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规战争是很难界定的，可是在过去这些年中，形成了一个可行的解释。这种解释并不完整，在许多细微的区别上很不明确，但它不失为一个好的开端：

非常规战争主要包括那些不同于运用常规火力和大规模的部队、装甲车辆、火炮和空中力量的军事行动。在通常情况下，非常规战争是由小规模的、受过特种训练的部队进行的，它发生在普通军事分界线的后方，所涉及的活动包括侦察、破坏、小规模突袭、大规模袭击、暗杀，尤其是训练和支持友好的游击队。这些都属于直接行动的范畴。

直接行动的一个典型例子，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喷灯-暴力美/加联合别动队，即所谓第一特别勤务部队（FSSF）。它被官方确定为今天的特种部队的前身。组建那支特勤队的目的，是对在挪威的德国重水生产厂、在罗马尼亚的油田之类的目标发动闪电式的突然袭击，但后来主要被用于攻占在意大利的山区要塞（它蒙受了很大的损失）。

但是非常规——“特种”——战争也存在其他的方面，这是每个杰德堡小分队都知道的：把敌人搞得晕头转向就是一个方面。帮助困境中的人民——提供医疗援助，提供组织建议和咨询，建造桥梁和道路，取得干净的水——也是一个方面。“把敌人搞得晕头转向”被称之为心理战或者叫心战（在阿伦·班克的年代被称为心理战争）。

“帮助人民”通常属于民政事务。在特种作战的工具包里，这是一个和心战具有同样长历史的工具。介入民政事务可以有不少理由，其中包括简单的做好事，但它主要是军事模式：对你友好并体验到你的善意的人们，也许就不会对你的敌人有好感——不会帮助或者支持他们。

激烈争论的焦点是，“特种”部队最纯正的模式是什么——是像别动队或者突击队那样的、采取直接行动的规模比较大的部队，还是像杰德堡小分队和A级小分队那样的、更专门地从事训练当地的武装力量。

后来的结果表明，“最纯正的”是一个死胡同，最好的答案是“与上述一切有关的”。

从历史上来说，在常规战争和非常规战争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这两者的历史渊源都可以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早在耶稣生活的那个时代，自由战士就与罗马占领者进行了长期、持久的游击战。一千年之后，北欧海盗从海上或者河上展开突击队式的袭击。19世纪初，在拿破仑占领西班牙期间，西班牙游击队使法国军队对自己的征服行动感到后悔（西班牙人把这种形式的战争称为游击战，在西班牙语中的意思是“小规模战争”）。罗宾汉和他的人都是游击战士。T·E·劳伦斯是个半自由战士式的特种部队军官，指导当地的阿拉伯人摆脱压迫他们的占领军的斗争。

从传统的意义上说，抵抗运动、武装起义或者游击活动都起源于用其他方式无法从外国占领者手中获得自由的人们，或者无法从他们自己的实施高压或暴政的政府那里得到自由的人们——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在他1832年出版的《战争论》中提出了一个非常著名的论断：战争只不过是政治的另一种形式而已。

虽然善于思索的军事家们从来没有忽视克劳塞维茨这句至理名言，运筹帷幄的军事家在制定战略和战术的时候，却往往没有认真考虑这个问题的政治方面。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无非是把平民百姓看成障碍，或者看成支持者，或者看成潜在的威胁（“把他妈的那些老百姓统统给我撵走！”）。

近年来这些态度已有所改变。这种改变反映在最近非常时髦的用语“最终状态”中，例如：我们希望什么样的最终状态？我们怎样才能达到这样的状态？“最终状态”反映的是冲突结束后理想的军事和政治形势。现在仍然是这种情况：大多数军事领导人通常不会考虑到，他们的手下人怎么可能影响到政治形势，而政治形势反过来又会怎样影响战争的结局。

对于从事非常规战争的人来说，情况就不同了。特种部队的军人不仅要意识到他们的军事行动的政治含义，而且要意识到他们的政治行动的军事含义——实际上，他们必须意识到自己所做的事和所说的话，都可能对他们受命去帮助与指导的人们产生影响。成功远非只是达成军事目的。

这就是为什么心理战和民政事务历来是特种战争工具箱里的重要工具之一。这也是为什么灵活性、足智多谋和政治头脑对于杰克·辛格劳布、阿伦·班克以及其他杰德堡小分队的人来说是如此重要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许多政府终于发现，具有这些能力和相关能力的军队越来越有用处。他们是精确的工具，而坦克、大炮以及其他主战武器相比之下要愚钝得多——虽然它们的杀伤力强大得多。

换句话说：特种作战所针对的是用其他方法无法攻击的战略和战术目标。在一般情况下，战略和战术目标与敌人的重心有关（克劳塞维茨的另一个术语），而重心可以是物质的、心理的或者经济的。如果常规武器无法对付它……特种战争则有可能。

如果一个国家发现其自身不断需要这种力量，那么它就会把这些力量组织成特种作战部队。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人知道他们绝对不可能与德国军队面对面地决一雌雄。他们的特种部队目的在于给他们一个能与敌人打个平手的杠杆。

相比之下，德国人并没有采取打特种战争的办法。其原因至今仍是个谜。他们的军队被打败之后，他们没有组织游击队来抵抗盟军对他们国家的占领，这同样也是个谜。虽然德国人在苏联、法国、南斯拉夫、希腊和其他地方有丰富的反游击队的经验，而且亲自体验到游击队如何能使占领者感到头疼，但是他们并没有选择组织这样的活动。

这一点特别令人费解，因为德军指挥部对突击队的运用是最大胆、最有智谋的。例如，1940年，在比利时南方默兹河与阿尔伯特运河交汇处的埃本埃马尔要塞是当时欧洲最强大的要塞——地面上有装甲坚固的炮塔，被掏空的地底下是纵横交叉的坑道，由1200名军人把守。马其诺防线上的任何要塞都无法与之相比。如果德国人希望向西进攻，攻打运河上的港口，或者向南逼进法国，他们就必须拿下埃本埃马尔要塞。

一支由80名德国工兵组成的突击队在一名士官的指挥下，在模拟该要塞的场地上进行了6个月的滑翔机作战训练，然后乘9架滑翔机在埃本埃马尔要塞的屋顶上降落，实施了一次经过周密计划的攻击行动——这次行动的一个闪光点就是在战争中首次运用了聚能装药技术——结果是，这个固若金汤的要塞只花了30小时就被攻克。聚能装药技术的重点是爆炸效果，其目的是穿透装甲，现在这项技术在所有的反装甲和深度穿透型武器中已经得到广泛的运用。

但是在这次行动结束之后，这支工兵突击队又回到德国陆军的战争机器中。德国人没有看到反复使用一支常备的特种作战部队的必要性。

1943年，盟军入侵意大利之后，意大利人把墨索里尼赶下了台，并把他流放到一个位于山顶、戒备森严、与世隔绝的大饭店里。据说没有任何一支部队能够把他营救出去。进入那里的惟一通道是一条索道缆车。9月13日，另一批敢死队式的德国滑翔机突击队，在一位了不起的特种作战指挥官奥斯特里安·奥托·斯科曾尼的率领下，在离该饭店仅100码的地方着陆，击败了守卫部队，并调来一架小型菲斯勒-施托希飞机，把这个恶魔送进飞机运走了。

这支突击队后来又回到了自己原来的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