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建霞

（延安革命纪念馆）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上井冈山，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具有中同特色的革命道路。在本文中，笔者试图从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中论述刘志丹是中国革道路的正确践行者。

一、刘志丹所率的陕甘游击队的艰苦战，标志着陕甘边地区的武装斗争进入工农装割据的新阶段

大革命失败后，1927年7月11日，根据中央示，陕甘区委改组为陕西省委。9月26日，中共陕西省委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总结了大革命时期党领导陕西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通过了农民斗争和军事运动等九项决议，标志着陕西党组织已经完成了战略方针的转变。

陕西省委虽已意识到抓革命武装的重要性，但是通过什么途径、怎样组建军队，还需探寻摸索。在清涧、渭华和旬邑等武装起义失败后，刘志丹、谢子长等又在严重的白色恐怖情况下，从事了艰苦的兵运工作，屡遭挫折使他们逐步悟出：“没有革命的武装，将会一事无成。”经过几年的兵运活动，终于找到了革命发展的正确道路。正如刘志丹所总结：“几年来，陕阡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70多次兵变，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如果我们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割据……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

1931年9月，刘志丹在兵运工作失败后，将分散活动于合水、庆阳山区的赵连璧、杨培盛、贾生财的三支民间武装，集合于合水县平定川倒水湾进行整编，建立起陕甘边地区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工农武装一一南梁游击队。全队共300余人，以三支民间武装为基础编为三个大队，刘志丹任总指挥，马锡五任军需。南梁游击队建立后，刘志丹汲取搞兵运的经验教训，坚持以南梁为中心，依托桥山山脉开辟南梁游击区，首战二将川，消灭张廷芝一个骑兵连，接着又击溃合水民团的进攻。游击队一时名声大振，开创了陇东游击战争的新局面。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号召组织群众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1931年10月下旬，阎红彦、杨重远率领陕北支队（即晋西游击队及其与之联合的商保武装）辗转来到甘肃合水林锦庙同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胜利会合。两支部队会合后，建立了中共队委会，谢子长任书记，刘志丹任委员。12月中旬，部队转移到合水县月明塬柴桥子，两支部队在这里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下辖两个支队，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兼第二支队队长，杨重远任参谋长。同时，还建立了中共西北反帝同盟军党委，谢子长任书记，刘志丹等为委员，两个支队亦建有中共党支部。

1932年2月初，西北反帝同盟军移驻正宁县三嘉原整训。12日，西北反帝同盟军在三嘉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任总指挥，李杰夫任政委，杨重远任参谋长。同时成立中共陕甘游击队队委会，李杰夫任书记。陕甘游击队的建立，标志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陕甘边地区正式成立了工农红军，陕甘边地区的革命斗争进入到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新阶段，揭开了陕甘边地区工农武装割据的序幕。

陕甘游击队成立后，即遵照陕西省委的预定方针，挥师南下，2月13日攻占旬邑职田镇，15日阳头坡一战大获全胜。然后转战于耀县、同官（今铜川）、宜君等县。3月19日，奔袭正宁县山河镇，因向导迷路，错过战机，计划未实现。当晚，队委会召开会议，决定依靠地方党组织，开辟寺村塬革命根据地。

1932年3月20日，陕甘游击队进驻正宁县寺村塬，以这里为中心，发动周围72村的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斗地主，分财物，成立赤卫军、贫农团、妇女会等组织。22日，在游击队总指挥部的指导下，召开农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寺村塬革命委员会，开展土地革命。这是陕甘边地区建立的第一个革命政权，虽然为时很短，却是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一次有益尝试。

4月中旬，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杜衡来陕甘游击队巡视，刘志丹同路返队。21日，陕甘游击队离开寺村塬，奇袭旬邑县城，全歼守敌300余人。24日，杜衡在旬邑批评陕甘游击队负责人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撤销谢子长的总指挥职务，将部队改编为第三、第五两个支队，第三支队队长刘志丹，参谋长吴岱峰；第五支队队长阎红彦，参谋长杜重远。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和队委会也随即撤销。4月下旬，陕甘游击队进入陕西西部和渭北地区活动，强烈地刺激了敌人，部署重兵“围巢4”陕甘游击队。为了统一指挥，中共陕西省委决定重建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和队委会，刘志丹任总指挥，李杰夫任队委会书记。在刘志丹指挥下，部队半个月内转战永寿、礼泉、乾县、彬县、富县、洛川、中部、宜君等地，作战9次，共歼敌1400余人，粉碎了敌人的“围剿”。但就在这时，陕西省委指示陕甘游击队东进韩城，在平原地区建立根据地，结果遭到陕军重兵“围剿”，损失惨重，刘志丹不得不率部向陇东转移。

6月下旬，刘志丹率部撤到宁县麻子掌，部队士气低落，思想混乱，在行动方向上发生了南下三原和北上桥山的分歧。为此，陕甘游击队队委会在麻子掌和梁掌堡两次召开会议，统一了认识，作出了以桥山山脉为依托，就地开展游击战争，创建陕甘边根据地的决定。会议选举阎红彦任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队编成三个大队，刘志丹任二大队队长兼政委。此时，谢子长在靖远组织兵变失败后东返。7月9日，在谢子长领导下，由杨林、高鹏飞等人发动了西华池兵变，拉出170余人参加红军，壮大了红军游击队的力量，给处在困境中的陕甘游击队以有力的支持。

1932年4月20日，中共中央根据陕西省委的报告，作出了《关于陕甘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新苏区的决议》。6月1日，陕西省委根据中央决议精神作出了相应的决议。7月23日，陕西省委派李艮到陕甘游击队传达省委关于创建陕甘新苏区与红二十六军的指示，并担任陕甘游击队的政委。李艮到后，推行“左”倾错误，批判所谓的“机会主义领导”。他不顾敌人准备“进剿”游击队的严重形势和刘志丹、阎红彦等人的反对，在正宁县南邑村连续召开干部会议，空谈创造新苏区和红二十六军的问题。8月初，当敌人向游击队发起围攻时，游击队仓促应战，李艮先是命令部队强攻王郎坡寨子，失利后又要求“死守五顷原”。游击队与敌人打了几次硬仗皆败，部队伤亡惨重，最后只得分散突围。8月24日，突围出来的指战员在宜君县马栏聚齐，近500人的队伍锐减至200余人。陕西省委对李艮的错误做了严肃处理，但仍然强调改造游击队的“右倾机会主义”领导，撤销了阎红彦的总指挥职务，重派谢子长任总指挥。

刘志丹率陕甘游击队在马栏稍事休整即进人耀县照金一带活动。9月12日，照金战斗获胜，歼敌400余人。敌人又调重兵合围，游击队在保安县城、瓦子川、墩儿梁连战失利，伤员增多，给养更加困难，队委会决定部队化整为零，分散游击，渡过难关。经过近两个月的休养生息，部队恢复了元气，军威复振。

12月18日，杜衡以中共中央北方局特派员、陕西省委常委身份来到陕甘游击队，对部队一年来的活动横加指责，诬蔑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杨重远等“有反革命阴谋”，攻击他们的正确主张是“游击主义”、“梢山主义”、“土匪路线”、“逃跑主义”、“右倾机会主义”，撤销了他们的领导职务，强令离队去上海中央局“受训”。由于谢子长等力争，才勉强留下刘志丹和杨重远。1932年12月24日，杜衡在宜君县转角镇（今属旬邑）召开军人大会，宣布陕甘游击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并举行授旗仪式。杜衡任军政委兼团政委，王世泰任团长，郑毅任参谋长，刘志丹任政治处长。下辖4个连，共200余人，有长短枪150余支。

红二团组建以后，根据省委的指示，决定开展山区游击战争，在照金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这里沟壑纵横，重峦叠嶂，地势险要，位于六县之交。12月27日，红二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全歼焦坪之敌60余人，很快开辟了香山、九保两个地区。接着部队南下，消灭照金、旬邑民团各一部，将根据地扩展到照金薛家寨地区。红二团很快发展至300余人，并帮助地方党组织建立起照金、旬邑、宜君、香山等五支游击队，初步打开了局面。1933年3月8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在照金成立，书记金理科，军委书记习仲勋。同时还成立了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李妙斋任总指挥。4月5日，陕甘边特委在照金召开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主席周冬至，副主席习仲勋。不久，又成立了照金、马栏等基层革命委员会。至此，以薛家寨为中心的照金革命根据地基本形成，面积2000多平方公里。

4月中下旬，红二团经过20余天的机动作战，消灭了一批敌人，队伍扩大到近500人。此时，杜衡却头脑发热，他不顾刘志丹等人的反对，强令红二团南下，创建渭华新苏区。5月29日，红二团从北梁出发，次日抵达三原。杜衡借口向省委汇报，只身离队（不久被捕叛变）。31日凌晨，红二团抢占了渭河渡口，歼敌30余人。当日中午，部队向临潼进发。6月1日，红二团冲破国民党陕西警一旅的围追堵截，且战且走，退人秦岭山区，与敌周旋。6月16日，部队在蓝田县张家坪与敌激战竞日，恶战之后，只剩100多人，分股突出重围，历经磨难，在地方党组织和群众的掩护下，先后返回照金。由于红二团南下并惨遭失败，使照金根据地处在危境之中。1933年10月中旬，坚持了十个月的照金根据地被敌占领。

陕甘游击队在艰苦征战中创建的寺村塬根据地、照金根据地，虽然存在的时问都不长，但它却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为后来陕甘边地区武装斗刘志丹是中国革命道路的正确践行者斓勰黼黔争的发展壮大和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有益的借鉴。

二、刘志丹以南梁为中心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构想，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式革命道路的成功实践

1933年5月下旬，在红二团被迫南下后，陕甘边特委领导地方游击队继续坚持斗争。7月21日，王泰吉在耀县率部起义。8月14日，陕甘边特委在照金陈家坡召开党政军联席会议，决定成立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王泰吉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会议决定今后的战略方针是：不打大仗打小仗，集小胜为大胜，集中主力打击敌人。10月4日，刘志丹由南山脱险回到照金，即被任命为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参谋长。陈家坡会议后，红军集中指挥，频频出击，节节胜利。敌人又气又恨，急调陕军四个正规团和三原、耀县、淳化等六个县民团共6000余人，向照金根据地发动进攻。临时总指挥部分析敌情，认为敌兵力较大，不宜在狭小的根据地内与其周旋，决定红军主力转到外线，寻机歼敌。10月12日，王泰吉、刘志丹率红军北上。

主力红军北上后，在叛徒陈克敏的带领下，敌军攻占薛家寨，照金根据地陷落。跳人敌后的红军主力，首战合水县城，毙俘敌200余人；再战庆阳三十里铺，消灭了当地民团；接着打东合水毛家沟门，歼敌200余人，三战三捷，重挫了敌人的锐气，大振了红军的声威。

照金根据地的丧失，使陕甘红军再次陷入无后方的困境。1933年11月3日至5日，中共陕甘特委和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合水县包家寨召开联席会议。根据刘志丹的建议，会议总结了以往武装斗争的经验，讨论了部队改编、根据地建设和今后行动方针等问题。会议决定：第一，撤销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先成立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王泰吉任师长，高岗任政委，刘志丹任参谋长，黄子文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三团和骑兵团，共500余人。第二，以桥山山脉为依托，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作为红二十六军的军事后方。第三，开辟三路游击区（第一路以安定为中心，第二路以南梁为中心，第三路以照金为中心），成立第一、二、三路游击总指挥部，红三十六军居中策应。包家寨会议是以刘志丹为代表的陕甘边执行正确路线的领导人运用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理论解决陕甘边地区革命实际问题的一次极重要的会议，它是陕甘边革命斗争从挫折走向勃兴、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转折点。会议在陕甘边革命斗争处于彷徨困难的时刻，及时清算了杜衡的“左”倾错误，作出了开展武装斗争和创建根据地的正确决策，从而把陕甘边地区的革命斗争引导到坚持中国式革命道路的胜利轨道上来。

11月中旬，红四十二师进入南梁地区，全面展开了创建南梁根据地的斗争。南梁地区位于甘肃省庆阳县（华池县）与合水县境内，地处桥山山脉中段大梁山南麓，位于甘肃庆阳、合水，陕西富县、保安（今志丹县）四县之交，黄河第三级支流葫芦河上游及各支流川道皆是其范围，以荔园堡川的南梁堡为中心，方圆达百余里，地势险要，敌人统治力量薄弱，是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的理想之地。为了廓清南梁地区的外围，红四十二师主力转至外线打击敌人。部队先后击溃井岳秀部一个营，全歼新堡民团和赵沟民团，消灭陕西警备骑兵旅四个连。这些战斗为建立南梁根据地打下了初步基础。部队还利用战斗间隙，分兵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打土豪分粮食，建立农会组织，并建立了约1000人的赤卫队。

1934年1月上旬，红四十二师返回南梁地区。因王泰吉去河南做兵运工作（不久被捕牺牲①），刘志丹继任师长。高岗因犯错误被撤职，杨森接任政委。2月25日，由师党委主持在小河沟四合台村召开群众大会，成立陕甘边根据地临时政权——陕甘边革命委员会，选举习仲勋为革委会主席，白天章为副主席。革委会下设土地、劳动、财政、粮食、肃反、军事、文教等委员会。革委会的成立，标志着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基本形成。红军和根据地的迅速发展，引起了国民党陕甘当局的惊慌。1934年2月，陕甘军阀以八个团的兵力分八路向南梁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围剿”，企图将新生的革命政权扼杀在摇篮里。刘志丹与红四十二师党委分析敌情后，制定了以第三路游击队牵制和袭击南线之敌，红四十二师在第三路游击队配合下转入外线打击敌人的战略方针。红军主力从耀县出发，相继攻打了陕西的瑶曲、石板、五里镇、店头等地，歼敌百余人。3月中旬，红四十二师用声东击西战术，袭击了保安蔺家砭，消灭了该地民团。接着奔袭庆阳元城、高桥、赵梁子的国民党军与民团。4月2日，在合水西华池全歼国民党“围剿”主力部队王子义团两个营及一个机炮连共700余人。西华池战斗后，红四十二师主力南下支援第二路游击队作战，5月中旬，先后取得了三里塬、和尚塬、瓦子川战斗的胜利，迫使窜人南梁地区的国民党部队和民团狼狈退出，陕甘边根据地军民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

1934年7月25日，为粉碎国民党军队对陕北根据地的“围剿”，谢子长率陕北游击队一、二、五支队来到南梁，同红二十六军共商对策。7月28日，中共陕甘边特委与中共陕北特委在阎家洼子召开红二十六军和陕北游击队干部联席会议。会议宣读了上海临时中央局、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的指示信。这两封信仍坚持“左”倾路线错误观点，不顾客观事实，否定红二十六军开创陕甘边根据地艰苦卓绝的斗争。对于这种指责，陕甘边根据地的党、政、军负责同志，用根据地创建和红军与游击队发展壮大的事实，进行了坚决的抵制。会议决定红四十二师第三团北上陕北，配合陕北游击队粉碎国民党军队对陕北根据地的“围剿”。会议还推荐调十子长为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政委。会后，在中共陕甘边特委和刘志丹的热情支持下，调拨给陕北游击队100支枪和数百枚银圆。

阎家洼子会议后，中共陕甘边特委作出了《目前政治形势与陕甘边区党的任务》的决议，又称“七月决议”。决议对陕甘边今后的工作全面部署，提出的主要任务是：积极恢复和建立党组织，深入发动群众，武装群众，普遍开展游击战争，扩大与巩固红军，扩大根据地，恢复照金苏区，打通陕北苏区，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加强政权建设，建立陕甘边工农民主政府，推进边区的革命斗争。各地根据决议精神，迅速掀起了革命斗争高潮，使陕甘边根据地进人大发展时期。到秋季，在陕甘边界的18个县的部分地区相继成立了正式或临时的革命政权。

1934年11月4日至6日，在南梁荔园堡召开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到会代表100多人。会议就根据地的建设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通过了关于政治、军事、土地、财政、粮食等决议案，正式选举产生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和陕甘边赤卫军总指挥部。习仲勋任苏维埃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刘志丹，赤卫军总指挥朱自清。同时，在原革命委员会保卫队基础上，成立了苏维埃政府保卫大队，郭锡山任大队长。11月7日，举行了盛大的成立典礼和庆祝活动。此后，随着边区苏维埃政府的诞生，许多县区也先后建立了红色政权。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是西北革命斗争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成为当时中国革命中形态较为完整的“工农武装割据”。

历史的经验值得总结，以刘志丹、谢子长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沿着“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道路，在陕甘边地区开创出武装斗争的新局面，其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因为三个“坚持”。

第一，坚持看准了的目标不动摇。创建革命根据地，是走中国式革命道路的核心，于是在哪里建立根据地就成为核心的核心。1931年秋，刘志丹和马锡五曾经在桥山山脉中段南梁一带做过广泛深入的社会调查，最先提出在这里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构想。当时这个想法没有被其他领导人所接受，就形成了此后较长时间的争论与斗争，其焦点是在临近敌人统治中心的平原还是在远离敌人统治中心的山区建立根据地。经过南下渭北和东进韩城两次失败的教训，到1933年11月包家寨联席会议上，陕甘边党和红军的领导人才认识到刘志丹提出的在以南梁为中心的桥山山脉中段建立根据地的主张是正确的。其后的史实证明，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建发展，是刘志丹等领导人坚持看准了的目标不动摇、坚持走中国式革命道路的成功壮举。

第二，坚持与“左”倾领导者的错误作斗争不妥协。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建发展过程，也是以刘志丹、谢子长等执行正确主张的党和红军领导人与执行“左”倾路线的陕西省委领导杜衡等人的错误主张作斗争的过程。杜衡等人凭借权力，搞宗派活动，一次次否定刘志丹等同志的正确意见和主张，还给他们加了“游击主义”、“梢山主义”等许多罪名，甚至蛮横地将他们排斥出领导岗位。刘志丹等党和红军的领导人虽然违心地服从“左”倾领导的错误决定，但它们在思想上对“左”倾领导者的错误主张进行了坚决的抵制，从不苟同和妥协。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是刘志丹等同志坚持走中国革命道路的胜利成果。

第三，坚持在实践中探索不停止。陕甘边和陕北地区，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我国北方唯一开展“工农武装割据”革命斗争的地方。这里，不仅在四周有白色政权的包围，而且远离党中央和开展武装斗争较为活跃的我国南方，党中央的决定和指示经常迟到甚至收不到，加之当时党中央领导集体中也有“左”倾错误的严重干扰。因此，刘志丹等党和红军的领导人在坚持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的实践中，带有很强的选择和探索的性质。他们以创建武装、开展游击战争为先导，开辟和建立革命根据地，经过创建寺村塬、照金等根据地政权的摸索实践，最终开辟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后又和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西北根据地，成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党仅存的根据地，对中国革命作出了伟大贡献。

三、在刘志丹的统领下形成的西北革命根据地，成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坚持中国革命道路硕果仅存的根据地

在陕甘边根据地发展壮大的同时，陕北地区的革命斗争也有了很大的发展。1934年夏秋，陕北游击战争已经发展到延河流域，陕甘边的游击战争则推进到洛河川。陕甘边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之间相距不足百里，西北革命形势出现了统一的趋向。1935年1月，经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巡视员黄翰建议，陕甘边特委书记惠子俊、军委主席刘志丹等率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北上陕北，到赤源县（今子长县）水晶沟灯盏湾看望正在养伤的谢子长，就统一陕北与陕甘边两块根据地的领导等问题，达成共识。2月5日，陕北特委和陕甘边特委在赤源县周家硷召开联席会议，正式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两块根据地的党和军队。西北工委书记惠子俊（未到职前由崔田夫代理），西北军委主席刘志丹（一说谢子长）。会议确定了反“围剿”的战略方针，并成立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西北工委和军委的成立，标志着陕甘边、陕北两块根据地的统一和西北根据地的形成。从此，西北革命斗争向更高阶段发展。

1935年春，西北地区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使蒋介石极度不安，急调驻河南的高桂滋部八十四师及陕、甘、宁、晋四省军阀部队约5万人，对西北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此时，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主力还只有4000余人，游击队也不过3000余人。面对这种形势，西北工委和军委同意以刘志丹为代表的多数同志的意见，部队向南发展，进攻延长、延川、保安、安塞，将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连为一片。刘志丹亲自为西北军委起草了粉碎国民党第二次“围剿”的动员令，根据地党政军民立即投入战斗。

第二次反“围剿”战役，从1935年1月15日南沟岔战斗开始，到8月21日定仙嫣战斗结束，历时半年多，红军先后解放了安定、延长、延川、安塞、靖边、保安等六座县城，消灭敌人正规军5000余人，民团武装3000余人，缴获枪支8000余支，子弹数十万发。开辟了甘泉、富县、宜君、定边、环县等游击区，实现了陕北根据地和陕甘边根据地的统一，并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在陕北地区，国民党当局只能控制一个完整的榆林县和绥德、米脂、神木、府谷、横山、延安等县城，广大农村基本上都成了红色区域，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政治形势。

在第二次反“围剿”接连取胜之际，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正在穿越渺无人烟的茫茫草地。长征快要到达陕北的时候，1935年7月，蒋介石又调兵遣将，部署对西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自任总司令，除原有陕、甘、宁、晋等省地方军阀部队外，又增调了东北军张学良部和中央军毛炳文部等，共十余万兵力，分五路向西北根据地进攻。刘志丹根据敌强我弱的形势，制定了集中主力红军各个击破敌人的作战方针，趁敌部署尚未就绪，8月下旬，首先在定仙墉歼灭阎锡山部两个团，迫其退回山西。接着又集中兵力进攻北线敌人，牵制了国民党十多万军队，减轻了长征路上各路红军的压力。正在此时，徐海东、程子华等率领红二十五军，由鄂豫陕苏区西征北上到达陕北。刘志丹起草了《为欢迎红二十五军给各级党部的紧急通知》，并派习仲勋、刘景范前去迎接。9月中旬，红二十五军与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在延川县永坪镇胜利会师。为统一红军指挥，决定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红十五军团成立后，发动了劳山和榆林桥战役，为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创造了有利条件。

就在这时，“左”倾教条主义的执行者在西北根据地实行错误的“肃反”，逮捕刘志丹、习仲勋等领导干部，造成根据地的严重危机。在这紧要关头，10月19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及时纠正了这个严重错误，使西北根据地转危为安。11月20日至24日，中央红军和西北红军取得直罗镇战役的胜利，歼灭东北军一个师又一个团，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对西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1936年10月9日，红四方面军长征到达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10月22日和23日，红二方面军的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分别在将台堡、兴隆镇同红一方面军会师。由陕甘边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发展而成的西北革命根据地，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坚持正确的中国革命道路硕果仅存的根据地，不仅是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而且是抗日战争和夺取全国胜利的出发点。实践证明，刘志丹等人在西北地区坚持的武装斗争，是践行中国革命道路的成功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