出来，请求他们原谅。可是。过了不久，我这些念头反而打消了。

管理所所长曾经把我们大家集合起来，对他们说过：“你们如果能够承认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坦白这些罪行，抛弃帝国主义，就有希望向得到人民宽恕的道路上前进。只有这样，你们才会有光明的前途。”

管理所的所长还说，中国人民胜利了，胜利的中国人民是不搞报复的。

真的会这样吗？我们现在不是还在受到严格的管制吗？卫兵们日日夜夜地在牢房外面和走廊里巡逻。锻炼身体也是在班长和哨兵的监视之下进行的。这难道不是预先就定好的处罚吗？这不就是报复吗？待遇虽然好，可是，本质没有变啊！在《东北日报》上，报道了日本人在抚顺郊区包围一个村庄并杀害了全体居民的事件，还报道了臭名昭著的平顶山事件以及其他残酷的事件。

同时，报上还发表了许多中国人对日本帝国主义满怀仇恨与愤怒的来信来稿。这些事情，刺痛了我的心，我想，这些难道不是报复吗？我不相信所长的话了。我们对中国人民确实是犯了罪，因此，报复，也是理所当然的。

正是这些想法，顽固地拖住了我的后腿，使我不能前进。在苏联的时候，我总想将来能回日本，所以，把自己的经历和罪恶都隐瞒了。可是，现在我回到了曾经当过5年检察官的中国。如果调查我的罪行，只要一翻当时的审判记录就行了。而且，许多人都认识我，特别是我曾经折磨过的那些中国人。我想隐瞒罪行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又想，在证据没被抓住之前，我不必交代。这样一来，他们就没有处理我的理由。

1953年10月，我们再次回到了抚顺。

在前一阶段，对于帝国主义的本质及其罪恶，我开始有了一定的认识。而且，我认识到应当抛弃那种帝国主义思想。过去，我走错了路，今后，我决心走上人民的道路。在牢房里，我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我认为自己的思想改造是容易的。我常说，“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来说话”如何如何。可是，我自己的内心深处又是怎样想的呢？这里还是有问题的。我的真实思想是，我的罪行一旦暴露，肯定得判死刑。

有一次，我请求指导员跟我面谈，请他帮助我。指导员说，谈谈看吧。

我说要把自己做过的事情全部讲出来。指导员说，那是很困难的，不是简单的事情，你怎么想就怎么说吧。于是，我就把过去当地方检察官时处理过的一些普通刑事案件，经济案件和一些无足轻重的事情一件一件摆了出来。指导员只是默默地听着。然后，他说让我再想一想，有没有“思想案件”。

过了几天，我又把在高级检察院处理的几个小案件说了出来。

指导员说：“还有啊！你的帝国主义者的思想还没扔掉啊！”

我就反复地说：“我想不起来了”在我面前好像有一座高山，我总想绕过去，可这样一来，反倒从树丛里引出蛇来了然而，事态发展到这里并没有完结。

指导员站起身来，带着自信的表情，冷静而又干脆地说：“你杀过中国人！”

我愕然了。指导员从正面看着我的脸。我很狼狈，但又不肯认输。我站起身，然后又坐下，迎着指导员的目光，故作镇静地说：“我一个中国人也没杀过！”

我这是公然反抗指导员。而指导员只说了一句：“回去吧！”

我回到牢房以后，又陷入了沉思。否认——处理——死刑；暴露罪行——处理——死刑。这两个公式在我脑海中转来转去，不管怎么样，反正也是死刑了！我知道，想要否认到底，那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不讲出一点“思想案件”来，那是过不了关的。于是，我就把离开哈尔滨到巴彦去调查巴木东事件的事情说了一遍。

巴木东事件是指由抗日联军第三军领导，在北满的巴彦、木兰、东兴一带组织了救国会武装组织的中国人被检举出来的事件。我想，我是受高等检察厅的命令而去参加调查的，我没什么大责任。

指导员听完说道：“你的态度稍微好了一点，可是，还有嘛！”他说我像牙膏一样，一点一点往外挤，既想吐出来，又想往回收，总想避开问题的实质。

我全神贯注地听着指导员说的每一字、每一句话，想从他的话里听出他究竟掌握了多少证据。我是在和指导员较量。

指导员说：“你把以前的职业经验用来对付我，这可不对呀！”

他的话正中了我的要害。可我还是说：“除此之外，我没干什么了，想不起来了。你们可以去查审判记录嘛！”

这时，指导员终于说出来了：“在日本战败的时候，你在监狱里杀过中国人！”

我吓了一跳！指导员说的，是哪一座监狱呢？是道里监狱，还是香坊监狱呢？我在战败的当时，曾经到道里监狱去过两次。第二次去，并没有杀人。即使这样，话也不太好说。可是，这一事实不说是不行了。中国看守都看到了的。我便说，在战败之后，我曾到道里刑务所去了一次，曾经命令刑务所所长把在押的死囚全部杀掉，但，后来并没有杀呀！

指导员紧紧地盯着我说道：“不？战败之前你去过！”

果然问到孙国栋的事情了！到底问到了！我在恐怖与思想混乱当中，想到：万事休矣！可是，过一会儿，我又冷静下来，还想装相。我心里说：不能认输！孙国栋是抗联第三军里有重要地位的共产党员。正因此，我迄今为止才千方百计地隐瞒这一事实。如果我说出来，就没命了。

于是，我坚决地说：“战败之前，我没到监狱里去过。当然，就没有杀人的事了！”我很顽固，不管他怎么问，总是说“不知道”、“不记得了”。

指导员终于又进了一步：“你知道孙国栋吧？”

我想：这下子可完了！于是，孙国栋的充满憎恨与愤怒的目光，他在审判庭上一字也不肯说的态度，作为物证而摆在那里的手枪、长枪、军刀，在刑场上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孙国栋的形像又在我的脑海中重现了。我一定要把这些事情都隐瞒下来，可是，越想隐瞒，孙国栋的音容笑貌就愈清楚地在我脑海中出现。不一会儿，想起他在刑场上被勒死时的面孔，竟使我自己的脸色变得铁青不知为什么，我又大声他说了一句“不知道！”这是想从死亡的恐怖中逃脱出去而发出呼救一般的绝望叫声。

“抗联第三路军于天放队长的副官，1944年在绥化县被逮捕的孙国栋”指导员一直盯着我的脸这样说道。

我又像条件反射似地说“不知道”，还摇摇头。我是想：反正没命了，还是咬住吧！咬不住，就得死了！

我现在就像已经抬起右脚即将踏入深渊似的。我是想把抬起的脚再收回来，可是一股很大的力量把我往深渊里推。我用左脚拼命地坚持着。这时，我的头上又沁出了油腻腻的汗水。

指导员只好把哈尔滨高等法院副院长横山光彦的供词拿出来宣读道：“1945年6月，横山以审判长的身份宣布判处孙国栋死刑。这一事件是由水口调查的。参加公判会的也是水口。提出判处死刑的，也是水口。”

已经完蛋了！我的罪证全被抓住了！可是，我还不肯死心。横山承认了的，我也可以勉强承认。但他并没有说执行死刑的事啊！如果我说出这件事情来，就会定我个非法屠杀罪，那我就完了，因为那是8月14日，正是战败的前夕呀！

“在监狱里杀死孙国栋的，就是你！”

“绝对不是我！我生来还没有参加过执行死刑呢！”

“孙国栋是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而死去的。”

“不知道。”

“孙国栋的尸体就埋在打牛沟。”

“不知道。”我是要否认到底的！

指导员又递给我一封信，那是两三页中文信。他说让我看看，我一看，是前哈尔滨刑务所的三名看守的揭发信。我吓了一跳。我曾经对那些看守们发过火的。我非常狼狈，因为是用汉语写的文章，我看不太懂。可是，“水口”、“最凶恶的检察官”、“死刑”、“孙国栋”等文字立刻跳入了我的眼帘。

后来，指导员又让翻译念给我听：“水口是个最凶恶的检察官。他在1945年8月14日午后3时，在刑务所里下令处死了……”

万事休矣！在这样的证据面前，我真是一动也不敢动了！可是，我还想活下去呀！

“我没干，不知道！”

“那你是说，中国看守都是说谎了？”

“杀人的事情，可能不是说谎。可是，这不是我干的，说不定是谁干的呢！”

“你是个检察官吧！在这么清楚的证据面前，若是你，该怎么处理呢？在中国，不管你是承认还是不承认，都可以处理你的。你没想到这一点吗？”

“不管承认有罪还是不承认有罪，中国政府都有自己的看法。可是，我没干哪！”

指导员还是耐心地说：“你回去再想想吧！”我回到牢房就思考起来。我认为我只能有一种惩罚办法，便恐怖地发起抖来。怎么办才好呢？我连思索的力气都没有了，心里真是六神无主。

孙国栋的目光，看守们的目光，好像都盯着我不放，我输了！我在斗争中输给了指导员。我意识到自己要被判死刑的。

是的，还是承认了吧，那才是真正的死刑。我杀过许多中国的爱国者，现在我被杀也是理所当然的。而我一直活到现在，这已经是不可思议了。经过长时间的思想斗争，我认输了。我决心第二天就去承认。

第二天，我一坐到椅子上就说道：“孙国栋是我杀的！我是经过了长时间策划的。”说完，我就低下了头。我想像着，指导员一定会愤怒地喊起来“你这个混蛋”，然后，他会面红耳赤地咬牙切齿地拍桌子。我预想着，这代表6亿中国人民的愤怒，将像万雷齐鸣似地向我袭来。所以，我才没敢抬头。

可是，指导员却是意外地沉着、冷静。“好！你到底鼓起勇气来了。你又向人民的道路靠近了一步！”

我抬起头来，脸上充满了惊讶的神情。

指导员眯起了眼睛，看着因畏罪而全身缩成一团的我。他的目光就好像一个慈父看着自己的爱儿在为自己的错误行为而悔恨一样。

我目光茫然地看着指导员。在我面前坐着的指导员是一位中国人。我是杀害过中国爱国者的刽子手。我曾经在中国人的面前为所欲为，诸如：咬牙切齿、顿足捶胸、面红耳赤、勃然大怒、连踢带打等等。

可是，这位中国人呢？

我完全没想到，在我心中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事情，却俨然成为现实。怎样来看待这一现实呢？

我对自己说道：“喂，水口！你到底应当怎样用你的理论来说明这个现实呢？你是否能够解释呢？如果能够的话，至少，你的理论在这一现实面前，是失败了的。

“喂，水口！指导员的态度，并不是他一个人的，是的，并不是他作为一个特殊人物而产生的特殊态度！这种态度，正是6亿中国人民对你的态度。如果按照你原来的看法，你能把6亿中国人民的事情解释清楚吗？”

我这样诘问着自己。

这时，我的耳朵里，又传来指导员的声音：“你认了罪！这件事，会把你自己引向正确的道路，即人民的道路。这件事，可以成为你进步的原动力。鼓起勇气来！要向真理迈进，就不要前怕狼后怕虎的。中国人民为你的认罪表示衷心地欢迎，我们要全力支持你前进。

“你认罪这件事，并不是向中国人民低头，而是向真理低头！”

我长叹了一口气，心里想道：“啊，真理呀！你是多么伟大而又高度仁慈啊！”

这时，我的眼眶里，突然一阵发热，流出了眼泪。在最近的整整三个月中，我一点儿也不肯接受指导员的教育。我总认为他是为了杀掉我而寻找“借口”，所以，我编了一大套谎言来对付他。啊，这又该怎么办哪？我怎么向他赔礼道歉才好呢？是啊，只有赔礼道歉啦！

想到这里，我再次抬起头来，仔细地看着指导员的脸。那是一副充满慈爱的面孔啊。他的形像被我眼中的泪水弄模糊了，但是，却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我的眼泪，像滂沱大雨一样，顺着两颊向下流淌着，一直落到我放在膝上的两手里。我没有出声，也没有擦去脸上的泪水。

从这流淌着的泪水中，我产生了一种无限喜悦的心情：“这泪水，不单单是悔恨的泪水，也是我看到了真理的喜悦的泪水，更是我庆祝新生的泪水！”

从此以后，我一方面正视了自己凶残的罪行与丑恶的心灵，另一方面体验到胜利了的中国人民打破民族界限的伟大人道主义以及人民道路的正确与温暖。

在黑暗的过去与光明的未来之间，认罪是一座桥梁。我再次获得了新的希望，并且自觉地意识到自己应当完成赎罪这一光荣任务。

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了中国，他们把这个世界上没有过的一切不人道的坏事都干出来了。被侵略的中国人民所遭受到的难以用语言来表达的精神及肉体上的痛苦，远远超过了我的想像。而另一方面，作为侵略者而被驱使的日本人民，所得到的也只有殖民地奴隶化的生活。

是谁，把勤奋劳动、追求和平、同心协力建设幸福生活的亚洲人民引入水深火热的地狱中去？

是谁，把各民族卷入了对立抗争的漩涡之中？

是谁，在几千万人民流血牺牲的基础上，在我们犯下的滔天罪行的基础上，把自己变得脑满肠肥，而在战败之后，仍然带着若无其事的样子而骄然自得？

这样一些不合理的事情，都被加上了“忠君爱国”的美名，作为至高无上的命令而强迫日本人民去完成。

过去，凡是揭露这种欺骗、讲出真话的人，全被加上“国贼”的罪名，被从这个世界上消灭掉。

可是，我再也不能盲从了！

我在真理面前睁开了双眼，对事物有了正确的看法。在真理面前，我必须勇敢。

我决不能允许我们走过来的那条军国主义的道路重新复活。那是把我们日本人民当成外国军队的雇佣军，为侵略战争服务，那是要把日本民族引向必然毁灭的战争之路。

我热爱美丽的祖国，热爱劳动，热爱日本民族，我决不能坐视我们的民族再次受苦受难。我要坚决反对侵略战争！

作者简历：

作者1945年日本战败时为哈尔滨高等检察厅检察官，文化程度17年，年龄4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