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丹与西北革命根据地研究_一三、以刘志丹为代表的陕甘边根据地领导人坚守党的政治本色的理论思考

一三、以刘志丹为代表的陕甘边根据地领导人坚守党的政治本色的理论思考

王钢

（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

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是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集中体现。只有坚守党的政治本色，我们党才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永葆先进性，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巩固执政地位、完成执政使命。胡锦涛总书记强调：“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艰辛实践中，我们党和人民军队培育了崇高革命精神和优良革命传统，……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和人民军队的性质和宗旨，深刻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思想和高尚情操，对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也是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夺取革命、建设、改革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必须坚持不懈地加强领导干部党性修养，使各级领导干部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树立和坚持正确的事业观、工作观、政绩观，以优良作风带领广大党员、群众迎难而上、锐意改革、共克时艰。”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中，始终不渝地以党的奋斗目标为价值追求，不畏艰难困苦，坚守党的政治本色，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们在革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实践中凝练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守党的政治本色，永葆先进性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一、坚守正确选择的理想信念，始终保持对党对国家对事业的无比忠诚

20世纪初，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出生在富有革命传统的陕西北部。李白成、张献忠起义是自明朝末年到清初中国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次农民起义运动，这一时期出现了以李白成为首的一批可歌可泣的人物。明末清初的历史演进、政治风云的变幻和农民革命传统，深深地蕴藏在陕北民问，为把有志青年引上反抗统治剥削和树立革命理想信念提供了极好的历史教科书。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人从少年时期就目睹家乡饿殍遍野、民不聊生的凄惨景象，在进步思想的不断熏陶下，萌发了改造社会、振兴中华的愿望。

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在中学求学时期，就先后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教育，这是他们确立坚定人生信念的转折点。刘志丹、谢子长先后受到魏野畴、李子洲等共产党员的熏陶和影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理想信念一经确立，就自始至终坚如磐石。从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加人中国共产党之日起，他们就把一切都献给了党，无论是在什么情况下，都对自己的选择没有怀疑过，对自己的信念没有动摇过。刘志丹坚定地表示：“入党就是要为自己的信仰奋斗到底。作为一个人来说，奋斗到底，就是奋斗到死。”谢子长在入党宣誓时激动地说：“我把一切都交给党了，我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习仲勋投身革命时间早、年龄小。大革命时期，在富平县立第一高级小学读书的他13岁便加人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1月下旬，他满怀着对革命理想的向往和追求，考入具有革命传统的三原第三师范读书，在学校党组织的领导下，进行校内的学生运动和革命活动。不久便因“三师革命”被捕，在敌人的看守所里，不满14岁的习仲勋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创建陕甘边根据地的实践中，经历过极其艰苦复杂的斗争和无数的艰辛、曲折，进行了许多惊心动魄的斗争，但无论是被敌人逮捕、战斗中负伤、失散后脱离部队、被“左”倾错误领导者错误地降职和无端指责，甚至被错误地“肃反”关押，他们都能坚持真理，宁死不屈，维护团结，顾全大局，对党毫不动摇，忠心耿耿。

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陕甘边特委执行正确路线的同志被王明“左”倾路线统治的中央北方局派驻西北代表团指责为“富农路线”和“右倾机会主义”，多次被降职，并错误地受到处分，但他们从没有怨言，照样努力工作。谢子长身负重伤，却遭到缴枪、撤销警卫班的不公正待遇，但他牺牲前念念不忘的仍是给人民做的事太少。“左”倾错误的执行者于1935年10月初将习仲勋及正在前线指挥作战的刘志丹逮捕关押。刘志丹在返回途中恰好碰见了往前线送逮捕他和其他同志密令的通讯兵。送信的通讯兵不知信的内容，把信交给刘志丹，但他为了不使党分裂、不使红军自相残杀，仍让将信送往前线，自己反而策马加鞭前往中央北方局派驻西北代表团驻地瓦窑堡，想向他们申诉，宁愿逮捕自己也不要逮捕前线的同志。但他一到瓦窑堡立即被投入监狱，连五岁的女儿和妻子也被监视。“左”倾机会主义者竞说刘志丹“明知要被逮捕，反而不跑，是狡猾地以此使党对其信任”，并武断地称刘志丹是“为消灭红军而创造红军根据地的反革命”，诬陷他率领红军打开县城消灭白军纯系“反革命欺骗群众的花招”。在狱中，刘志丹、习仲勋作为“首犯”，戴着手铐、脚镣，面对随时都有可能被活埋、枪毙的残酷现实，泰然处之，保持了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气节。刘志丹向同狱的同志说：“我们死也不能说假话。黑云总遮不住太阳。”在党中央的关怀下，刘志丹、习仲勋等才得以获得自由重返革命队伍。当时，一些出狱的同志，因蒙受不白之冤，个个义愤填膺，刘志丹却告诫大家，党内的历史问题不必性急，要忠诚为党工作，让党在实际行动中鉴定每个党员，并指出：“过去了的事都不要放在心上，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是路线问题，要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会解决好。要听从中央分配，到各自岗位上去积极工作。”还多次向部队讲话强调：“革命利益高于一切，要识大体顾大局。要绝对服从中央领导，听从中央调遣。”党中央指出：“刘志丹等同志坚持的政治路线和立场是正确的”，“当陕北‘肃反’问题未彻底弄清楚时，他们一贯地把握了布尔什维克立场和态度，这是值得我党同志们学习和效法的。”

二、坚守一心为民的政治立场，始终保持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

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20岁出头就成为陕北出名的革命家、群众领袖，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和热烈拥护，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及其领导的红军、根据地政权一心为民，时时处处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保持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党中央在遴选西北局书记人选时，毛泽东说：“我们要选择一个年轻的担任西北局书记，他就是习仲勋同志。他是群众领袖，是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不仅习仲勋同志如此，刘志丹、谢子长等陕甘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人都是坚守一心为民的楷模。刘志丹闹革命后，受到敌人的通缉追捕，家中房屋被烧、财产被抢、祖坟被挖，家人到处躲避，二妹夫和一个叔伯弟弟被杀，他自己甚至在与部队失散后沿途讨饭。父亲对他很不理解，请刘志丹的舅舅劝他好好享享清福，不要再去受苦受罪了，而刘志丹坚定地说：“我一个人成了员外顶啥用！我要使全中国人民都过上好生活。”“要使全中国人民都过上好生活”，是以刘志丹为代表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领导人共同的人生价值观。

群众领袖刘志丹是一位非常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领导人。他虽然担任着师长、军长、主席等重要领导职务，但群众战士见了他就像见了亲人一样。习仲勋回忆第一次见到刘志丹时，同志们都亲切地称呼他为“老刘”。刘志丹殷切地嘱咐习仲勋说：“你是关中人，种过庄稼，能跟农民打成一片。你一定要做好根据地的开辟工作。”并说：“只要政策对头，紧紧依靠群众，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习仲勋同志一村一村做调查研究，一家一户做群众工作，相继组织起农会、贫农团、赤卫队和游击队。同时发动群众进行分粮斗争，很快就发展到旬邑、耀县一带，游击运动随之扩大起来。1933年4月5日，陕甘边革命委员会成立，选举雇农周冬至为主席，习仲勋为副主席兼党团书记。颁布了各种法令，实行分土地、分粮食、分牛羊、戒烟、戒赌、放足等政策。由于和人民群众休戚相关，生死相依，受到广大农民拥护。广大群众斗志昂扬，革命情绪异常高涨。在红军游击队进攻山河镇一役中，就有3000多赤卫队员拿起了红缨枪，包围山河，配合游击队打仗。许多青年要求参军，陕甘边几支游击队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照金根据地也初具规模。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无论在地方还是在部队，都非常重视时时处处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与战士的利益。红军的一切生活来源，严格地规定由剥削者地主来负担。部队没收地主豪绅的财物首先分给劳苦大众，然后才是部队。部队分配东西时，也是先分给战士。有次只剩下了一条女人穿的花棉裤分给刘志丹，他就翻过来穿。他的一双布鞋白天穿在脚上，晚上枕在头下。他的马经常给伤病员骑，自己步行。1931年秋季，刘志丹来到南梁一带，深入考察社会经济、政治状况及群众条件，他和马锡五同志一道，钻梢林，爬高山，饥餐野果，渴饮山泉，踏遍了南梁数百里梢山，研究南梁的地理环境，从平定川、瓦子川到柳沟、麻地台川、井岔沟、荔园堡、南梁堡、东华池。当地的贫苦农民就像见到了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对待他们。在南梁平定川，有个老杨村，只有几户人家，有一户贫苦的农民老婆婆和儿媳妇为了招待刘志丹，瞒着他们，连夜摸黑上山拔回了尚未成熟的荞麦，揉下颗粒，用锅炒干，用擀面杖碾烂，再用细箩过了，才为刘志丹做了顿他最爱吃的荞麦面条。当刘志丹得知消息后表示歉意时，那位朴实的老妈妈真诚地对刘志丹说：“只要闹红成了事，把心摘下来也舍得。”这件事曾经在陕甘宁边区广为流传，成为佳话。

正是由于以刘志丹为代表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人一心为民，把党和红军与群众进一步联系起来，他们领导的革命深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欢迎，即使严重局面到来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敌人数次调动大批兵力，妄图一举荡平陕甘边根据地。当时照金游击队只有40多个人，枪不满30支，子弹很少。敌人对渭北、照金到处进攻，但基层党的组织没有遭到破坏，游击队也没有受到什么损失，到了冬天，淳化、耀县一带的游击运动又大大发展起来。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虽经起伏，但仍能坚持发展，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共产党人一心为民，始终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时时处处维护和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是分不开的。

三、坚守百折不挠的奋斗品格，始终保持知难而进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

以刘志丹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开辟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实践过程中走过了一条充满荆棘与坎坷的曲折道路。

大革命失败后，党调派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打人陕西、甘肃的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武装内部从事兵运工作。1930年8月，他们先后来到陇东地区，打人陇东军阀谭世霖部开展“兵运”斗争，为创建西北红军做军事上的准备工作。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在陕甘边地区秘密开展革命活动，陆续聚集起了一些人马，准备暴动。但不幸在三道川遭到惯匪张廷芝的袭击，兵运遭到挫折，部队受到严重损失。失败后，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毫不气馁，刘志丹说：“我们没枪，怎样革命？现在就是要利用各种方法，团结人，争取人，这些人有枪，能争取过来，我们就有了武装。”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出生人死，利用各种关系与矛盾，在军阀部队中开展兵运工作，在民团和土匪的夹缝中为革命工作。16岁就从事兵运工作的习仲勋后来回忆说：“那时没有最大的牺牲决心，是不能够在国民党军队中做兵运工作的，因为我还没有忘记，自己是被以共产党嫌疑捕押过的人，这样的人到国民党的军队里干事，对敌人说来是多么危险，多么引人注目。一经被查获，就是处死。”1929年到1931年间，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利用关系，先后打人陕甘宁边界军阀部队和民团进行兵运工作，筹划了70余次部队起义均遭失败，但愈挫愈勇，表现了共产党员百折不挠的革命气概。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出现了新的革命形势。刘志丹、谢子长等先后成立了南梁游击队、陕北游击支队、西北反帝同盟军、红军陕甘游击队、红二十六军，开辟了照金革命根据地和南梁革命根据地，极大地推动了陕甘革命斗争的发展。

然而当时执行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陕西省委书记杜衡对刘志丹等同志坚持从实际出发，在陕甘边山区开展游击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做法大为恼火，他指责刘志丹等人犯了“右倾机会主义”、“梢山主义”、“逃跑路线”的严重错误，强令红军到位于关中平原的韩城建立根据地。1932年6月，陕甘游击队向韩城进击，结果在平原地区受到强敌围攻，遭到了惨重失败。刘志丹等同志经过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终于使犯“左”倾错误的干部转变了认识，纠正了错误倾向，维护了红军的团结和统一。

1932年7月下旬，陕西省委书记杜衡派代表李艮来到寺村塬一带的游击根据地，全力开展批判“机会主义”领导和“反革命阴谋”的斗争，这场斗争的矛头主要是针对刘志丹等同志的正确主张，对正确意见打击压制。8月，国民党军向红军发动大举进攻，在严重的敌情面前，陕西省委代表坚持错误方针，结果红军陕甘游击队损失惨重，不得不放弃寺村塬游击根据地。为了战胜困难，刘志丹等同志身先士卒，以自己的革命乐观主义的言行，用自己的榜样影响着部队，鼓舞着部队。他亲手为战士们做饭，给战士们打麻鞋，夜间替战士站岗放哨，为战士讲解革命道理，以自己官兵一致的模范行动，稳定了军心，鼓舞了士气，使红军渡过了难关。

1932年12月，红军陕甘游击队奉中共中央的指示正式改编为红军第二十六军，下辖一个团。红军投入了创建照金苏区的战斗，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地方游击队，建设红色政权，陕甘边的革命斗争又一度出现了勃勃向上的兴旺景象。然而，1933年6月，在以杜衡为代表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的专断指挥下，：红二十六军第二团被迫离开照金苏区，南下终南山，遭到优势敌军的合击。红军孤军作战，奋力抗击，终因弹尽粮绝、寡不敌众，陷于全军覆没的悲惨境地。在红二十六军南下失败的日日夜夜，刘志丹等耐心地进行革命理想和信念教育，使战士们坚持战斗。经过终南山一月余的辗转作战，刘志丹患病在身，体质虚弱，干部战士见了都非常难过。刘志丹却鼓励大家：“月亮都有时圆有时缺呀！革命在一时一地的失败，算得了什么？失败了再来呀！咱们道理正，穷苦人都站在咱们这边！”还用他常说的一句口头禅安慰大家：“天不能老是阴雨，总有个放晴的时候。”在刘志丹的影响带动下，幸存的红军指战员挺起了胸膛，打起了精神，下定决心，返回陕甘边区，恢复红二十六军，扩大根据地。

以刘志丹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以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走着最艰难的革命道路，终于创建和发展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1943年朱德同志代表党中央和八路军在延安公祭刘志丹同志的大会上致辞说：“刘志丹白大革命起直到为党牺牲，均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下，以不同方式组织革命军队，虽屡遭失败，但他百折不回，至死不变，垮了再来，再垮再来，这种精神和毅力是建军的基本条件。如果有人要问共产党员是什么样子，那么就请看看刘志丹同志。”

四、坚守求是创新的革命胆略，始终保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理论勇气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是从革命处于低潮时期开始的。在历史关键时刻，以刘志丹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领导创建西北红军和根据地的过程中，坚持实事求是、调查研究，坚持把革命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指导工作。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陕甘边地区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得以创建、发展的精神武器。

在革命斗争中，以刘志丹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经过无数的失败挫折与成功，尤其是在与中央中断联系的情况下，不盲目依靠上级指示和抽象教条，善于把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同陕甘的实际相结合，正确地估量敌情我情，按照客观情况去决定自己的政策，独立地处理重大问题，表现出政治上的成熟和独创，形成了适合西北地区军队和根据地建设的重要思想，为探索中国革命正确道路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是认识到要把革命斗争的重点始终放在农村，坚决贯彻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1929年，刘志丹到陕甘边界的桥山，见当地是“三不管”的地方，一些土匪搞几支枪，就能在此割据一座山头，便动员党员说，连土匪都可以在这些地方称山大王，弄得军阀无可奈何，为什么我们共产党人不可以在这里闹革命呢？1930夏天，他拉起一支200人的队伍上了永宁山，当地民谣传唱：“刘志丹练兵石峁湾，要把世事颠倒颠。”在此基础上先后创建了陕甘游击队、红二十六军和以照金、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使革命的星星之火逐渐燃遍了陕甘。

二是认识到武装斗争是革命之本，坚持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大革命时期，以刘志丹、谢子长为代表的一批共产党员打人敌人部队，从事兵运工作，搞了70多次兵变，就是为了拿起武器进行斗争。这些斗争虽然都失败了，却使他们领悟到军事运动若不同农民运动和建立根据地结合起来，革命就难以存在和坚持下去，革命没有一个为共产党绝对领导的、真正为人民利益而战斗的军队是不行的，并把开展游击战争与“三分”（地、粮、财物）“五抗”（税、租、债、粮、款）结合起来，把建立革命武装同开创根据地和建立红军政权结合起来。在战略战术上，吸取了陕西多次革命起义失败的教训，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决定红军的作战任务，在保存自己的条件下，消灭敌人，发展自己，壮大自己。在敌强我弱、双方力量悬殊，根据地和红军游击队经常受到敌人“围剿”的情况下，不打硬仗，不死守一地，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不打大仗打小仗，积小胜为大胜，集中主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使红军取得了主动，打开了局面。

三是认识到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坚持在反革命力量薄弱的地方——“梢林”建立革命根据地。“梢林”，离敌人统治中心较远，其统治力量鞭长莫及，有利于革命力量的生长和存在，有利于根据地的开拓和发展。虽然“梢林”人口稀少，经济文化落后，环境极其艰苦，但是群众有强烈的土地革命愿望。因此创建革命根据地要先开展群众工作，一村一村做调查，一家一户做工作；此后组织武装，开辟苏区，建立政权。对于根据地建设，不搞孤立主义，在确定中心区的基础上，以主力红军为骨干，建立多路游击区，扩大回旋余地，互相呼应配合，把革命力量的积聚和扩大统一起来。依靠群众，开展土地革命，进行根据地经济、政治、文化建设。政治上，人民当家做主，实行民主选举；经济上，在分配土地和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恢复集市贸易，发行边币，维护工商业和小商小贩利益，和白区商人建立贸易关系，发展工商业，繁荣经济；文化上，发展教育，扫除文盲，创办列宁学校和陕甘特委的党内刊物与边区政府的刊物。

四是认识到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坚持争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对于同国民党政权有矛盾的地方武装，努力争取。凡同情、倾向革命的都热忱相待。一些哥老会头目、民团团总、保安团、红枪会，经过团结争取，他们都为革命做过许多好事。刘志丹提出，朋友要越多越好，敌人要越少越好，要灵活地运用各种办法，团结人，争取人，关键是团结民众，这样我们才能有基础，才能站住脚。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领导人，十分重视做统战工作。包括对于某些土匪，通过耐心细致的工作，将其改造成为游击队。庆阳的杨五胜、黄龙山的“山大王”郭宝珊，经过刘志丹等同志多方面做工作，经过长期改造把土匪成分洗刷了，吸收一些新的农民成分，就成为游击队，引上了革命道路。这些部队从红军时代直到解放战争时期，立了许多战功。

五、坚守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始终保持立党为公自觉奉献的光荣传统

建立革命根据地，离开艰苦奋斗精神是无法实现的。巩固革命政权，离开广大党员自觉奉献，就无法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伊始，中共陕甘边特委就根据刘志丹的建议，制定了一条纪律：凡一切党、政、军干部，如有贪污十元钱以上者枪毙。同时还要求，在战斗中，共产党员一定要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勇敢杀敌，不怕牺牲。这是衡量一个党员是否合格的标准。党员还要做到关心同志，在行军中，党员一方面要主动抬伤员，帮助体弱的同志背枪，做到吃苦在前，一方面要做宣传鼓动工作，发动大家互相帮助，保证不掉队、不违反群众纪律，做群众的贴心人。每到一地，党员都要主动向人民群众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维护群众纪律，为群众做好事。这充分反映了以刘志丹同志为代表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领导人非常注重强调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特别对党的干部提出了严格的纪律规范，要求每一个党员干部都必须自觉认真接受党组织的批评和监督，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决反对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特权思想。

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刘志丹同志是实践艰苦奋斗作风的楷模。他虽然先后担任过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师长、陕甘边及西北军委主席、西北红军主力兵团总指挥等重要领导职务，但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为了给红军指战员作出表率，他和红军战士一样吃野莱，住草棚窑洞，身穿千补百衲的衣服，脚蹬麻鞋。在那时，他家里只有两个土碗，两双高粱秆筷子。有一次，家里来了几个访问他的群众，他想招待却没有东西，最后找到了一个南瓜，煮熟后又因碗筷少只好轮换着吃。他的这种简朴作风影响着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每一个干部群众，他的高贵品质早已在根据地传为佳话。

由于刘志丹同志培育并倡导了艰苦奋斗的作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党和红军各级领导干部都自觉地发扬了脚踏实地、真抓实干的作风，弘扬了艰苦朴素、勤俭创业的精神，在实践中不断加强自身修养，不断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无私奉献，牢固树立艰苦奋斗的思想，养成了艰苦奋斗的品格。

时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的习仲勋同志就是这方面的楷模。作为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最年轻的领导人，他毕生坚守了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和不骄不躁自觉奉献的高尚品格。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了中宣部部长，国务院秘书长、副总理等职务，但艰苦奋斗的作风不改。为了节约用水，他每次洗完澡，总是把两个小儿子又放进浴盆再洗，最后还要洗过衣服才将水倒掉。孩子的衣服和鞋袜，也是依次接力，大孩子穿旧了打上补丁让小的再穿。男孩子因怕同学笑话而不愿穿姐姐的花色布鞋，习仲勋就让用墨水把鞋染黑照样穿。1979年11月23日至12月6日，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长的习仲勋，率广东省友好代表团出访澳大利亚，回程又顺道访问香港。出访期间，他严格遵守外交纪律，受到群众的称赞。习仲勋同志在生活上艰苦朴素，在事业上自觉奉献不计名利得失。新中国成立初期他两次面对升迁向中央提出让贤，毛泽东称赞：“他是一个政治家，这个人能实事求是，是一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谦虚谨慎，言必谈群众。1997年冬，西北某城市领导看望在深圳休养的习仲勋，一见面就说：“习老，您在西北地区享有很高的威望。”习仲勋听后淡淡笑了笑，问：“有多高，有麻雀飞得高没有？”他接着说：“其实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战争年代我们依靠群众，现在更不能忘了群众。你们有时间要多到群众中去，倾听群众的呼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