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尔·亚伯勒这样一个自称怪人、有很多新思想的人来说，军旅生涯并不是他理想的职业选择。奇怪的是，他出生于军人家庭；他父亲是一战中曾在西伯利亚作战并立过战功的老兵，精通俄语，退休时已是一名上校。比尔·亚伯勒并不向往军队生活。更加奇怪的是，他是一个非常敏感、非常聪明、喜欢艺术的年轻人。他喜欢绘图和绘画。这样的人有时候往往与军队的制度、死板的规定以及缺乏想象是格格不入的。

另一方面，年轻的比尔·亚伯勒认识到，尽管军队里偶尔有制度上的不合理，但他父亲的职业是崇高的，那样的生活可能既充实又有趣。更重要的是，他自己就是个军人。

1931年，亚伯勒参加了陆军。军旅生活使他获得了宝贵的经验，使他更加了解训练场上的人们。他在后来指挥特种部队时很好地利用了这些经验。

一年之后他进入西点军校。在那里他和同班同学特德·克利夫顿一起创办了一个学校刊物《西点指示器》。克利夫顿担任编辑，亚伯勒担任常务编辑，写专题报，绘制卡通漫画——这是一个终生陪伴他的实践活动。

1960年，亚伯勒从西点毕业。他从约翰·J·潘兴将军手中接过授予他的少尉军衔，被分配到驻扎在吕宋岛麦金利堡的菲律宾侦察兵第57步兵团。在去菲律宾前的那段时间里，他与在军人家庭长大的诺尔玛恋爱并结婚——不过家庭出身并不是他们惟一的共同点。他俩这一辈子都对远东的生活和亚洲的艺术情有独钟（在他们的北卡罗来纳家里，就摆设了许多来自亚洲的艺术品）。

在菲律宾待了3年之后，亚伯勒独具慧眼，发现了这支新部队的锋芒所在。40年代初期，这个锋芒就是从飞机上跳伞（还没有得到很好发展）。他是参与这一新型的、非常危险的战争形式的第一批志愿者。

伞兵使军队的机动能力大大提高，但这个代价也不小。运送伞兵的运输机很容易受到攻击，而且伞兵不可能携带过多的东西来满足支援与火力的需要。换句话说，空降兵部队的初期作战更接近于特种部队，而不像是步兵。

在他学到了伞兵的技能之后，空降兵部队的领导向他提供了一次机会，让他实践自己对象征符号的喜爱。

外界的人很容易忽视军队中众多的与体制有关的象征符号。资格证章、绶带、奖章、臂章——甚至特别的帽子、靴子或歌曲——在一个军人的认同感和荣誉感中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当然它们不是最重要的，但绝不只是华而不实的装饰品。意志坚强的人在某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旗帜或徽章面前，有时也会激动万分，说不出话来。

这并不是说，一个军人的服饰和佩戴，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东西。你要的是尊严，你不希望一个军人看起来畏首畏尾。在这里有一点炫耀并没有什么坏处。对此亚伯勒一直都有清楚的认识。“有特色的军装可以增加一个人的自豪感，”他写道。“你可以改变一个人，把他变为一个特殊的人。”

空降兵部队的首长注意到他在绘画与设计方面的才能，所以让他设计第一枚空降兵资格的证章也就不奇怪了。接着他们让银匠制作了足够数量的证章，颁发给第一批合格的伞兵。空降兵至今还佩戴着由比尔·亚伯勒设计的银翼徽章。

亚伯勒的才华不只局限在航空兵的银翼上。他后来又设计了特种服装：第一批伞兵皮靴就是一个例子——伞兵皮靴的含义对伞兵来说就像绿色贝雷帽对特种部队一样——他后来还设计了其他几种军用服装，有些服装进入了户外衣着专家L·L·比恩等人的服装类别。

在亚伯勒担任绿色贝雷帽部队指挥官的初期，他提出要把军用猎刀用作徒手格斗的有用武器，同时也要把它视为成就的象征。有一段时间，骑兵的马刀曾经起过这样的作用。陆军现在已经不用马刀了。在20世纪，它们已经不像骑兵时代那样实用。在亚伯勒看来，军用猎刀似乎是一个非常理想的替代品，因为它既有前沿的传统，又有英勇的含义。

亚伯勒的梦想是，把军用猎刀和绿色贝雷帽一起发给每一个新参加特种部队的人。在这把军刀的一面镌刻着这个士兵的名字，另一面镌刻着特种部队的格言“解放被压迫者”。

陆军从来就没有同意过这个想法——不过比尔·亚伯勒总是不断提出一些新的想法。

比如说电影。

1941年，比尔·亚伯勒成为新组建的伞兵部队的领导人之一。他学到了重要的一招，那就是如何让美国军方和美国公众相信这支很有战斗力、但仍让人有些疑虑的部队。

好莱坞帮了大忙。

1941年，美国雷电华影片公司（RKO）拍摄了电影《伞兵营》，影片中3个年轻人的角色由罗伯特·普雷斯顿、埃德蒙·奥布赖恩和哈里·凯里饰演。他们3个人都经过跳伞训练。因为让大明星冒险从飞机上跳伞是不行的，所以比尔·亚伯勒和他的伞兵同行们就当上了替身演员。这并不是一个令人难忘的电影，但它确实使得空降部队令人神往，吸引了陆军“老大”和公众对他们的注意。

后来，亚伯勒抓住了一个类似的机会。那是作家罗宾·莫尔亲自上门提出要写一部关于特种部队的小说。亚伯勒很赞赏这种想法，所以他琢磨写一本关于绿色贝雷帽的书，后来这本书被改编成一部由约翰·韦恩主演的非常卖座的电影。

《绿色贝雷帽》结果成了一部向美国公众介绍特种部队“加布里埃尔表演”的著作。

不过亚伯勒没有就此歇手。

还是在亚伯勒当小兵的时候，他就很喜欢军乐队。他喜欢那些老的进行曲以及军队歌谣对心灵产生的冲击。后来，在他当了特种部队司令后，他强烈地感到绿色贝雷帽应当有一首自己的激励人心的军歌。他把西点军校的乐队主管找来，请他写一首绿色贝雷帽进行曲。后来有一天，特种部队里有个叫巴里·萨德勒的年轻士官走进亚伯勒的办公室，开始演奏一首由他谱写的歌曲《绿色贝雷帽赞歌》。

神勇的战士从天而降

无畏地战斗面对死亡……

由此又引出另一件事情。过了不久，仍在服役的萨德勒士官在《埃德·沙利文的表演》中演唱了这首歌曲。它在观众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这首歌曲立刻轰动一时；后来它还被译成多种语言。对美国特种部队的热爱和尊敬迅速增加——比尔·亚伯勒不仅有了一首军歌，还为他的绿色贝雷帽取得了公关上的巨大成功。

现在他有了关于特种部队的小说、电影、军歌。他只要另外一个部件：特种部队的祈祷词——没有宗教色彩的话语，能够表达和规定特种部队军人与他们心目中的上帝进行交流的话语（在散兵坑里是没有无神论者的）。这个祈祷词应当能让他的所有官兵都接受，无论他们的种族和信仰是什么。下面就是他写的祈祷词：

万能的主啊，你是自由的倡导者，是被压迫者的希望，听听我们的祈祷吧。

我们特种部队的战士承认，在保卫人类自由的斗争中，我们依靠你的支持。

在保卫那些无力自卫，解救那些被奴役的人的战斗中，我们愿与你在一起。

让我们永远记住，我们国家的格言是：“我们信任上帝”；我们的国家期待我们获取荣誉。

让我们永远记住，我们永远不能给我们的信念、我们的家庭和我们的战友脸上抹黑。

请你给我们智慧的头脑、勇敢的心灵、强健有力的手臂，请用你的手保护我们。

我们为你而战斗，胜利的桂冠属于你。

因为你永远是一个王国、一种力量、一种荣耀。阿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亚伯勒不断进行跳伞训练，而且参加了实战——1942年11月对北非的入侵（这是实战中第一次动用美国伞兵部队）以及后来在突尼斯的行动。他所指挥的伞兵营在入侵西西里的时候，因“友军”的高射炮火而损失了23架飞机。后来他的伞兵营在意大利安其奥作战。他手下的士官保罗·B·赫夫是第一个获得国会荣誉勋章的伞兵。后来，他的伞兵营被空降到法国南部，从法国的里维耶尔到法意边境的滨海山脉一带作战。在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他在战场上被提升为上校，并被授权指挥在山岩崎岖的意大利沿海到热那亚一带作战的一个团级的步兵小分队。在这个过程中，他获得了一颗银星。

不过，早先他几乎断送了自己在军队的前程。

亚伯勒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对师长指挥的西西里大规模空袭提出了质疑，因为在那次空袭中，许多运输机被击落，同时还有巨大的人员伤亡。他的上司，当时的陆军少将马修·李奇维对于这个部下的直言不讳感到不快，解除了他的指挥权。所幸的是，李奇维的上司，陆军第5军军长马克·W·克拉克中将很赏识亚伯勒，从这个直率的年轻人身上看到了希望。克拉克让他临时担任参谋，后来把他调到另一个作战部队担任指挥官。

随着时间的推移，亚伯勒和李奇维成了好朋友，而且亚伯勒逐渐意识到，在下进攻命令时，李奇维那样做是必要的。这就像在诺曼底登陆那一天艾森豪威尔下命令时的情况一样。攻击行动必须有排山倒海的气势，尽管会有相当大的损失。这是每个指挥官所不愿意看到的——但是这给年轻的亚伯勒上了很好的一课。

战争结束后，亚伯勒被派往奥地利担任美军宪兵司令和维也纳宪兵司令。这是类似警察局长的工作，但也要和其他3个占领国（英国、法国和苏联）的地位与他相当的军官们合作。这是亚伯勒第一次接触到后来被称之为“民政事务”的工作。

四个占领国的正式任务是恢复法律与秩序。亚伯勒逐渐感兴趣的问题是：占领军会怎样干扰这个过程——例如，通过犯罪活动。为此，他开始进行一些统计研究，这项研究显示了哪些国家的人犯罪最多，以及这些恶行的性质。然后，他定期出版一个小册子，上面有显示谋杀、强奸、盗窃、纵火、黑市交易等活动的曲线。

调查的结果很有意思。俄国人的恶行最多，第二位是法国人，接下来是美国人，排在最后的是英国人。

这个问题的因素很多。在德国人和奥地利人统治下受害最深的民族，在保护德国人和奥地利人合法权益的问题上几乎毫无积极性。但是同样重要的原因是，占领军的品行如何与他们自己的表现有很大关系。经历过战斗的美国军队表现比较好，比较守纪律，可是那些来接替他们的部队到达之后，纪律开始涣散，犯罪率开始上升。

俄国人似乎根本不对自己的部队加以约束。实际上，亚伯勒的俄罗斯同行（他们后来成为朋友）告诉他，许多俄罗斯指挥官甚至不知道自己的部下在哪里，这是有点令人怀疑的。那些人的行径是对规章制度的嘲弄。

在这种情况下，亚伯勒多次采取措施约束美国部队。在他看来，维也纳不仅仅是一个被占领的首都，它还是一个重要的、充满政治考验的地方。这个考验的成功与否可能会决定欧洲大部分地区未来的政治走向。在他看来，美国应当派出代表自己国家美好形象的代表，这些人将起到一个正面的心理杠杆作用。

然而，当他向上级提出这方面建议的时候，他们明确地告诉他不要提。他应该像其他人一样，管好自己的人就行了——军队就是这样——其他问题让上级去处理。正如他所说的，这是个“老一套的回答”。

需要有一个新的回答：只能允许经过挑选的人进入那个舞台。在随后的年月里，对诸如越南、老挝、柬埔寨和泰国这样一些充满政治色彩的环境，他坚持的就是这种看法。

在维也纳（以及后来在东南亚），平民百姓对出现在他们中间的美国人寄予很大的期望。美国人有自己的身份和形象。他们代表了一个幅员辽阔，力量强大的国家；他们是去帮助当地人的。要想让老百姓的期望得以实现，靠军队的老一套做法是无法奏效的。

要完成这样的任务，“普通的”军人是不够标准的，需要“特种的”军人。

比尔·亚伯勒输掉了这个回合。可是这种想法却在他的头脑里扎下了根。

在随后几年里，他所走的是一名普通中级军官的发展道路，没有什么激动人心、可以大书特书的地方。1951年，他从英国的坎伯里参谋学院毕业，接着他作为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代表，担任参谋军官，在伦敦待了2年，参与筹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工作。在那里他结识了后来对特种部队的建设产生重大影响的罗杰·希尔斯曼，并与他成了好朋友。罗杰·希尔斯曼也是西点军校的毕业生，二战时期跟随梅里尔的掠夺者小分队在缅甸进行游击战争，后来成为美国国务院情报方面的负责人——在肯尼迪当政时期，担任国务院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成为肯尼迪的主要外交政策顾问之一。希尔斯曼是负责肯尼迪所关心的非正规战争问题的顾问。

离开英国之后，亚伯勒被调到美国陆军战争学院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2年。在那段时间里，他研究了包括游击战在内的各种可能的未来战争形态。为了这项研究，他访问了布拉格堡的特种部队。当时那支部队的负责人是埃德森·D·拉夫中校。拉夫是1942年入侵北非的第一批伞兵，也是一名久经沙场的老兵。在特种部队司令部，亚伯勒像贵宾一样听取了特种部队使命和作战能力的情况简介。尽管拉夫非常热情，可是亚伯勒所看到的情况并没有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打一场较大规模的战争，特种部队可能会对游击队产生一些影响，并使他们对我们的事业有利，但这只是敲敲边鼓而已。

1956年，他被派往柬埔寨，担任军事援助顾问团的副团长。他花了大量时间前往实地，和柬埔寨军队一起——这对他来说又是一次有很大启发的体验（他热爱柬埔寨）。在那样的环境中进行常规战争，从物质条件上来说是非常困难的，这是他的第一个印象；柬埔寨军人在那样的环境中能够生存和发展，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对此他说过如下一番话：

1956年，奇科莱拉将军和我都在军事顾问团工作。我们到东部省份去了好几次。有一次我们从金边出发去了邦美蜀，走的是一条当年法国人修建、如今已被丛生的植物覆盖的道路。一些已经锈蚀的机器还在路旁。我猜测，在边界两边的部队（共产党的和反共产党的）有过接触，但已经脱离了接触，因为在柬埔寨与越南的边界上，没有发生军事行动的迹象。可是一旦进入越南境内，大多数可能的通道都处于坚固防御工事的控制之下。

在这两个省的行动非常困难，尤其是在雨季。有一次我们就遇上了瓢泼大雨。

与我们随行的是一支由柬埔寨人组成的小分队，一辆四分之三吨的卡车、两辆吉普和一辆拖车。那里的天黑得很快，这是热带地区的特点；我们的道路逐渐被水淹没。我们的两边除了平地之外，什么也没有。我感到无计可施。我们不仅可能被水淹没，而且在一片泽国、没有任何地貌特征的地方，我们可能分不清东南西北，完全迷路。这也是不能接受的。

那该怎么办？

就在天黑之前，我们发现了一个小土丘——一个小山包——我们把车开了上去。雨水倾盆而下，劈头盖脸地浇在我们身上。我们找到一些能大致避雨的地方，把睡袋铺在地上，想稍事休息，等第二天早晨再想办法。

大约凌晨3点，我们听见我们来时的方向上有动静。很快我们就朦朦胧胧地看见雨幕中有一些闪光——沿着公路传来骡拉车发出的声音。

大约半个小时之后，一名浑身湿透的年轻柬埔寨中尉走上前来，敬了个礼，然后用法语问道：“我能帮你们什么忙吗？”

我们问：“呃，你是什么人？上哪儿去？怎么会上这儿来的？”

“我们要去边境哨所，”他解释说。“我们是从泥水中过来的。”

“你们是怎么做的呢？”

他做给我们看。

他们在一辆四分之三吨的卡车上装了一个绞盘，把一根绳子固定在树上，然后向前开25—30英尺。接着再重复先前的动作。他们这一路上采取的都是这种办法。

“你们在这儿过夜吗？”我们问道。“是不是要等雨停下来？”

“哦，不，前面有个更好的地方。我们到那儿去。”接着他问道：“要我们带你们一起走吗？”

“不，我们要等到天亮，”我回答说。

天一亮我们就出发了。水稍稍退了些，已经可以看清方向了。

大约向前走了10英里，我们来到那名柬埔寨中尉的营地。他把他们运到边界哨所去的东西都摊在那里。柬埔寨的军官们都脱下军装，换上了他们的“柬袍”（一种裹在身上的衣服），几个勤务兵在服侍他们。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们显得轻松自如……确实是很优秀的丛林和前线军人。

过了一段时间，我们终于到达了自己的目的地——边界哨所。这个哨所就像从前美国西部的一座小堡垒。它的四周有木尖桩，为的是防止当地土著山民。他们把这些山民称之为“山农”，而越南人则称他们为“山民”。每天早晨他们都要吹号，升旗。那些柬埔寨军人还到镇上去（很近），用锆石去换东西。就像我们当年西部开发时的士兵与印第安人换东西一样。到了晚上，他们就回到哨所。

我的感觉是，柬埔寨人能够成为了不起的非正规战争的战士，从事游击战争。

特种部队使命的另一颗种子种下了。

1957年，亚伯勒担任第7步兵团团长，部队从佐治亚州的本宁堡调到德国。不久他就被派到欧洲反情报中心……而后又被调到布拉格堡，担任特种部队的司令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