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估和审讯有关叛逃人员的情况，是反情报机构的另一项使命任务。美国方面为俄罗斯、中国、尼加拉瓜、古巴以及多个东欧国家的叛逃官员提供政治庇护。自2005年起，有多名伊朗官员（阿里·莱扎·阿斯格里、埃米尔·穆罕默德·什拉兹上校）叛逃，并向西方情报机构提供情报。相关内容已在第十一章介绍。

情报审讯能够通过叛逃人员提供的情报掌握政府部门（尤其是敌对国家情报机构）的人员配置、政策、能力和活动情况，以及叛逃人员在脱离原机构的活动情况。除了提炼有价值的情报外，负责审讯的人员还需要判断所获得情报的可靠程度。

在处理叛逃人员的过程中，审讯人员必须判断叛逃人员所掌握情况的来龙去脉。在出现情报枯竭时，叛逃人员可能会夸大或造假。审讯工作之所以具有极高的复杂性，就是因为很多叛逃者都会保留有价值的情报，以换取继续提供保护的承诺。

根据中央情报局一名前官员的介绍，1989年叛逃的原克格勃官员谢尔盖·帕普申（Sergei Papushin）“经过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的审讯，发现其掌握的有关克格勃反制美方措施的情报非常有限。对我们没有多大价值”。由于没有受到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的重视，谢尔盖·帕普申感到非常沮丧，但是又提供了一些情报并担保情报准确，以博取信任。这次他声称在中央情报局内部有一只“鼹鼠”。不过，“随着审讯不断深入，谢尔盖·帕普申捏造的谎言不断被拆穿。他供述的情况都经不起推敲”。

无法判断叛逃者的忠诚度，会导致在一个或多个国家的情报搜集行动陷入瘫痪：一是无端怀疑会损害情报官员的职业前途；二是会导致无法获得真正有价值的情报；三是可能会依据虚假情报进行决策或军事部署。1962年，克格勃官员阿纳托利·戈利岑（Anatoli Golitsin）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叛逃，加上当时中央情报局的反情报官员詹姆斯·安格尔顿（James Angleton）对内部间谍的长期怀疑，据此情报发起了一场发现鼹鼠的调查，毁掉了多名中央情报局官员的职业生涯，引起了对其他多名克格勃叛逃官员的怀疑，也导致了整个20世纪90年代中央情报局在苏联的秘密情报搜集行动陷入停滞。

在尤尔琴科案中，中央情报局的反情报官员和分析人员需要评估其究竟是后来改变主意的正常叛逃，还是苏联方面派遣的间谍。从1975年8月至1980年8月，尤尔琴科任苏联驻华盛顿使馆安全官，负责该使馆设施和苏联公民的安全、信息保密和审查外国旅客。1980年9月，他出任第一局K部门的负责人，直至1985年3月。他在这个岗位上负责调查有关克格勃人员的间谍嫌疑案件和有关该局的泄密案件。自1985年4月至7月，尤尔琴科任第一局副局长，该局负责在美大地区实施情报行动。

叛逃3个月后，尤尔琴科在苏联驻华盛顿使馆的一次媒体会上露面，声称自己遭到麻醉绑架，而后被美国中央情报局隔离在位于弗吉尼亚州的菲德里克斯堡的安全屋里。按照尤尔琴科的说法，他是利用了追捕者的“短暂疏忽”的机会逃走的。事实上，他是从乔治敦的一所旅馆走出来的，根本没有受到中央情报局看守人员的阻挠。两天以后，美国官员拜访了尤尔琴科，以判断其是否受到胁迫，然后尤尔琴科乘坐飞机返回莫斯科，并在当地举行了两个小时的媒体发布会。在发布会上，尤尔琴科和苏联官员指责美国实行“国家恐怖主义”。之后有关尤尔琴科被处决的消息被证明是失实的，当时他被目击行走在莫斯科街头。

尤尔琴科叛逃之后，美国官方分析了其叛逃的原因，如果尤尔琴科是最开始就计划了再次叛逃的间谍，那么克格勃应该是企图通过尤尔琴科收集有关中央情报局如何处理和审讯叛逃者，或者是让中央情报局难堪，并以此阻止其接受苏联的叛逃人员。里根总统和参议员帕崔克·莱西（时任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以及其他认为尤尔琴科所提供情报“过于陈旧”的官员，都认为尤尔琴科是苏联派出的间谍。

其他人则认为，尤尔琴科最初应该是一个正常的叛逃人员，但是后来改变了主意。尤尔琴科发生根本转变的原因中，妻子（驻加拿大官员）的反对、公众的关注以及对祖国俄罗斯的思念是一般苏联叛逃人员都经历过的，而尤尔琴科也非常渴望与家人团聚，尤其想念自己16岁的儿子。联邦调查局负责人威廉·韦伯斯特怀疑尤尔琴科假装叛逃回苏联，而且认定尤尔琴科已经向美国提供了有关霍华德和皮尔顿的情报。

1993年初，中央情报局局长罗伯特·盖茨称，中央情报局已经认定尤尔琴科是一名正常的叛逃者。盖茨表示，“这既是我的态度，也是在座所有人的态度。尤尔琴科是真诚投靠的。我对尤尔琴科的判断是，他提供了非常特殊的信息，其中有反情报领域的情报，非常有价值，因此不可能是苏联派遣间谍”。

近年来，中国、伊拉克和伊朗的相关案件也都说明，判断间谍叛逃人员是否真心投靠，评估间谍人员所提供的情报是否真实以及是否能够发挥稳定作用，都是非常有必要的。1995年，美国方面收到了一名主动投靠的台湾国安局人员提供的文件。此人自称是导弹专家，提供的文件中有一份是中国第一机械工业部于1988年编制的20页备忘录。该文件反映了导弹设计者和生产者名单、中国未来发展导弹力量的五年战略，还描述了中国和美国的武器特点。台湾方面将相关情报和这名主动投靠人员一并移送至中央情报局驻台湾情报站。

这名主动投靠者频繁返回中国，在前往美国后会带来更多的文件——超过700份共13000页。中央情报局的一个翻译团队被派往台湾翻译这些资料。同时有一名中央情报局的测谎专家用提问的方式对这名主动投靠者进行测谎，以判断此人是否为执行外国情报机构的欺诈任务。此人后被送往美国，由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判断整个行动是否为中国情报部门所主导。最后的结论是，此人很可能是双重间谍——不过他提供的情报中有一部分是真实的。

2001年，国防部情报局审讯了多名自称能够提供萨达姆研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情况的叛逃人员。其中一人告诉审讯人员一项所谓的“替代设施”项目，内容是利用国有企业建筑物、私人别墅和地下洞穴掩藏储存和生产设备。另一名叛逃者是伊拉克国民大会组织转移来的，他提供了有关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研发成果以及伊拉克支持外国恐怖组织的情报。中央情报局研判认为此人修饰并夸大了自己的情报条件。

美军入侵伊拉克前夕，伊拉克国民大会组织向美国情报代表移交了多名叛逃人员。在一份有关美军情报工作以及战争情况的报告中，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指出，经过国防部情报局审讯，伊拉克国民大会组织移交人员所提供的情报有真有假。该报告认为，入侵伊拉克后，国防部情报局报告称相关来源提供的情报“包括了各种信息，在质量、准确性和价值方面参差不齐。在某些个案中，相关来源所提供的情报能够印证其他情报，或者能够补充美军情报数据库的不足。但是其他渠道提供的信息几乎或者完全没有价值”。

一名代号为“弧线球”的叛逃者是发挥突出情报价值的叛逃人员之一，不仅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发挥配合作用，还提供了有关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活动的线索。此人最初叛逃至德国，由德国情报总局负责羁押。“弧线球”透露了伊拉克当时正在研发移动式的生化武器实验室。该情报印证了其他情报，并且被时任国务卿鲍威尔作为其2003年2月5日联合国演讲的重要内容。由于德国情报总局拒绝批准联邦调查局直接接触“弧线球”，而且谎称“弧线球”不会说英语而且反美，因此对其进行评估的过程非常艰难曲折。

尤尔琴科案件往事使人联想起，伊朗核武器科学家沙赫拉姆·阿米里（在第十一章中有过介绍）在2009年叛逃，后在向美国方面透露了伊朗核活动相关情报后于2010年再次叛逃。与尤尔琴科一样，阿米里声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对其实施虐待和刑讯，安排特工评估其叛逃的动机，并研判其提供情报的可靠程度。

最具戏剧性同时其最终结局也是最不幸的案例，是对一名能够成为间谍的人真实动机的误判，该人名为胡曼·哈利勒·阿布木拉尔·巴拉维（Human Khalil Abu-Mulal Balawi）。2009年12月30日，约旦情报总局将约旦籍医生巴拉维移送至美国中央情报局，并称其已经提供了“经过独立核实”的情报，而中央情报局方面确信其能够接近基地组织高级官员（其中包括艾曼·扎瓦希里）。在美军驻阿富汗霍斯特省的基地，此人引爆了自杀式炸弹。在一份事先录制的自杀视频中，此人声称已经将美国和约旦情报机构的秘密提供给了“激进分子”。此次爆炸导致了巴拉维本人及其他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联络官、基地指挥官詹妮弗·马修斯（Jennifer Matthews）、分析员伊丽莎白·汉森（Elizabeth Hanson）、3名中央情报局雇员以及一名约旦情报官员。一个调查小组研究认为，巴拉维是“未经彻底审查，也没有采取足够的安全防范措施”。在完成相关调查后，反恐怖主义中心内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反恐情报审查小组，主要负责参与对高风险/高价值的间谍的工作，评估其潜在风险。